“牛棚”之害与“大狱”之灾

看当代中国腐败批判“伤痕”文学

　　文革被全盘否定后，“迫害”成了文革的原罪，一些“翻身”文人们纷纷著书立说，控诉遭受“迫害”的愤懑之情，一时间，诅咒与妖魔化文革的“伤痕文学”成为时髦，最吸人眼球的当数被誉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了。

　　何谓“牛棚”?即为文革初期受到批判的走资派或知识分子们的居所。为了贯彻毛泽东1966年的“五七指示”，68年后，各地办起了 “五七干校”一些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或者知识分子们白天干活，晚上学习，意为改造世界观。工资待遇一律不变。在80年代的一次中央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曾一语道出蹲“牛棚”的真实境遇：“我和少奇，66年被打倒。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工作了。群众开批判会，做检讨。”

　　我没有读过《牛棚杂忆》，仅读过之序，之所以未读，除了感觉浪费时光之外，主要是因为亲身体验过“牛棚”——因为少年时代喂过牛。不仅如是，文革之初，一个“当权派”曾在我祖父家生活了两年——姑且也将我祖父的家也称之“牛棚”吧!

　　牛的本性是勤劳，憨厚，没有贪欲与邪念。鲁迅曾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也曾自喻“我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因此，人们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人喻为人民的老黄牛，如此，如果将心怀贪欲与邪念的人称之为“牛”，将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之为“牛棚”，实在是败坏了牛的名声，亵渎了牛的魂灵。

　　季先生在《牛棚杂忆》的序言中说：“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说是为人民立了功。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大都是勤奋工作，赤诚护党。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季羡林无愧于国学“大师”，巧妙地使用了“好人”，以区分于造反的“坏人”，还用了“莫名其妙”，是的，林彪不是好人吗?却莫名其妙的折戟沉沙了，刘少奇、邓小平不是好人吗?却被莫名其妙地打成“走资派”。戎马半生而大闹怀仁堂的“三老四帅”不是好人吗?却莫名其妙的被批为“二月逆流”。还有一大批“赤诚护党”而蹲过“牛棚”的“好人”，却遭遇了许多的“莫名其妙”!

　　好人也罢，坏人也好，终究也会死的——便是天运循环的铁律，于是，一代的“好人”与“坏人”们逝去了，又一代的“好人”与“坏人”们重生。

　　毛主席逝世后，文革成了十年浩劫，右派不反了，“四清”不清了，党风不整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取缔，天下的“好人”们再也不用看人民的脸色办事了，更不用说挂着牌子被批斗了，取而代之的是“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还有一个“不争论”。

　　然而，号称国学大师的季羡林毕生也没有弄通“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的国学警言，更没有领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国学古训，失去了管束与教化，即便是“好人”——也会变为坏人。

　　万事皆有因缘果报，私有化魔盒一开，失去了约束和监督的权力与资本媾合成奸，成了脱僵的野马，本应为人民公仆的群“牛”们吸私有化之灵气，哺“猫论”之精髓，一个又一个的蜕变为魔王，露出了狰狞面目，伸展出罪恶的魔爪，张开了血盆大口，在吞噬国家与人民财富同时，也噬食了自身的魂灵!

　　有谁能说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克杰就是天生的坏人?官至省长，副省长的胡长清、王怀忠就是天生的坏人?然而，就是这些“好人”却是莫名其妙的死去了。将这些“好人”们送上断头台的不是战争，不是天灾，不是病魔，不是车祸，而是邪恶的灵魂。

　　国家领导人的周永康不是“好人”吗?如果不是好人，怎么可能官居政治局常委?身负上将之衔的徐才厚、郭伯雄不是“好人”吗?如果不是好人，怎么可能官居军委副主席?这一批又一批的“好人”怎么就蜕变为坏人?却是莫名其妙的坐了大狱!

　　《国语·周语下》中的“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是无论人与社会，向善则犹如登山，需要一步一步攀爬，而向恶则如山崩之于一瞬，“先富论”横空出世，畜类价值观“猫论”当道，一时间，绝迹了几十年的黑社会、卖淫嫖娼、走私贩毒、坑蒙拐骗、制假售假、敲诈勒索、遍布于华夏大地!然而，有谁能说，这些害人者天生就是坏人吗?

　　魏则西不是“好人”吗?徐玉玉不是好人吗，杨改兰一家六口不是好人吗?却莫名其妙的死去了。当今的中国，实在有太多太多的“莫名其妙”!

　　突然间，我的脑海中跃出一个词：“救赎”，人类始祖使其罪过传至后代，致使整个人类都具有原罪，这种原罪和后天犯罪导致人间充满罪恶，而人类自己解救不了自已。由此，上帝大发慈悲，派遣其独生子耶稣降临世间，拯救人类。耶稣基督为了赎世人的罪，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宝血洗净世人的罪。人们为了赎罪得救，就要信仰祈求耶稣。

　　难道毛泽东不是在“救赎”吗?他早就预料：“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对话：“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就在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告诫：“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营营众生，扰扰攘攘，如溺海中，毛泽东以慈悲为怀，甘愿粉身碎骨，施民众与民主之法力，发动人民造邪念与贪欲之反，推崇干部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倡导民众斗私批修，期盼他的同行和子民们，转凡如圣，转恶为善，转迷为悟，尽力救济他们以便登上彼岸。实为用心良苦。

　　然而，如同“耶稣”，虽然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并没有使人类的罪恶得到救赎。毛泽东的“救赎”并没有阻止他的后继者们复活资本主义的邪念，也没有救赎得了贪欲的魂灵。

　　最近，朋友圈中流传着两则微信。一是说近几年中，从天津的市委常委到副市长，从政协主席到公安局长、检察长，又到区委书记、区长等各色官员一应俱全大都进了监狱。因而戏说原天津代理市委书记、市长黄兴国在监狱中组建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二是说截止2016年9月3日，军队落马将军已满90人，正好可以编制一个“将军连”。据各方媒体报道，从今年1月截止7月，全国累有16名贪官因惧东窗事发而自杀身亡。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的是清代有一个身犯重罪的囚犯，行刑前向狱吏请求，要求在死前能够见上母亲一面，最后一次喝母亲的乳汁。考虑人之将死，狱吏也以慈悲为怀，答允了这个死囚犯的要求。未曾想在这个死囚犯在临刑前一口咬下了母亲的乳头，并大叫没有你对我的溺爱，我就不会有今天，其母遂喷血而亡。

　　日月如梭，斗转星移，昔日的批判台化为了审判庭，“牛棚”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监狱，一茬又一茬的贪官，一个个曾炙手可热，权倾朝野的“好人”们在跨进监狱之门后，忏悔中纷纷抱怨没有领导提醒，没有监督，怨恨最多的是没有一个好老婆，是的，因为没有了“牛棚”，没有了“迫害”，老婆成为了最后一道防线，才使这些“好人”们一个个成了政治上的孤魂野鬼。

　　就是这个《牛棚杂忆》的羡季林，曾于1976年1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污蔑》的文章。痛斥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文章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污蔑。”

　　季先生在《牛棚杂忆》的序言中说：“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我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我如今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希望对读者会有点帮助。”

　　虽然，我没有读过《牛棚杂忆》，然而，重温季先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污蔑》的文章，再读《牛棚杂忆》之序，就足以证明，季先生总有一次在说假话，然而，不管他哪一次说的是真话，哪一次说的是假话，大师的人格分裂却是无疑的，原来，这个“国宝”充其量只是一件“赝品”!

　　“伤痕文学”诉的是“伤痕”，揭的是“伤疤”。没有了“迫害”，当然也就没有了“伤痕”，而剩下来的则是罪孽。一代的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为了一已私欲，前赴后继，走进了监牢，难道不是中国共产党队伍在建国之前与改开之后的真实写照吗?

　　时下的中国，赃盈恶贯，决疣溃痈，令上苍震怒，令人民饮恨，令先烈泣血，令民族蒙羞，令执政党汗颜，实为国之大殇!试问那些诅咒文革“迫害”老干部与知识分子的人们，此乃谁之罪?谁之过?倘若邓小平、季羡林地下有知，不知该作何解答?

　　那些说文革迫害老干部的执政者们，难道你们不该自省吗?那些诅咒毛泽东的贪官们，难道你们不该忏悔吗?

　　共产党的官员们，你们是选择蹲牛棚，还是选择坐监牢，请你们自己掂量吧!

　　二0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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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文：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

(人民日报 1976.01.24)(北京大学 季羡林)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这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们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说什么，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了。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气愤!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我是搞印度古代语文的，这种语文不能说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当时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这很适合我当时的心情。我尾巴翘得天高，连一点起码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了。至于世界观的改造，对于我来说，“只如秋风过耳边”了，回想起来，照这样滑下去，真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

　　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工人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大学。学校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在这时候，我的头脑开始有些清醒，多少有一点“自知之明”了。在这时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对于象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宣传队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有时候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而他们总是耐心等待，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思想反复。只要一有点进步，就立即予以表扬。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实则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导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