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晨：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提示：我之所以要把社会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叫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如下理由:主要是现实世界中的各色社会主义太多了，只是这些社会主义从骨子里已经不怎么再是赞成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他们那里不是或者不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能装得下去的垃圾桶。所以，我们就要恢复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所以干脆就叫共产主义了。

　　关键词：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智能机器、自觉的组织劳动的消灭进程。

　　总结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 我们会发现，加强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总是与强化人们的社会分工和创新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劳动协作方式相联系的。这符合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生产力发展的早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总是与各个时代人们分工发展的状况相联系的。社会生产中的分工协作本身就代表着人们在各个层次上的生产和劳动协作形式的创新，从而代表着从宏观到微观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

　　同样，共产主义生产在它需要加强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的地方，尤其是尚未充分进入机器生产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也是通过加强工、农、商业的分工，及工农商各自内部的分工，通过发展从宏观到微观社会生产各个层次上人们新的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劳动协作，来发展社会总的生产效率的。这相当于资本主义从比较分散的生产进入到工场手工业较集中的生产阶段。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增加社会总的劳动量上，它最终还是要通过人们的生产和劳动协作，充分发掘公共劳动分工协作集体的集合的力量，来提高单位劳动时间公共产品的生产效率加大公共产品的生产。

　　而这就涉及到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了。

　　在这里，共有制下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可以按需要按计划自由调配的性质，无疑是对人们各种共产主义新的生产和劳动协作方式在各个层次上的迅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相对私有制私有劳动无可比拟的空间和基础。共产主义各个行业内部及其之间的组合方式，都是在共产主义共有制和公共劳动可以自由调配的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只要是它们作为一定的生产或劳动协作方式形成并发展起来了，它们结合所形成的集体集合的力量对生产率的放大作用就一定会体现出来。这时人们会发现，生产同样的公共产品，人们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实际比以前是大大的减少了，所谓1+1+1大于3。

　　而只要是通过提高公共劳动的生产效率，在不断减少人的实际劳动时间条件下所进行的依然可保障充足的公共必要产品供给的生产，就是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在前工业化的共产主义经济体，都是像上述那样通过加强公共劳动中的分工协作这种形式进行的。在这种前工业化的经济体，它们加强公共产品的生产，无一不是一方面加强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和一方面加强对公共劳动分工协作的社会集合力的发掘，来加强的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其实是两种公共必要产品生产形式的紧密结合(可以比照参考《资本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部分)。

　　而一当工业化完成机器工业建立起来，随着机器自动化生产的逐渐普及应用， 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和通过发展分工协作的社会结合的力量的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就要逐渐让位给机器自动化生产，和与机器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分工协作的继续调整这两者所体现的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在前工业化的经济体主要是靠分工协作进行的。而在工业化后的经济体，其基础则主要是靠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机器自动化生产进行的。在这里，分工协作的继续调整，只是社会生产根据新的机器发展状况的调整。因而，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的最终形式，就是通过机器自动化生产所进行的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

　　机器自动化生产，在过去我们叫工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今天随着现代通信、电脑、互联网、物联网、卫星定位技术、机器人、3D打印，以及这些技术的结合的发展，一切毋宁说是机器自动化生产。

　　我过去说过，工业革命是人类利用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最终否定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样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革命，是消灭劳动和资源的革命。物质生产中，人本身就是工具，而工具本身就是人，是对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延长和替代。而工业革命中，最终否定和替代人类劳动否定人本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文明创造工具，就是工业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机器和机器系统(否定自然界这个自然产生工具的，是农业耕地、化工厂等)。

　　马克思曾多次引用尤尔博士《工厂的哲学》中的话说：“机器发展不变的目标就是减少和消灭人的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的开篇说，机器之所以叫机器，不能仅仅说是因为机器用自然力代替了人力。自然力代替人力古已有之。比如畜力、风力、水力古代就已应用。机器之所以叫机器，主要是因为机器已经有可以高效代替人的双手工作的工作机，是外力(人力、后来最终是自然力)推动机器的工作机这种人工装置，能够同时代替许多人的双手自行使用各种工具，以比人手更高的效率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稳定的产品。这就是说，机器之所以叫机器，也已不仅仅是因为它扩大了人的劳动能力。扩大人的劳动能力是以往所有时代所有的文明创造工具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但机器已经不仅仅如此，它主要的是已经可以代替人操作工具和进行工作。所以说，机器实质上是可以替代人类劳动的机械，是人类文明创造工具延长和否定人本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最高的发展形式，是代替人类劳动意义的真正机械化了的人。这就是机器的本质。而现在公认，工业革命是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革命(马克思的本意是，机器同时在工厂内抢工人的饭碗，在市场上抢与个体手工劳动联系着的小生产者即小资产阶级的饭碗)。这个革命在过去，被很多人误以为只是具有18世纪的意义的事情。而实际上，这个革命是到今天也依然没有完成的一整个历史过程。

　　也就是说，机器是发展的。

　　马克思的时代，机器还只是可以替代人在劳动中手脚的杠杆作用和动力源作用。那时候的机器系统还是很死板的，它对人手的替代也还只是能做一些比较单一的重复性的动作。这类机器后来发展成成套的生产线，但也只是适应于一些高度标准化的比较单一品种产品的规模重复性生产。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机器系统，总体还是很机械的，还很不灵活。

　　到今天为止，人类已经发明了电脑，并且现在已经向智能机的方向发展(互联网对智能机的定义：具有感知、识别、推理、学习等能力，能处理定性的、不完全不确定的知识，能与人类以自然语言、文字及图形图像通信并在实际环境中有适应能力)。“1914年 美国人乔治•德沃尔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的机器人(即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机器人)…这种机械手能按照不同的程序从事不同的工作，因此具有通用性和灵活性。”(互联网)“1959年 德沃尔与美国发明家约瑟夫•英格伯格联手制造出第一台工业机器人。随后，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机器人制造工厂——Unimation公司。由于英格伯格对工业机器人的研发和宣传，他也被称为“工业机器人之父”。”(互联网)

　　目前，世界上工业机器人已经大规模应用于工业生产和仓储物流。

　　也就是说，今天的机器已经有了它自己的中枢和外围神经系统，已经可以按照预定的工作程序甚至自动编程代替人脑在生产生活中的很多程序执行功能自动工作。并且甚至已经可以根据各种不同的特殊需要对多品种产品进行灵活的高效按需生产(即所谓柔性生产)。

　　这就是说，机器今天已经发展到了智能机器的阶段，即机器人的阶段。不管是代替人手还是代替整个人的工作功能，它都已经可以真的像人一样越来越独立灵活地工作了。或说，现在的机器已经发展到了更加接近于真正代替人类劳动意义的阶段。

　　不光如此，实际上随着现代通信、互联网、物联网、卫星导航定位、3D打印等技术与机器人技术结合的发展，人人互联、人机互联、机机互联，已经愈来愈使人类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发展成为集认识工具、交往工具、物质生产工具、生活工具为一体的覆盖广泛触角遍布的智能工具系统。这个系统不但是在人们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大化的扩展着人们的劳动能力，并且已经是在实实在在地代替消灭人们的劳动和方便着人们的自由生活了。未来的智能工具系统不光能自控生产，还能生产调度，不光能生产调度，还能总管人们的生活，是总管生活和自控生产的统一。

　　——与人们物质资料的研发、生产、消费过程相关的社会生产活动，无非几个方面：一是与科技有关的认识活动，一是与交换交往有关的社会交往活动，一是物质生产活动(即生产劳动)，再就是包含着消费活动的自由活动。

　　相应的，包含着消费活动的与人们的生活水平高度统一着整个社会生产力，就同时由这个社会的认识能力、交往能力和物质生产能力这三个方面所统一规定。

　　我们前边说过，社会生产力在它发展的前期，无不是靠人们的社会分工发展的。由于分工，有人专门从事交往交换，从而形成邮政、商人、商业、市场;有人专门从事生产，生产内部还进行着逐步细化的分工——工农业的分工，工农业各自内部又有分工;有人专门从事科研，还各有专门的课题方向。这样由于分工，人们就既同时发展了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物质生产能力、认识能力，总之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当然，这里同时还包含了他们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发展。在人类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还不能根本的代替人类本身的活动的时候，在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人们通过社会分工提高社会生产力，这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而一当上述智能工具系统开始建立和成熟起来，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它就要逐渐的消灭人们的分工和最终要消灭人类的劳动了。由于互联网等即时社会交流交往能力的发展，由于信息和知识共享平台体系的建立成熟和发展，科学认识领域的分工就会逐渐消亡。所谓专家学者相较普罗大众在认识领域将越来越不再占据优势，届时科学将是大众的事。商人、商业、市场、邮政，这样的中介交往，将不复存在。继之而来的是人与人、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直接交往。由于智能工具系统的发展，人本身逐渐不再作为中介交往工具和物质生产工具存在，商业等中介劳动、生产性劳动、和很多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交往有关的管理劳动也将趋于消亡。当然，这是个逐步的过程，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也是个有组织的过程。

　　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生活工具系统的任何的进步，它首要的结果就是直接地减少着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劳动和劳动时间，提高着人们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能力。

　　共产主义条件下，公共必要产品(相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原本就是为所有社会成员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和自由生活服务的。共产主义劳动是种公共劳动，这种公共劳动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工业革命问题上的那种严重对立的状态。在继续发展着的工业革命中，机器自动化生产技术的任何的进步，都首先是直接的减少着人们在公共劳动中的公共劳动时间，和尽可能的延长每个人劳动外的自由生活自由活动时间。机器生产越发展，社会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每个社会成员可享受的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和相对于劳动这一并非自由的自由活动就越多。

　　所以，发展机器生产，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是合于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的，因而是合于共产主义生产的目的的。共产主义生产的目的，除了人们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说到底就是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并且，也只有共产主义的这种生产关系，才可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推动智能工具系统的发展和最终完成工业革命所赋予人类的最终消灭劳动的历史使命，使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提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解决最终完成。

　　而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业革命消灭劳动实现人类从劳动中解放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机器和资本结合为资本利益服务的情况下，智能工具系统的这种发展总要遇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障碍。

　　首先，资本在一定时期积极利用技术进步，在另一个时期又搁置技术进步，都是为了取对剩余价值生产有利的情况。而对靠出卖劳动力糊口的雇佣劳动者来说，他们必然又要反对智能工具系统对其饭碗的争夺。因为智能工具系统虽然本来是节省劳动者劳动时间的条件，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却是大面积消减人们就业机会的条件。资本主义条件下，智能工具系统任何的发展，都必然以损害劳动者的生存条件为条件。所以，智能机器虽然是美国人首先开发的，但并不是美国发展的最好。当然，只要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谓工业4.0，或者以后的5.0——智能生产系统的普遍化就不过是少数专家学者的美好愿景而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就要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不是旧的生产关系在强烈的对抗中得到解决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从而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工业革命完成消灭劳动的任务，就是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进程进入一个相对的停滞的状态。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使然。

　　而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正是资本主义这种对抗性生产关系的最终解决。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这种矛盾，只有在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关系中才可以真正解决。比如中国工业革命的情况，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工业机器人消费比例最高的国家，同时土地正在加紧流转，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正在加速进行。这两个运动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在未来的某个阶段，使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共产主义公共劳动重新复活。当然，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复活。

　　所以，共产主义绝不是某些人脑子里想象出来的什么乌托邦，它实际是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矛盾的必然结果。

　　迄今的共产主义经济体虽然都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首先在比较落后的前工业化国家建立的。这看似好像并不具有现代共产主义的典型意义，但实际从它有异于资本主义在严重的社会对抗中推进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进程，从它消除了这种对抗性矛盾，把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进程转变成一种人类社会的自觉的组织过程来看，它倒更加凸显出共产主义在推动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进程上的典型意义，因而是标准的共产主义。

　　在苏联东欧共产主义体制瓦解以后，人们开始怀疑落后国家共产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的确，在这些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如果仅仅考虑其落后的生产力本身，那么私人劳动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在这些国家确实是尚有其历史合理性的。然而如果把这些国家放到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下，让它面对已经工业化了的世界和已经帝国主义化了的强大的国际资本，在工业革命的自觉赶超工作中，这时私人劳动对积累的低效和它的无法按计划调配性，工业革命前社会个体小生产对社会化大生产趋势的障碍性，就已经使它失去了它的历史合理性了，起码是总体的失去了它的历史合理性了。这时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因为它的可高效调配性，它既作为人们的公共生存手段，又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自发性的共产主义新型社会发展自觉组织工作手段，就有了它必然的历史合理性。

　　——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础性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对自身历史实践的正确认识，它的诞生标志着人类进步盲动的自发的状态的结束，和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时代的开始。这样，在这个时代抛弃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线性历史发展观，根据有知自觉地组织好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类进步，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现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打扮成经济决定论的线性史观，宣扬像中国这样的原本落后国家只有走资本主义的老路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可以最终达到共产主义。这实际是对革命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倒退甚至背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尊重客观规律基础上的主体对客体的自由。但在主体已经取得对客体自由的条件下——所谓自觉时代，规律的表现形式和它早先在非自觉时期旧的表现形式是一定不会一样的。这就像电力规律的表现形式，在人类的运用中和它在自然界中自然的表现形式天差地别一样。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历史规律在人类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新实践中新的表现形式，就是共产主义和它的公共劳动。奴隶的封建的资本的表现形式作为旧的东西，这时就和电力规律在自然中的存在形式一样，没有了任何实际的存在价值(新唯物主义)。

　　斯大林毛泽东后，唯生产力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泛滥，不过是一再说明了在马克思以后，只有马列毛主义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列毛主义，才在为全世界指明了共产主义道路的同时，为全世界工业革命落后地区给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新型的完整的共产主义工业化道路。

　　下面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做个延伸和总结。

　　共产主义时代，为了保障公共产品的供给，人们总是要首先适当地加强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然后为了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而发展相对必要产品的生产;随着劳动在深度广度上的发展，在新兴行业适度地加强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在成熟的老行业积极发展相对公共劳动的生产。一方面是社会总劳动需求量的不断减少和人们自由生活量的不断增加，一方面是劳动需求量从老行业向新行业不断地转移。

　　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生产力的提高中，先是要在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中充分的挖掘人的劳动力和劳动效率，后是在保持充裕的公共产品供给的条件下，在相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中解放人的劳动力，或是二者的参差结合： 老产业加强相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不断地解放人的劳动力，新产业维持一定的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适当地投入一定的劳动力。再然后就是发展自动化的柔性生产了，逐渐模糊不同产品生产的界限。

　　在这里，在绝对公共产品的生产中，绝对公共产品的产出量是与社会生产它所投入的社会劳动量成正比的，投入的社会劳动量越多，得到的公共产品就越多，反之越少; 在相对公共产品的生产中，随机器生产的发展，同样的公共产品量，生产率越提高投入的劳动量就越会减少。

　　所以，在两种公共产品或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中，在刨除了补偿劳动者所消耗劳动的个人必要产品后，真正能不断增加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量的，还是相对公共产品的生产。

　　如果说公共产品总量代表社会总生活量，那么公共必要产品的总量所代表的正是社会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总量本身。

　　人们可实现的自由生活量的多与少，总是与当期可生产的公共必要产品总量及其在总公共产品中占比的多少有关系的。公共必要产品的量在总公共产品量中的占比越大，社会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口——当期的非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总量就越大，人们从劳动中解放的的程度就越高。当然，这里的生活量已经是人与自然关系意义上的那个生活量，已经不再或越来越不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关系意义的那个生活量。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量与生活量的问题已经逐渐重归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参见我的《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