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路：浅议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

　　毛泽东同志一生反对贪污浪费，倡导廉洁奉公，始终把反腐倡廉摆在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盛衰兴亡的重要位置，对党风廉政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反腐倡廉思想。可以说，反腐倡廉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深入探讨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并把握其实践特色，不仅有利于启发人们对反腐败的一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更有利于现时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持久开展。

　　一、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思想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

　　(一)马列主义廉政思想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

　　随着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和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投入工人运动，在运动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建立清正廉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公仆理论并确立了公仆理论的原则，这为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许多重要廉政思想构成了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其一，关于精简机构、厉行节约的思想。列宁在《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中说:“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精简我们国家机关,我们必须厉行节约,能够节约多少就节约多少。”(《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66页)其二,关于从严治党的思想。列宁曾强调，执政党要善于纯洁自己的队伍,“宁可数量少些,但要高些”(《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0页)他说:“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6页)其三,关于党员犯罪,加重判处的思想。列宁曾明确指示:“加重法庭对共产党员的判罪。”他曾“向所有各省委会重申,凡有一丝一毫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将开除出党”。“通令司法人民委员部(抄送各省党委),法庭对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凡不执行此项规定的人民审判员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应予撤销职务。”(《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3页)其四,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思想。针对党内逐渐滋生并蔓延的官僚主义、营私舞弊等现象，列宁在1919年发出在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号召，指明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反对官僚主义的艰巨性。列宁警告全党:官僚主义已经成为群众对党产生不满的最主要的根源之一，“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52页)

　　马克思、列宁这些思想观点不仅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直接思想来源,而且为它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所以伟大且为后人称颂不已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能够“廉洁奉公”。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他还指出，这份遗产是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出来的“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页)

　　毛泽东本人十分重视吸收中华民族传统廉政文化的精华，同时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改造,“古为今用”，赋予它崭新的内容。如,他把“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改造成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把任贤使能的用人之道,改造为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把“重义轻利”、“克己复礼”的价值取向,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克己奉公”“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价值观;把“政者,正也”和“身正”“正人”的道德示范,改造成为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以身作则的先锋模范作用;把“为政以德”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义改造成为共产党人必须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的党性锻炼的具体内容。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廉政文化正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重要的来源和形成的基础。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还继承了孙中山的“公仆”、“服务”思想，剔除了其中的英雄史观成份，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出发，始终把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厉行廉洁政治，作为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基本方针。

　　(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在指导实践中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故此，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反腐倡廉建设问题即已摆在了面前。从革命的任务来说,就是要推翻腐败的剥削阶级统治的旧政权,建立廉洁的新政权,就是要改造旧社会,建立没有阶级剥削、没有腐败现象的新社会。从党的自身建设来说,就是要建设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斗争，这个努力和斗争的过程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和完善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成了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反腐倡廉建设就成了防止干部腐败、巩固政权、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大事。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几十年里,一直坚持不懈地厉行廉洁政治,在反腐倡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并成功地进行了50年代初的整党整风运动、“三反”斗争。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反腐倡廉思想。

　　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来探寻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笔者以为，可分为三大阶段：孕育于井冈山时期，成熟于延安时期，发展于建国前后。

　　(1)孕育于井冈山时期

　　在井冈山、中央苏区时期形成的官兵平等、教育为本、建章立制、依靠群众的工作思路，坚持身正反腐、思想反腐、依法反腐、民主反腐相结合的工作方法等，为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①身正反腐，树立廉洁榜样

　　实行官兵平等，不搞任何特殊，树立廉洁榜样，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中央苏区时期开展反腐倡廉的主要方法。从三湾改编开始，毛泽东同志就废除了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平等。

　　在井冈山艰难的岁月里，毛泽东同志与将士们同吃、同住、同生死、共患难，以自己艰苦奋斗、清贫廉洁的品质为井冈山军民树立了榜样。廉洁奉公，厉行节约，不搞任何特殊，既是毛泽东同志对自身的要求，也是他对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要求。在中央苏区经济困难的形势下，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所有党政干部都没有薪饷，每月只有少量伙食尾子当做零用钱，还要自带干粮去办公。毛泽东同志的生活可以说比一般工作人员还要俭朴，粮食定量也只是普通战士的四分之三。为了节省一切开支，充实战争经费，毛泽东同志提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苏维埃干部形成了“十带头”、“四模范”的优良作风。“十带头”就是带头学习政治、军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带头参军参战;带头生产劳动;带头执行勤务;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约粮食支援红军;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带头慰劳捐献;带头集股办合作社。“四模范”就是做扩大红军的模范、干部作风的模范、土地革命的模范、经济建设的模范。由于毛泽东同志和广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榜样作用，中央苏区迅速掀起了一场以节约粮食、反贪污浪费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的节省廉政运动。

　　②加强政治教育，提高廉洁意识

　　加强政治教育，纠正错误思想，提高廉洁意识，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中央苏区时期反腐倡廉的基本方略。毛泽东同志在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路线，妨碍极大。”毛泽东同志将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概括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他认为个人主义的享乐思想是当时比较突出的一种错误思想，指出“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如果任其发展将会严重影响到党和军队的纯洁性，因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对这种封建腐朽思想，毛泽东同志认为：“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对此，井冈山、中央苏区开展了包括纠正错误思想、提高廉洁意识在内的政治教育。

　　井冈山时期举办了多期党团训练班，对党团员集中进行了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性教育和党的基本理论教育。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党团训练班的工作，经常抽空到训练班去察看，并亲自给党团训练班的学员讲课。毛泽东同志在其起草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目前基本训练工作，应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古田会议后，中央苏区也办起了许多党校、红军学校、苏维埃学校以及其他干部培训学校。毛泽东同志亲自拟定了十项教育内容和十八项教育方法。这十项教育内容，包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时事政治和党的方针、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等。十八种教育方法，包括办党报、政治简报、编教育同志的小册子、个别谈话、开展批评、召开各种会议、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锻炼等。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接受新党员必须具备五个条件：①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②忠实;③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④没有发洋财的观念;⑤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措施，有效地提高了党员、战士的思想觉悟、政治觉悟、拒腐意识。

　　③严肃党的纪律，建立廉政制度

　　反对官僚主义，严肃党的纪律，建立廉政制度，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中央苏区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内容。苏维埃政府中最容易出现的弊端是官僚主义，这是由苏维埃政权机关的性质决定的，由于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就容易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使苏维埃走向它的反面，最终腐化变质。毛泽东同志清楚地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强调指出，要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整顿党的作风与纪律，加强制度建设。“‘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垒森严、步伐整齐的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毛泽东同志号召“各级苏维埃机关和广大工农群众，一致的与官僚主义作最坚决斗争，来肃清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驱逐不可挽救的官僚腐化分子，以巩固工农苏维埃的政权，同时创造苏维埃新的工作作风”。1932年，因贪色贪财致死人命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被判处死刑。这是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被处决的腐败分子。1934年，又对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三个贪污分子判处死刑。毛泽东严惩腐败，执法如山，受到了中央苏区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缩小行政区域划分，对于防止官僚主义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1月的第二次全苏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的民主精神还见之于其行政区域的划分。苏维埃取消了旧的官僚主义的大而无当的行政区域，把从省至乡各级苏维埃的管辖境界都改小了。这是什么意义?这是使苏维埃密切接近于民众，使苏维埃因管辖地方不大得以周知民众的要求，使民众的意见迅速反映到苏维埃来，迅速得到讨论与解决，使动员民众为了战争为了苏维埃建设成为十分的便利。”加强制度建设，可以从源头上防止官僚腐败现象的滋生。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参与制订了《井冈山土地法》，指导并草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农兵代表组织法，组织开展了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即“九月洗党”，从制度上、组织上保证了党的纯洁性。

　　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制度建设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统一财政，克服各级苏维埃政府自收自用、各自为政的现象;第二，统一会计制度;第三，建立巡视制度与检查制度，检查地方苏维埃的工作，消灭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和消极怠工。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了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签发的我党第一个反腐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第二十六号训令。根据第二十六号训令，查出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其中有送法庭制裁的，有开除职务的，有给予严重警告、警告处分的。这些严肃的纪律和果断的措施，有力地震慑打击了腐化堕落分子，教育了广大群众，密切了党、军队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④深化群众监督，保障人民权利

　　广泛实行民主，深化群众监督，保障人民权利，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中央苏区时期反腐倡廉的根本措施。实行民主，是反官僚腐败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中央苏区实行的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

　　在军事民主方面，红军提倡“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毛泽东同志认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政治民主则直接体现在苏区的选举运动中。中央通过了选举法，各级都成立了选举委员会，苏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毛泽东同志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在经济民主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毛泽东同志主张由红军士兵自己管理伙食、财务。

　　井冈山、中央苏区能够在我党历史上树立起廉政建设的丰碑，重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同志创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反腐倡廉民主监督机制。“三湾改编”后，军队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军官要接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以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毛泽东同志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加快了民主监督步伐。在中央苏区除设立党的监察机构、苏维埃政府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实行了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督、组织监督外，还广泛实行了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民主监督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健全代表会议制度;二是加强舆论宣传监督;三是号召群众参与政权管理。

　　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工农群众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中央苏区建立了由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及群众法庭四部分构成的群众性监督组织。突击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群众反腐败监督机构，其任务是监督和检查苏维埃机关和国家企业对政纲政策执行得是否正确、工作计划是否完成、参战程度如何、是否有官僚腐化、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轻骑队是在团组织直接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监督组织，其任务是监督、检查苏维埃各机关、企业及合作社组织内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消极怠工、行贿等腐败现象。工农通讯员是不脱产的群众监督员，他们的任务是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检查，遇有上述机关和人员违法失职、贪污浪费、违反政策及侵害群众利益等行为时，有权负责搜集材料，经所属机关审查后，以通讯的方式向监督机关报告。群众法庭是监察部依靠群众反腐败、进行廉政建设的特殊群众组织，群众法庭有判决开除工作人员、登报宣布其官僚腐败罪状等职权，但涉及刑事案件，则要由苏维埃法庭审理处罚。

　　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中央苏区时期开展的反腐倡廉实践，克服了当时革命队伍中领导层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恶劣作风，纯洁了党的队伍，密切了党群、政群关系，保证了各项繁重艰苦的斗争任务的完成，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政权，树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政权的良好形象，也为今后党的政权建设和廉政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成熟于延安时期

　　经过井冈山、中央苏区时期艰苦岁月的磨炼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不屈不挠的战斗洗礼，毛泽东同志治党治军的谋略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之后的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重要阶段。此阶段，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亦日趋成熟。

　　1937年9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设在延安。在此后的10余年间，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的总后方，边区政府成为我党领导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试验田”。由于这一时期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所以毛泽东能在这里集中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也在这个时期逐步形成体系，其主要标志是：

　　①在政府的廉政制度建设上，毛泽东开始了进一步探索，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民主制度。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纲领性文件和法规以及“普选制”、“三三制”等民主制度，在这些文件、法规和制度中，对廉政问题都作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如《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的第十一条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第八条都是专门针对廉政问题而制定的。由于边区政府实行廉洁政治，所以边区民主空气浓厚，人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到处充满着奋发有为、积极进步的盎然生机，它和国民党统治区萎糜颓废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正因为如此，陕甘宁边区代表着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延安宝塔山下。

　　②为了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毛泽东还亲自处理过黄克功逼婚杀人等案件，发动并领导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整党整风运动，克服了党内严重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抵制了人们从国统区带来的一些腐朽生活方式和腐化作风，从而保证了党的思想和组织的纯洁性，也保证了边区政治的清明廉洁。

　　③毛泽东在理论上对廉政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从而形成了他的反腐倡廉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在延安撰写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其中许多都论及廉政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文中，毛泽东比较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是廉洁奉公的模范”以及“精兵简政”、“用民主制度保证廉政”等观点和思想，从而比较完整地形成了他的反腐倡廉思想的科学体系。

　　(3)发展于建国前后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在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在全国执政的严峻考验面前，毛泽东对反腐倡廉问题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在理论上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论述，使他的反腐倡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其主要标志是：

　　①在理论上毛泽东提出了反腐防变的思想。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在《报告》最后一部分，毛泽东高屋建瓴地系统阐述了关于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和反腐防变的思想，号召全党要克服骄傲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永远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科学预测了无产阶级执政后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深刻论述了克服这些危险的方法，揭示了反腐防变的深远意义，为全党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指明了方向。建国初期，毛泽东撰写了许多文章、书信等论述廉政问题，使他的反腐倡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②在廉政制度建设上，毛泽东开始了全面探索。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制止一切歌功颂德现象。建国之初，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在其中的第18条，明确规定要“严惩贪污”，这就把廉政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写进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中。1952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4次会议批准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该《条例》对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等罪行，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规定了明确的处理办法。以上这些规定、法律条文以及条例，对反腐倡廉斗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保证作用。在以后的实践中，毛泽东虽然过多地强调用群众运动的办法解决廉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制度建设，但他在建国前后所进行的这些探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我们党后来制定一系列关于廉政方面的政策、条例和法规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③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地运用和发展。建国之初，毛泽东高度重视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他发动并领导了大规模的全党全军整风运动、整党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以及禁烟禁毒和取缔卖淫、赌博等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使旧中国的种种污泥浊水在短短几年间便被荡涤干净，新中国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二、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它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反对贪污和浪费，用民主制度保证廉政，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和反腐防变以及精兵简政、勤俭建国等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毛泽东认为，为人民服务和为政清廉是辩证的统一，要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就要在政治上保持廉洁作风，而只有坚持廉洁政治，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他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他还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在1944年作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向张思德学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生死观。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全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更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他多次强调指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他把是否为人民服务作为衡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称职与否的标准和行为规范。

　　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它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新型人民政权性质的科学总结、提炼和升华。它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其宗旨只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决不允许利用人民所给予的权力谋求任何私利。因此，以权谋私、贪污浪费等腐败行为都是与此所格格不入的。相反，为政清廉、廉洁奉公才是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应具备的本质特征。正是在毛泽东这一科学思想指导下，我们党才形成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建立了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成立了一个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模人物。

　　(二)关于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和反对贪污浪费的思想

　　在毛泽东的廉政思想中，有关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和反对贪污浪费的论述最多，这是他一生都始终强调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他的反腐倡廉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其论述之深刻，见解之精辟，至今还有使人振聋发聩的作用。

　　毛泽东亲眼目睹过中国封建社会行将没落时的种种丑恶和腐朽现象，也亲身感受过国统区“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的黑暗与腐败。他曾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愤怒指出：“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者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他大声疾呼：“为挽救国家崩溃之危机起见，亟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由于他对旧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所以他决心要“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在如何厉行廉洁政治，勤俭节约，反对贪污问题上，毛泽东有许多深刻论述。

　　他从党的宗旨和人民政权的性质出发，要求历届人民政权及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坚决反对贪污和浪费。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5月1日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在建国初期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更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倡勤俭建国，厉行节约。在革命战争年代，当根据地的财政十分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指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建国之初，在经济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毛泽东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当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后，毛泽东仍然认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因为“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毛泽东之所以一再强调勤俭建国、厉行节约，是因为他对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有深刻的了解，同时还因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他从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出发，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永远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对共产党员来说，只有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才能焕发出高度革命热情，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朝着党指引的目标不断前进。毛泽东从这一观点出发，针对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一部分同志斗志衰退、追逐名利的现象，反复强调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革命精神的重要性。1949年10月26日，他在《给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同志们的复电》中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957年3月间，他分别在济南、南京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反对贪污和浪费，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我们党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所培育的诸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穷棒子”精神、大庆精神等，就是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为人民无私奉献精神的具体体现。依靠这些精神，党领导人民群众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依靠这些精神，党领导人民群众战胜了各种困难，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三)关于用民主制度保证廉政的思想

　　在长期领导廉政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认为，不受监督的政权，势必会导致腐败。要彻底克服政府被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现象，真正做到政治廉洁，只强调党员、官员克服利己之心，破除利己之念是不够的，只依靠揭露、打击和惩处腐败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必须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为廉政提供有力保证。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提出，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应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且“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他还强调指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因为，“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由于毛泽东认识到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廉政问题，所以当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和他谈及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表示对“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担忧，并希望中共能找到新路、跳出这周期率时，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们党所创建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建国后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正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民主政治的实践，也是毛泽东用民主制度保证廉政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它为反腐倡廉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廉政建设的重要经验。

　　(四)关于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和反腐防变的思想

　　党风问题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它所领导的人民政权的性质问题。因此，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党风建设，并注意把党风建设与廉政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认为廉政建设是党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否廉洁奉公是衡量党员道德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1929年12月，在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就把有关廉洁奉公的内容写进了党员的五项条件，并规定凡有政治观念错误、吸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之行为而屡戒不改者，不论是否干部一律清除出党。后来他还多次强调：“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号召“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要求“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指出：“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为了使党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戒骄戒躁。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衰亡基本上都是由于它的首领们居功自傲，生活腐化，不思进取而导致的。最为典型的便是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入京一年时间就由于这些原因而陷于失败。1944年，为纪念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推翻明王朝300周年，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对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毛泽东指示将该文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转载，并要求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让大家作为整风文件认真学习，以使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9年3月，全国解放在即，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清醒地估计了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敏锐地预示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因此，他及时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党风建设和反腐防变的论述，是他廉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建设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的理论基础。重温毛泽东的这些教诲，他严肃的神态如在眼前，亲切的声音犹在耳际，促人警醒，发人深思。

　　三、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特征。

　　毛泽东时代，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形成的“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良好状态，是与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得以很好贯彻执行紧密相连的。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许许多多独特鲜明的特征，最为突出的笔者觉得可归纳为如下六个方面：

　　(一)率先垂范

　　在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中，自律是反腐败不可缺少的手段和方法。所谓自律，就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为准绳，增强党性，严于律己。在全党毛泽东堪称自律的楷模典范。在反腐倡廉问题上，毛泽东处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党的宗旨，严格要求自己、亲人和身边的人。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老家的一些亲友通过各种方式请他帮助安排工作，“谋个职位”，毛泽东都是婉言拒绝。他说：“我是国家主席，不是毛家主席。我只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困难，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只能解决一个人的困难，只考虑自己的亲属，那么，我这个主席就当不成了!”

　　毛泽东曾经正气凛然地说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这割头誓，掷地有声!试问，古往今来的政治家，有谁能这样、敢这样、会这样向人民发出如此荡气回肠，大义凛然的誓言?没有，从来没有过!毛泽东敢对党、对人民作出如此庄严、如此神圣的承诺，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如果没有非凡的勇气，如果没有伟大的情操，如果没有超人的气概，是不可想象的，更是不可能一以贯之的。毛泽东用自己光辉灿烂的一生，忠实地、不折不扣地全面履行了这个誓言。

　　毛泽东敢于立下令贪官不寒而栗、令人民拍手称快的割头誓，源于“我们不做李自成”的执政自觉、“治国就是治吏”的执政自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自律。毛泽东堪称“古今中外反腐倡廉第一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袖的人格魅力更是无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清正廉洁之风得以形成并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与拥护，不能不说与毛泽东同志的言传身教是有关的。我们不曾忘记，在毛泽东的言传身带下，一代新风蔚然形成，一批新人接踵涌现。象焦裕禄、孟泰、王进喜、雷锋、吕玉兰等，就是一代新风新人的杰出代表。当然，那个贫穷的年代是不值得留恋的，但那时人们廉洁奉公，艰苦创业的精神却是永远值得学习借鉴的。

　　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之嫡孙毛新宇在2012年的“两会”上提交了一个3000字的提案，是有关反腐倡廉的。他说他首次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反腐倡廉。后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反腐斗争中，毛泽东的廉洁自律、以身作则是一个重要因素。主席对自己的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他自己也十分清廉。你看我们这个家族，在主席的这些后代里，你能找出一个做官的、经商的吗?一个也找不到，这是他老人家的垂范。”而且，毛新宇还说，他要澄清一些谣言：“有人说毛泽东有多少多少稿费留给我们，哪有稿费给我们呢?除了支援有困难的工作人员，主席的稿费大部分投入国家建设，一部分用于给党内的高级干部买书，他个人没有一分钱存款。作为主席后人，我们也不想去弄个金山银山，老人家留给我们的是用不完的财富——毛泽东思想”。确实，作为一代伟人，他的伟大之处，不仅仅是他的丰功伟绩，更多的是他的人格人品。毛新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说，现在“很多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热，为什么这么多人怀念毛泽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真的是大公无私啊!他去世这么长时间还是有这么多人怀念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一心为民，他不谋私利，他勤政为民。老百姓也很怀念当年干部的廉洁作风和社会正气。”

　　(二)宣传教育

　　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腐倡廉的政治宣传，深入持久地进行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是增强全党预防腐败的能力和有效遏制腐败蔓延的成功经验，更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

　　战争年代有“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共产党的标语开会”，新中国建立之后又有“年年有一冬，冬冬搞整风”。可以说，政治宣传、思想教育是毛泽东的“杀手锏”，也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最为擅长的工作方法之一。靠政治宣传、瓦解敌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曾自豪地说，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靠政治宣传、动员群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

　　在反腐倡廉方面，毛泽东也一直强调思想教育在先，对人不能“不教而诛”。其主要特点是：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声势浩大，形成强大的舆论优势，不留死角;始终以党员干部作为教育的重点对象;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改变人心，注重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解决问题，牢固树立廉洁奉公观念。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主政的20多年里，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如“三反”“五反”“新三反”“新五反”“反五风”“整党”“整风”“整社”“反右倾”“四清”“吐故纳新”“斗批改”等。每次、每项运动大都是大造声势，舆论先行，继之认真学习、反复教育，党员干部人人对照检查和检讨，领导和群众对当事人“帮助”，一遍遍地在领导和群众面前检查、“过关”，到“运动后期”再进行组织处理。问题严重的扣上“政治帽子”，再严重的投入监狱;较轻的记录在档案，“限制提拔使用”……在这样一种政治高压之下，党员干部个个都得“夹着尾巴做人”，不可轻举妄动，不能恣意妄为，更不敢违法乱纪。这期间，尽管有偏激、有失误，但从积极方面看，那时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确谨慎了，谨言慎行，谨慎用权，在客观上起到了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作用，使更多的干部不能滥用权力，有效地预防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当初，尽管不少党员干部吃了苦头，受了冤枉，但却凝聚了民心，赢得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另外，在这方面笔者还想多说几句题外话。对毛泽东他老人家生前的一些失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能够体谅并理解的。当年的一些政治运动，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坚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原理，把政治运动视为给党员干部思想上“洗脸”“扫灰尘”的方式方法而进行的。但带领这么一个大党，管理这么一个大国，出发点再好，实施起来难免鱼龙混杂，趋于偏差。总之，毛泽东对他一手缔造的党，亲手创建的国家焉能不百倍爱护、万分珍惜?!说他“动乱”国家，道他把党引向“绝路”等等，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更令人匪夷所思百思不得其解!更更让真正的中国人心痛愤怒!!眼下，众多道貌岸然者大谈孔孟之道，大讲忠孝礼义……我认为，作为任何一名中共党员倘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对党和国家领袖毛泽东说三道四，甚至扣屎盆子，即为最大的不敬、不忠、不孝和耻辱!!!

　　(三)严厉惩处

　　毛泽东一向主张从严治党。对于党员干部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严厉惩处，决不心慈手软。1929年12月，由毛泽东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案中就明确规定：“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教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1937年10月，延安抗大发生了黄克功逼婚杀人案件，毛泽东及时致信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环境的变化，在党和政府中都出现了一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侵蚀，“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于是，毛泽东严肃地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果断发起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发动群众、敢打“老虎”，将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快惩处和清除出党组织，“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据统计，在“三反”运动中，有23.8万人被开除党籍，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红小鬼出身的张子善、刘青山就是两个腐败的代表人物，他们成了“三反”运动的刀下鬼。在这件事上，毛泽东说“像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的叛徒和毒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党的威信，而是提高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的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永不再受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

　　通过对腐败分子的严厉打击，有力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侵蚀，清除了党内的一批腐败分子，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纯洁了党的肌体，树立了廉洁朴素、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

　　(四)发动群众

　　充分发动群众，完全依靠群众，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达到整顿党的作风和清除腐败的目的，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中别具一格的特点。

　　对群众运动，毛泽东似乎有一种特别的钟爱。因为他认为，群众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他同时认为，群众运动是革命者的试金石，“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他还认为，群众运动有无限的创造力，正如他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所讲的最后一段话：“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所以，群众运动成为毛泽东用以治党治国的一种最重要的方法。1942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这种以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党风问题，不仅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1951年开展的“三反”运动是建国后首次全国性的，也是规模空前的群众性的反腐败斗争，最具代表性。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来具体负责，中节委主任由薄一波担任，每周召开三至四次办公会议。毛泽东经常坐镇中节委，亲自听取汇报，直接指挥全国的“三反”运动。同时各级单位都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首长带头，层层检讨，深入动员，把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迅速地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打虎”运动，从而使历时半年的“三反”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应该承认，这种历史中形成的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方法，曾起到过重大的作用，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吸取。

　　(五)建章立制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定者，也是一系列反腐倡廉制度的奠基者。

　　一是制定惩治腐败法规。1952年4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罪的惩治作出了明确规定。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人员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这对于打击和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建立财经制度。腐败行为总是同“钱”相联系。为了管住钱，克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违法失职现象，不使腐败分子钻财经制度的空子，1950年4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建国初期，机关生产引发了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1950年4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出《关于禁止机关部队从事商业经营的批示》。1952年政务院发布《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各项财经监察制度的制定及逐步完善，有效预防了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是健全干部管理和待遇制度。为了防止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搞特权，1953年10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关于党政军群负责人视察、参观、休养、旅行时地方负责人不许接送、宴会和送礼的规定》;1959年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降低国家机关三级以上领导干部工资标准的决定》;1960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这些规定具有重要的反腐倡廉意义。

　　(六)树立榜样

　　创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对于保持党的清正廉洁至关重要。而营造反腐氛围，必须依靠党员干部中先进榜样的带动。在新中国历史上，毛泽东树立的雷锋、焦裕禄等许多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先进榜样，对几代人的成长和广大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都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沈阳军区战士雷锋的日记摘抄和评论员文章，报道他的光辉事迹。3月5日，毛泽东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全国迅速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1966年2月，全国又掀起学习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热潮。通过学习雷锋、焦裕禄，广大党员干部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力地改善了党风和政风。广大群众积极做好事，助人为乐，社会风气得到了全面好转，许多地方出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可喜景象。在这种良好的社会氛围里，腐败现象大大减少。

　　作于：2016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