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风：依赖技术引进和外资的经济模式已走到尽头

　　精彩提要：

　　*中国工业的一个结构性特征：低端部门和高端部门的同时存在。在其背后，是中国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在人均收入水平和劳动成本较低的同时，劳动者、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技能。较高的技能水平是指一个经济体的生产技能高于人均收入水平通常所预期的水平。那么，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人口比重较高，是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原因;而技能水平较高，则是因为中国在1950年代的工业化和随后的自力更生年代建立起一个相当整齐的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基础广泛”的升级，既包括发展高新技术工业，也包括现有工业向更高技术水平、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活动转移——后者对于中国尤其重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计划经济年代奠定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以中国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具有广泛的基础，只是在依赖引进技术的阶段，中国才会被挤到了低端领域。

　　*产业升级具有“内生性”，因为造成产业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力量产生于产业发展过程本身，即来自企业的创新活动。虽然中国的产业升级有自己的特点，但“规律”是不变的——新技术、新企业和新工业只能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被创造出来，否则它们就无法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因此，对于产业升级来说，中国的企业普遍走上自主创新道路的力量，要远比由政府直接组织一些项目更重要。

　　*因此，目前的经济增长失速、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过是表象问题，其实质是说明依赖技术引进、依赖外资、依赖廉价劳动力、忽视自主研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最近几年来，产业升级的议题实际上受到忽视，主要原因是这几年的经济政策突然转向一个以抽象的自由市场模型——教科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为基础的思维框架。

　　*中国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标志只有一个：在工业生产率上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201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如果中国在此之前就放缓工业发展并转向服务经济，一定会导致工业化过程的早衰，其危险不是工业发展会在某个水平上放缓脚步，而是在发达国家保持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中国却产生倒退，被迫在远离发达国家生产率水平的阶段就开始“去工业化”。

　　*那么，经济发展能不能从中国工业之外找到新动能?答案很肯定：不能，因为新动能只能在旧动能的基础上产生——围绕创新的活动必须依托现有的工业经验基础。

　　*在世界经济不仅存在市场竞争，而且还存在国家之间政治和战略竞争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只能在政治层次上决定——中国是向消费和服务经济转型，还是向更高生产率的工业经济转型，决定着世界格局的演变方向和“中国梦”得到实现的可能性。也只有以政治决策为前提，才能产生连续一贯的政策，避免跳来跳去、缺乏逻辑联系的政策。

　　正文

　　▍中国产业升级的任务

 

　　当前，几乎无人会否认，无论如何定义“转型”，中国经济的转型都需要产业升级。但是，产业升级在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却似乎仍然没有被普遍地认识到。例如，无论是在官方对经济政策的陈述中，还是在学术界的讨论中，最大的一个“空白”是没有说清楚新的增长来源是什么或来自哪里。换句话说，在目前对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关于新增长来源或“新动能”的产业内容是模糊不清的。实际上，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都是由具体的产业和企业所组成的，所以如果无法说清楚“新动能”和“动能转换”的产业内容是什么，经济政策就会失去落脚点。

　　产业升级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涵盖了经济转型及其“新动能”的全部产业内容;更进一步来说，要认识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在于把产业升级看作是其他转型因素的结果(因变量)，还是转型本身的基本驱动力(自变量)。

　　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目前有两种关于产业升级的视角居于主导地位。

　　第一种视角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视角看待产业升级。这种视角关切的重点是宏观经济平衡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条件，倾向于把产业升级看作是某种宏观经济条件下的自然结果。例如，最近引起热议的“供给侧”改革——就媒体报道的内容而言，其原始含义仍然是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市场出清、化解掉过剩产能并淘汰掉“僵尸企业”，产业升级就会自动发生。显然，这个视角并没有真正触及产业升级本身的内容，所以实际上无法解释为什么只靠市场机制或“市场出清”就可以自动带来产业升级。

　　第二种是传统的产业政策视角。这种视角往往提出具体的目标(如“制造强国”、“中国制造2025”等)、具体的做法(如推广“互联网+”、“智能制造”、机器人等)及其相应的支持措施(国家项目和政策)。从这个视角出发，中国产业升级的任务被定义为若干工业领域的技术突破，然后通过政府项目的形式对这些领域的技术研发予以资助，最后由政府组织的专家评审并“验收”成果。这种视角先把技术突破等同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继而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同于产业升级。但这一视角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由国家项目组织和资助的有限技术突破就一定会引发产业升级。

　　上述两种视角的共同问题是没有从产业发展本身去讨论和理解产业升级的动力、过程和机制。因而，它们既没有回答中国产业升级的内容或范围是什么，也没有回答中国产业升级的途径是什么。

　　本文的立场是：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驱动力。虽然经济转型还包括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内容，但产业升级不仅具有独立于其他因素(如市场机制)的内容，而且是衡量转型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即生产力标准)。为说明这个立场，本文基于包括“i5革命”在内的一系列工业研究的经验证据，就产业升级的具体内涵提出三个命题。

　　第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基础广泛”的升级，既包括发展高新技术工业，也包括现有工业向更高技术水平、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活动转移——后者对于中国尤其重要。

　　许多人认为，产业升级就是发展高新技术工业或以新的产业代替旧的工业。在中国经济遇到产能过剩的问题时，这种想法尤为流行，甚至于笼统地按产业部门划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旧动能”。这种观点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包括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传统”产业活动都构成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1]按照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未来10-20年间将有包括2亿农村劳动力的8亿农村人口转变成为城镇人口。面临如此巨大的就业结构变化，随之而来的消费需求和就业需求，都远远不是少数高新技术工业能够满足的。

　　产业升级的实质含义是产业向较高生产率和较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转移，而技术进步是实现这种转移的基本动力。就工业发展而言，技术进步对于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两个主要形式：第一，技术创新会不时创造出全新的工业。由于新工业在成熟之前往往会经历较高的增长率，所以它们可以抵消成熟工业逐渐衰落的增长率，成为一个国家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第二，正如DavidMowery 和 Nathan Rosenberg所指出的，技术进步的另一个主要形式是新技术向成熟工业部门的扩散。[2]例如，电子和化学工业的创新影响了从消费品到资本品的一系列工业;一些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对其他工业高端产品的需求，如汽车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汽油、航空燃油和合成材料的发展;成熟工业通过吸收新技术可以出现全新的产品(如橡胶轮胎工业的合成橡胶子午胎、机床工业出现数控机床等)。因此，这种部门间的技术流动“是美国经济在20世纪创新的基本特点”。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计划经济年代奠定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以中国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具有广泛的基础，只是在依赖引进技术的阶段，中国才会被挤到了低端领域。因此，产业升级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这些工业向高附加值领域的爬升。只要想想下述对比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中国的民用航空工业是一个通过分包为外国公司加工零部件的工业，还是一个自主开发和制造干线飞机的工业?中国的汽车工业是一个组装外国品牌的工业，还是一个能够不断向市场提供自己品牌新车型的工业?中国的机床工业是一个依靠进口数控系统和核心功能件的工业，还是一个以自主掌握核心技术而为中国制造业提供先进装备的工业?这些对比也说明，技术突破是通过产品开发来实现的。围绕着向市场提供新产品的工业活动——包括产品或工艺的开发、提供更多的服务、以新的方式制造和销售这些产品等等——同时也都是创造需求的活动;而且，正是这些经济活动在有效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劳动者的收入。因而，产业升级才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

　　因此，从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从保持国际竞争力等各种角度讲，中国的产业升级都算是基础广泛的，绝不是以“一小撮儿”高新技术工业去替代构成经济活动主体的现有工业。

　　第二，产业升级具有“内生性”，因为造成产业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力量产生于产业发展过程本身，即来自企业的创新活动。

　　如果把产业升级等同于某些技术突破或以高新技术工业和服务业代替传统工业，就会导致以行政手段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做法。例如“腾笼换鸟”的做法，以及在中国许多地方都可能看到的一窝蜂地建设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等产业园的热潮。

　　但产业升级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操作”出来，因为它具有“内生”的性质：即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如技术和组织的变化、能力的成长等)产生于现有企业的创新活动。仅就技术进步而言，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史上，许多重要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导致新工业诞生的技术，是由在位企业发明或创造的(如半导体晶体管、合成纤维、光纤、液晶显示器等)。新工业的兴起会引发大量的新进入者，但这些“新进入者”又往往是其他工业领域的在位者。现实中也的确存在着大企业创造的新技术不能得到利用的情况，于是一些小的、新的企业会应运而生，成为利用新技术或将其产业化的生力军(如硅谷的历史)。但从工业层次上看，这种情况也仍然包含了在位企业的贡献，因为这样的新创企业大多是从在位企业分离(spinoff)出去的。因此，在位企业是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主要源泉。当年，针对一些人说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具有创新性的说法，发明了“摩尔定律”的戈登·摩尔就说过：“但需要注意，区分利用和创造是重要的。人们经常说，新创企业(start-ups)能更好地创造新东西。它们不能。它们只是能更好地利用新东西。成功的新创企业几乎总是开始于在大公司的研发组织中成熟的想法。如果失去大企业或大企业的研发组织，新创企业也就消失了”。[3]

　　在位企业之所以在创造新技术和新知识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在产业活动的背后是一个知识和经验的体系。虽然中国的产业升级有自己的特点，但“规律”是不变的——新技术、新企业和新工业只能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被创造出来，否则它们就无法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因此，对于产业升级来说，中国的企业普遍走上自主创新道路的力量，要远比由政府直接组织一些项目更重要。

　　第三，产业升级的实质是工业知识和经验体系的扩张和更新，所以产业升级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工业的知识和经验体系是以累积的方式变动——新的技术和能力产生于已有的基础，然后才能逐步代替旧的技术和能力。所以，产业升级的过程是伴随着企业能力的成长而逐渐演进的。因此，对待产业升级的政策思维不应该存在对“一招鲜”的幻想，否则就会采取事实上的“休克疗法”，以为只要有市场机制就能凭空产生只有靠能力成长才可以收获的成果。

　　回顾不久前的历史，当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前后进入一个罕见的高速增长期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感受到中国工业的一个结构性特征：低端部门和高端部门的同时存在。在其背后，是中国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在人均收入水平和劳动成本较低的同时，劳动者、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技能。较高的技能水平是指一个经济体的生产技能高于人均收入水平通常所预期的水平。这种水平，可以表现在出口产品的结构上，也可以表现在为低端(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和高端(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并存的产业形态上。[4]没有这种结构特征，中国经济就不会在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

　　那么，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人口比重较高，是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原因;而技能水平较高，则是因为中国在1950年代的工业化和随后的自力更生年代建立起一个相当整齐的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当然，高增长阶段也暴露出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一些工业部门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铝等);一些外向型的加工组装工业不仅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遭遇外部需求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冲击，等等。但与此同时，中国每年进口2000多亿美元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中国汽车工业的产销量是世界第一，却以组装外国品牌为主;中国需要的民航干线飞机、重要医疗设备、机床数控系统全部或大部依靠进口。这些情况说明，生产率增长较低(粗放增长)的原因是中国工业主要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或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因此，目前的经济增长失速、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过是表象问题，其实质是说明依赖技术引进、依赖外资、依赖廉价劳动力、忽视自主研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反过来说，生产率水平的落后，也恰恰说明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实现这些潜力需要中国工业的普遍技术进步，尤其是需要在高生产率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部门或领域取得明显进展。这样的产业升级，首先需要中国工业体系向高生产率和高附加值活动的转向，继而需要企业的技术突破和能力成长。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更不能中断;但其效果，也将是巨大的和深远的。

　　▍产业升级视角下的经济政策

 

　　从上述三个命题的视角出发，就能看到为什么产业升级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作用是全局性的和关键性的。由于这种作用在经济政策中受到忽视，所以从产业升级的视角出发，还可以看出在目前的经济政策中存在着三方面需要改进的内容。

　　1.把产业升级置于中心地位

　　最近几年来，产业升级的议题实际上受到忽视，主要原因是这几年的经济政策突然转向一个以抽象的自由市场模型——教科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为基础的思维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被定义为“失衡”，而“失衡”的原因被认为是强政府导致的“投资驱动”和粗放增长，于是经济政策以“不刺激、去杠杆化”为名转向事实上的紧缩。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眼里，投资成了万恶之源，而中国经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这种逻辑反映在经济政策上，就是要通过紧缩实现经济的平衡，希望由此释放出来的市场机制让中国经济自动升级。

　　上述逻辑合乎“教科书经济学”，但却不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总结而来的，其最大的问题是使中国经济发展突然丧失了方向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经历过多次“危机”，1980年代后半期的通货膨胀，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1992年之后的经济过热，以及1990年代后半期的国企亏损、银行呆坏账剧增和通货紧缩，等等，中国政府都以实事求是的处理方式加以化解了。每一次“危机”都是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政治领导层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推动力——化解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和全球化。中国30多年的经验证明，改革与发展是互动的、互为因果的，并没有遵循谁是谁的先决条件的教条。产业升级之所以重要，首先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继续，而改革，则内生于升级和发展的过程。

　　但是这一次中国经济遭遇危机却没有人提供方向感——因为希望被寄托在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上。不过实践证明，市场机制的“奇迹”没有出现，反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一路下滑，甚至出现通缩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这种经济政策没有为“市场”提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方向和新途径，反而让愈发感到茫然的“市场”(企业群体)丧失了投资信心。

　　坚持从教条出发，就会丢掉帮助中国经济渡过多次激流险滩的“实事求是”思维。比如，中国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刚刚经历了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高增长阶段，突然就有人说中国存在着一大批“僵尸企业”，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事实上，今天中国经济出现令人意外的减速和企业大面积遭遇困难，至少部分地是2013年以来紧缩政策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硬说今天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是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其实是倒果为因。

　　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哪里?就在于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有人以中国的工业就业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为理由，认为中国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工业化的任务;但如果我们从与主要工业国的对比来看，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中国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标志只有一个：在工业生产率上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201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如果中国在此之前就放缓工业发展并转向服务经济，一定会导致工业化过程的早衰，其危险不是工业发展会在某个水平上放缓脚步，而是在发达国家保持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中国却产生倒退，被迫在远离发达国家生产率水平的阶段就开始“去工业化”。

　　很明显，中国需要经历一个以产业升级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阶段才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要真正完成工业化任务，中国就必须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经历一个工业生产率高增长的阶段，其内容就是以高强度投资和自主创新为手段，以竞争性企业为主体，实现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领域的广泛突破，从而带动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如果把中国经济发展置于一个纵深的历史脉络来看，那么中国在“前三十年”的主要成就是在一个农业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而“后三十年”的主要成就则是在人口最多的低收入国家中实现了空前广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才刚刚浮现出来，而不是已经结束。一旦经济政策的重点被放在引导经济发展进入这个阶段，中国经济的方向感就会失而复得。

　　2.从中国的产业基础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如前所述，产业升级需要发展新知识、新技术和新能力，但它们主要是通过企业的创新从现有的产业基础上产生;从这个角度去看，即使是产生于产业之外的新知识，也只有通过现有产业对其的利用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但是，这几年的经济政策似乎却是从中国的产业基础之外去寻找“新动能”。这事实上就是把中国工业看作是落后的、产能过剩的“旧动能”——这是产业升级重要性被忽视的重要原因。

　　这种思维与对待投资的态度直接相关。由于把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根源认定为是“投资驱动”造成的，所以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转型定义是：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依靠投资驱动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表面上看来，这个说法没什么问题，但它隐含的逻辑是把投资与生产率提高的关系对立起来——要推动经济转型，就应该实行不投资或少投资的紧缩政策。这样做，就会导致中国工业因需求不足而陷入困境，成了指望不上的旧动能;那么，经济发展的希望只能被寄托在那些来历不明的“新动能”上。

　　上述说法在理论逻辑上站不住脚。如果说投资只是产生饮鸩止渴的短期刺激效果，其前提条件一定是由投资所形成的新生产能力没有技术和生产率的变化。但这个条件即使在教科书经济学中也不成立。经济学教科书一般是以索洛首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这里没必要讲模型本身，只介绍它被应用于对经济增长来源进行测算时的方法，即“增长核算”(growthaccounting)。由于索洛模型认为资本和劳动是两个主要的生产要素，所以新古典增长核算就可以被表达为如下方程(假定国民收入的3/4归因于劳动，而1/4归因于资本)[5]：

　　方程(1)：

　　产出增长率(%)= 3/4(劳动增长率) + 1/4(资本增长率) + T.C.

　　由于技术进步率很难测算，所以上述方程根据在国民收入统计中可以找到的产出增长、劳动增长和资本增长数据，间接推算出技术进步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去其他要素贡献之后的余值，也被称为索洛余值)。由于这个余值不仅衡量了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对产出的影响，而且也衡量了技术进步通过提高资本效率对产出的影响，所以它也被称作“全要素生产率”(即方程1的最后一项：T.C.,，或totalfactor productivity)。

　　人均产出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指标，因为它直接决定一国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在增长核算中，为解释人均产出的增长，可以不把劳动当作独立的增长来源。从方程(1)可以得出：

　　方程(2)：

　　人均产出增长率 = 产出增长率 - 劳动增长率 = 1/4(资本/劳动增长率)+ T.C.

　　当索洛在1950年代中期根据美国1909〜1949年的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去测算各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他发现资本积累(人均资本的增长，即方程2中的资本/劳动增长率)只能解释这个时期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人均产出增长)的12.5%，而剩下的87.5%必须归因于一个不明来源的巨大余值。[6]索洛决定将其称作“技术变化”(techical change)，而比索洛更早发现这个现象的阿布拉莫维茨则把这个余值称为对“我们无知的衡量”。[7]由于到那时为止，经济学理论一直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看作是资本积累，所以索洛的贡献是第一次以数值表达方式让人们意识到，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增长核算所揭示的一般规律是，发达国家的产出增长率大大高于加权平均后的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要素增长的贡献。这就是被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曲解为投资对经济增长不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事实上索洛模型根本就没有这个含义。

　　新古典增长核算后来受到过许多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意见是：诸如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增长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互相独立的。[8]引用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通俗易懂的话说：“⋯⋯技术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很难独立于投资，因为大多数新技术需要体现在资本品之中才能被引入。大多数新技术是作为投资决策的结果才进入经济生活的源流的。同时，技术变化的特性，特别是要素的节约型或使用型的倾向，也影响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需求”。[9]实际上，纳尔逊在1964年就证明，无论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它的增长速度都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10]甚至索洛本人也在后来的著述中指出技术变化与投资之间的互补性，或技术变化体现于新资本设备的必要性。[11]因此，那种认为可以脱离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天底下有不需要投资的创新吗?

　　事实上，如果要推动经济增长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方式转变，就应该加大、加快对带来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新生产能力的投资。用于短期刺激的投资和用于长期结构调整的投资在政策上是可以区别的，也存在可以区别实施的手段。如果不加区别地不投资或少投资，就会阻碍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很显然，如果经济转型的目的不是退回到石器时代或农耕时代，就必须以效率更高的新生产能力代替旧的生产能力，而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以及它必须进行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就需要新的投资。更何况，生产能力的新旧交替只能在不间断的过程中完成，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有一天停止生产。在现实中，许多中国企业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就意识到转型的必要并做出相应努力，但它们的许多努力都在以“不刺激”为名的紧缩政策下被迫中断(许多地方的企业在2014年遭遇银行大规模抽贷)。

　　那么，经济发展能不能从中国工业之外找到新动能?答案很肯定：不能，因为新动能只能在旧动能的基础上产生——围绕创新的活动必须依托现有的工业经验基础。参考笔者所描述的“i5”产生的全过程，[12]尽管以IT技术为主的数控技术与传统机床的机电技术相差甚远，但触发了开发“i5”决策的是中国机床工业的升级需要，而为“i5”提供了机床经验、实验手段和应用市场的是中国机床工业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没有机床工业，无论中国是否拥有先进的IT技术，“i5”革命都不会发生。因此，导致中国经济转型的创新力量不会发生在中国工业的经验体系之外，只能发生在已有的工业基础之上。

　　为说明此种关系，笔者这里引用一位美国工业家对美国人的忠告[13]：

　　【⋯⋯那种认为美国的创新精神在需要的时候就会体现出来的想法本身就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一个创意发展成为产品的过程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创新以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为基础，这种体系一旦消失，创新也就不复存在了。一个国家若丧失了将技术发展转换为成熟产品的能力，那么它最终也会失去创新能力。⋯⋯随着美国先进的技术及其工业基础一道被全球的竞争者抢占，短时间内能替代的新技术将会很少。并且，未来技术将以今天的技术为基础，什么都不是凭空就有的。】

　　在上面的引言中，“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就是现有的工业体系。科学和基础技术的突破当然会创造出诞生新工业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仍然需要现有工业的支持——当半导体集成电路发展起来后，为该工业提供曝光机(亦称步进机，是制造集成电路的设备中最昂贵的设备)的企业来自传统的照相机工业(如日本的尼康和佳能)。高技术工业的产品往往是由传统制造活动所实现的——所以iphone是由富士康制造出来的，而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新业态是由廉价的快递活动(前提是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所支撑的;当光彩照人的“深圳模式”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华为等一批高技术企业身上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那些高技术企业只是金字塔的顶端，而“深圳模式”的金字塔底座是那些灵活多变的中小制造企业;没有这个底座，顶端就会摇摇欲坠——“i5”数控系统的伟大之处就是它也为那些中小制造企业的升级提供了技术手段。

　　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只能产生于中国已有的产业基础，所以产业升级才对未来的中国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如果我们真的重视产业升级，那么经济政策的重点就应该从做“减法”——如去产能和淘汰“僵尸企业”等，然后等待“市场机制”发生作用，转向做“加法”——引导、鼓励和支持中国工业沿着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升级方向进行突破。

　　3.产业升级需要来自政治层次的领导力

　　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政治领导，即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由政府而不是市场提供。

　　关于中国经济一直以来流行的思维方式是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市场是万能的，政府的作用必须被限制在最低程度。这种信仰来自教科书经济学：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只要没有对价格机制的人为干预，市场竞争将会导致市场均衡(市场出清)，而均衡则代表了社会效率的最优状态。于是，政府(通过干预价格机制和国有制)就成了对市场均衡力量的最大威胁。

　　但“均衡”理论不能解释进步是怎么发生的。今天人们已经公认，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有用知识的进展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亚当· 斯密在200多年前探索国民财富的原因时，把劳动分工——通过产生分散化的专业知识——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源泉;正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掌握如此产生的全部知识，所以他才会认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市场活动需要协调机制。[14]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新古典经济理论诞生的标志——把经济增长及其源泉的知识进步机制排除在经济理论之外，于是才会认为经济协调只能靠价格机制。50多年前，今天可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祖师爷级别的肯尼思· 阿罗就以严格的新古典框架证明，价格机制在知识生产的资源配置上是无效的，对创新活动的最优和有效资源配置要求政府或其他非营利性的融资。[15]事实层面上也是如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0年代中期的50年间，美国联邦政府的投入占美国全部R&D支出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在美国研发投入的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市场，而是联邦政府。

　　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经济活动的本质看作是人类社会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利用自然资源以获得福利的过程，把知识进步和能力成长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那么政府和市场就同属于知识生产机制和经济协调机制的组成部分，二者的关系就不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产生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技能的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的分工和专业化，所以有用知识存量的增长及其应用的扩展主要是由企业承担的。但另一方面，任何单个企业都没有关于宏观经济的知识，没有关于经济体系应该向哪里发展的知识，没有关于基本社会矛盾(如能源、环境等)以及如何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来化解这些矛盾的知识——所有这些知识都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政府当然没有对于特定技术和工业领域的具体知识，但这只说明政府不应该干预企业，而把精力集中于领导工业体系的演进。

　　在世界经济不仅存在市场竞争，而且还存在国家之间政治和战略竞争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只能在政治层次上决定——中国是向消费和服务经济转型，还是向更高生产率的工业经济转型，决定着世界格局的演变方向和“中国梦”得到实现的可能性。也只有以政治决策为前提，才能产生连续一贯的政策，避免跳来跳去、缺乏逻辑联系的政策。政治领导的作用不会阻碍市场机制的作用——因为它允许来自基层的创造性，而且也要通过竞争检验结果、奖优罚劣。这种框架关系的有效性其实已经由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只要政策的大方向正确(政府的作用)，人民自会创造奇迹(市场的作用)。

　　一旦中国工业升级带动实体经济的增长，所有今天看似严重的问题都会大大缓解。经济发展出现暂时困难并不可怕，关键是领导层在这样的关头把握住方向并树立起明确的政策目标(市场不会提供这种方向)。倘若如此，就可以一扫当前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迷茫和悲观情绪，增强企业界的投资信心，在经历过一段调整期后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形成更高生产率、更多附加值和更强国际竞争力的生产力体系。

　　注释：

　　[1] 2000年，高技术和中技术工业只占OECD国家的全部工业增加值的8.4%(其中日本占9.9%，欧盟8.3%，美国7.9%)，低技术工业占制造品出口的32.8%。2000年，经合组织低技术工业的研发支出占制造工业全部研发支出的48%(从美国的40%到欧盟的53%和日本的56%)，见(Mendonca2009)。

　　[2] David Mowery and Nathan Rosenberg, Paths of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Change in 20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 5.

　　[3] Gordon E. Moore, “Some personal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in thesemiconductor industry”, Richard S. Rosenbloom and William J. Spencer eds.,Engines of Innovation: U.S. Industrial Research at the End of an Era, Harvard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6, p. 171.

　　[4] 对这个现象的分析可见Dani Rodrik,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China & World Economy, no. 5(2006).

　　[5] 下面两个方程及其含义见：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第19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版，第206〜207页。

　　[6] Robert Solow, “Technical Advanc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Func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no. 3(1957).

　　[7] Moses Abramovitz,“The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Growth: Areas ofIgnorance, Old and New”,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 2(1993). 后来许多经济学家企图把这个余值的内容具体化，如教育、组织变化等等因素，但还是有很大比例的余值内容无法确定。这里不再多讲。

　　[8] Richard R.Nelson, “Research 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productivity dfferences: dead ends and new departures”, Journal of EconomicLiterature, no. 3(1981).

　　[9] David Mowery and Nathan Rosenberg, Paths of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Change in 20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 4.

　　[10] Richard R. Nelson,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medium-range growth proj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 5(1964).

　　[11] 转引自Richard R. Nelson,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medium-range growth proj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 5(1964).

　　[12] 路风、王晨：《中国数控机床的“逆袭”揭秘》，《望》2016年5月20日。

　　[13] 小理查德·埃尔克斯：《大国的命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4] Brian J.Loasby, “The significance of Penrose's theory for the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vol. 18(1999).

　　[15]Kenneth J.Arrow,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Resources for Invention”, Richard R. Nelson, ed., The Rate and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609〜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