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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伟东:整体经济大战中的中国与世界大对局(一)

作者:谭伟东 发布时间:2016-02-14 13:15:30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主流话语与媒体上所谓的第二大经济共同体是不科学的。一则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的流量指标应该是GNP,即国民总收入,而非GDP即国内生产总值;二则国民经济的体量和国际权重,最主要的应该是由国民经济与财富的存量而非流量指标,也就是国民财富积累和发挥经济效能的总量加以显示。这应该是国家财富总存量,并可以借助于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间接地加以衡量(当然人均的流量既不完全,其也不尽合理)和国民经济资产、产业、技术和经济结构来加以体现。甚至包括国民经济的生态资源可持续性和社会福利与幸福指标等等来加以衡量。中美两大巨量大国的全面比较,各自显示出超长与超短交错之局面。只有客观、准确、完整地把脉、诊断、对证并表里兼治、本末统合,尤其是就如何做到避实击虚,扬长避短,击中其要害,打蛇之七寸,破战略对手于就范和从属之地位,并果敢补足自我之最大、最核心之短板,防控一般短板形成瓶颈经济后滞与放大效应,并同时放大经济长线之牵动、起飞,和其网络叠加效应,才能首先做到使得自己立于不败,其次又每每稳中开拓、实现战略大突围;再次不失时机由布局做眼,形成制高点掌控并逐步辐射全局,以至于造成最后战略大决战之态势。最后在十年到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段里,完成战略大决战和战略大反攻。而2026到2036年间,可能是至为关键的白热化,并有可能类似中国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的最后的三大战役之历史时点。如果能像毛泽东,毛周朱统帅部,毛朱林粟陈刘邓那样,形成东北方式、绥远方式、北平方式、天津方式、大西南方式、长江防线方式等的各具特色的方式,则2049年中国大战略就将稳操胜券。但反之,若战略决战出现纰漏与失守,则前途与命运同样也可能不堪设想。

  当下中国的精准扶贫、人民币国际化、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人民币国际牌价定价脱钩美元、建构新石油核算货币和机制等等,无疑都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战略,至少是战术行为。但它们都只能在狭义上,特别是政治被动上、国际战略博弈的被动上,发生适当的作用。反腐高压和全面整顿纲纪,当然有整顿朝纲风气之功效,可以缓解所谓改革与革命赛跑之被动乃至危局之压力,但却并非因此就能达到长治久安、长驱直入的战略预置和战略大布防之作用。

  一、中国经济当下最突出病症把脉

  当今中国经济之急症集中体现在下述五大方面: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产品过剩、货币过剩、资产(房地产)过剩。其中,资产过程又在高价位与库存居高不下的非市场怪症下,尤其成为最要命的老大难问题。其已经坎比隋朝大运河、唐制节度使和宋朝严嵩以降的河工、漕运、藩镇三大老大难病症与痼疾之状态和困境了。住房和民居住宅短缺,楼堂馆所的高压正式的长期管控,在住宅商品化下,由农民改革开放初期的翻盖新房,后来演化成在整个的中国大地上,由魔术般的层层承包商,农民工建筑包工队之组合,形成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城市化、城市建设狂潮。这一狂潮之乱序和问题积累,绝不亚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史上的黑郁金香、南海泡沫和约翰˙劳的法国货币三大经典泡沫经济案例,甚至是同铁路狂潮、钢铁狂潮和所有最主要的产业投机狂潮,标的物投机狂潮,如农产业与产品、基地之类,如孟山多的巨型公司帝国经营,石油及其其他大众商品,国际通货的投寄投机相比,都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五大过剩,毫无疑问,从根本和整体上说,统统不过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即以他的《学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为主要代表作的系统政治经济学批判著述,所科学、全面、系统揭示出来的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谓生产过剩,同传统阶级社会中的荒政、战乱、饥馑等等所表现出来的以短缺不足之社会经济乱局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是以物品积压,市场低迷,商品货物堆积如山,牛奶倒入沟里,粮食农作物无人收割、运输,但与此同时,工厂企业开工不足,失业率升高,就业严重不足,城市和乡村之饥饿与贫困乃至绝对贫困导致贫困交加的无家可归与之并存。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的商业不景气、衰退和危机,显示出来的生产过剩危机,不是同整个社会、人民百姓的真正必要的总需要相对应的过剩,而是对应于整个社会的结构层级的有货币支付能力的和需求偏好的总结构层级下的需求的假象过剩。这由此构成了马克思全部学说中的对资本主义全面之文明虚伪和整体异化的彻底批判:这就是文明的生产力、产能、物品、财富爆炸性的增长与堆积,文明生产力的主体、生力军的物质财富乃至一部分精神、文化财富创造者主体的全体劳动大众,却无法以文明规则下的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的有支付能力的货币购买力,来满足自身的必要的需要。整个社会在形式等价交换私有资本产权和物权法的至高无上的游戏规则和成本收益核算之间最大化法则驱动下,面对缺衣少食的劳动大众,又把货币支付购买力无力消化的市场剩余,宁肯毁掉,而不会人道地合理地分配给百姓。

  之所以如此,在资本家经营原理与原则的市场逻辑之下,一要防止价格崩溃,二要核算物流与分发的成本核算,三要预留和保证后危机的经营本钱、能力和市场。因此,只能理性地销毁。这就是任志强们的过剩房产只能炸毁的必然背后逻辑。任志强很直白,他已经明确共产主义是欺骗。他们已经是彻底彻头彻尾的毫不掩饰的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言甚至大老板了。但任志强等同茅以试、袁腾飞、赵士林、张鸣等相对说来的裸奔誓言,比之犹抱琵琶半遮面,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权贵精英们,还是要更加可爱一些。他们起码没有自欺欺人,又疯狂地愚弄百姓。

  然而,人们必须同时清醒地注意到尽管这五大过剩依然统统显示出本质上就是马克思学说体系中的生产过剩的问题,但马克思经济学的体系,却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对此加以具体解决的灵丹妙药。因为至少在当下中国,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左右的最主要的国民财富与经济的产额,依旧属于国有,加上集体经济,这部分的总量比重依旧还相当之大。并由此,整个中国的现行的在道德、法理和经济结构上,依旧还是共产党执政道统和社会主义名义统治之下,仍旧需要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氛围中,找到远远复杂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博弈方略和对策。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的引进资本主义技术,毛泽东时代的引进西方的成套设备,都比现行的全球化,特别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混合经济股份制架构,特别是国际金融冲击的做空集团,要简化、直白得多。

  张庭宾、郎咸平、卢麒元与刘洛军、左大培、宋鸿宾等都分别有过一些不俗的经济战略见解和谋数。但中国需要的是更高层级的战略统合与把政。需要更高水准的实操领军团队和内外都能够落地的长线-短线的大战略。环视当下之中国,从上海到重庆看,黄启帆才是如此的领军人物。其前后数十余年下的重庆模式,是当下中国切实可行的综合集成大方略,当然,若上升到国家层面则还需要加入和绑定包括所有涉外、大国博弈的国际金融和地缘政治等方面的战略谋划。只要将其地方经济方略,有条件和理性到放大到国家防卫,放大到国家与国际大方略,做出这两方面的切实重大的调整,注入和把握宏观与超宏观的限界的条件与陷阱,并将一带一路和整个中国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大视角和方略加以机构化的可实操性的统合,就必然变目前的世界经济倒春寒为全球和中国经济长波的艳阳天。以黄启帆等大家们的金融经济学才智与学养基础、实际驾驭经济之经营能力,和把握全局并同时驾驭细节之能力,应当是中国经济大方略领军金融与经济火箭军和金融天军的不二人选。而海龟团队、本土团队和本土加短期的洋训海化派团队,都统统必须重新定位,并脱胎换骨,在国情、世情、党情、民情,特别是中国心、民族志、国家魂、世界神的灵魂深处和知识能力结构上,进行彻底的改造、回炉和重构。否则,无论是海龟派、本土派的历史原发意愿如何,充当第五纵队的哪怕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或者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成为“曲线救国”,实为卖国的汪精卫似的下场,终将是不可避免的。更况且,不少是实际上已经被真正的收买了,成为新生的买办阶层,自己却浑然不知,天真无邪,甚至暗藏托洛依的木马。

  生产过剩性危机之病因主要来自于:(1)廉价超发货币的持续积累效应,同分配与产权结构的彻底脱节和对立,造成长期的由资本饥饿下的短缺性的投资饥饿症,转变为几十年一贯制的人类经济史上不曾存在过的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高积累、高投资、高基建的投资拉动经济狂潮。(2)投资潮涌的几乎完全的市场盲动、短期趋利饱和与过饱和性的投资扎堆和地方诸侯经济的GDP崇拜,造成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下的长期的盲动的短缺的短视的无效积累、无价值积累与供给,特别是在廉价货币和爆炸式财政及其资本过剩下的货币投机-投资幻觉,形成银行金融系统、中央地方财政双向拉动,私营民企经济投机心理般的非理性预期、非金融经济长期结构预算,和经营战略硬预算,而是合成谬误似的乱序增长唯一的市场盲动与盲流。(3)货币截留、影子银行、表外业务、体制外和管控甚至统计之外的灰色经济,预算外经济,非法经济,投机经济(含套利行为),造成了货币超发和所有经济驱动的增长游戏之下的真真假假的盲动与恶性循环。

  生产过剩性的五大过剩的根本病症,来自于宏观经济政策上的人民币短期大规模贬值,并由此所造成的国际购买力的崩溃性贬值低价之内外评估,这给了境外一切低端、外贸、边角料的产业、技术,特别是港台乃至西方淘汰产能,以迅即移师中国,并且以国际经济核算理性大举进军中国产业、市场和经济,并同时,一举彻底摧毁几乎全部的中国民族产业之主体和根基。同这样的汇率、国际分工和世界产业链布局先后衔接,以土地、商品房和遍地开花的开放城市带、开发区,在国民民族产业废弃,计委、经委宏观产业和主体财富国民经济放任自流的格局之下,抓大放小的世界战略高地和国民经济主战场,则陷入到了九龙治水,群龙无首之境地。尔后又在下海、全民经商,特别是改制的制度、政策之下,一举摧毁了集体经济的乡镇企业。至此以后,从大飞机下马,小汽车全面放开,彩电一百五十条生产线引进,逐步变成了后来的银行引进战略伙伴的近万亿资产的无偿馈送。欧美07年的金融海啸,若没有中国银行改制和十万亿救急资本注入,则很有可能就会由此步入欧美长期衰败的总危急之转折起点。

  中国救活了美国,救缓了欧洲,扶困了日本,结果,却不绝非是“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而是农夫与蛇的故事之重演。迎来了东海、南海、重返亚太,TTP、TIPP的长线全面重新洗牌和大布局。特别是一反当年过三八线、十七度线的中国式的不会坐视不管,变成了美国财长资本大老板们的,若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不会坐视不管的赤裸裸的美式恫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败家子当家做堂上,何等的崽卖爷田不心疼呢?

  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敌友不分百无一功

  整体经济战已经开火交手多次,绝不是单纯的战云密布,隔山打牛。其战场无疆,战动法式无形无边。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已结束。同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六百万军队,上千万军队的残酷与惨烈似乎不可同日而语,但从中国抗日战争五千亿美元,苏联二战起码损失也同样如此量级,大概整个世界一万五千亿美元到两万亿美元之间的损失相比,整个大冷战和其后的二十年转型时期,全世界的财富移手和乾坤大转移,应该不会少于数十万甚至到上百万亿美元之间。

  美元、美元霸权、美元资产、美国跨国公司,乃至美军及其美国全球近千个海外驻军基地是美国最大的最主要的战略资产。其中当然有众多有形资产,但更有无形资产。美军、美国国防、美国军事表面上看是国土家园或本土上的国民存在与财富安全,实际上却是美国大财团的全球利益所在。美国高级将军到美军西点军校对官兵们谈话,明确告诫他们,美军和美国国家战斗力的最根本的价值所在,就在于制造和维护美元世界霸权。倘若依靠货币贬值,而不是维护其货币坚挺、货币走强的硬通货世界货币,就能够发财致富,牢牢把握全球财富阀门和经济制高点,美元这种无黄金兑现承诺和含金量保证,无法律之国家主权保值、兑现承诺的纯粹纸币,又由私有控制、经营的伪中央银行,何不开动印刷机器,便撒美元绿票,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规模地贬值美元呢?

  然而,敌友究竟在哪里分野,敌对布局的实力与战法到底又是什么?

  国内外资本、财团,其投机、套利之无形、游击战阵与战法,集中体现在下述五大方面:(1)唱衰中国,(2)做空中国,(3)搅局中国,(4)绑架中国,(5)颠覆(包括肢解,直接或间接的)中国。而这五大战法与布阵,又同随时随地的因地制宜地搭车中国、友谊(朋友)中国、捧杀中国、陷阱中国,甚至献媚中国,假象讨好中国,而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交替、轮番上阵与使用,白脸与黑脸“交相辉映”。

  唱衰中国与捧杀中国,这是以往经常使用的。近来,美国二流、三流国际关系战略家们,又因由中国大校刘明福的《中国梦》一书,特别是因由对一代一路实操性的地缘政治战略,和亚投行,而显示出的中国梦之国际布局,而恼羞成怒,大肆鼓噪中国欺骗了美国。美国帮助了中国之崛起与复兴。美国战略家们,真实史上鲜见的无耻之徒。中美贸易与交流,美国迄今为止的依旧阻止欧洲高科技与军工向中国开放。美国何曾帮助过中国?美国除了真心实意和帮助欧洲伙伴之外,都是同三心二意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地用五十多亿美元帮助过老蒋(扶蒋反共)之外,何曾帮助过中国?中美贸易、中美交流、中美往来,一切都不仅仅是以市场的获利为原则,更是在美国美方处于高度优势,中国处于所有的历史、现实的不利,甚至丧失自尊的牺牲与奉献,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自己人均千余美元,却大笔巨额美元借贷给美国,美国转手又以可怜巴巴的微小比例,并以高汇率、高利率的国际汇市行情回投到中国,何为美国帮助中国?得便宜又卖乖,当婊子又立牌坊。美国战略家们的下三烂,可谓在人世间之冠绝!

  当然,美国百姓、大众,美国平民和大多数的人士,其基本的人类理性、常识乃至良心,并未丧失。中美民间社会经济与文化往来、互动,既是友好的互利的,也是行之有效的。笔者家庭的美国好友,遍布美国各地。无论是德国后裔、英国后裔、爱尔兰后裔,还是法国后裔、意大利后裔、俄罗斯后裔、乌克兰后裔、加拿大后裔等等,美国普通百姓朋友,学术圈子的朋友、都既是可信赖的,又是明智、善良和绝不亚于我们祖国的亲朋好友。

  假定中国已经成了整体经济战的主流,这不全决不会是公开的、大规模的赤裸裸的性质的,而是由于石油美元体系的在劫难逃,传统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崩盘,美欧资本市场的高价位饱和趋值,美欧去杠杆化、衍生金融市场的监控严厉,特别是人民的资产市场前景和市场机制及其治理的空前断档与大漏洞,以基金,尤其是不受市场经济透明制度和一切金融监管控制的对冲基金,同中国境内的大小非和各种形式的内部交易人、双轨制下的几乎白送的管理者阶层的“胜利大套亡”的套现、套利,形成暗流涌动。而与此同时,股指期货又提供提供了全球去杠杆化的巨大的中国式的法允的公开、低成本的巨大杠杆套里做空机制。股市结果就会在5000多点之下,一路被狂打压制了两千余点。

  股市与汇市之狂砸,同有计划地撤资联手,就会导致人民币资产内外频临崩盘之风险危局。人民币资产若显示出溃堤,则大规模的做空联军就会重现当年八国联军血洗北京城火烧圆明园的历史悲剧。只不过既不费占领军的一兵一卒,也无须侵略者的耀武扬威,但却可能不但搞得你鸡犬不宁,而且可能杀得你片甲不留,资产、财富、繁荣,在现代世界,都是以带腿的象征性价值符号,跨国界超光速流动和飞驰的,是电子、光子速度。鬼城、烂摊子、低价位、资本与财富净流失的国度,就是二流、贫穷国度,硬件资产与表象资产堆积,几乎不代表什么,价值财富的杀伤力是高能量的巨大的,有些雷同于氢弹、超级核武器。

  搅动周边国,制造区域、地区紧张,把朝核问题作为离间中朝关系的绳索,把南海问题作为控制中国,搞得中国同四邻关系紧张,处于周边国际不安的格局之下,把钓鱼岛作为刺激日本政界疯狂,牵动中国经局、政局和军事敏感的神经,把TPP、TIPP作为拉进去,挤出去,重新洗牌和做局,替代WTO的游戏规则,把中东、阿拉伯地区,作为肢解中国国际战略通道的主战场,把美欧市场的可控有选择的部分,作为打压中国巨大制造业能力的基础筹码,把高铁国际争夺战,作为阻挡中国整装装备出口和统领未来世界第二代全球化统一大市场网络的会战战场,制造麻烦,搅动中国,以便乱中取胜,至少是混水摸鱼。

  而这一切,都已经已经同乱心中国之长久的和平演变战略,形成高度的匹配和互动。美国在南斯拉夫科索沃炸中国领事馆,可能是美国外交与军事史上,坎同其门户开放、助蒋反共、出兵朝鲜、战乱印度支那等等一错再错的美国对华战略战术的巨大的败笔。不过乱心中国的西方胜出与策略,尽管在文化战、心理战、意识形态战,并逐步转化为经济战、军事对抗和外交战后,正在逐步变得日趋明朗化,从而,美欧西方资本主义的斗法,至少是民众社会觉醒层面和朝堂明白意识阶层的范围,已经出现战略性逆转迹象。但北大孔庆东教授的敌强我弱,地下党之高校对战,边芹、黄纪苏、刘仰、摩罗、司马平帮等等的不屈不挠的唤醒,表明文化战与心理战领域依然困难重重,问题多多。

  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已在变成当下中国的先富集团的“兼收并蓄”,东西方一切对我尽享天下之乐,尽收世界之利,坐享一切好处的无尽的自以为是,如意算盘的贪得无厌。乱心同乱志、乱情、乱德混生,就差乱伦一步了。如果步上了诸如史上的刘子业、石勒-石虎、、晋武帝、隋炀帝、唐明皇、朱温等那样的上下左右天地一家春的乱伦,乱心必将走向亡国亡天下。

  从保尔森所谓坐视不管的威胁到新财长的关注中国改革承诺之警告,绑架中国,已经昭然若揭了。所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就是如此。当今中国的国际局势,无疑同毛周时代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中-美-苏大三角,众志成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已然大不相同。甚至判若两世界。出现恍如隔世之感。投资美国的巨额外汇,成为美国式的“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赖债反噬之利器。天量美国市场依赖成为中国经济增速,民众就业的受厄把柄。天量美元外汇储备,原本应该成为中国所有所向披靡,横扫一切,震慑霸主的金融核武器,现如今反倒成为了望似月宫里的美人仙女,但却只可超距离意念性地远观,而现实中却“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尴尬无比,当然如果从国家财政经济角度和国际投资,特别是像一带一路、亚投行和中国高铁和中国世界优质与战略资产收购等意义上说,则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依然是美国梦寐以求的国家最高级的战略大杀器。中国远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金融火箭军和金融天军天将,更没有国际国内金融集团军和远征军,战略决战军和战略储备部队。金融领域同文化战线一样,长期任由类似所谓兴趣俱乐部的党校系统和利益集团的套利无赖团把持。只能形成最原始、最简单的规模经济与粗放金融,根本无法形成集约化金融,更没有内生绝对,甚至内生相对优势。只能任由外生比较优势的廉价、低端化经营。这就难怪绑架中国不但不绝于耳,而且频频得势、率屡屡得手。

  唱衰、做空、绑架、乱心中国的全部指向和根本意图,绝不是什么去政治化后的商贸普世价值和世间财富大和解与大团圆。其终极目的是颠覆中国。最好同时又是肢解种果,彻底埋葬中华复兴、亚洲未来“霸权”取代欧美经济统治。这是你死我活性质的,是民族、种族、文明之世界压迫和国际剥削与奴役的最至关重要的大国较量。这样的国际剥削与压迫,比单纯的阶级压迫与剥削,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其是双重和叠加性质的。

  当局在军事斗争方面,已有十余年来的至少在国防投入上的战略觉醒了。这已经在纠正在更似小算盘的“让军队让一让”,鼓励军队走私,砍掉了数百项军民高科技强项。拿下郭伯雄、徐泽厚军中恶魔,清理军队高层腐败,无疑卓有成效。但反腐若不能从产权制度、激励机制、价值系统和政策导向上,形成可以替代当下的连列宁当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建构和理论系统都不及,并在统治资格尚无法同连台湾这样的形式标榜都不及的系统构架,则前景已经依旧是不容乐观的。

  西式选举民主从根本上并不适合中国所谓国情。但察举、科举、民选推举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共和国民主,也大都并不适合于中国。政治协商比西方代议制要更科学一些。民主集中制在党内是良好的政治制度,但“党政军民学”依旧没有形成一种东方化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权力制度和礼法并举和道德统合的任贤使能的选材量人,有人尚贤的政治与组织系统机制。这是乱心中国之所以能够作乱中国的一个致命的阿基里斯之踵。

  三、最主要的台前幕后之对手群体与团队

  事实上不只是中国,整个世界,一切主权、政权、国家建构和非垄断、正式的公司、集团组织,统统在受到邪恶的无法无天地作恶多端的金融冲击似的组织犯罪,特别是处于灰色地带的不受任何金融监督与法制约束的国际金融冲击之作乱和打击。所谓大手笔的金融做多、做空,非做市商而是金融震荡商贩和金融游动商号的动乱、作乱、颠覆乃至叛乱性搅局,是当代世界金融与经济的最大的地震源。对于作恶多端,搅乱金融与经济秩序的这种恶劣违法犯罪,人类经济史上发生了多次的主权、政权的强有力的行之有效地打击、取缔和惩办。

  针对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世袭大户、封建大贵族的包括经营兼并国家、土地、资源与人力和大宗买卖的动荡不已的乱世政局,经过春秋五霸,特别是秦孝公以降直到秦始皇的灭掉六国,一统江山,随后的和承前启后的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车辆与道路,统一度量衡,形成大规模的全国江山一统的经济秩序和政权建构。

  针对汉初文景之治的放任自流,与民休养生息,从而大财团、大财阀、大业主的做大拥国,连城廓疆,富贵过国,侯国欺君犯上,权商勾结连成一体,中央国库(国帑)和公共、国防力量严重不足,汉武帝采取了平准、均输和算缗三大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桑弘羊),至少抑制了豪强做大,获得了巨额的政府财力与财权。尽管执行结果,并没有根除豪强,甚至更同时还给了豪强以囤积居奇,巨额套现的商业机会。由桑弘羊大规模政策化开始,秉承管仲以降的经济治理大道,秦国自百里奚就已经开始,中国历朝各代,大体上形成了重本抑末,贱利重义,黜奢从简的所谓三大经济教条。并先后数次进行了抑制豪强兼并,平准权重经济,维护公平交易,打击权贵奸商制造经济混乱。从曹操的军屯到北魏的田制,从隋唐的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到康熙的添丁入亩一直到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上乘井田制,中接均田制,一直走到毛泽东时代的土改。

  美国开国以来,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弗兰克林˙罗斯福,甚至于从杰弗逊到杰克逊,法国总统密特朗等等,都对商伐豪强深恶痛绝。就连拿破仑都认为资本家没有祖国。然而,当代世界,由于美国俨然成为了继瑞士和避税天堂(那些富人税盾天堂的小国一样),成了金融乱局、做空天下的汇聚国际金融冲击商贩们的老巢。结果,造成了以索罗斯等为首的典型的国际金融叛乱分子与集团的为所欲为,祸乱金融秩序,使其成为搅局天下的金融硕鼠,金融巨型大盗扒手。

  量子基金、对冲基金,连同一些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同难以网络监控的场外交易,并伙同、联手股指期货、金融期货,进而在黄金、白银、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期货与现货市场,在汇市和股市市场,兴风作浪,呼风唤雨,发动攻势,制造恐慌,做空做多,对这样的明火执仗的以袭击国家主权汇率牌价,以制造金融恐慌乱局,导致国家与全球金融巨大起伏跌宕的金融恶劣大罪,国际社会为什么会至今听之任之,任由其犯上作乱?国际论坛,国际舆论和各国政要与全世界的人民,为什么会非但不谴责、惩处、追缴他们,反倒将其奉为座上宾,任其逍遥法外,愚弄和霍乱天下呢?

  难道我们现代人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与手段,还不及两千多年前的帝王与王权?对罪大恶极之徒的宽恕,就是对人民的重大犯罪。过去半年多,中外和全球股市,大宗商品与货币市场剧烈的起伏跌宕,就是这些为非作歹之徒的作为结果。二九到三三年后大危机的治理和罗斯福新政的成就显著,这是由于当时延聘了证券股市、金融行当里的业内高手大内,以其欺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杰作。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如果不能像陈云当年领导一批优秀的红色理财师和金融银行高手,一举成就金融的几个淮海战役,则老蒋小蒋上海滩的悲剧并非不会重演。

  G8、G20和中国最高当局,理当把根除和防范金融大鳄、金融全球害群之马,控制全球金融合作的提到真正的战略议事日程上来。从制度上,设法尽早取缔对冲基金、量子基金,应该是最小成本的明智之举。严格股指期货,加上百倍的事后无限追缴责任,巨额惩办股指期货市场上的乱市商,同样是可行之举。

  暴富金融贪婪罪,灾变巨损公众利益的金融恶毒罪和金融大额欺诈罪,应当同物权法一样,成为双向并存的既保护公民正当利益,并同时坚决彻底惩办,无限追缴与无限责任金融经济恶棍的法律正义和正当举措。

  中国政府应当率先(领先)扬起金融礼敬、金融大法的正义之剑,引导全世界走向合理公正的国际金融与国内金融秩序。

 

  作者: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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