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映西：国企改革搞错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国，这一历尽艰难终见辉煌的过程，用了28年。如今，新一代负责顶层设计的“顶层精英”们，可能摊上了更大的事情。这个事情叫做“国企改革”，已经搞了30多年。在此期间，“减员增效”让几千万为国家作过巨大贡献的国企职工下岗“从头再来”， “郎顾之争”揭开国有资产流失的惊天黑幕，“通钢事件”以血的代价让人们见识了新中国工人根深蒂固的“国企情结”。然而直到今天，国企改革仍然是只经风雨不见彩虹。难道这国企改革真的是比前辈们打江山更大、更难的事情?在最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出台之际，我们有必要一探究竟。

　　有道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就拿《指导意见》里再次重申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来说，现在的表述是：“积极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里面有问题吗?可能有人会说，这是经过无数专家学者用各种高大上的理论反复论证的，怎么可能有问题!然而，只要用常识推敲一下，我们面前就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从市场经济的常识来看，如果混合所有制对企业有好处，政府只要表态“允许”就够了，企业自会积极地把好处抓到自己手里。需要政府积极促进和推动的，肯定是“顶层精英”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自以为很高明，但下面的企业不买账，所以才需要自上而下的积极促进和推动。实际上，所谓“混合所有制”，只有闭门造车的秀才们才会想得头头是道。但凡有点常识，就会知道不同所有制资本混在一起，发生摩擦、内耗的概率远大于所谓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指望混合所有制能引领国企改革走向成功，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常识性错误。这些“顶层精英”到底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鉴于“顶层精英”对常识性问题都傻傻分不清，让人不得不怀疑国企改革是否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比如，凭什么改革总是盯着国企不放，难道国企有原罪?事实上，有些“精英”确实一直认为国企有原罪，其根据是，国企的盈利总体上常常不如民企，人家有数据为证。根据高盛(Goldman Sachs)的数据，国有企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五分之二，雇用中国十分之一的劳动力。不过，无论是资本或是工人的生产率都不是特别高。依赖国家支持和人为廉价资本的国企，股本回报率往往比民营企业低得多。麦格理(Macquarie)指出，剔除银行后，国有企业在过去5年里几乎毫无盈利增长。同期民营部门的利润增长达到两位数。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数据显示，2014年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回报率为4.6%，而民营企业达到9.1%。

　　英国前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有句名言：“有三种谎言：谎言、糟糕透顶的谎言和统计资料。”现在我们就来验证一下这话是否称得上是经验之谈。在这里，我们不去挑战上述数据的真实性，只把它们放在常识的基础上去分析。常识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中，商场如战场，同样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想比较直观地感受一下，在百度上随便一搜，民营企业“战死商场”的新闻就会冒出一大堆：

　　9月6日，拥有6家分公司的温州市庄吉集团正式宣告破产。据庄吉一位高层透露，该事件或致银行产生300多亿坏账。目前，集团5000名员工正在静静地等待破产处理结果。

　　8月22日，曾经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总资产超20亿的浙江红剑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停产。1000多名员工上街讨要被拖欠三个月的工资。

　　8月19日，拥有400名员工的广东省惠州市的福绩(惠州)纺织综合厂老板跑路，员工聚集于工厂门口，希望能拿到自己的血汗钱。

　　7月31日，华东纺织大厂宝利嘉老板跑路，5000名员工突然失去赖以谋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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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多已经倒闭的民营企业，企业和员工的经济损失、银行坏账损失以及工人失业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在民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的统计中完全得不到反映。这种统计反映的，实际上是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将军”们的回报率。在国有企业方面，由于政策的限制，是不能随便破产的。而这样的政策，正是吸收了过去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的教训制定的。所以，民企与国企比平均资产回报率，相当于把民企全体“将军”的平均水平与国企全体“将士”的平均水平相比，实际上只是个“田忌赛马”式的障眼法，根本说明不了孰优孰劣，也完全反映不出国企在稳定就业方面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国企就像诺亚方舟，舟里的人好歹能吃上几口安稳饭，舟外的人只能一边呛水一边挣扎。从这个角度看，国企的作用是无法以金钱衡量的!

　　但是，这种以统计资料的形式出现的低级谎言，竟然让“顶层精英”们都上了当，从而把“低效率”的帽子牢牢扣在国企头上，硬要背着社会效益重负的国企秀出与民企同样的舞姿!所以我们还得再次回到老问题：这些“顶层精英”到底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所有制方面。人类过去的经济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是一对完美搭档，私有制与市场经济也是一对完美搭档，但计划经济容易僵化，资本主义避免不了危机。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成功的标志应当是：探索出一条前无古人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方式，使得新经济体制既能永保活力，又能避免危机。所以我们要判断一项改革措施是否有成功的希望，只需看它是不是前无古人的实质性创新。如果只是挂羊头卖狗肉式的伪创新，那就只能用来自己骗自己。

　　我们过去的国企改革，只是简单地要求国企跟民企一样，一律以盈利多少定优劣。这算得上创新吗?所有企业都以盈利为目的，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一旦照搬过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马上就被架空了。所以，谙熟资本主义的国外学者和媒体早就一眼看穿，我们现行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没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招牌骗不了他们。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笼罩在愁云惨雾中，英国《金融时报》投资编辑约翰·奥瑟兹撰文论证资本主义没有崩溃，虽然他也承认“这个论点目前并不流行”。有趣的是，他居然把“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几十年来创造了7.5%以上的年增长率”作为支撑其论点的有力论据。中国搞的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早已成了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识，只有我们自己死活不认这个账。

　　应该承认，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连续多年的高增长，确实引来了西方世界艳羡的目光。他们想搞清楚，中国的“顶层精英”到底有什么超能力让市场经济持续增长。但是最近我们的“顶层精英”让观众失望了。首先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拿不出有效的化解方法，其次是股灾发生后的救市动作笨拙得让人大跌眼镜，再次是毫无必要地在汇市引爆新的震源，让全世界都跟着心惊肉跳。围观中国的西方精英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中国人就这水平啊，然后一哄而散，连我们搞阅兵他们都懒得捧场了。

　　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病根实际上就是生产过剩。过剩的生产能力作用于有限的消费市场，反映在企业财务上就是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早在经济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候就被许多学者注意到了。亚当·斯密就认为，随着资本的积累，利润率会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而趋于下降。 斯密这样说的时候，还有点漫不经心，但李嘉图就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了。李嘉图说：“利润的自然趋势是下降的”。按笔者的理解，利润下降的趋势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就如衰老对于生命一样，是一种自然规律。这一趋势发展的最后结果，李嘉图没说，但马克思说了：“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欺诈、危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看到，欺诈早已无所不在，甚至进入到婴儿奶粉的产销领域。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验证马克思的论断。

　　所以，搞资本主义，其规律就是先甜后苦，中外皆然。可为何面对姓“资”姓“社”之类的常识性判断，却中外迥然?还是那个老问题：中国的“顶层精英”到底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不断在常识性问题上犯糊涂，结局当然不可能美妙。不过，这次的《指导意见》出现了一个新的亮点，似乎为国企改革转向正确方向带来了希望。中央的新精神是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对企业绩效的考核，重点放在成本控制、产品服务质量、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方面。换句话说，在经济效益上，公益类国企只需做到成本最小化，而不必像民企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这说明“顶层精英”已经开始认识到，不能一刀切地以经济效益衡量所有国企和民企，要重视国企在社会效益方面的贡献。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所以这一认识的确是向正确方向跃进了一大步。就是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在走过很多弯路之后，我们的“顶层精英”终于找到了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这么说来，此后的改革前景肯定是一片光明。

　　但是，且慢高兴!让我们再次回到常识的基础上分析一下吧。常识告诉我们，装糊涂的人是绝不会做出正确抉择的，真糊涂的人反倒有可能像瞎猫碰上死耗子似的偶尔蒙对一回。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一再提出的问题，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原来我们的“顶层精英”是真……!

　　有这样的“顶层精英”替人民做主，国企改革的前途只能听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