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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忠新《中国的大文化人缘何缺文化》

作者:陋县小民 发布时间:2015-11-05 10:47:02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百无聊赖之时,看到一篇《中国大文化人缘何缺文化》的文章,作者王忠新,文章入目清新,使人精神为之一冰。

  文章像是随笔,但从中已可看出作者的博学博览、学养深厚,更难得的是见解独到、切中时弊,短短一篇文评,把现社会的文化现象刻画的入木三分,力透纸背。

  在这里,我不想续貂,只想趁着说一下自己对文化现象的一点粗浅看法。

  拿破仑说,世界上有两种力量,刀剑和思想,从长远来看,刀剑最终被思想打败。

  拿破仑是一个武力征服者,在他的意识中,武力最终不敌思想,可见思想是有无穷的伟力的。然而,思想是一种无形的、不可琢磨的、特殊的物质,它的载体是文化,而文化也需要载体。文化的载体又分为两种:死的载体和活的载体。

  死的载体有土、石、陶、竹、木、帛、纸等等以及现在的网络载体,他们忠实地(网络待商)记录下了人类的活动和思想,但不能延展和反思。

  而人作为文化活的载体,在传承思想文化的同时,又在与思想文化互动,反作用于思想文化。这样,在思想文化的记录中,又丰富和发展了思想文化。

  由于无数的个体胸怀有别、视角有差、兴趣不一、好恶不同,优劣难分,这些丰富和发展的内容也就良莠不齐、善恶不等,在与社会的互动中相互整合,就形成各个时期优劣悬殊的、特定的文化现象。

  这些文化现象对社会政治、经济、官风、民气、社会的盛衰治乱,不会没有影响,甚至影响尤为剧烈。

  公元1840年,由于没有导师级人物的创新发展,中国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演变蜕化,渐趋没落(《三字经》与《弟子规》是典型代表),以致与西方文化小有交锋,即仓皇败北,其标志性事件即1940年的鸦片战争。而后的几十年,国家巨臂鸿儒、文胆武将,都把眼睛投向西方,企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他们只注意到了物质方面,攒足劲地仿造、特别是购买西方的坚船利炮,学习西方军事,相信这些可以使大清王朝雄霸世界。

  可惜,方向不对,事与愿违。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的结果是,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四万万的国民,几十万的军队,十几万的官员,被号称八国联军的区区三万人轻取北京,被拍订立城下之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西方的文化开始涌入中国,主流有两个,一个是所谓的民主和科学,时称德先生和赛先生;再一个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种文化相互交融排斥,最终一部分汇聚到重庆,一部分汇聚到延安。

  到了距鸦片战争整整100的时候,也就是1940年,中国的国土上形成了四方三家的格局,四方为南京一方,奉天一方,重庆一方,延安一方。前两方属于日本一家,重庆属于国民党一家,延安属于共产党一家。

  从物质上讲,延安一方武器最差,人员最少,是世界上大多数人最不看好的一方。然而,从文化上分析,即可发现,奉天一方首于日本文化加中国儒家文化,重庆一方是儒家文化加西方文化,南京是日本、中国、西方文化的杂合。只有延安,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与西方先进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机交融,形成了中国新文化的雏形,她的代表就是1940年1月问世的《新民主主义论》。而后,在战争的间隙,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内容是从思想文化上自我净化),把一人的思想化作大众的文化。

  这种新文化的伟力日渐凸显,几年时间,不但在四方三家的角逐中轻松胜出,而且在十年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一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国耻。

  说到抗美援朝,那时的两件“小事”值得一提,一个是电影《英雄儿女》,一个和魏巍、路翎有关。

  先说第一个,电影介绍的是英雄王成一个人坚守一个高地,打退了美军的四面进攻,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为战友们赢得了取得战役胜利的时间。事后,全军为了宣传王成的英雄事迹,在文艺演出中需要一首主创歌曲,军政委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成的妹妹王芳。

  王芳接到任务后,连夜写出初稿,交给政委时,激动地说:我是留着眼泪写完的。军政委温和而又严肃地看着她,平静地反问:你是让战士们陪着你流眼泪?

  王芳若有所悟,迅速写出了第二稿……

  第二个,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进行中间,祖国不定期地派出亲人慰问团,赴朝慰问志愿军指战员。中间有一些文学文艺创作人员随团采访,其中就有魏巍和路翎。两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思想和视觉,创作出了自己的作品。

  魏巍单身犯险、亲赴前线,感受战士们是在怎样艰难危险的、生与死的环境中,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与敌血战、出生入死,感悟他们的所思所想,写出了著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来歌颂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和豪迈情怀。而路翎在这血与火般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眼睛却盯上了中、朝一对青年男女的恋情,温情脉脉地献上了一曲《洼地上的战争》。

  王芳写出的第二稿,就是深情豪迈、凝聚精神、激励斗志、家喻户晓、人人传唱的《英雄赞歌》。在那个时代,总不能“流着眼泪”享受《洼地上的战争》吧?所以,《洼地上的战争》自然被淘汰了。

  而“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唱着《英雄赞歌》,继承着英雄的精神,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打败了两个八国联军,让美国人第一次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给年轻的共和国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种文化是大文化,这种文化是站在社会的高度,来解读社会、解读人生,进一步升华社会,升华人生。因为那时,不仅有千千万万的王成,还有大大小小的政委,更有一个总政委在代表着一种大文化,代表着一种先进文化,并且不断发展这种先进文化。

  总政委不在后,山中没老虎,猴子称大王,由参谋长滥竽充数,还不知萧规曹随,狭隘怨怼地自创一套理论——《跟着感觉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一下歌词,基本就是现代社会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精彩总结,也是形成现在这种狭隘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私自利而又迷失自我的文化现象的滥殇……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主席变成了书记,干部变成了官员,人民变成了公民,群众变成了穷人,一把手的班长变成了老板,局长变成了张局、李局,再见变成了掰掰,人话变成了鸟语……新的词汇也层出不穷,什么屠童,什么潜规则,什么性工作者等等等等,五花八门,异彩纷呈。

  这不仅仅是称谓的改变、词汇的增减,更是文化的渐变,这种渐变,刚开始,是在我们的欢呼声中进行的,而后漠然,而后无奈,而后……

  文化的渐变,可以升华族群,也可以把一个族群带入地狱。让人可怕的是,在负面的渐变中,人们不以为忧,反以为喜、为荣、为傲,为自己的一己之得和与时俱进而相互炫耀、弹冠相庆!

  因为有了一己之得,要么西装革履,要么长袍马褂,或者在长袍的外面再加一领西服,不是言必称欧美日本(也不辨人家是否诚意),就是乞智于孔孟老庄,也不问问这几位老人家累不累、烦不烦、对现在的社会懂不懂。

  毛泽东倒是曾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年轻人寄予了殷切的希望,而又恨铁不成钢,对他们絮絮叨叨、千锤百炼,试图把他们锤炼成栋梁之材,以支撑华夏民族的巨顶大厦,招来的却是轻蔑、污蔑、侮辱甚至是恶毒的谩骂和诅咒。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种文化现象就是一“文化空洞”现象,大家就像一篷根系和主干已然枯死的树冠,看似枝叶繁茂、飘逸潇洒、歌舞升平,其实已是内里空虚、血脉不继、歇斯底里,末日来临而不自知,一味地夜郎自大、附庸风雅、争名逐利。一面还要站在个人的角落里来戏说、哭诉社会,进而解构社会,娱乐至死。

  刘禅“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文化也是如此。

  郁达夫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

  我说:没有先进思想文化熏陶、引导的人群,就是一群孤魂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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