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逸：梁启超的理想与大跃进的意义

　　资改派篡权后，就开始了对毛泽东时代和毛主席本人进行了不遗余力地全面丑化和妖魔化，而妖魔化大跃进则是这一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大跃进”一词已成了头脑发热，丧失理性，不讲科学，好大喜功，最终导致灾难的代名词。甚至左派在用到这个词时，都以一种贬义的口吻提及。足见资改派制造的舆论环境对人们头脑的控制力有多大。必须改变这一现状，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大跃进思想以及大跃进运动的伟大意义。

　　梁启超于民国初年游历欧洲，考察了西方的历史文化。对比中国的历史文化后，他发现，中国历史之辉煌，文化之灿烂，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同时，他也承认中国文化存在着自身的缺陷。但他非常自信地认为，对于那些外来的优秀的东西，只要中国想学，将来的结果肯定是“青出于蓝，冰寒于水”。他的依据是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佛教有十三个主要的宗派，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是“禅宗”。今天，人们已将“佛”与“禅”等同起来。而禅宗是完全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一个宗派，并非从印度传入。随着禅宗的创立和发展，佛教真正的大本营实际上已转移到了中国。中国为佛教发展出了博大精深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印度本土的佛教。毛主席对此的概括是“佛教起于印度，昌于华夏”。梁启超认为，只要中国不再以老大帝国自居，并承认外来文化也有优秀的成分，而且愿意学习这些优秀的部分，就一定能取得超过该文化原产地的成就。应该说，梁启超的这一思想已隐约有了大跃进的影子。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呢?循着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建设年代的历史脉络来看，答案不难找到。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前，当时制定的总体战略是五年之内打垮国民党蒋介石。但短短几个月后，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毛主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敌我态势，认为再用一年就可以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后来的历史进程印证了毛主席的分析判断。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提前超额完成。这一成就超出了人们的预想。对比战争年代的经验和新中国建设对成就，结合当时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高涨的热情和冲天干劲，毛主席认为更快地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是可能的。于是大跃进的发动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大跃进绝不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而是经过对历史和现实深刻思考的结果。

　　对于大跃进当中出现的类似于“浮夸风”这样的问题极其根源其实已有清晰的结论，只要知道当年谁站在稻子堆上照相就一目了然了。但毛主席认为大跃进期间出现的问题只是枝节性的问题，对于大跃进的总体思想和方向还是给与了充分肯定，并与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而新中国随后的建设成就也主要是在三面红旗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

　　大跃进思想具体可概括为三点：一、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三、反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先秦学者墨子说过：“志不强者智不达”。这道出了一个人作为强者的最根本的要素，即首先必须有强悍的精神意志。只有这样，人的智慧才会充分发挥出来，才有可能取得伟大的成就。对一个民族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抗美援朝的意义。抗美援朝除了为中国争得了现实和长远的实际利益外，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史上一座永恒的丰碑。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让中华民族彻底建立起了自信、自强和自尊。由此具备了一个民族作为强大民族的最重要的特质。而这种特质让中华民族受益不尽。如何将这样的自信和自强用于建设当中，毛主席用大跃进为此找到了最好的出口。在大跃进思想的指导和鼓舞下，中华民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成就，许多成就都是在西方开辟的学科领域中取得的，并且超过了当时西方的水平，也超过了西方的想象。梁启超的理想终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成为现实。

　　在生物学领域，中国首先合成了牛胰岛素。这为糖尿病的治疗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使糖尿病的死亡率很快降低了50%。同样是在生物学领域，中国培育出了杂交水稻，这项技术至今仍遥遥领先西方。在地质学领域，李四光突破西方传统地质学理论，创造性地提出地质力学理论，从而导致了大庆油田的发现，使中国一举甩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冶金学领域，实现了30%含量的钛铁分离技术。当时，攀枝花发现了超大型钒钛磁铁矿，但钛的含量达到了30%。钛铁分离是当时冶金界的世界性难题，当时的最高水平是15%含量的钛铁分离，30%含量的钒钛磁铁矿则被认为是无实际价值的“呆矿”。中苏关系当时已经恶化，苏联人幸灾乐祸地说：“那是镜子里的花，好看但是拿不到。”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科学家不信这个邪，经过努力，于1965年实现了30%含量的钛铁分离技术。直到90年代，这项技术仍属国家机密。也就是说，这项技术中国领先西方至少30年。今天，攀枝花钢铁基地在钛上的收益已远远超过钢铁。在数学领域，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所取得的成就则蜚声世界。在工业制造领域，万吨水压机不但在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国锻造大型机件的主力设备。在汽车制造领域，红旗轿车从构思设计到造出样车仅用了一个月。之后的岁月中，红旗轿车更是成为中国汽车业在世界上响当当的名片，是驰名世界的豪华轿车。外国元首访华的三个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坐红旗轿车。另外两个分别是受毛主席接见和住钓鱼台国宾馆。现在，经过洋奴的长期糟蹋，红旗轿车已从一个威风凛凛、仪表堂堂的大英雄，被搞得面目全非，越来越像个小瘪三。在造船领域，今天中国造船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也完全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而这一成就是当时彻底批判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思想，经过艰苦奋斗取得的。资改派篡权后，将这一洋奴哲学的思想改头换面为“市场换技术”，从而导致中国汽车业的全面陷落。在航空领域，运十飞机的水平则超过了当时欧洲的空客，后来被资改派活活掐死成为中国航空工业永远之痛。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也可一目了然地看到两个时代的高下之分。在核领域和航天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更是让西方目瞪口呆。195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关于中国核力量的报告这样表述“二十年内不必担心中国的核威胁”。仅仅五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炸响。又过了两年多，第一颗氢弹炸响。美国的第一颗氢弹实际上是一个八十多吨的核装置。而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就实现了小型化。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引爆方式当时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正当西方酸溜溜地自我安慰地说中国人有弹无枪时，中国的两弹结合又获得了成功。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质量就超过了前四个国家第一颗卫星质量的总和。中国于1975年成功实现了卫星回收，而欧洲至今仍没有实现这一技术，发射的所有航天器都有去无回。当时西方媒体惊呼，毛泽东的科学家在核领域和航天领域总能做出超出西方想象的成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足以显现大跃进的伟大，也足以显现中华民族蕴含有怎样的智慧和力量。

　　大庆会战期间的一次会议的横幅上写着“冲天干劲加科学精神”。这体现出大跃进同时意味着在科学精神之上的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而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脚踏实地，决不能投机取巧。当年核武器研制过程中数以吨计的演算草稿纸就就是这种精神的充分体现。这样的成就绝不是靠“市场换技术”的思维可以取得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伟大的屈原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想投机取巧走捷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寸步难行。

　　人们也许会问，这些成就的取得大部分并不是在大跃进期间，与大跃进有什么关系?这里应该区分开大跃进思想和大跃进运动本身。应该说，大跃进运动从形式上是结束了，但本质上却因为大跃进思想的存留一直延续到资改派篡权以后。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就像文革结束了近四十年，资改派对文革的诅咒也持续了近四十年。可现在一提到文革，他们还是惊恐不已，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从本质上并没有结束，文革的震慑力一直存在，从来就没有消失。

　　毛主席一生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富强殚精竭虑、鞠躬尽瘁。那些把大跃进中出现的枝节问题归罪于毛主席，并以此全面妖魔化大跃进和毛主席的人，完全是一群毫无良知、卑鄙阴险的宵小之辈。

　　今天，毛主席离开我们已近四十年。这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毛主席的一生，可以清晰地发现，毛主席在大是大非、大方向上从来没错过!这同样体现在大跃进问题上。毛主席思考问题永远是实事求是，审时度势。同时又高屋建瓴，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并且往往代表着人类认识的最高端。认识到这些，人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正如王震那句名言所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

　　我们应充分认识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和对中华民族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