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我们为什么从右变左？

 萧武：我们为什么从右变左？

　

　　直到我开始接触网络之前，我一直都自认为是天生的右派，也不知道这个时代还有左派存在。由于中小学时期的政治教育，更由于家里人反复讲述过的我们家的“文革”受难史，在我的记忆里，左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近似于洪水猛兽。

　　而且，在我上大学的199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的空气笼罩着几乎所有的大学校园。无论是在课堂上的老师，还是在图书馆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书，都散发着自由主义的气息。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最容易接受的。所以，跟与我的年纪差不多大的人一样，我们在大学里最早知道的都是朱学勤、徐友渔、秦晖等这些号称当代思想家的人，余杰也只是因为过于流行，几乎人手一本，让我觉得是畅销书，才没有读过。然后再逐步延伸到顾准、伯林、哈耶克这些所谓的大师们。在这些读物的熏陶下，不用说，我当然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

　　我大三那年，也就是2000年，学校周围的网吧开始大幅度降价，从我大一时的每小时七块钱，降到了每小时两块钱。这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上网不再是奢侈消费了。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开始经常性上网，参与网络辩论。当时正是国企改革三年脱困的关键时期，国企被转让出卖、工人大面积下岗的消息天天都有。我记得当时有人估算的一个数字说，全国的下岗工人总数高达四千多万人。但奇怪的是，媒体上从来没有下岗工人自己的声音，他们究竟怎样看待国企改革、破产重组、工人下岗这些事情，有的只是国家频繁地出台各种各样扶持下岗工人创业、鼓励企业招聘下岗工人再就业的政策，以及少数被作为典型进行宣传的下岗工人创业成功的消息。所以，我最早与人争辩的其实并不是国企是否应当私有化，而是如何私有化，用秦晖的话说，就是要不要分家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要讨论的是如何分家，如何才能公平地分家。因为我的这种倾向，很快就被一些自由主义者划到左派里去了。这在今天看来当然十分可笑，秦晖怎么可能是左派呢，但在当时，自由主义者们确实就是这样处理不同意见的。

　　稀里糊涂地被划到了左派阵营，我自己也感觉很郁闷，我明明视左派为洪水猛兽，我连马恩列斯毛都没读过，更不用说在“反右”、“饿死三千万”、“文革”之类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了。但既然被划到了左派，就得知道左派到底说了点什么，这才回过头去找了一些1997到1998年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相关资料来看看。

　　在这之前，我先后囫囵吞枣式地读过一些康德、黑格尔和哈贝马斯之类，所以有一些在我自己看来十分符合自由主义要求的基本理念，比如论战不能上升到人身攻击，学术观点争鸣不能上升到政治指控，辩论的时候要对人不对事，诸如此类。所以，我在看了当时能找到的几乎所有涉及那场争论的相关文献，尤其是许纪霖先生的分析总结，我惊奇地发现，我居然还真的是左派，因为我更倾向于同意新左派的观点，而不是自由主义一方的观点。也就是说，虽然当时我也认为中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光靠批判前三十年的历史，控诉“文革”更不能解决问题，许多问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不能用不争论的态度去回避关于改革的方向、方案、路径的讨论。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官方和民间都举办了不少纪念活动，以推动改革。但相关的讨论再次被设置为改革与反对改革，那些掌握媒体话语权的人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反对他们给出的改革方案，就是反对改革。实际上，从来没有人反对改革，也从来没有人争论过是否需要改革，问题只在于改革的方向、方案和路径。

　　尤其糟糕的是，就在我正在摇摆不定的时候，发生了“《读书》奖”事件。如果说上一次讨论还是围绕着观点展开讨论，即使已经出现了政治攻击，但也大体上还是在观点的层面上，而“《读书》奖”事件则完全是对人不对事了。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如果那次获奖的不是汪晖，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就绝不会有人提出所谓的程序和规则问题。虽然之前我已经知道自由主义者们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经济学不讲道德之类，但如此突破底线的针对个人发起的攻击仍然让我感到巨大的失望。这之后我再没有以自由主义者自居过。

　　毕业后，我到了杭州。先是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了半年，2003年元旦前就离开了那家单位，到了一个杂志社。那家短命的杂志只存在了三期就倒闭了，随后进入了杭州一家报社。那段时间，我和杭州的一个自由主义者小圈子过从甚密，但几乎每次见面都难以避免地要辩论。那时候刚好汪丁丁开始在浙江大学工作，他们经常在枫林晚书店搞讲座，还在南山路的酒吧里搞过网友聚会，也跟着他们见过不少所谓的知名人士。既有学者，也有所谓的民间思想者。那是我在现实中与自由主义者接触最频繁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抛开思想和政治观点，其实他们跟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有好人，也有不那么好的人，有人大方，有人小气；有人包容，有人排外，这些并不出乎我的意料。但遗憾的是，因为我在这个圈子里是唯一的“他者”，所以在见面时经常会出现我要一个人应付一堆人的辩论的情况。当然，人非圣贤，都会有七情六欲，有时我也觉得很难接受。不过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激烈辩论也让我在网络辩论之外更清楚地理解了他们的想法。

　　正是在那段时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我们经常就此进行辩论。他们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在微博上，已经成了公知们的顺口溜，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接触。比如他们认为，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的独裁政权，因为没有经过民主选举，根本不具有合法性，无论西方国家以什么理由发动战争，战争都是正义的，因为美国是为了在那里建立一个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民选政府，只要有了民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至于在战火中伤亡的无辜老百姓，他们认为，首先应当归罪于独裁政权，而不能怪西方国家发动战争；其次，面对独裁政权，这些老百姓没有起而反抗，他们本身就是独裁政权的共谋，所以他们并不无辜。

　　也就是在那时候，“爱国贼”和“道德专制”的说法也逐渐开始流行了起来。几乎是出于最朴素的作为中国人的基本感情，也许是因为从小读过不少忠臣义士的古典小说和历史典籍，我对国家、民族始终是怀有感情的。但在他们看来，只有美国才是真正唯一有资格领导全世界的，当然也包括中国，因为美国是民主的。联合国也不具有这个权力，因为联合国是以国家为单位投票的，而联合国许多成员国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我说美国政府虽然是选举出来的，但只有美国人参加选举，当然只能代表美国的利益，他们则认为，虽然这是事实，但因为美国的价值观，他们相信美国多数人的意志也可以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且，他们认为，美国人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组成的，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我反驳说，虽然如此，但美国选举是被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操纵的，并不是他们想的那样，他们则认为我被中学教育洗脑了。

　　他们中间有个人因为做外贸生意，去过南亚一些国家，所以那时候我就听他们讲过类似“印度乞丐笑眯眯”这样的故事。在他们看来，自由是最高价值，在民主社会里哪怕是做一个乞丐，也享有自由，这要比独裁专制国家之下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强得多。我说，我就是农民，但我还是希望能有块地种，不想当乞丐。他们说，我不算农民，也不能代表农民，因为我是左派。但在我碰见过的所有农民中间，我还没碰到过宁愿放弃土地去国外当乞丐的人。到今天，虽然中国仍然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制度，但是却在逐步恢复和重建农民的教育和医疗、养老保障体系，我想这无论如何也比印度那些住在街边的简易帐篷里的失地农民强得多吧，更何况在中国平等观念也已深人人心。但我偶尔在网上看到他们的言论，仍然坚持十年前的观点。

　　那时候各地开始试探性地进行基层民主选举，他们都认为这是很大的进步。很快，媒体上就曝出了一些地方的选举中出现了贿选，我认为这是破坏了规则，但他们坚持认为，这也是进步。如果选举没有意义，就不会有人去贿选，现在有人贿选，愿意用钱去买选票，就说明选票已经有了自身的价值了。他们认为，民主同样是需要在现实中演进和发展的，只要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民主选举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就会形成规则，逐步消灭这些现象。当时我虽然无法反驳，但仍然觉得这个理由不能说服我。在过去的十年里，基层民主已经基本普及，但就现实情况看，导致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它所带来的进步。比如东南部一些区域的农村选举中宗族矛盾激化，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黑社会操纵选举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反分地悲剧”，由于基层民主权利的扩大和对少数人的暴政的过分强调，导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因为个别人家反对，关系全村公共利益的一些事情无法进行，如修路、修水渠、平整土地等，实际上成了个别家庭一票否决全村的集体利益的现实。

　　2004年前后，各地的下岗工人抗议活动虽然在公开媒体上得不到任何反映，但由于网络的普及，实际上已经此起彼伏风起云涌了。也正是在那时候，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大幅增加，从而导致了山西、河南等地的小煤窑遍地开花，与此同时，则是不断传来的各种矿难的消息。在这之前，虽然我已倾向于左翼，但更多地还是从观念到观念的思考，而这些扑面而来的活生生的现实则让我无法回避地意识到，发展和增长的代价不是别的，恰恰就是亿万打工青年的青春和矿工的生命、下岗工人劳动权利的丧失。当新生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已渐成雏形的时候，这些人却失去了发出声音的权利和机会。

　　而且，当时我在杭州的住所是闹市区的简易房，旁边的邻居都是从外地到杭州来打工的农民，有两家人卖鱼，一家人在隔壁的医院收废纸箱。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们一起坐在院子里，一边乘凉，一边聊天。当时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从江苏来的老黄曾经是他们村的生产队长，经历了“文革”，但他却一直称呼毛泽东为“毛主席”。每次聊天，他似乎都十分怀念那个许多文人墨客笔下的悲惨岁月的时代。所以，2004年我开始认真地阅读《马恩选集》、《毛泽东选集》等等已经在过去二十年里被打入另册的经典。之后，我又断断续续地在网上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逐步重新认识前三十年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革命，也和一些“文革”的亲历者交流，打破了之前作为禁忌的“文革”，开始有了更立体也更复杂的认识。通过这些，我大体理解了工人、农民和普通老百姓记忆中的毛时代和“文革”，当然也就认识到了文人墨客笔下的那些“伤痕文学”和伤痕记忆的虚伪和矫情。沉默者的声音、无权者的权利、卑微者的意义之类的想法在我的头脑里也逐渐清晰了起来。

　　所以，2004年我出现了一个似乎很急骤的转变。之前我也胡乱读书，经常写些做有思想状的文字，甚至模仿着文人墨客的笔调。坦白地讲，读完毛选，让我一下感到自己之前写的那些文字矫情、乏味、无病呻吟，这才学会了“讲人话”，不用术语和那些翻译过来的概念来讲自己对人情世故的观察。这之后，自由主义者朋友们也就和我分道扬镳了，交往日渐稀少。那段时间的转变，在别人眼里也许是离经叛道、匪夷所思，但在我而言，却是一次从心智到文风的转变，少了文人的幽怨和做作，多了直抒胸臆的直接和健康。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基本上淡出了当时如日中天的BBS，如关天茶舍，不再参与网络辩论。因为我越来越发现，网络辩论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别人也不能说服我，而且基本上是重复的，总是在翻来覆去地讨论那些基本的问题，而这些于世于时都没什么建设性，只不过是怨言而已。唯一有价值的是，通过这些辩论，让许多观点相近的人从陌生走向熟悉，成为朋友，我就是在那时知道了许多与我想法接近的朋友。但网络辩论糟糕的地方是，把许多原本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清晰的人也卷入了这种被逼着站队的辩论中去，而且经常误伤一些无辜的人，从而使他们变成清晰的左派或右派。对于他们而言，上网本是娱乐、休闲，最终却改变了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和对生活的态度。有些性格极端的人甚至因为辩论而与原来现实中的朋友断绝来往，更发展到人身攻击。前面提到的那些我在杭州时的自由主义者朋友中，后来就有几个人对我非常不友好，不仅断绝来往，而且持续地进行人身攻击。

　　后来我发现，从右到左，这样的转变不仅发生在我身上，也是很多年纪和我差不多的朋友的共同经历。我们都在自由主义的熏陶中度过了大学时期，进入社会或继续在学校深造时，才逐步意识到现实的复杂性和中国的独特性，尤其是近一个世纪的革命留给中国的独特遗产，平等已经成为这个民族最深层的基因。而且，作为革命的遗产的一部分，中国最大多数人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处于无权的状态，但我们深信，他们中间蕴藏着最巨大的力量，这是足以改变历史、改变世界的力量。

　　《天涯》杂志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