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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什么天赋人权,是人赋人权

作者:周伯通 发布时间:2024-04-03 09:47:37 来源:西岔湖 字体:   |    |  


  文/周伯通

  毛主席在1965年写了一篇文章,主要是讲政治和业务的哲学关系,我看完全篇,觉得美国这么多年来,好像就是这样执行的。毛主席说,浙江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他对政治的理解简直就是没摸到门,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不要政治的人大大地减少了。

  但是他们又不肯放弃单纯的业务观点,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中主义。在政治和业务上,有三种摆法,一种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一种是业务第一,政治为业务服务;一种是政治和业务都并列第一。

  这三种摆法,第一个是正确的,我们要搞清楚发展业务是为了什么,政治要为业务指明为谁服务的方向;第二个是错误的,发展业务,不讲政治,政治为业务服务,你们浙江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事,一个地主分子表现不老实,一个党员职工批评了他,这件事情经理知道了,就找党员谈话,说,“你不能挫伤地主的积极性,他本来就想国民党,你一斗他,他愈发地想了,他就跑。”

  这个经理好人主义讲人情,看到地主优缺点,做损害国家的事情,也不批评,听之任之,只求得无原则的团结,似乎只有地主能搞好业务,便一味妥协,对不法资本家或地主,不批评,不斗争,还要保护这样的“能人”,一旦臭味相投,就混到他那个臭水沟里去了,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三种说政治和业务并列第一,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在实践过程中,一定会滑到第二种上去。资本主义也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他的政治是为资本家服务,如果你的业务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他怎么可能让你业务第一,他就要打压你,资本主义最讲政治的,他们心里清楚的很,但是嘴上不说,对外人说他是自由主义成功的。

  资本主义哲学讲天赋人权,似乎不讲政治了,人人平等推给了老天爷,哪有什么天赋人权,都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老百姓赋予的。

  你们搞哲学要搞实际的哲学,这才有人看,书本上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农村、到工厂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有个学生,农民出身,研究经济和历史,他做了一个自白,说读了这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谈到搞经济,就是业务第一,文章里不提劳动者,怎么发挥他们主观能动性,劳动成果如何分享等。

  政治与军事、经济、业务、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政治是统帅,政治是头。政治与业务的矛盾中,主要矛盾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那发展的路上就会迷失方向。

  与资本主义竞争,人家是讲政治的,他一讲政治,你就要到处碰壁。现在有人说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对立的体系要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取消军队,主张不要斗争,帝国主义嘴上这样讲的,但心里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总是搞政治第一的。

  上面这段毛主席讲的话,可以说对美国这些搞资本的摸的太透了,但毛主席的意思肯定不是搞关起门来,他的意思是合作中斗争,斗争中合作,不要把他们想的太好了,容易不分敌我,不分是非。敌人擅长用模棱两可的手法来冒充辩证法,这样就容易打马虎眼,容易偷梁换柱、浑水摸鱼,容易欺骗群众。

  有人说,那我不单纯地讲业务,也不单纯地讲政治,在我那个单位,突出政治,也突出业务,只有业务和政治都突出,这才是全面的观点,光强调业务或光强调政治都是片面的,这种两手抓的想法,初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考虑的很全面,既照顾了政治,又照顾了业务,但仔细想想,这是彻头彻尾的折中主义,很容易模糊群众。

  搞折中主义的,脑子里政治缺的很,这些同志所谓的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最后就变成了走过场,他们小声地喊出突出政治的话以后,唯恐人家把突出政治的话听了去,于是紧跟着高喊“要突出业务”,这些人唯恐政治思想做好了,就刁难了政治干部,就刁难了地主或资本家,你不讲政治,最后一定是变成了刁难人民群众。

  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他们看做都一样,半斤八两,各占一半,而是要严格地把它分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分为主流和支流,事物的性质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无法去判断是非,就不能正确地工作。

  现在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搞文学搞历史的在搞帝王将相,搞哲学的就讲解西方的书本。研究中国古代的,就是古代的讲经人,研究西方哲学,成了西方哲学的讲经人,到了新社会了,我们要有“写经人”,而不是“讲经人”,写什么经,就要写怎么才能服务好人民群众的经,写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经。

  什么天赋人权,人人平等,那就平等不了,这个“天”的解释权并不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上,在国外,说的是上帝,上帝赋不了平等。赋权的主体要交给大多数人,那就要自己去找方法。

  以前在陕甘宁的时候搞选举,条件不好,就用豆子,候选人背对着选民在选举会场的前面坐成一排,在每一个候选人背后放一个碗,每个碗上贴上候选人的名字。凡是18岁以上的村民领到应选干部职数的豆子,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将豆子放在“中意”的候选人的碗里,最后根据碗中的豆数确定村政府的人选。

  在农村,用豆子就能去搞人人平等的选举权,简单易行,也看不出谁投了谁的豆子,避免候选人对选民意志的影响操纵,所以总是能想到办法的,现在在大洋楼里面讲哲学、讲历史、讲经济,又不实践,这怎么行。

  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得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哪能行,你能管这么多么?搞文科的,更要走群众路线,你瞧不起群众,你写出来的东西,只能算“讲经人”,没有什么益处,你只有和人民群众结合了,知道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了,你就会变成“写经人”,如此才能实现自己的业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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