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台湾等“边缘地带”的“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

　　2022年俄乌战争与第四次台海危机爆发后乌克兰与台湾在斯派克曼眼里势必都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边缘地带”的一部分，二者的“必然王国”(地缘)与“自由王国”(政治)之博弈进程也将是马克思推理的后者逐步蚕食前者。

　　第四次台海危机爆发后泽连斯基就台湾问题发表演讲，强调围绕乌克兰与台湾的大国冲突都是“全球安全架构的无效性”造成的，相关大国应尽早制定“一种模式”以“确保没有一个国家再敢侵略另一个国家”。巴尔干半岛、台湾、高加索地区……都是被一个因素连接在一起的，即“全球安全架构已不起作用”，所以俄罗斯才敢完全“无视国际法与全人类利益”。看到俄罗斯“不被惩罚”，其他国家会认为“他们(发动侵略)也能成功”。乌克兰人现在团结了“整个自由世界”，进而围绕一种理解(欧洲与其他国家的自由多么脆弱)而斗争。“这种脆弱只能通过联合行动来捍卫，为了发挥长期作用，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全球安全架构，确保任何国家都不可以再对另一个国家采取恐怖行动。在系统层面，在全球制度层面——这就是乌克兰与我们所有合作伙伴现在正在努力的目标。”泽连斯基首次公开就台海局势表态，目的当然是靠“蹭热度”赚取更多的国际舆论流量，尤其是吸引西方列强进一步支援乌克兰。将台湾视为一个能与乌克兰相提并论的主权国家更是为了将乌克兰与台湾打包捆绑起来，至少要让美国支援台湾与支援乌克兰不可能厚此薄彼。但泽连斯基算漏了一点，即中国不是俄罗斯这种“战斗民族”，和平统一是中国特色统一大业的主线。泽连斯基就台湾问题大放厥词后台湾媒体“中央社”爆料乌克兰最高拉达(相当于国会)迅速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友台小组”，乌克兰最高拉达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梅列日科强调该小组的宗旨是加强乌克兰与台湾在贸易领域的联系。梅列日科公开感谢蔡英文在俄乌战争期间支持乌克兰，还特意提到佩洛西与尼尔森在美国与立陶宛掀起的两场闹剧。泽连斯基与梅列日科在台湾问题上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二人对乌克兰政局的控制力不比蔡英文对台湾政局的控制力强多少。尤其是乌克兰独立后国内政治势力越来越复杂，当局清算前一届高官的政变屡见不鲜，蔡英文任内更不可能在台海两岸关系上冒险而遭到民进党内外的建制派政客的围攻。一旦乌克兰被俄罗斯打败，乌克兰国内的各路政治势力就会因为利益诉求不同而分裂，泽连斯基与梅列日科等乌克兰政客在台湾问题上的投机倒把势必式微。无论还能打多少“政治悲情”牌，乌克兰挑衅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而与蔡英文沆瀣一气则会进一步被肢解。中国与俄罗斯都是核大国，从“地缘”这个“必然王国”的困局里“突围”到“政治”这个“自由王国”的战争选项的回旋余地至少比乌克兰与台湾大的多。

　　第四次台海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这个火药桶骤然兴趣大减，不再是世界各国关注焦点的乌克兰戏子的政治前途其实早就没什么悬念了。泽连斯基用表演的经验、律师的刚正与犹太人的复仇意志带领存在感有限的乌克兰在国际舞台上秀了一把，但战事的失利让这个热血硬汉迅速变成了杂志封面。被西方列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宣传洗脑后，从领土、资源到武器都没有储备与战略的乌克兰被一百多个的行业寡头把持而朝野公知相继沦为大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怎么用更少的铜板买更多的便宜货则注定会是其战后“转型”的主流。当然，被西方列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宣传洗脑相对有限的普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对乌克兰开战后俄罗斯这个“有核武器的沙特阿拉伯”进一步原形毕露，尽管还有大量的核弹与导弹，但在常规战争与智慧战争角度上已被边缘化到无足轻重的地步。现在俄罗斯老百姓手里的黄金已被通过多种渠道“收归国有”，相比之下满血上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围绕台湾问题的迭代升级处理方案更是毫无悬念。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加速增长与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倒车，有可能充当乌克兰与台湾的代理人甚至全球经济发展龙头的国家将越来越少。面对台湾与乌克兰等地缘政治冲击，未来的中国与俄罗斯的复兴势必都要通过挖掘历史充实现代文化，通过现代文化凝聚劳苦大众，在维系社会结构的同时主动赶超“边缘地带”的转型与创新。“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是台湾与乌克兰的最大短板，没有大量的从业人员就不会有王冠与明星解决尖端问题的能力。所以，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图穷匕见，传统文化乃至考古学重新成了推动中华文明进步的原动力，而基础研究势必也会被推高到国家战略工程的级别，“美国梦”式一夜暴富与贸易投机、山寨抄袭都将越来越难，持之以恒的埋头苦干与跨界交流则将是中国与俄罗斯的民族产业掌握核心技术与创新应用的唯一途径。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精英学习俄语也是为了利用现有的头脑在有限的空间资源环境中达到1+1>2的效果，尤其是在拜登等美国建制派政客对中国与俄罗斯同时“掀桌子”的国际背景下。当然，全民学俄语是不现实的，何况俄罗斯现在的实力尚不足以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学习俄语?相比之下还不如转而学习古汉语、甲骨文、夏商周考古断代，这是“自由王国”意义上的主动选择还是“必然王国”意义上的被动选择?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进程至少在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是很难逆转的，欧洲、美洲、亚洲(包括阿拉伯地区)都有资格自给自足为“自有王国”，进而是其他大陆也要自建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以支撑其面向未来的“自由王国”回旋余地。中国比俄罗斯更有条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在捂住基本盘的前提下建设面向未来的尖端科技，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工业体系与传统产能(包括军事影响力的辐射)能在亚洲圈以长三角、珠三角为基地重新分布并提供必要的军事保护都是逆全球化阶段的次优选择。随着地缘战略意义上的欧洲式醒悟与美国式渗透的终结，地球会被分裂到何种程度将取决于掌握着强权政治的个别大国领袖在“自由王国”意义上的政策选择。美国反向配置生产线与全球资源后将有更强的面对战争风险的能力，但这也不是好莱坞大片吹嘘的那样在以往的巅峰与实际的值之间选择合适的位置，比如领先世界的美国科技界能否在战略窗口期限制金融业膨胀并提升智能制造水平还要看其他国家的进步速度。没有全球化则跨国公司与金融业都没有存在的基础与必要，其他国家至少要消减其规模而以经济内循环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逆全球化之“墙”的美国特色“长城”一旦在其他国家泛滥成灾，英语与互联网技术都将变得更有吸引力，毕竟以前的国际贸易、国内自主品牌若不想再被卡脖子则都要寄望于兼顾英语与互联网技术的复合型精英沟通“墙”内外的技术手段。中国避免了被西方列强整合为俄罗斯那种资源输出国与低附加值产品加工地的对外开放风险，但未来的路还是要靠大量的基础科研与996的拼搏精神实现，相关的培养模式、市场导向、制度调整与文化氛围都要与之适应。现在中国与俄罗斯等“金砖国家”的主要挑战都来自国内消费者对未来的想象引领与找到的自己的生态位继续迷恋针对过去的老问题的老方法则会加速走到穷途末路。结绳记事也曾是一种先进生产力，未来的虚拟世界与VR空间则会像金角大王的宝葫芦那样让每个人都能收进去做一个春秋大梦。在另一个更大的“宝葫芦”横空出世之前，被收进去的绝大多数消费者是不会出来的。代理人战争游戏背后的元宇宙有更大的想象空间与生存结构，而大陆板块的文明划分还是要以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为原始动力。作为中国与俄罗斯等世界经济意义上的“半边缘地带”的“前沿”部分甚至“边缘地带”部分才有可能让台湾与乌克兰赢得较大的地缘政治(“必然王国”加“自由王国”)回旋余地，舍近求远协洋自重毕竟胜算太低，回归“一带一路”等亚欧大陆统一大市场闷头发展经济才是长远眼光。

　　拿破仑统治的法国与希特勒统治的德国都曾迫使西方列强与俄罗斯在强权政治领域处双边关系，此后国际政治新常态的建立都伴随着一段不对抗的大国关系，但“冷战胜利”的狂妄与构成当代美国建制派政客的“单极时刻”的幻觉导致这一常态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在2022年俄乌战争与第四次台海危机爆发后。在一切都符合即将到来的世界秩序固定下来之前叙述国际关系要兼顾哪些因素?第一，在遏制俄罗斯的深厚历史传统与偶尔肢解俄罗斯的地缘战略野心的驱使下，西方列强有意识地选择了北约与欧盟的双重扩张，乔治·凯南曾为美国特色遏制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将北约扩张到乌克兰的决定更是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中“最具决定性”的决定，对苏联“一边倒”的新中国也被顺手捎带了。第二，俄乌战争与第四次台海危机完成了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方列强对俄罗斯的遏制循环，其关键目标之一是阻止符合“修昔底德陷阱”逻辑的俄罗斯的复兴，与斯托雷平改革废除农奴制导致的中国崛起的蝴蝶效应相当。英国在与俄国结成军事同盟的法国的盟国义务方面立场模糊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威廉二世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坚信英国会对俄国宣战而让德国抽身。威廉二世意识到苏联只能从内部瓦解后主动与托洛茨基合作，以“二月革命”的为形式为破坏俄国稳定的不可逆转的转折点，英国派去的米尔纳也参与了反对尼古拉二世的杜马自由主义阴谋。为了阻止俄国击败德国后扩大地缘政治利益，西方列强中断了国家进化的俄国革命，利用俄罗斯尚不成熟的异质政治阶层的复杂阴谋弄巧成拙了。第三，俄罗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兼有文化与文明的维度可追溯到1054年普世教会的分裂乃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在此期间东正教在莫斯科大公国的战略纵深不亚于靠“拜上帝教”凝聚的太平天国。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赋予了基督教截然不同的命运，尤其是秋切夫认为“俄罗斯的存在本身就否定了西方的未来”。历史上西方列强一直不乏单极幻想，普京统治的俄罗斯恢复斯拉夫历史的连续性决定了俄乌战争的严重程度。西方社会本身在过去至少半个世纪的每况愈下证明了西方文明进入衰退期，比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书预言的未来的“国家内部解体，成为一种无形的人口”与“原始国家缓慢地渗透到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还有对西方民主的贵族式批判，比如法国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一书指出的“美国不存在言论自由”与“多数人(为它)制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障碍”，麦卡锡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更是以“政治正确”的形式强化了“新价值观”与“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美国特色政治运动。第四，文化与文明等因素的强化意味着西方列强有可能进一步转向后现代主义，“狂喜”、“淫秽”与“解构”等相关概念也相当适用于分析俄乌战争与第四次台海危机。鲍德里亚的《致命策略》一书认为，植根于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与命运的致命战略凌驾于平庸的战略及其强加的战略游戏规则之上，在完美解释俄罗斯战胜拿破仑与希特勒的原因的基础上还能进一步借鉴于俄乌战争与第四次台海危机。鲍德里亚的远见对相关大国的实际政策更有启示意义，例如在核大战的阴影下“重新创造战争的人类空间”(忽视这一点导致北约没有准备好在欧洲使用常规武器的“大规模战争”)而导致军备竞赛沦为纯粹的“技术行为”。俄乌战争与第四次台海危机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地缘战略当务之急是克服全球化后现代/虚拟存在与向新现代的过渡即向现实与事实的基础，而普京式“用脚投票”只是国际政治转折的催化剂之一，中国则会乘机摆脱西方列强在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与金融的主导地位与制动器。第五，俄乌战争与第四次台海危机势必加速西方列强向法西斯主义等极权主义的核心(均质化的自由主义)回归，历史上的美国内战是对后特朗普时代美国特色内战的预演。尤其是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极权化的自由精英反对多数选民的常识与传统的保守价值观，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着恶魔》与《大审判官的传说》的远见，还有乔治·奥威尔的警告的欧洲文明的世界观与政治文化层面的根本缺陷。奠基美国的新教狂热分子宣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以资本收入与商业成功为恩典并否认异教徒获得救恩甚至是生命的权利，“美国例外论”与联合国宪章的普遍适用性乃至19世纪后期奠基于老罗斯福的帝国主义政策相悖。安德鲁·杰克逊认为美国应以身作则影响世界，特朗普等追随者致力于重建国家竞争力的内部基础，宣称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相互竞争的“强大主权国家的世界”而接近于多极化概念。冷战遗留的国家安全原则本身的非军事化也曾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谋长马伦强调“国内建设”的必要性，尤其是投资阶层利益的推动导致中产阶级(更准确地说就是美国本土白人)的毁灭。其主要受益者则是中国，比如利用西方列强的投资、技术甚至市场“和平崛起”。第六，拜登的反俄路线导致俄乌战争剪不断理还乱，美国建制派精英以乌克兰的侵略性民族主义转型甚至纳粹化为威胁俄罗斯转型身份的历史手段，尤其是破坏俄罗斯的现代精神与宗教基础并追溯纳粹主义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而将苏联与新中国混同于纳粹德国。拜登的“转正”加速了这一进程，2022年美联储加息势必导致经济金融化、中产阶级流失与消费需求停滞而耗尽美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传统资源。美国建制派精英越来越背离国家基础与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尤其是强调政治技术而削弱选民的信心，比如在“政治正确”的口号下通过传统媒体镇压言论自由与压制异议。特朗普通过社交网络绕过传统媒体吸引选民，拜登则靠公然的欺诈与篡改(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的邮寄投票与依赖非洲裔美国人等少数族裔边缘人群)反败为胜。“取消文化”、“批判种族论”以牺牲美国白人原住民的利益为代价服务于建制派精英，这场新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方法论越来越与列宁与毛泽东发动的革命貌合神离。“特朗普革命”其实是一种反革命，由精英发动以避免自由主义过度泛滥，这种“文化革命”与“非内战”的起点可追溯到克林顿-希拉里一脉。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的白人与新教徒在美国的人口规模每况愈下，于是靠审查社交网络将国内政治呈现为全球趋势的一部分，进而靠极端自由主义的“世界革命”(包括拱火俄乌战争与第四次台海危机)使其合法化。俄乌战争爆发后福山提出“社会自由主义”的概念幻想自由主义扎根于国家土壤的新的可能性，进而企图在乌克兰乃至现代欧洲恢复新纳粹主义。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高度矛盾被拜登视为对战后有社会导向经济的“社会契约”的“反革命”，这一点也可从其他国家的建制派精英与扎根于本土的多数老百姓的矛盾中得到证明。劳动力过剩导致移民规模膨胀，传统主义在精英阶层及其外交政策本能方面仍有影响力。此类帝国主义思想的残余有肉感变种，比如希望保持核大国地位(英国与法国)、希望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永久居留权(德国与日本)与希望从古代中国借用其在世界建筑中的“中间立场”(美国)。《金融时报》政治专栏作家鲁克曼企图从英国脱欧中吸取“教训”而将英国与俄罗斯统一于“历史大国”的范畴，要么让俄罗斯以体面的方式融入国际体系，要么遏制或反对国际体系全球化，而拜登的后一种选择无疑风险更大。第七，美国历届政府在反俄政策与反华政策之间的“选择困难症”反映了西方列强复杂的内部危机的紧迫性。苏联解体导致其他国家在发展模式上没有其他选择的假象，西方列强由此“复风”而意识形态资源枯竭了三十多年，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趋势在此期间乘机巩固，其主要标志是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在乌克兰与台湾等西方列强势力范围政治的自我意识最敏感的领域，拜登等建制派政客将赌注押在跨大西洋贸易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上，其要害是同时遏制俄罗斯与中国。他们拼凑的“西方要塞”一度被代表美国特色“红脖子”的特朗普扔进垃圾堆，中国则乘机加大了在亚欧大陆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在东盟与欧盟的支持下签订《全面区域经济伙伴关系》与《中欧投资协定》。西方列强以反俄为由团结起来也是对特朗普式“地缘政治错误”的一种报复，拜登企图“修复”的非正式全球帝国不再依赖于扩大控制其他国家的“自动主义”(这种原始计算的谬误甚至连基辛格也间接承认了)而通过遏制中国与俄罗斯再次实现这种“第二风”，直至美国北大西洋与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据点合龙。西方政治中的利害关系急剧上升为存在主义，由此而不得不面对的“两条战线的战争”曾让美国在希特勒与东条英机之间顾此失彼。第八，俄乌战争与第四次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发展了一种更有侵略性但本质上还是帝国主义的外交“大战略”，来自政治科学领域的杰克·沙利文、韦斯·米切尔等臭名昭著的“马拉松计划”的策划者指责上一代外交官“输给”了北京与莫斯科。“避免两线战争”战略的作者米切尔强调两场战争的“同时性”问题，鉴于美国的资源条件不允许同时对中国与俄罗斯发动战争，美国应让乌克兰对俄罗斯持续作战以阻止中国向西“扩张”，进而迫使俄罗斯转向东方甚至向印度提供更多的进攻性武器，乌克兰的“战略失败”则会在一定程度上“软化”俄罗斯对西方列强利益的迁就意愿。第九，容忍乌克兰的“战略失败”则是“(修昔底德)陷阱中的陷阱”或致命的策略，打台湾牌同理。从“西贡时刻”到“喀布尔时刻”，美国一再激怒中国与俄罗斯等陆权国在“来自地狱”的制裁压力下破坏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尤其是在能源部门、矿物、肥料与粮食等国际贸易方面。反俄反华的经济制裁导致美国更高的通货膨胀与生活成本，进而导致西方列强普遍的社会政治紧张局势，中国与俄罗斯则能籍此进一步影响其周边国家。西方列强对中国与俄罗斯发动地缘政治闪电战的“平庸策略”导致自己在两条战线上顾此失彼，尤其是中国在西方列强拱火俄乌战争后获得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更多自由。由此，美国与欧洲在战后拼凑的G7、北约、欧盟等政治军事联盟、IMF、IB、WTO等机构等外交政策结构崩溃的速度加快了。西方列强陷入弱势而被迫诉诸国际法，另一种选择是进一步搅局，尤其是美国在任何不能绝对控制的地区都会陷入迷失，就算这种控制虚幻的(战后美国政治与战略文化的基本特征)像个鸡肋。

　　尤其是在2022年，除了主权国家与非主权国家这个致命的本质之别，乌克兰与台湾冲击美国霸权幻象的相似力度只能体现在中美两国地缘战略博弈的个别细节中。二者都是2022年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都是企图摆脱某个大国而闹得鸡飞狗跳的，都是因为亲美而与母国交恶的，都是西方列强为了维持其地区霸权而策划代理人战争的棋子或炮灰。乌克兰精英以融入西方社会为国家战略目标，“台独”势力更是有言在先。与蔡英文相似，泽连斯基对有血亲关系但相比之下强大得多的邻居出言不逊，却对邻居的竞争对手大献殷勤，希望远在万里的美国大佬能保护自己免受邻居欺侮。邻居本来就被美国大佬软刀子割得很难受了，不自量力的泽连斯基又往枪口上撞，直至“战斗民族”被迫发动预防性攻势。当然职业政客蔡英文在政治上比泽连斯基成熟得多，但台湾的处境比乌克兰更尴尬，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而迫使蔡英文指望泽连斯基进一步为其“代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在对台政策上坚持和平统一主旋律，但俄乌战争注定已是武统台湾的活教材。俄罗斯资源丰富，但脱离贸易、金融、科技等国际大家庭太久而在战场上后劲不足。相比之下中国资源匮乏且高科技产品乏善可陈，一旦被断供而投资、出口的马车都停下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成果就会泡汤。乌克兰有北约给钱给枪，但顿巴斯亲俄武装的战斗经验与战斗意志都不弱于乌克兰正规军。面积不到顿巴斯一半的台湾买武器越多则越越会刺激老百姓面对跳海前景的恐惧心理，尤其是在基于美军不参加俄乌战争的教训而只能自己当炮灰的预判下。台湾毕竟不是主权国家，认祖归宗的难度远远低于乌克兰，台湾各党派像香港那样以强大的祖国为后盾也能换得更多的台湾选民支持。

　　第四次台海危机爆发后中国大陆重塑了台海两岸的军事规范，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围岛军演走向地缘战略意义上的“自由王国”，其实际效果不亚于俄罗斯初的乌克兰国防。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足以重塑和平统一的政策框架，但相关的突破性进展还要等到整合更多的和平统一条件之后。新中国成立后台湾经济结构主要有四大块：日本人留下的、蒋介石带去的、美国人支援的与东南亚赚来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台湾商界通过台海两岸的投资与贸易大赚一笔，但台湾内部的经济矛盾也因此而被放大了，进而又激化了台湾的社会矛盾与政治矛盾。民进党借机上台于国民党从美国舶来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压力息息相关，但民进党不可能在经济领域实施更理性的长线发展战略。截止目前，台湾经济蛋糕上最有不可替代性的是以台积电为代表的半导体产业，其余产业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程度只会越来越大，美国工业空心化的积重难返导致台积电也不得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指望中国大陆产能“供血”。即便中国的统一进程没那么快，基于中美关系恶化波及的两岸关系的对抗性不断增强的预判，民进党也不可能指望获得布置战略性产业的历史机遇。因此，即便是在既有秩序的发展趋势下，台湾经济陷入长期衰弱也注定会是大概率事件。新中国成立后台湾经济成就在本质上是美国霸权塑造的结果而不是本地区的自发秩序，未来台湾被统一后在整个中国的即框架里的实质地位与海南省的区别不会太大，中国大陆也不可能在台湾布置有战略意义的核心产业，因为台湾的自然禀赋较之于其他省份不是那么独特。除了驻扎重兵以控制这个战略要地与真正意义上的太平洋出海口，台湾在中国统一大市场上的地位也不可能高到哪里去。截止目前，中国大陆最有效的政治合法性手段与经济绩效合法性在台湾都是不适用的，统一后台湾经济也不可能回复美国塑造的那种级别的繁荣与稳定。最佳解决方案还是依托中国统一大市场整合台湾经济，但这是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的。中国统一台湾后也不可能单纯地让台湾富裕起来，尤其是在“台独”势力尾大不掉而随时有可能东山再起的前提下。当然，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与不可能与香港问题现有兵力。香港的特殊性在于以金融港为核心定位的制度飞地，这是台湾可望而不可即的。因此，台湾统一后没有必要设置与香港同质的制度飞地而导致人为的经济内卷，考虑到其特殊的地缘战略价值，中国更不可能接受有美日利益链条的地方当局继续管理台湾。台湾统一后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必然被首当其冲连根拔起，美日利益链条将被直接打断或至少要被严格控制，否则地缘战略地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台湾将后患无穷。美国也不可能让中国顺利整合台湾经济，即便不再对中国发起更多的经济制裁也会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新疆棉”闹剧殷鉴不远。台湾统一后中国大陆单方面投入的资源如果效果有限，整个国家都会持续“失血”，这种压力也意味着台湾统一后的经济布局及其相关的社会效应都要经过复杂而审慎的布局。台湾社会老龄化程度更高而容易被外部煽动的年轻人不多，但社会福利压力很大。台湾统一后美国代理人不可能留下完整的资金池，但养老负担相对于台湾统一后的地缘政治收益还是不难接受的。要避免台湾统一后变成持续消耗全国资源的黑洞，治理台湾比统一台湾的难度更大。统一是大方向，但相关的准备工作更多，尽管与杜金设想的俄罗斯在前苏联及其势力范围的基础上的地缘战略布局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中国与俄罗斯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视角下的“半边缘地带”走进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乌克兰、台湾势必从“边缘地带”倒向亚欧大陆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