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先富对后富割韭菜之因果

　　“先富带动后富”其实是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们开出的头号空头支票，现在的国情是先富的对后富的“割韭菜”变本加厉，早就该强制兑现这张支票了。

　　假设在新疆某个地方发现了一个金矿，当地政府从广东招商来一个投资者，建了一个矿场。矿主雇了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收入1000万。矿主把收入中的50%作为工资发给工人，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工人从工资中每年拿一万租房子，剩下四万用作消费，娶老婆，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能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当地的住房会有需求增加。于是，矿主投资盖房子，租给工人，或卖给工人。工人还要吃要喝，所以他又投资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新的工人，这样工人的妻子就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因为人口增加，就业增加，本地的消费需求就变得更大了。同样假设在新疆某个地方发现了一座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收入1000万。但现在矿主只把收入中的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工人收入只够填饱肚子，没有剩余的钱租房子，没有剩余的钱谈恋爱与娶老婆，只能挤在工厂的窝棚里。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本地都是穷人，没什么消费能力与商业生意需求，生活条件也很差，他就只能把赚得的钱投到其它地方去。这样发展半个世纪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与小商业再也没有发展起来别的产业。金矿挖完后，矿主带着巨款走了，留给当地只是污染、失业与贫困。这两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拉美与美国不同的发展模式，而拉美国家大多是个人说了算，大资本家垄断国民经济，社会贫穷的同时伴随严重的两极分化。相对而言，美国实行的是宪政体制，虽然也有贫富差距，但人均收入的差距并不很大，民富国强。为啥美国没有拉美的问题?原因是美国建立了一套健康的国家制度保护中产，中产敢于消费，也有钱消费。可见，美国是主要靠国内需求来实现经济增长的。中国有13亿人口，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但为何年年内需不足?原因就是，老百姓手里能消费的钱，其实并不多。作者认为，原因像上面的第二个例子——社会的收入增长并没有最大可能地分配给老百姓，而是最大可能地分配给了政府与资本所有者(资本家)。其中，政府投资最直接的效果，不是消费，而是增加社会的产品生产供给能力，使得生产能力进一步过剩。贵州省独山县的一个村领导，借了400亿!利用国家贫困县的政策，该领导大肆铺张浪费，不发展工业、农业，而是建高尔夫球场、独山大学城、“天下第一水司楼”……其中很多项目难逃被取缔、烂尾等厄运，所以这400亿，就等于砸在水里了!这可都是纳税人的钱啊!其实，中国人本来就不富裕，出身就欠国家一套房子，还要顾及养老、看病、孩子上学，等等。有的人月薪过万，在大城市过的，仍然是一分钱分两半花，买秋裤都要熬到双十一的那种。看起来挣了不少钱，但在银行压一块，在房子压一块，在股市上套一块，都是死钱。所以，中国人看起来很富，但消费力还是很低。更可气的是，有钱人很少会想到“带动后富”。《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显示，2018年大陆富豪移民海外的人数比2017年增加了50%，达到了1.5万人。报告显示，2017年选择移民海外的中国富豪人数有1万人，到了2018年却飙升到1.5万人，增加了50%。中国移民海外富豪人数为全球排名第一，比排名第二的俄罗斯整整高出一倍。据《中国经营报》报道，2018年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大陆企业家就有15名设立了离岸信托，总计将285亿美元资产转移到国外。十位中国内地富豪设立离岸家族信托超5000亿。2018年11月20日至12月31日，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龙湖集团董事长吴亚军、达利食品董事长许世辉以及周黑鸭实控人唐建芳就将超过170亿美元(约合1148亿人民币)的财富转入了离岸信托。“中渝置地”在2016年度业绩会上重复最多的话就是“一寸不留，全部卖完了”，其342万平物业以55亿元卖给恒大，成都7个项目以32亿元卖给融创，贵阳与西安的项目也由恒大接盘。截止目前，中渝置地在国内的房产项目几乎都抛售了。试看潘石屹卖掉国内的核心大楼投资美国的事，在过去二十年里，国内发展最快的行业，非房地产莫属。像最早投资房地产的那批人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他们是“先富”的代表!但近几年他们一边骂着李嘉诚一边像李嘉诚一样纷纷撤出国内房地产市场，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到国外。2004年统计局给出了反应贫富差距数据的基尼系数，0.465，此后不再更新。到了2015年，西南财大更新了个0.62的数据。0.62是什么概念?如果西南财大的这个数据是属实，并且统计收入是对数正态分布，那么0.62就意味着不到5%的人得到了全国50%的财富!富豪转移的资产都是来源于实体经济，他们的钱流出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实体经济的下滑。富豪移民也意味着精英与财富的双重流失，引得更多的人效仿。先富何时带动后富?这是个道德上的大概率选择，但事实证明中国已不能再信赖道德的约束，而是要在制度、在法律、环境上解决。

　　你的亲戚里先富起来的有没有因为自己很富有了就对亲戚大力扶持一起富裕?比例不高吧!反之有没有下面这样的现象：富了的亲戚变得不那么亲近了，甚至有人富人对亲戚敬而远之，唯恐占他们便宜。家里兄弟姐妹几个，其中有一个富了。但对其他并不富裕的兄弟姐妹并没有特殊的照顾，更不用说拉着一起干事业了。互相提防的恐怕也不少见。一起从小长大的玩伴，一起同窗的同学。你可曾见到，富裕的人还想着这批发小，拉他们一起去共同富裕的?肯定有。但比例很低。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最亲近的关系尚且不能大面积地做到先富带后富，更不用说现实中的陌生人了。现实是有钱人与有钱人合作，有钱人与有技术的人合作，有钱人与有权利的人合作，有钱人与名人合作。这种强强联手导致富裕的人更富裕，从而拉大了与底层的财富差距!这是不是国人的劣根性作祟?比如妒忌邻居，羡慕皇帝;除了父母，没有人是真心希望别人过得比自己好，等等。其实未必!本质上讲，人是群体动物，人的天性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总是愿与素养、爱好、世界观、财富与自己差不多的形成一个圈子，靠富裕阶层个体的崇高觉悟自觉地去带动后富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共同富裕还要从制度、财富调节工具创新、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多方面来做更智慧的顶层构架!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资本的嗜血与残忍通过各种各样的花式割韭菜展现的越来越淋漓尽致。小到企业主的剥削，股票、基金、集资，大到美国割全世界的韭菜，甚至慈善事业都被不少人利用。西方市场“自由”了这么多年，带来的贫富差距与阶级固化有增无减。在这种大环境下，先后带后富就显得过于理想化了，先富们似乎更愿互相帮助，变的更富，这就是马太效应。但财富本身是无罪的，靠资本家利己之本心通过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最优分配与社会的整体利益。资本家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即便是不情不愿，但最终还是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但靠资本家被动的、不情不愿的去分配财富，顶多能让穷人们能生活的稍好一点，最终很难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西方模式的痛点，是未来发展的隐患，韭菜也是有脾气的。冷战后全球财富的迅速增加掩盖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弊端，但一场疫情让他们的缺陷无所遁形。在全球哀鸿一片的背景下，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被充分体现，中国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更是让人惊叹。2021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权会如此重视贫困人口，会投入这么大力气解决贫困问题。除此之外，针对无良商人、贪腐官吏、失德明星等所有导致财富分配不均的人，该罚的就罚、该抓的就抓，你不好好分配，我们就替你分配!

　　2022年上海这波疫情击碎了上海人民高傲的心，“上海富人”们似乎都要移民了，这与以前讲好的“先富带后富，共走富裕路”怎么不一样了呢?大数据为提供了最好的证明，从三月底上海实行区域封控以后的第一周，网上搜索出国移民相关关键词的数据暴增，“移民加拿大条件”搜索量暴涨2846%，“出国哪里好”搜索量暴涨2455%，三月份百度移民搜索量增幅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增幅高达109%，远高于排名第二的天津。试看同期微信指数，4月3号单日，移民关键词数据日环比暴增440%，单日搜索量达到了近5000万次，4月15日更是达到了惊人的7188万次，相当于全国14亿人民，每20个人就有一个人在当天搜索了移民数据，基本都是上海人在不间断地“搜索”。想想俄乌战争刚开打时乌克兰富豪们纷纷跑路的情景，此番上海富人们的行为再次印证了郑强教授的观点，灾难来临时跑的最快的就是这群人，只是可惜了邓小平过于高估了富人们的道德水准。个人财产到达一定数目时的财产还应全部属于他个人所有吗?这种超额财产必然包含着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巨额“剥削”，所以应属于全体劳动者而不应完全为个人所有。人能滚蛋，但钱必须留下，加大快加大征收“富人弃籍税”!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的背景就是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越厉害则阶层固化越厉害，社会针对富人的恶意越强。如果不能成功的解决(两极分化与阶层固化)这种问题，或早或晚，穷人会自行找到解决方案。1930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后世界各国社会矛盾严重恶化，均贫富思想在全球大为流行，演变出各种各样的或温和或铁血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虽然没有卢旺达这么极端，但或多或少都带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意味。但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财富转移(财富不再以土地财富为主，更易于隐匿或转移)与肉身移民都极为简单，先富不再是无路可退。全球化模式下，富国的通胀风险、社会风险、污染风险、金融风险等大部分(不可能全部)都能随着低端产业转移通过全球化转嫁穷国，将污染问题、金融风险、社会问题等留给发展中国家，代价无非就是一点纸币。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与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富国却安享低廉物价、优渥环境与稳定社会，成为“先富”们信赖的安全港。富国较好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环境，又吸引发展中国家资本家“先富先跑路”。而有路可跑，又会加大刺激发展中国家资本家无视本国长期利益，竭泽而渔，先富通过压榨后富实现更富。整个农业时代，人类都以为地球资源是无限的，但一旦迈入工业化时代，蓦然发现，地球资源原来是有限的。曾几何时，似乎富国问题转嫁能力也是无限的，但问题转嫁也悄悄来到了有限地球时代。这一刻的地球上，还有那个国家有足够的廉价人口与资源环境、有足够的社会稳定性(社会稳定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人口与资源的开发利用离不开社会协调。社会稳定性越强，越能承接更高强度的富国问题转嫁，但承接问题必然会施压社会稳定性，问题的持续积累终将影响到社会稳定性下降，社会稳定性也是一个有限资源)，能承接富国的污染压力转嫁?通胀压力转嫁?金融风险转嫁?社会压力转嫁?资源压力转嫁?常态在悄悄变化，社会压力、环境压力变化非常缓慢，很难察觉出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而常态的标准也在不知不觉的有所变化，不知不觉间就会以为糟糕的情况才是常态。现在的新常态是，发展中国家环境与社会压力已不堪重负，已缺乏能力继续吸收富国问题转嫁，富国的问题转嫁之路终有尽头。一旦发展中国家停止(或减少)承接富国问题转嫁，富国社会矛盾就会迅速恶化，穷人与富人的对抗就会加剧，比如2011年欧债危机时富国社会矛盾恶化，发生过占领华尔街运动。1%的富人的安全，源于99%的穷人的认命。如果穷人不再认命，富人就不再安全。美国富豪为何热衷于慈善?巴菲特与索罗斯公开承认，美国是富人最后的安全港。美国的“先富”们再无他处可逃，所以减少社会对资本的恶感是富人唯一的安全之路。问题是“安全港”相当程度上通过输出问题实现的，但问题转嫁之路终有尽头，如果再无人承接富国问题转嫁，富国还会是安全港吗?还能是安全港吗?地球上还存在安全港吗?有限地球年代，“先富”们已无路可逃。善泳者溺于水，善战者死于战。善于割韭菜的，也将亡于韭菜。

　　四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大陆人的致富大门，数量不到中国总人口的1%却霸占了中国社会80%以上的财富。在同一个世界的另一个层级里，中国有9.6亿的人口月均收入不足2000元。改革的核心是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刺激劳动与创造，但共同致富是我党的初心。改革实践证明不可能大家一起共同致富：如果你富了我也要富，抑或我富了必须要白给你一部分，那就变成了平均主义。所以邓小平说：“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再带动其他人再富起来。老百姓曾以为社会上的强者会帮助弱者，社会的贫富差距能得到合理的控制。但四十多年社会实践下来，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连给灾区捐款都很少。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数基尼系数从改革初期的0.2上升到超过0.4，而国家统计局在2000年公布了基尼系数为0.412后长达十三年没敢再更新这个数据。直到2012年西南财大出笼了一份统计报告，估计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61。之后也许是为了回应民间的观点，统计局一次性地公布了2003年至2017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4以上。201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为0.4670，但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人均财富基尼系数已高达0.789，大大超过警戒线，明显高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转型较为成功的西方经济体。民间智库有对基尼系数的估计，这个比例一直高于0.6以上。如果这个数字是正确的，我国的贫富差距大概是全球前五位，甚至位列前三位。在发达国家里，美国贫富差距最大，但基尼系数只是接近0.4。日本大概是0.3左右，中北欧发达国家都在0.3以下，英国、法国、意大利都在0.3到0.4之间。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拉丁美洲的平均基尼系数高达0.522。贫富差距表面上看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多寡，但本质上则是一个国家资本效率的问题。没有闲置的资本效率最高，而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里，富人有钱投不出去，穷人用钱没有来源，资本流动僵持的源头就是资本被少部分人掌控。赖小民的资本与财富存在他的银行户头，或堆放在家里，或买了闲置的不动产，这个资本就死掉了，对社会毫无价值。社会上财富过分集中在小部分人手里后必然发生资本闲置的现象，资本资源的效率就没有那么高。你把钱藏在屋里，这个资本就死了;你存到银行，银行帮你贷出去了。但银行贷款也不会借给穷人，而是借给了富人，实际上真正急需钱的反而得不到钱。贫富差距大说明有人把钱闲在那儿没有用，就像葛朗台把资本给锁起来。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上看，这部分财富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资本的功能是生财，闲置的资本生不了财，对社会来说就是浪费。改革开放后多数地区富了之后并没帮助穷的地区，富人变富了也没帮助穷人致富。斯蒂格利茨引用美国1967年到2013年的统计数据证明，美国的贫富差距是在不断扩大。赫希曼的“极化的涓滴效应学说”表明：富人有钱后不仅不会使得穷人变得更好，而是有可能使穷人变得更差。比如美国的北方与南方，北方的经济增长产生更多劳动力的需求，特别是技术性劳动力的需求使北方劳动力收入高于南方。按道理来说，南方的收入应能跟上，但实际上不是。因为北方工资高于南方，很多南方劳动力要到北方挣钱。这就造成了南方进一步空心化，更没有劳动力发展经济。特朗普在第一次总统竞选中能获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美国的“铁锈区”的老工业基地越来越穷。富的地区并不会帮穷的地区，有点像中国的乡村，农民都到城里打工了，农村就变得越来越穷，越来越没人劳动，地也荒了。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价》一书认为，社会上并不存在着经济涓滴效应，政府对贫富差距不调节，贫富分化就会有增无减。富人会与穷人分开，城市会分出富人区与贫民窟。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人人都会首先想到自己要富，富了后帮别人是第二位的，没有道理要帮别人。越有钱就越想赚更多的钱，先富帮后富则不是自然规律，而是政府的责任。先富帮后富不是个人责任，而是要靠政府。政府有责任让富人帮穷人，通过税收与资本的方法帮助穷人致富。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贫富差距过大不是企业家有什么毛病，而是政府出了毛病。政府的重要职责是帮助穷人找到更多的渠道得到资本与创业的机会，向富人征更多的税补贴穷人的社会福利等。华尔街绑架了民主党与共和党，美国政府是为了富人的利益在行事。特朗普向华尔街利益开刀，所以得到了中下层老百姓的拥护。中国是富豪移民最多的国家，据亚非银行与新世界财富发布的《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有1.5万富豪移民。但很多富豪移民而不移居，大部分是户口在海外而人在国内捞金。近年来比富豪移民更可怕的现象是中产阶级开始移民或正在考虑移民，而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中坚，主要原因是安全感方面的考虑。在安全感方面，财富的多与少与安全感并不相关。由于国内市场经济体系并不完善、法治社会也没有完全建立，有时富人比穷人更缺乏安全。带有“原罪”的先富者不用说了，即使是财富积累没有先天问题的新富阶层也会担心财富的安全性。对先富起来的财富与知识精英而言，发达国家的稳定公平与法治化的生活环境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安全感除了表现在社会稳定与制度完善上还表现在个人财富的安全性上，中国中产阶级生存的最大障碍不是收入问题而是有否更多自由的空间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与发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赫希曼的《退出、声音与忠诚：回应公司、组织与国家的衰落》一书讨论了公司、组织与国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途径，认为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则这个组织必然衰落。要防止组织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而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主要有两种途径，即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与容许组织成员批评组织的不足而迫使组织改进其服务。但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其发出异议，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赫希曼实际上讲的是“用脚投票”的理论，而知识与财富的“退出”潮反映了后富者对“声音”机制的效用与体制的信誉失去了信心。随着知识与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改革会越来越难。知识与财富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发出异议的群体，二者一旦选择“退出”则改革必然后劲不足。老百姓怎么办?一是只求能维持生老病死有所寄托的基本生活场景，二是寄望子女或下一代能通过教育与努力改善家族生态。

　　“知乎”网站有一问：蚂蚁金服上市造就千万富翁，是先富带动后富的表现吗?“祺祺”答：对呀，马云带他员工成为千万富翁，然后割后来的穷人的韭菜。“夹克鱼”答：不是的，蚂蚁上市的确有很多账面上的千万富翁，但富翁要把股票套现成现金才实现实际上的财务自由。为其套现的却是广大投资者个大量散户。是一种劫贫济富的运动。“大树”：对公司当地经济，特别是房地产是有拉动。也会活跃当地投资氛围。只不过算不上先富带动后富吧!对没富的意义不大。“铮up”：两个概念没有任何关系。你所谓的后富更大可能是被先富割韭菜。“税务和理财规划”：不是!拿原始股的一年之后能兑换，看看就好。“知乎用户10lid7”：不是的，先富带动后富，主要是指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最好的途径就是发达地区财政的转移支付，就邓小平说的那样：“先富起来的地方多交利税，支援后富地区的发展。”“知乎用户LGuNVm”：这是扯淡，先富带后富需分工绝对的公平人的觉悟绝对超高的社会制度条件下才可能，生存本就是靠竞争实现的。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科技企业享受了许多的时代红利，但在名利双收后却妄想控制国家发展，将央媒的劝告视为耳旁风而在国家政策的红线边缘投机。但如人民日报所言，资本别想控制整个国家，这里不是韩国!当初的马云创业十分艰辛，无人理解无人投资，但日本的软银公司对阿里格外看重，并且投资了将近2000美元，软银获得的利益翻了一千多倍!这十年可谓是马云的辉煌时刻，不断扩张分店的同时，也不断向其他领域拓展。更有传言称，马云可能盯上了潮多多app这类B2C零售电商。在互联网大潮与疫情的冲击下，低价好物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原本价格高达数千上万的奢侈品、潮牌再也无法吸引新兴用户，而主打底价零售的潮多多等平台开始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许多200左右的阿迪、香奈儿吸引数百万年轻人进入潮多多疯抢，或许这就是理性消费升级的社会体现。马云创业历史一直被许多创业者膜拜，毕竟作为国内的互联网巨头公司之一，从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将它变为现实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如今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有阿里的身影，随着市场不断扩大，马云的初心也被利益腐蚀，平台二选一，搞垄断，这是国家禁止的，阿里却不听众多央媒劝导，义无反顾的吸血敛财!马云是一名老师出身，非常喜欢全国各地演讲，一句996是员工的福报引起网友的热议与央媒的批评，强制用道德捆绑员工，如果不支持996就不是一个积极努力的员工吗?马云说要让全球没有难做的生意，能在自己开创的平台上，商家被平台高价流量，高价装饰等被逼得没有利润可赚，线下的小商贩更是被逼得走投无路!阿里集巨资进入市场与老百姓抢饭，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不放在眼中，盯着蔬菜水果来赚钱，公司挂着科技企业的名号享受着国家政策的扶持，在逐渐丧失本心后还与老百姓抢饭吃!之后蚂蚁金服的上市被国家监管部门叫停，蚂蚁旗下的花呗借呗深受大众喜爱，不用去银行不用抵押就能借到钱，虽然利息有点高。众人只是看到了表面，蚂蚁只是资本用来敛财的工具，能收获大量的利润还可获得民心，国家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蚂蚁的手中。蚂蚁用大数据分析用户的信用，并且与银行合作将用户信用作为抵押，银行出99%的钱，蚂蚁出1%的钱，银行还要承担一切风险，而蚂蚁只需坐等收入超高的利润与好评，其间一旦多数用户无法返款，金融危机将席卷而来，这也是蚂蚁为何不能上市的原因之一!时代的发展成就了马云，同时也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国家致力于发展共同富裕，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后带动全体致富，但这批先富起来的并没有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反而不断剥削社会。既然社会与群众造就了你，你又为社会贡献了什么?在国家科技发展遭遇危机的时刻，你却不断在国内大肆敛财，央媒的批评不放心中，花边新闻频出，科技企业争抢买卖菜，说出去不让人笑掉大牙?希望未来阿里能在科技领域内多加大发展，华为就是很好的表率，虽然被美国不断地制裁，但依旧在逆境中前行，成功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国家对互联网企业大力整顿，先从阿里下手，后有58、腾讯、美团等企业被监管部门重罚。国家的意思已很明确了，如今大力支持科技发展，“挂名科技企业”将不会再享受到国家的政策优惠，各大企业该承担起身上的责任了，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发展，都是相互制衡关系，只有国强民盛，企业才能发展越来越好!做为商人，都讲无奸不商，他可不是能用一个"奸"字，就能定性的!从始至终其恶毒之心，就在不停地蓄能，慢慢地蛹动。妄想一只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