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中国特色文官制何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地理环境的封闭与开放之别是东方文化以内卷为主而西方文化以外卷为主的先天因素，鼠目寸光于官本位既得利益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中国特色文官制是后天因素，其极端表现是拿多数顺民当人质逃避一切文明新锐之感召。

　　中国特色文官政客玩弄自己定的规矩是有积重难返的中国特色官本位传统的，没有权力玩弄起规矩来处处被动挨打，只能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钻空子”、“打擦边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被人揭穿抓住就只能狡辩求饶装可怜。要想自由自在地玩弄规矩就必须跟权力拉上关系，至少得有相关当权者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恐怕一天都混不下去。如果有了权，玩弄起规矩来就不一样了，立刻就能从消极被动转为积极主动，堂而皇之地强迫全社会接受自己的损人利己耍流氓。“玩弄规矩的”如果没权则危害还比较有限，如果当权则会让玩弄规矩耍流氓普遍化，老百姓躲都没地方躲，杨志能对付街痞子牛二，对付得了当了太尉的高俅吗?玩弄规矩意味着不会在乎别人的死活，在乎就不玩弄，玩弄就不在乎。玩弄规矩本身就是要损人利己，不损人利己就不玩弄规矩。“玩弄规矩的”当了权，意味着不在乎别人的死活的人掌握了别人的死活，不在乎国家崩溃与民族灭亡的人掌握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玩弄规矩的”靠玩弄规矩飞黄腾达，这就决定了“玩弄规矩的”核心利益是确立能“玩弄规矩”这一规矩。要确立“玩弄规矩”这一规矩就需要权力。这就决定“玩弄规矩”的必千方百计获得权力，一旦获得权力就绝对不肯放弃，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标：用权力确保自己玩弄规矩的地位不受任何威胁。这样的利益需要决定“玩弄规矩的”一旦当权就会有五点表现：第一，把“遵循规律的”踩在脚下;第二，不怕不干事，只怕干实事;第三，靠腐败治国。“玩弄规矩的”不干实事，不能用事实证明自己，只能靠否定别人“证明”自己。不否定别人，自己就无立足之地。这样的利益需要决定“玩弄规矩的”必须不断地否定别人来损人利己，不损人就不能利己。“玩弄规矩的”要损人利己只能靠玩弄规矩。而规矩只能用来对内。这就决定“玩弄规矩的”只能靠对内损人利己来生存，只能靠内斗生存。流氓团伙只有在敲诈勒索老百姓这一点上能一致，在其他一切方面都只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任何妥协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稳定的，稍有变化就会因分赃不均而拔刀相向。“玩弄规矩的”的文官政客之间只谈眼前利益，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持久的共同奋斗目标，没有任何能制约相互不争权夺利的东西。这就决定“玩弄规矩的”内部永远充满恶斗。就像一群恶狗，一根肉骨头就能使之咬成一团。玩弄规矩只能对付“自己人”，碰上不吃这一套的外来侵略就不灵了，因为“规矩”只能对内，对外不起作用。“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推毁”，这就要靠“遵循规律的”了。这样一来“玩弄规矩的”就没法独揽大权了，甚至就没他们什么事了。如果对外反侵略斗争获胜，那“遵循规律的”必定声望大涨，也证明不需要“玩弄规矩的”掌权。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而对外屈膝投降则不同，全由“玩弄规矩的”一手包办，不会大权旁落，不会给“遵循规律的”证明自己的机会。这才符合“玩弄规矩的”私利。“玩弄规矩的”本质上是流氓。凡流氓都是乌合之众，只能欺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老百姓。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玩弄规矩的”需要老百姓必需是一盘散沙。而对外反侵略斗争需要使老百姓处于有组织状态。这一切利益关系决定“玩弄规矩的”只能对外如羊，对内如狼;只能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凶神恶煞;只能吃里爬外，卖国求荣。为了自己的私利，“玩弄规矩的”根本就不在乎吃里爬外卖国求荣损害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骨子里默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在我身后，哪怕洪水滔天”。由此能明白历史上为什么一再重演“奸臣误国”，为什么面对外来侵略，“玩弄规矩的”总是主张割地赔款屈膝投降，根本就不在乎损害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只要不危及自己的乌纱帽。只要“玩弄规矩的”掌权，社会走向腐败、崩溃与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有权力按自己的私利需要玩弄规矩，有权力按自己的私利需要制定种种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祸国殃民的违背规律的规矩并强加给整个社会，将老百姓逼入死地。遵守规矩就要受到自然的惩罚，抵制规矩就要受到权力的惩罚，遵守“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法令交粮纳税就得活活饿死，抗粮抗税就是造反暴乱大逆不道。遵守“不准罢工”的法律，就得任凭资本家敲骨吸髓拖欠工资打白条;被迫罢工，就是“聚众闹事”、违法犯罪。接受“改革代价”，就得“下岗三千万”断绝生计，抵制“减员增效”，就是“破坏改革”。接受“医疗产业化”，得了重病就得死;抵制“医疗产业化”;就是对抗“发展是硬道理”。接受强制拆迁，就得倾家荡产;抵制强制拆迁，就是“破坏稳定”。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就得承受天津港8.12大爆炸的牺牲;严格遵守行之有效的有关规矩，就是对抗“简政放权”、破坏“深化改革”。接受“牺牲农业发展房地产”、大面积毁田盖房，就牺牲了十几亿中国人的生存保障;坚持“民以食为天”、“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就是“破坏对外开放”、“对抗市场化改革”……癌症患者体内的癌细胞也要靠人体生存，人死了癌细胞也得死。但癌细胞跟人一起死是将来的事，而不作恶马上就活不下去。“玩弄规矩的”当权也一样，即使明白玩弄规矩搞垮国家大家都得死，那也是将来的事，而不玩弄规矩马上就肯定不可能再作威作福。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知识分子阶层从教士阶级中分化出来升级为高端社会成分的国家，尤其是犬儒这个群体，尽管多数“文人”或“读书人”、“知识分子”天然就是文官制的后备军。“治水专制主义”使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泛滥文官政客的国家。商业四通八达的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完成知识分子阶层与教士阶级相分离的历史进程，新生的知识分子阶层与教士阶级激烈斗争催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直到19世纪才开始从中国引进了官僚组织的形态并命名为“职业文官制度”，后来逐步被推广到欧洲大陆。西方国家从19世界开始从中国引进职业文官制度才逐步催生文官政客的，尤其是美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与文官政客的得势晚了两千多年。中国的文官政客已成功上位并持续运行了两千多年，儒家士大夫官僚地主阶级集团自董仲舒以来一直统治中国到现在。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功名利禄至上的儒家官僚社会，文官政客踞于主宰地位自宋朝起走向巅峰，尤其是儒家士大夫官僚阶级利益集团的文字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规律、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起作用下，地主阶级战胜奴隶主阶级后封建社会这一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取代了低一级的奴隶社会。但上层建筑不会被动的、消极的适应经济基础，中国特色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包括国家政权、意识形态与文化)就会有越来越大的反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根据经济基础划分为若干阶级，但最能决定社会基本面貌的是根据政治权力关系与儒家功名利禄关系划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根据政治权力与儒家功名利禄划分为官与民两部分，包括衣食住行等是有方面。尤其是在服饰上明确划分为官民两类，无论多大的地主，只要没有功名在身就只能穿布衣白袍。少数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允许平民结婚时穿九品官服饰，但要靠偶然的皇恩浩荡。在中国特色文官制下，处于统治阶级的是皇权与大大小小小的官僚阶级，因为有政治权利与儒家功名而占有土地与生产资料，其它一切阶级归于民。作为中国统治主体的儒家士大夫阶级是一个主要凭借政治权利占有土地的地主阶级集团，获取土地与生产资料的方式五花八门，但官僚地主阶级垄断政治权力与社会特权是最重要的一种，在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比其它任何阶级都更特殊化。从秦汉到明清到北洋政府再到民国政府，靠儒家功名利禄与政治权力而升级为统治阶级的大大小小的官吏的儒家读书人因享有政治权利而占有土地与生产资料升级为官僚地主阶级。在中国特色文官制下，作官是儒家读书人出路，甚至是唯一正当有效有前途的出路。儒家读书人是一个以做官与准备做官为职业的特殊阶层，读书人主要有两种，已做官的与未做官的，而士为四民之首。以专门做官为职业的一个阶层得势后，全新的国家政权与公共管理体系的建立。以专职官员为主体的国家政权管理体系是继人类社会三大分离(农业与牧业，农业与手工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事件之后知识分子与教士阶级分离后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知识分子、文人或读书人得势后，人类社会才有可能确立专业化的官僚制度与官僚阶级。中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左右完成了知识分子阶层(士)脱离教士阶级的过程，此后文人、士、读书人或知识分子阶层天然就成了一个专门食禄的一个阶层，一个以专门以做官为职业的阶层。从战国时期开始，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成分，国家政权组织取代世袭罔替，世禄、世业的世袭血缘传统奴隶主贵族退居二线。官僚地主阶级集团亦称封建儒家士大夫官僚地主阶级集团、士大夫阶级、儒家读书人、门阀士族、文官集团、官僚士绅阶级、儒家文人集团、孔门子弟、圣人门生、儒教儒士教士阶级、孔孟董朱王官僚阶级利益集团，等等。士大夫是对中国古代官僚、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而中国官员选拔制度是其形成的制度保证。它们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社会整体作为统治思想并宣称为绝对的、至高无上的通天彻地而亘古不变的绝对唯一真知真理，是上天的意志表达，是上天派来的至圣先师孔子仲尼来教化天下众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至圣真理。士大夫阶级是封建社会有绝对统治地位的一个官僚地主阶级，维系社会运行的庞大国家政权行政机构是由尊孔子为祖师爷的儒家读书人组成的官僚集团操作运行的。士大夫主要有两种成分：一是居官与有政权职位的取得了政治权力儒家政治功名的儒家读书人，包括一切居官在职的人与离职退休的官员;二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儒家读书人，包括在位的官吏与不在位的读书人或二者兼而有之。士大夫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形成的特殊集团，是读书人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士大夫是对中国古代官僚、文人与知识分子的统称，以做官为唯一的出路与目标。士大夫是担任政府官员的文人，包括现任官员与退休官员与将来可能担任官职的儒家读书人，而官僚集团是国家政权的管理者。个别官员或许是好人，整个官僚集团注定是吸食社会浆液民脂民膏的食利阶级，而且越吸越多恶性繁殖，直到整个国家政权体系衰竭崩溃。官吏只是职业经理人，任期有限，会天然地为了个人利益与集团利益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埙害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是故，官逼民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主要的问题。封建社会两千多年间不曾中断的土地兼并与土地买卖，造成的周期性王朝更替社会动荡，士大夫阶是罪魁祸首。儒家士大夫官僚地主阶级集团的生存方式是主要原因，士大夫阶级既巧取国家政府土地，更豪夺百姓的土地。满嘴仁义道德的而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孔门子弟鼓吹恢复礼乐崩坏的周礼只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士大夫阶级垄断权力是封建社会的主要内容，既垄断既有权利又扩张权力外延。垄断既有权力在东汉时期表现的最典型，扩张权力外延在北宋时期表现的最典型。垄断权力扩张权力损公肥私厚颜无耻是中国儒家读书人的鲜明特点，到现在更是一切文官政客的鲜明特点。儒家文官集团敌视人民，嘴炮无敌，损公肥私，盛产汉奸，为了自身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历史上多次勾结外敌侵略中国。儒家官僚士大夫阶级文人集团与农民阶级相对立，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又与皇权相对立矛盾。皇权所有者不得不从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出发解决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统治者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而损害了士大夫阶级利益的都被儒家士大夫文人搞臭搞丑搞惨了，包括被迫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得罪儒家士大夫文人而损害士大夫官僚阶级利益的都没有好下场，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鲜明特点。儒家读书人长期垄断封建国家政权与政治话语权，以“正统”之名专制主义与愚民政策。文官政客所谓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在中国特色文官制下其实主要是得到儒家士大夫官僚地主阶级的人心与支持，只有得到这个士大夫官僚地主阶级的人心与支持，中国特色共产党才有可能被认同与确立。士大夫阶级垄断占有全部国家政治权力，既是统治阶级主体又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以国家政权与儒家学说为生存工具寄生在国家政权上，所以是国家机器的异化物。垄断政治话语权与文化教育权，靠文化专制主义的愚民统治才能飞黄腾达。自古以来，士大夫阶级作为大大小小的官僚享有政治权利而占有土地与生产资料并有对生产资料的分配权。自身发展运行规律注定了这个群体势必遏制一般地主与自耕农，遏制一般资产阶级与工商业的发展也就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儒家士大夫阶级与这个地主阶级创造的儒家学说体系最终奴化了整个中华民族，所以是整个中华民族丧失生机勃勃而整个民族沦为行尸走肉的根本原因。中国特色封建社会与西方国家的封建社会一样，士大夫官僚阶级是整个封建社会消费力的主体。儒家士大夫阶级与西方的教士阶级占人口基数的一小部分，却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与主体，古代的手工业与商业也正要是为它们而贸易的。儒家士大夫阶级与教士阶级的消费需求是推动工商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国家主要是为士大夫阶级、教士阶级与地主阶级服务的，社会的各部分是围绕儒家士大夫阶级的存在而存在的，并且被儒家士大夫阶级理所当然的视为奴仆与小人。导致文官政客泛滥成灾的官本位传统决定了中国的汉奸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汉奸的主体主要来自官僚阶级，其源头是儒家士大夫阶级;第二，中国的儒家士大夫阶级催生的官僚阶级往往是主动当汉奸勾引外敌剥削压迫中国的。

　　中国特色传统文化里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所以老百姓通常会认为当官一定是文人而文人不当官是能力不行亦或愤世嫉俗的文艺流氓。但文人与政客是彻底分开的：第一，政客是思想的创造者，文人是思想的修饰者;第二，政客讲听话，文人谈风骨。政客走洗脑路径，走大众路线;文人坚持自己的行为准则看不上自己的人，自己也看不上。所以政客好热闹，文人喜清静;第三，政客更看重死后评价，所以是结果主义者。文人更看重在世名声，所以是过程主义者。在政客眼里，只要结果有用，过程多肮脏都无所谓;在文人眼里，结果怎么样不重要，过程一定要干净漂亮。中国的文人与政客有何交集“第一，”在政客眼里，文人只是工具。只要给足了待遇、级别、名誉，这个工具就特别好用;第二，如果文人唱反调了，那就夺走文人所有的一切地位与名誉，并且动员其它文人群体攻击;第三，文人能改行做政客，并且能继续以儒雅仁政为外表，但必须得抛弃原有的道德准则。道德只是用于限制小孩子与愿遵守道德的人的。中国的文人较之于政客有哪些弱点?第一，文人的现实。大部分文人都会选择弯腰，来换取一些生存空间。只要能获得优越感，弯一点无所谓，不得志也是文人的标配嘛!第二，文人的精神诉求。文人会向直腰的人拍手叫好，因为大家都需要标杆。这种精神支撑很虚，但很必要。所以历史上直腰的人被越来越神话，而当代很难出这种神话人物了。第三，文人的瓶颈。文人的起点很高，愿做的事就不太多。久而久之，少做多说的习惯就限制了发展，最后就躲进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出来了，直至沦为“愤青”。纵览中国历史，传统文人在文官政客面前总是不堪一击。

　　中国特色文官制只防止军人造反而不能真正贯彻反分裂反腐败的基本原则，军阀腐败导致国家衰亡社会倒退，文阀腐败同样导致国家衰亡社会倒退。文官政客能解决的问题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而制造出的问题则是永久的、无条件的。第一，文官制的设计宗旨是压迫而不是服务，是碍事而不是做事;第二，文官制只容得主观专断，容不得实事求是;第三，文官制人为制造出一个游离于社会经济体系之外的寄生虫阶级怪胎;第四，文官制使文官政客获得了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第五，文官制没有纠错功能;第六，文官制与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第七，文官政客的权势与文官政客三大诉求的同步增长关系。文官政客只有私利，都靠“解释世界”吃饭，都只认主观夸张不认客观是非标准，都工于心计善弄权谋，都“文无第一”、“文人相轻”。他们只有在面对工农兵、自然科学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等从事“改变世界”的人时才可能有一致的共同利益，才会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一旦只剩下文官政客自己，那就谁也不服谁，利益面前谁也不让谁，相互之间不斗个天翻地覆你死我活才怪。科举制是个专门制造内斗的体制，从设计起就不为做事为内斗，在内斗中发展，在发展中普及深化内斗，最后形成整套的内斗传统与内斗文化。“中国人好内斗”决非什么“民族劣根性”与“文化劣等”，而是科举制这一最坏的文官制的必然产物。“存在决定意识”，内斗的体制决定内斗的意识，科举制的利益存在决定文官政客“与人内斗，其利无穷”的利益需要与内斗意识。严格地讲，文官政客的敌我之分以自己的“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围成的独立王国为准：铁三角之内的一切才是“我”，之外的一切都是“敌”。从中国大一统的角度看算得上“内斗”，但从文官政客利益铁三角围成的独立王国的角度看，那不是内斗，而是“国际冲突”。人要强壮就容不得寄生虫，国家要强大就容不得混混蠹虫;就必按“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办事，就得苦干实干，文官政客这些能吹不能干、全靠文凭包装的百无一用的识字混混寄生虫就没法靠再靠耍嘴皮子混下去。中国越贫穷越落后，文官政客的日子就越好过：越落后，生产技术越简单，就越不需要文化知识，老百姓中文盲就越多。当中国文盲充斥时，老百姓写封信读封信都得求文官政客赏脸。文官政客在老百姓面前神气得很：“识文断字”、“有学问”、“有本事”、“能干大事”、“天上的文曲星冒犯不得”……他们说什么老百姓就得信什么，即便土匪山大王也往往得对“读书人”另眼相看。那时文官政客的日子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一旦中国统一了，强盛了，实现现代化了，文官政客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中国要现代化首先就得普及文化，而普及文化就等于要了文官政客的命。所以鲁迅说：“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文人)也跟着不尊严了。”毛泽东在中国大陆普及了教育，扫除了文盲，读书识字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不再神秘，不再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老百姓再也不是睁眼瞎了，用不着看封信都求爷爷告奶奶了，人人都有文化，自己也能读书看报了。老百姓有了自己的文字信息来源渠道，自然也就有了相应的判断而不再一切全由别人说了算。一贯垄断读书识字与文字信息来源、在老百姓面前趾高气扬摆臭架子的文官政客们“星宿下凡”之类神话一下子就破灭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神气活现一手遮天了。高人一等的架子掉下来一大截，当然极其失落。就凭这，文官政客也对毛泽东憋足了满腔怒火一肚皮鸟气。中国落后挨打，胡适、季羡林之类文官政客吃香，中国搞现代化，钱学森、邓稼先、屠守锷、罗阳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吃香。中国越强盛、越发展、越现代化，文官政客越混不下去，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是扎扎实实的进程，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实干，文官政客卖嘴扯蛋吃不开。利害关系如此之大，文官政客怎么可能容忍中国强大?任何反侵略战争都是对文官政客独霸权位的威胁，都不能容忍。文官政客的利益需要军人只能用来对内镇压老百姓，不能用来对外反侵略。军人打反侵略战争越有功，越军心所向、民心所向、威望越高，对文官政客的权位威胁越大，文官政客就越不能容忍。要确保自己独霸权位，对外来侵略必须一是坚决不打，宁可“花钱买和平”、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二是打也不能打赢。军人越打胜仗，文官政客就越积极挑拨皇帝与武将的关系，越处处刁难破坏，甚至不惜制造“莫须有”。对于文官政客来说，外来侵略者不是敌人，坚决反侵略的爱国军人才是。对秦桧来说，威胁自己权位的敌人不是金兵，而是岳飞。岳飞收复了失地立了大功，自己还怎么独霸权位?吴建民说“首先要让别人喜欢你”，但他一点也没打算要让罗援喜欢自己，反而津津有味到处炫耀如何唇枪舌剑把罗援打得大败“不敢回答”，可见他要让喜欢自己的是侵略中国的外国人，而不是坚决主张保卫国土的本国军人。身为外交官，却对外国人竭力讨好、对本国军人凶神恶煞，为什么?对文官政客来说，真正威胁自己私利的敌人不在外而在内，不是外来侵略者而是坚决保卫国土的爱国军人。外来侵略者得了手，受损失的是中国，文官政客自己的“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毫发无损;坚决反侵略保住了中国主权，文官政客自己的“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一点便宜也占不着，反而会因保家卫国有功的爱国军人威望的提高威胁到文官政客独霸权位的利益(如果文官政客在国外有财产亲属，一旦打起来利益损失就更大)。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文官政客必然对外奴颜婢膝、对内凶神恶煞，必然以保卫国土的爱国军人为敌。文官政客彻底废掉中国军队反侵略武功的努力并非今日才开始，刚复辟科举制不久就闹过一次：“前苏联是被军备竞赛压垮的，中国必须吸取教训”、“国防工业要为改革开放让路作牺牲”、“尖端项目大下马”、“军转民”、“军队要忍耐”、“军队经商”、“造原子弹不如造茶叶蛋”……一时间气势汹汹甚嚣尘上，差点把整个国防工业一锅端、把整个军队搞垮。既然文官政客的利益需要军队只能对内镇压不能对外抵抗，装备自然不需要多现代化，自然不需要现代化国防工业，自然要如此釜底抽薪。这一图谋之所以未能得逞，内因是中国国内经历过战争锻炼的军人还大量健在，有忧患意识爱国意识的人还能占上风，科举制刚复辟不久，文官政客的势力还没那么强大，还无法那么肆无忌惮;外因是美国及时给中国人上了两课：96年一下子派来两个航母作战群为大闹台独的李登辉撑腰，99年“误炸”中国使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结果一是军队停止经商，回归准备打仗;二是中国国防工业总算避免了被活活饿死的命运，还抓住苏联解体的机会通过“双引”上了一层楼(当时决策并实施“双引”的有关负责人不管别的如何，至少在这一点上功不可没)。但还没完，文官政客废掉中国军人抗侵略武功、笔杆子压倒枪杆子的努力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否定反侵略战争历史、摧毁国防意识、“谁是最可爱的人”退出教科书、“狼牙山五壮士”退出教科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衰亡使经历过战争考验的老一代军人与对中国落后挨打有切身体会的中国人日渐减少;科举制使文官政客势力日益增长;文官政客精心设计的教育体系使新一代中国人中许多人对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历史知识、对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重要性的认识跟上一代已很不相同。经过新时期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文官政客显然认为他们的孜孜不倦已收效，于是卷土重来。这次比上次气焰嚣张多了：“猎鹰计划”、“中国鹰派将校与知识分子的网上论战”、“中国鹰派军人惨遭人肉痛骂极端孤立”、“中国鹰派鸽派代表人物电视辩论交锋”、“落实宪政、军队国家化、共产党交出军队”、“不要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销毁核武装取信美国”、“两弹一星没有用”、“重工业没有用”、“高铁下马”、“为汪精卫翻案”、“秦桧站起来”、“岳飞根本不是民族英雄”、“殖民史是文明传播史”、“为日本开拓团立碑”、为南京大屠杀辩护、“爱国贼”、“带路党”、“三百年殖民地”、爱国退伍军人驳斥污蔑“狼牙山五壮士”遭到起诉，小姑娘王芳演唱“英雄赞歌”遭到狂风暴雨般的诬蔑围剿……论战、围剿、诬蔑、诽谤不算，还公然起诉直接送上法庭。复辟科举制才仅仅二十多年，文官政客的势力就已嚣张到敢公然欺负爱国军人、公然用笔杆子专枪杆子的政的地步。可见科举制已使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而这还没有完，还仍然仅仅是开始，文官政客仅仅是迄今为止尚未得逞。用硬权力“罩”着他们、背后给他们撑腰的文官政客势力还在膨胀。赤膊上阵当面反军的文官政客不但没有受到丝毫惩罚，反而声名大振，借机著书立说、电视讲座、到处宣讲名利双收……只要科举制继续，文官政客的势力膨胀就必定继续，力量对比一边倒的倾斜就必定继续。照此势头下去，再过若干年文官政客对付主张保家卫国的爱国军人可能就不是什么“论战”、“围剿”、“网上交锋”、“电视辩论”，连起诉都嫌费事，安上个“莫须有”直接就送“风波亭”。看看科举制复辟才几十年就给文官政客势力带来的变化就不难明白宋朝为什么会有“丘八”、“贼配军”，为什么会有“莫须有”，为什么会有“风波亭”;明末为什么会是文官统兵、为什么会“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从来没见谁啥也不干光靠耍嘴皮子就能统一中国、就能保持中国大一统。文官政客鼓吹“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但他们爱的“国家”是自己的“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他们不爱的“朝廷”是正在被他们寄生的政权，文官政客赖以生存是自己的“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而不是大一统的中国。靠什么生存就必然爱什么，就必须爱什么。身为不创造财富、百无一用的识字混混寄生虫，文官政客只能靠自己的“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生存，当然只能爱这个独立王国。不管哪个政权统治中国，只要实行科举制，就能确保文官政客能结成“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寄生下去。对文官政客来说，谁统治中国不要紧，实行科举制才要紧。只要实行科举制，中国崩溃就崩溃，灭亡就灭亡，四分五裂就四分五裂，当殖民地就当殖民地，一切都没关系。从全面贯彻科举制的宋朝起，文官政客的“道统”跟“法统”就已分离，“国家”与“朝廷”成了两码事。文官政客关心的不是被寄生的“朝廷”能否生存，而是自己的“国家”(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能否生存。一旦感觉正在寄生的现政权，朝廷即将被他们这些寄生虫吃垮，毫不犹豫马上就去寻找下一个寄生对像。明代文官政客把明朝吃垮了，马上改换门庭另找主子，在新的文官制里安营扎寨，继续经营自己的“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实现了“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科举制使皇帝与文官政客的目标函数彻底分离，皇帝的目标函数是确保自己的政权，为保政权而利用文官政客实行统治，底线是不能官逼民反，因此对“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无穷贪婪不得不有所制约。文官政客的目标函数是确保自己的“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而“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取决于科举制而不取决于某个政权。因此文官政客的目标函数就是利用政权确保科举制，对妨碍“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无限膨胀的任何制约都坚决反击，官逼民反就官逼民反。对皇帝来说，政权是目标，科举制是手段;对文官政客来说，科举制是目标，政权是手段。只要确保科举制，政权能随便换，借你的台唱我的戏。只要能唱我的戏，戏台是谁的并不重要，也不必爱惜，塌了就塌了，另换个戏台就是了。这样的利益需要决定文官政客要求皇帝应像庙里的神像一样整天一动不动接受顶礼膜拜，但一切要由住持跟和尚们做主，一切布施与香火钱要全归他们。表面上住持跟和尚们对神像毕恭毕敬，但他们一旦庙遇到灭顶火灾时马上各自逃命，决不会拼死救神像，事后却一定要再建个庙另起神像，继续让人们顶礼膜拜，自己继续以神的名义捞钱。如果神像不甘当死人而要活过来自己做主，在住持与和尚眼里就不再是神而是鬼，马上要赶下神坛打碎扔进垃圾堆。皇帝与文官政客制约与反制约的斗争就这样一来从此贯穿各个朝代的政治生活。皇帝能撤换个别文官政客，但撤换不了文官政客整体;文官政客不但能撤换皇帝，而且能改朝换代。皇帝与文官政客的斗争最终胜利者从来不是皇帝。宋朝灭亡时还有几个文官政客在竭力拼命挽救，到明朝灭亡时文官政客及其豢养的“公知”跑得干干净净，崇祯皇帝亲自出马召不来一个，到处吃闭门羹，死前身边只剩一个太监。可见到明朝时文官政客的“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已比宋朝大大前进了一步。现在的文官政客把“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发展到了新高度：不再消极等待天下大乱改朝换代，而是将其变成家常便饭，主动为天下大乱创造条件，想方设法让中国人期盼天下大乱的和平演变：第一，让人们以为中国大乱好，以为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杀人如麻、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乱世不但不可怕，而且还很浪漫;第二，让人们以为中国分裂好;第三，让人们以为中国灭亡当殖民地好。文官制下文官政客横行霸道有七大法宝：第一，癌变式腐败，惊人的繁殖速度、惊人的繁殖数量、惊人的防不胜防;第二，同仇敌忾逆向淘汰;第三，阳奉阴违软磨硬抗持久战;第四，信息战、心理谋略战;第五，釜底抽薪“清君侧”;第六，将计就计借力打力“极端化破坏法”;第七，图穷匕首现蓄意制造灾难动乱政变。

　　中国特色文官政客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不是因为不懂作战，而是反复权衡既得利益的结果：第一，外人只会要你的钱，但自己人会要你的命。中国特色文官政客都知道，组织内的利益有限，下面觊觎位置与利益的人，每天无不虎视眈眈。作为上位的既得利益群体，不能不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对内部的野心家的防范上。内斗一旦失败，基本上会被斩草除根，丝毫没有翻身的机会。但对外的斗争，敌人大多没有权力需求，都是利益需求，即使失败了，要么通过和亲的方式大量陪送嫁妆，要么直接输出岁币，要么大量的战争赔款。基本上就是赔点钱，这个伤害不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吃亏的只是下层百姓而已。所以，在中国特色文官政客眼里，内部斗争是生死之战，一次不都能失败，所以不会小觑，而外部斗争是利益之战，能缓缓接着再斗，反复博弈，所以不当回事。第二，一旦开战会出现很多变量，便导致腹背受敌。外部的势力咄咄逼人时下位者都会纷纷指责上位者的各种绥靖妥协是懦夫或指责之前种种的错误做法，目的就是通过外部斗争时，让这些文官政客腹背受敌，能利用新的形势，或是大众的不满，来引导内部斗争，顺利的排挤掉上位者。外部的变量会引发内部的新格局。所以文官政客都能预见这种局面，所以都会选择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趁着外部大环境，先灭掉那些主动跳出来的牛鬼蛇神，稳定自己的权力基础。其实大家读的历史多了，就会发现这种现像，就是外部的斗争越是激烈，组织的内斗就越是猛烈。死在自己人手里的能人，比死在战场上的都多。第三，战争胜利后，会出现大量的新兴利益分食者。不能不打，这时就要靠真本事了，谁也无法控制战争的走向，战争中各种物资的聚集催生了新兴的权贵。这些人因为战争，获得了威望，获得了物资，获得了队伍，后方的文官政客基本上无法控制这类人，这些人就会功高震主。所以文官政客基本上都会在最后胜利时出来摘桃子，或是找机会除掉。但这种事历史出现多次之后，这种军功阶层也不傻，都知道，赢了战争会死于内斗，输了战争会死在敌手，所以基本上都是出工不出力，趁着打仗伸手要利益。或是玩寇自保，纵寇自重，一直让战争状态持续。真的功劳大了，直接黄袍加身，回去自己做皇帝了。所以，文官政客不是不想打，而是怕给下面人崛起的机会。军事家不愿打，是怕最终不能善终。大家都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的博弈结果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了，但整体组织的衰败。很多人认为为有牺牲多壮志，为了组织的整体利益，不考虑个人荣辱，但这几乎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事不关己都会这么想，但真的到了自己身上，就不会这么做了。岳飞不是那么好当的。所以，想对外赢得胜利，必须是内部权力极端稳定、最高领袖的威望无能人比与当下既得利益群体是军功层，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局面还会上演。

　　自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提出“历史周期律”后，毛泽东一直把“使中国跳出持续千年的治乱周期律”当成一个极其重大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来对待。当许多人想的只是“如何打倒国民党”时，毛泽东已想到“如何防止共产党变成国民党、不得不被将来的共产党打倒”，当年人们普遍的心理是“国民党政府坏是因为当政的人坏。只要把坏人赶走换成好人，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就从此天下太平。”而毛泽东却冷静地看到：赶走坏人、换上好人不难，难的是如何防止好人变成坏人。国民党一开始也是革命党，当权后变坏了。不光国民党，历史上许多政治力量都是如此：“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与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但当权后无一例外都走向了反面。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之前就已极其重视“防止共产党获得政权后走向反面”，特地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上向全党提出警告：“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警惕糖衣炮弹，警惕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明确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毛泽东还一再以李自成为反面例子告诫全党决不可“政权到手、革命到头、当官做老爷”，把进京建国喻为“赴京赶考”。“防止共产党获得政权后走向反面”、“防止共产党变成国民党”使新中国政权建立时明确拒绝了私有制。这是新中国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关键，蒋介石私下也承认共产党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干部不得有私产”。如果毛泽东1949年搞了私有制，共产党一下子就得变成李自成，变成国民党的“劫收大员”，中国的那点底子还不够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刘宗敏们分赃的，还拿什么搞经济建设工业化?早分崩离析了。新中国建立时没有实行科举制，“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但实际上也没有明确而彻底地堵死科举制的后门，当时干部队伍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特别欢迎有文化的新鲜血液。有文凭的只要能加入体制，基本就是干部，以后不一定非有贡献，光凭资历也能混。文科类大学生通过当秘书进入政坛再飞黄腾达更成了后来的惯例。这实际是一种变相的“读书做官”科举制。这就造成了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共存、实际上的科举制与实践选拔制混合存在的状况。新中国未能像拒绝私有制那样明确地拒绝官僚制：第一，对官僚制的本质需要一个历史性认识过程。当时人们普遍以为新政权把旧官僚赶走、换成新人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新上来的人有点官僚主义只是个作风问题，尚未认识到这是个体制性根本问题。第二，“学苏联”把苏联的官僚制也当“苏联先进经验”搬过来不少。虽然一开始干部队伍基本来自军队，但“正规化”之后干部就基本来自地方、来自学校了，即逐步走向文人官僚化了。由此可见新中国建立时，对“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生成发展必需的三大制度(私有制、官僚制与科举制)抵制住了一个半：私有制，半个科举制;未能抵制住一个半：官僚制，半个科举制。虽未能彻底抵制，但也使“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这一社会癌细胞始终无从产生发展。真正全面彻底建立官僚制、科举制、私有制是在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之后在胡耀邦手里完成的。因为毛泽东极其重视跳出治乱周期律，所以千方百计“防止共产党当权后变国民党”。这就与文官制的根本宗旨(“压迫而不是服务”与“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完全矛盾了，因为毛泽东建立新中国不是为了个人打天下，而是为了救国救民。没有一个强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华民族必遭灭顶之灾，所以毛泽东要全力以赴建立一个强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这属于“改变世界”的范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与文官制的本质(“统治”而非“改变世界”)完全矛盾了，与文官制的官僚文化潜规则(碍事而不是做事、只容得主观专断、容不得实事求是、靠文人“公知”识字混混寄生虫阶级、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没有纠错功能、自发形成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等等)完全矛盾了。“存在决定意识”。文官制的存在决定官场文化潜规则的意识。只要身处体制中，再优秀的传统也难以持久相传，因为客观存在变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打天下时培养起来的“改变世界”的优秀传统：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官兵一致、艰苦奋斗……无不缓慢地却确定不移地被官场文化取代，被潜规则侵蚀。坚持这些传统的老干部往往在体制内感到步履艰难，被在文官制环境下成长起来、完全适应官场文化的新一代人视为“僵化”、“保守”、“教条”，后来甚至讽刺他们“没有文化、思想僵化、年龄老化、只配火化”(连这些老干部的一些子女都觉得父辈“迂”、“不灵活”、“太正统”、“太呆板”、“脱离实际”、“跟不上时代”，觉得自己比父辈更聪明、更灵活、更实际)。"与历史上每个新朝代建立、“从打天下转到坐天下”时自动发生的“文化反革命教育运动”不同，建国后的“文化反革命教育运动”被毛泽东坚决遏制了。三反、五反、整风、四清、社教、“6.26批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但毛泽东的一切努力始终遭到官僚体制及其豢养的“公知”的阳奉阴违软磨硬抗、“交差文化”的敷衍塞责而大都流于形式。积极执行毛泽东指示，就不可避免与官场文化潜规则冲突，就不得官心，就要在体制内陷于孤立，甚至被淘汰;拒绝执行毛泽的指示，就是对抗中央、严重违纪。这使许多人处境尴尬，极为苦恼。但多数人终究无法对抗文官制的力量得出的结论：“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文官制的力量更强。毛泽东发现问题的根子就在文官制里，文官制不变则什么措施都破不了文人“公知”横行霸道的七大法宝，尤其是将计就计借力打力“极端化破坏法”。整风，向共产党提意见，马上被“极端化破坏法”搞成“共产党下台”、“轮流坐庄”;反右，马上被“极端化破坏法”搞成“按指标抓右派”、“给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党”;大跃进，马上被“极端化破坏法”搞成“亩产万斤粮”、“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过去人们只知道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历史教训：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旧的国家机器，而必须砸烂旧的，另建新的。但人们没想到的是：不能照搬照抄旧国家机器的结构与设计来建新国家机器，否则等于用新人新材料重建一个旧国家机器，自己重建了一个被自己打碎的东西。要建立新国家机器，整个体制设计都得重新来，而不能照抄旧的文官制。毛泽东必须二选一：第一，向现实屈服，向千年来的传统屈服，不再挑战文官制，舒舒服服当开国之君，省心省力名利双收。代价：任凭文官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中华官僚联合酋长国”，任凭“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自由生成泛滥成灾最终导致中国在治乱周期律的作用下陷入又一次天下大乱、兵灾人祸、内忧外患、人口大灭杀。第二，不惜一切破文官制，使中国跳出治乱周期律，救子孙万代中国人于未然。代价：空前艰难，空前残酷，空前危险，心力交瘁，甚至粉身碎骨身败名裂。显然，毛泽东选择了最难最险最费力不讨好的路：不惜一切破文官制，使中国跳出治乱周期律，救子孙万代中国人于未然。毛泽东五十年前破文官制的基本原则，现在能大概看出个头绪了：第一，用“三结合”破“官僚治国”。用“三结合”(“军干群三结合”、“老中青三结合”、“干部、群众、专业技术人员三结合”)组成的权力机构取代传统的权力机构，反腐败反割据的基本原则不是钱权隔离吗?既然靠军阀官僚体制做不到，靠文官制也做不到，那为什么非靠官僚不可?为什么非靠单一的体制结构不可?单一材料不行，为什么不用复合材料?单一制导不行，为什么不用复合制导?单一装甲不行，为什么不用复合装甲?靠单一成员组成政权机构不行，为什么不用“三结合”这种复合式政权机构?“三结合”是一种中国式的“三权分立”：权力构成一分为三，军、干、群相互制约。群众代表是群众选举的，代表群众利益、眼前利益，属于自下而上的监督。干部代表负责权力的正常运转，代表着单位利益、局部利益。军代表是任命的，代表长远利益、中央利益、全局利益，代表自上而下的监督，对干部代表与群众代表既起协调监督作用，又起裁决平衡作用。军代表是外来的，相对而言临时强，与当地没有深入的利害关系，地位超然，容易秉公办事，公信力强。所以当时的群众口耳相传：“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干部看军服”。这套机构又是一元化的权力机构，既能综合全局利益、局部利益与群众利益，又能考虑长远利益、近期利益与眼前利益;既能保证效率，又能比较有效地制约处理日常工作、实权最大的干部的权力，权力制约与权力效率都兼顾到了。这既区别于历代封建集权自上而下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模式，又区别与“精英民主”平起平坐的“以‘精英’制约权力”的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是毛泽东史无前例的尝试。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特色“三权分立”、中国式特色权力制约，中国式特色民主。第二，用“实践出真知”取代“学而优则仕”。从有贡献的工农兵中选拔干部，不看说了什么，只看做了什么;不看包装如何，只看成果如何。光说不练，头衔再高再吓人也不算数;干出成绩，不管是钱学森还是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都有资格当领导，工人农民“大老粗”照样当部长当国家领导人。国家管工业的必须有工人出身的领导人，管农业的必须有农民出身的领导人。第三，打破官民对立，缩小官民差别。“两参一改三结合”：群众参加管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第四，发动人民群众，靠绝大多数人监督少数人。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各级负责人，成百上千双眼睛盯一个人，别说一天有二十四小时，就是有四十八小时也照样看得住。想瞒天过海?没门。群众监督简便易行，人人都能参与，没有门槛，休想用学历、资历、金钱设置障碍。人民群众能做到“既制约权力、自己又不会变成权力”，不需要另外的权力来制约。这就彻底解决了权力这个“打不死的魔鬼”造成的最大难题。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围绕一个目标：使中国彻底摆脱为害千年的治乱周期律，确保中华民族生存必需的强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救无数中华民族子孙万代于无形。要终结这种中国特色内卷则必须与传统的文官制决裂，从根本上消灭“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这个社会癌细胞的生成条件才有可能恢复社会主义制度。

　　如今中国合法的指导理论仍不是“普世价值”，谁当中国最高领导人仍不是由文人官僚说了算。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知道历史真相的人仍然大批健在，仍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随毛泽东开国的老干部的后代虽然有一些人成了“既得利益”的官二代，但仍有少数继承大义的红二代对文人官僚及其豢养的“公知”顽强斗争。解放军虽然饱受文人官僚及其豢养的“公知”的欺侮，但并未被边缘化，仍有举足轻重的力量，仍能挫败文人官僚及其豢养的“公知”的猖狂进攻。但文人官僚及其豢养的“公知”仅仅是目前还没有完全获得思想霸权与政治霸权，还没有完全架空共产党中央，但实际已离此不远了。文官制使他们势力不断增长。他们已成功地在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建立了思想霸权;用“让我满意”、“人权、民主”、“人权高于主权”、“普世价值”等以“解释世界”为核心的是非判断标准取代了“为人民服务”、“国泰民安”等以“改造世界”为核心的是非判断标准。他们用“断代史强制忘却洗脑法”使相当多的年青人对毛泽东时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乃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充满了无知与偏见，被灌了一脑袋的历史虚无主义与崇洋媚外。他们已在许多领域夺得了政治霸权，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强制推行转基因主粮、用房地产狂热把老百姓得压得透不过气、用“金融创新”、“中国牛”为金融骗子大开方便之门造成股市大灾、大搞“减政放权”“放宽审批”搞得天津大爆炸、一纸通知就取消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没有一个政府敢放弃的食盐专卖，连个解释都没有，更不用说讨论通过了……飞扬跋扈独断专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几个“专家”“智囊”一嘀咕、头头一批就下文，什么法律法规制度手续也不管，出了问题什么责任也不承担，连解释都懒得解释，完全视老百姓为无物。文人“公知”整天叫嚷学习“西方民主”、整天说中国捍卫国家安全的措施这“违反宪法”、那“不合程序”，唯独对这些胡作非为一声不响，从来不说“独裁专断”、“不民主”。复辟科举制、私有制才三十多年，文人官僚及其豢养的“公知”的气焰就已嚣张到不但敢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而且敢把捍卫“狼牙山五壮士”名誉的人送上法庭。虽然文人官僚及其豢养的“公知”这次未能得逞，但他们也没受到丝毫惩罚，实力丝毫未损，随时随地能卷土重来。抵御他们的力量基本已被边缘化，被封锁打压成了司空见惯，能被多数人听到的声音很少很微弱，一切胜利都赢得很艰苦很吃力。但即使种勉强的对峙也不会持久持续。文官制决定双方力量对比还要继续一边倒地倾斜，再过十年还会有多少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多少“红二代”有力量抗衡文人官僚及其豢养的“公知”?只要文官制不变，文人官僚及其豢养的“公知”的数量就将源源不断，势力就将不断膨胀，“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就将越来越多，越来越盘根错节吞噬一切。等“红二代”死完了，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死完了，再没有能抗衡文人官僚及其豢养的“公知”的力量了，最高领导人没有文人官僚及其豢养的“公知”的支持就干不下去，得罪不起他们了，年轻一代全被“断代史强制忘却洗脑法”弄得脑袋成一张白纸、任凭文人官僚及其豢养的“公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中国社会就必将越过治乱周期中的“大手术治愈点”(无可挽回临界点)，进入“癌症疯狂扩散阶段”(“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肆无忌惮势不可当泛滥成灾)。文人官僚及其豢养的“公知”摧毁了最后的抵抗，获得思想霸权、架空最高统治权、压倒军人、取得绝对政治霸权与经济霸权。所有能与“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抗衡的力量都被消灭、压制或边缘化，“断代史强制忘却洗脑法”奏效，不利于文人官僚及其豢养的“公知”的历史事实被大多数人遗忘或漠视，“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获得压倒一切的优势，吞噬社会财富肆无忌惮不受任何制约，社会大震荡不可避免。“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肆无忌惮疯狂发展是不是事实?只要承认这些是事实，就不能不承认只要不改变文官制，文人官僚及其豢养的“公知”阶级独霸政权就是早晚的事。

　　较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文革破除文官制更有可能让中国跳出治乱周期律。假文革用“极端化破坏法”制造的挂着“文革”名义的打砸抢大暴乱，中国人民不可能不吃一堑长一智。树欲静而风不止，肢解文官制铁三角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