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何种汉奸是被何种爱国者逼出来的？

　　说“汉奸都是被逼出来的”当然难逃替汉奸翻案之嫌，但若说“某种汉奸是被逼出来的”呢?“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汉奸能与爱国者泾渭分明吗?

　　评价一个民族的崛起，关键不是看这个民族的富裕程度，而是要看其精神状态的高度。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民族自信心的崛起，但民族自信心应像一座山，“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大民族主义观念盲目地自大或自恋则不是真正的自信，实质上恰恰是心虚的体现，比如有极左倾向的爱国者乱扣“汉奸”帽子。申侯曾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第一个“汉奸”，尽管其有生之年尚无“汉族”这一概念。申侯乃申国(今南阳)之君，其女原为周幽王王后，生子宜臼被立为太子，后被周幽王所废而立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周幽王在盛怒之下兴兵伐申。申侯自知国小兵弱势孤力单而不能与周匹敌，于是采联合东方的缯国与西方的犬戎反攻幽王。周幽王猝不及防，举烽火求援却无一响应，西周就这样被申侯率领的联军灭亡了。申侯到底是不是汉奸?“汉奸”曾是个有特定含义的专有名词，特指汉朝的奸臣。元初忽必烈麾下大将张弘范本是汉族人，却率领元军消灭了南宋政权，所以被后世以“汉奸”之名刻到“崖山功罪石”上。明末清初的“汉奸”则是挑动事端、从事违法活动的不法汉人，道光年间西方列强入侵后又指背叛国家为洋人效力从事刺探情报等破坏通敌活动的中国人，这就接近现在的“汉奸”最广泛的含义了。清末同盟会倡导武装革命，凡是帮助维持满清政权的汉人(包括康有为与梁启超等改革派)都被骂为“汉奸”。这种含义体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的要求，有利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华民国建立后“汉奸”泛指背叛祖国、出卖国家利益的中国人，不限于汉族。由此可见，判定一个人是不是汉奸，既要根据特定的历史环境，又要有统一的衡量标准。《辞海》对“汉奸”的定义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看来判定一个人是不是汉奸至少要具备三大要素：第一，本人是炎黄子孙，曾直接享受过中华民族的庇护;第二，投靠、谄媚或里通外国敌人，甘心为其服务或任其驱使;第三，出卖本国利益，对中华民族构成实质性侵害。如果某个中国人的祖上就已移民国外并有外国国籍，后再参与侵害中国就不是汉奸了。根据上述三个汉奸构成要素，申侯至少不具备后两个要素。第一，申侯联合犬戎消灭西周的起因是周幽王废嫡立庶，所以其主要目的是打败周幽王恢复宜臼的正统地位，而不是为了推翻西周的统治。后来晋、郑、卫、秦等诸侯联军将犬戎军队打败，拥立宜臼为平王迁都雒邑(今洛阳)，史称“东周”。考虑到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等荒淫无度，申侯“弒父”反而在客观上有维护民族利益的历史意义。退一步讲，申侯消灭正统的西周难逃不忠之嫌，但其不忠的对象是腐败无能的君主而不是整个国家。第二，申侯联合的犬戎一族在当时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外敌。根据文献记载，犬戎是中国西北的古老游牧民族之一，一直活跃于今陕、甘、宁一带，所以也是炎黄先祖的近亲之一。据《后汉书》记载，东汉的西戎白狼国很早就有犬戎活动。东汉明帝时，“白狼……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而自愿归属东汉。白狼王还命人作诗《白狼歌》献给东汉皇帝，其中所言的“白狼国”是“犬戎国”的变种，白狼王则是犬戎的后人。炎黄时期犬戎曾是炎黄之劲敌，但后来的汉族与其周边少数民族的融合范围不断扩大，曾经的国家、民族概念都不如现在这么清晰。套用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一概念，犬戎族也曾是中华民族里的少数民族之一，只是如今已分裂或繁衍为许多民族分支而已，何况跨境民族(比如朝鲜族、俄罗斯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京族)对汉族也有民族认同感?!秦统一诸夏后融合四方各族，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经两汉约四百年才有了汉族。后来又不断融入北方各族的血缘，“大汉族”由此而来，汉族的第一个心腹之患匈奴也大部分融入了汉族。仅凭史书上的几段文字就用今天的观点判定古人的是非功过，曾把轩辕赶到涿鹿(今张家口)的蚩尤统治过的人口是不是都要被扣上“汉奸”的帽子?果如此则跨境民族之民族认同何来?

　　又如中行说：公元前174年，从秦始皇时代就被立储的匈奴冒顿单于终于寿终正寝了，这位曾在白登山之围中迫使刘邦的老婆吕雉对其行贿说情的少数民族领袖的威信当然不在刘邦之下。老上单于即位后对汉朝的军事骚扰规模有所压缩，遇到汉朝军队则利用自己优秀的骑术打游击战。这样的战术让汉朝边境的军队防不胜防而日夜不得安宁，其幕后操纵者就是汉朝派到匈奴陪嫁和亲公主的太监中行说。当时汉朝边境只有李广与程不识能对付这种战术，前者训练的骑兵比匈奴骑兵运动更快，后者则能严格坚持驻扎一处不动摇而防线固若金汤。但其他地方的汉朝边境就相当凄惨了，所以那时汉朝的主要对策是花钱买平安，尤其是用和亲送公主的办法腐化匈奴贵族。汉文帝第一次和亲的随从中行说认为自己的后半生不该交代在那个穷山恶水的烂地方，但又只能对圣旨默默地说不。临行之际他终于下定决心直接去找汉文帝，扬言将自己当成陪嫁送到匈奴后自己有可能作出对汉朝不利的事。但汉文帝没将这个太监的话放在心上，认为区区一个太监根本翻不起什么大浪。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当然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变成匈奴贵族，陪嫁的中行说当然也跟着变成了匈奴的一份子了。中行说到匈奴后靠着自己的口才赢得了匈奴单于的青睐，尤其是其入侵汉朝的一系列出谋划策。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报复汉文帝，进而也是为了自己死后能埋回故乡。中行说献出的计策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让匈奴不糊好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免被奢侈的汉朝文化给腐化了!他认为匈奴贵族应将汉朝送来的丝绸布匹都毁掉，这样才能维持匈奴彪悍的战斗力。奢侈精美的物品中看不中用，匈奴须臾不可忘记战斗力乃游牧民族生存之本，否则匈奴就不可能一直是强国。老上单于颇以为然，鉴于匈奴从地盘到人口都不到汉朝的十分之一，匈奴骑兵能长期欺负汉朝靠的就只能是以民族血性为后盾的战斗力了。如果匈奴真的被汉朝的“礼物”腐化了，生产力落后的匈奴还能拿什么跟汉朝斗?所以从老上单于将中行说当成第一谋士而对其言听计从，后来与汉朝打仗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尤其是中行说策划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细菌战，霍去病之死不能不说与此有关。“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汉朝君臣对中行说这种罕见相当头痛。中行说在汉文帝身边为奴时就已对汉朝与匈奴的差距看得很清楚，所以对匈奴提出的“文化自信”也能切中要害，用到今天怕是也不过时。如何看待出身低微的下级?中行说留给炎黄子孙的教训至少是“汉奸”有可能是被爱国者(包括统治者)逼出来的，尽管将家恨置于国仇之上的格局太小。

　　再如石敬瑭：自古以来，中国皇帝的诱惑一直很大。尤其是乱世中，老百姓个个都有可能抱着“富贵险中求”的心态揭竿而起一呼百应而与昔日的帝王将相争一争天下。中国古代最乱的时期莫过于“五代十国”，五十三年之内出了十四个皇帝。“大齐”皇帝黄巢、“后梁”皇帝朱温、“后唐”皇帝李存勖、“后晋”皇帝石敬瑭、“后汉”皇帝刘知远、“后周”皇帝柴荣……无一不是靠自己那点人马赌天下，但残暴的朱温、狡诈的李克用顶多能被称为“奸雄”，而何以唯独石敬瑭沦为“汉奸”?实际上石敬瑭以幽云十六州为筹码当皇帝并非一厢情愿，而是有很多苦衷被后人刻意回避了。李存勖与朱温大战于太原期间中了圈套，眼看就要活捉时石敬瑭闪亮登场你换战局，一个来自沙陀族的青年就此登上中国历史的广阔舞台。后来石敬瑭又救了李嗣源而成了李家的乘龙快婿。当然，打打杀杀只是乱世求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则更离不开好使的脑子。李存勖晚年日夜疑神疑鬼，瞅着谁都像叛乱分子，如此日防夜防的结果反而是割据政权越来越多。魏州兵变后被派去平叛的李嗣源兵败被俘而临阵倒戈，后来伺机逃出叛军的地盘。李嗣源想赶紧回洛阳汇报魏州的情况，但一向沉默寡言的偏将石敬瑭突然拦住了他，“岂有军变于外，而上将独无事者乎?”你是来平叛的，结果士兵全部反叛而只有你自己逃出来了，你认为皇帝会怎么看待?就凭咱们的这个皇帝的小心眼，铁定会治你，而且是往死里整!既然横竖都是死，不如轰轰烈烈地赌一把!于是，李嗣源回到军营来了一番口若悬河的鼓动，然后就带领叛军杀回洛阳把李存勖赶下皇位了。身为李嗣源的女婿还帮老岳丈登上皇帝宝座，石敬瑭名正言顺地被封为保义军节度使兼诸卫六军，具体负责陕州(今三门峡)的一切军政要务。陕州从此就有了一片清明景象，石敬瑭朴实稳重而特别痛恨贪腐，一上任就大力肃清吏治，直至被加封为后唐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的京畿防御重任从此落入石敬瑭之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殊于众，众必毀之”，但此时的石敬瑭还没意识到各种羡慕嫉妒恨的危险都在逼近自己。李嗣源对石敬瑭百分百的信任，但李嗣源的儿子与部下可不这么想。大家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主公出来拼命，凭什么唯独你这么优秀?!不怨自己无能，反怨别人优秀，这是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塑造的中国特色民族劣根性。其中，看石敬瑭最最不顺眼的是李嗣源的干儿子李从珂，但在表面上暂时还能姐夫长姐夫短的套近乎。李嗣源死后长李从厚继位，李从珂发动政变取而代之。李从厚投奔亲姐夫石敬瑭，但在石敬塘家里一点也不把石敬瑭放在眼里。石敬瑭能忍，但他的部下被惹毛了，手起刀落把李从厚的随从宰了。石敬瑭算是回不了头了，干脆把李从厚捆起来送给李从珂。李从珂口头上表扬了石敬瑭：姐夫真是识大体。暗地里却想除掉石敬瑭，但总得有个借口吧?!有谋士给李从珂出主意：石敬瑭这种功高盖主之臣只能拴在身边，方他回封地则等于放虎归山。李从珂于是封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加“赵国公”，但只能“遥领”封地。石敬瑭心知肚明，所以日夜活在恐惧中，直到瘦得皮包骨头。他的老婆永宁公主闻讯后大老远跑到洛阳找母亲曹太后说情：我们家石郎天生老实巴交，没那么多政治野心，你瞅他那点心理承受能力!他要是想谋反又岂能会被吓得瘦成这样?曹太后去找李从珂论理，而自幼父母双亡的李从珂是曹太后抚养长大的，加上奄奄一息的石敬瑭估计也活不了多久，所以干脆放了他。石敬瑭回到太原后瞬间精神起来，但谋反的心思从来没有过。看到石敬瑭一直没死，帝王权谋有限的李从珂经常派人去太原暗示“当心我弄死你!”有一年曹太后过生日，永宁公主从太原赶回洛阳祝寿，寿礼结束后急着回家情有可原，干弟弟抢走亲弟弟的皇位后还把亲弟弟杀了，洛阳城当然是永宁公主的一块伤心地。李从珂闻讯醉醺醺地问姐姐说：难道是想回去跟石敬瑭一起造反?!永宁公主毕竟是先帝的亲闺女，李从珂只是干儿子，如此出言不逊岂不是忘恩负义变本加厉?!永宁公主回到家找石敬瑭哭诉，有谋士建议先试探一下朝廷再说，借口是辞去马步军督总管的头衔，如果皇帝同意了就说明你们连襟的情面也不用顾忌了。没想到石敬瑭一上表请辞就被批准了，彻底绝望的石敬瑭索性造反了。但河东那点兵力是根本打不过李从珂的大军。走投无路的石敬瑭转而向契丹求援。石敬瑭刚起兵，卢龙节度使赵德钧也在幽云十六州造反了。契丹出兵的条件是石敬瑭认契丹皇帝为“义父”，契丹骑兵打败赵德钧后割占幽云十六州。此后中原人民三百多年的噩梦开始了，尽管实际上石敬瑭比朱温等军阀的脾气好得多，但欺负老实人的后果往往是付出的代价更大。

　　还有龚橙：民国年间出版的笔记小说曾把龚自珍的儿子龚橙说成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带路党”，但龚橙的好友赵烈文的日记展现的是江苏巡抚丁日昌对龚橙的造谣中伤、龚橙热心关注国事、赵烈文自己多次在曾国藩面前为龚橙辩诬的种种事实。彼时洋人的回忆录与留京官员的日记里都找不到龚橙是“汉奸”的字眼，何以然?龚橙在晚清学界名声很大而争议更大，正史中很难找到材料证明龚橙到底是不是汉奸，野史笔记小说里则是正反两方面都有但贬损者居多。《新世说》曰：“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半伦实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以归，坐是益为人诟病。”《南亭笔记》曰：“或曰圆明园之役，即龚发纵指示也，以是不齿于人，晚年卒以狂死。”《新世说》是民国初年出版的一本小有名气的笔记小说，作者易宗夔是个名声响亮的报刊作家;《南亭笔记》出自赫赫有名的官场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作者是“晚清四大小说家”之一李伯元。只需如此“二人成虎”，龚橙的“汉奸”就再也很难摘下来了。在《中和月刊史料选集》第一册中，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蔡申之的《圆明园之回忆》则有不同看法。但他们的影响力远远不如易宗夔与李伯元，更重要的是他们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加之读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使然，将龚橙贬得一无是处也就在所难免了。据《陈乃乾文集·赵烈文言行摘记》记载，“烈文于交游中，与龚孝拱最暱。咸丰五年，始相识于曾文正南昌营中。”据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记载：咸丰五年(1855年)二人已有相互走访，后来二人还正式交换帖子成了结拜兄弟。二人结伴去江西之前还是隔河而居的邻居，有什么事要商量就在家门口把对方喊出来，哪个如果去过圆明园都不可能躲过对方的双眼。咸丰五年，二人结伴赴会于曾国藩设在江西省的“南康营中”(今星子县)。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烈文追述自己早年的师承关系时称：“癸丑年(咸丰三年)遭乱，吾时年二十二岁，遂辍举业，稍探古学，常请益于族兄伯厚(赵振祚)先生及诸友人周君弢甫(周腾虎)、刘君开孙(刘翰清)、龚君孝拱(龚橙)，至今稍有知识，二三子与有力焉!”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烈文再入曾国藩幕府，龚橙则因为识满文、蒙古文且熟悉外国的情况而被英使威妥玛(历任上海副领事、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驻华公使等职务)聘为秘书。赵烈文与龚橙第二次相见是在同治七年(1868年)的上海，龚橙脱离威妥玛后恃才傲物而遭到同行排挤，最后流寓上海而终生郁郁不得志。赵烈文到上海后派人联系龚橙，老朋友相见后谈得最多的是与中外交换条约事宜。龚橙告诉赵烈文：这次与英、法、俄等国交换条约，外国列强“要求颇甚，非止铁路、电线各条，盖借以生衅，非寻盟也。”又说：“英酋威妥码(玛)奉急旨，征回(奉命回英国)议事，约三月可到，换约已展至九月，其中甚不可测。”更让龚橙担忧的是：外国列强虎视眈眈而寻衅闹事，中国则“各在位(各位掌权者)方泄泄沓沓，视如无事，惟恭邸(恭亲王)心知之，亦无能为谋。”第二天二人主要是谈中国高层的腐败无能，尤其是龚橙认为恭亲王贪得无厌，用人行政“不过供外人之指索，无所谓求贤待用，备预不虞之事也。” 赵烈文在上海期间曾向曾国藩推荐龚橙进幕府听差，曾国藩当场就答应了。江苏巡抚丁日昌闻讯后向曾国藩进谗言：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答复朝廷预修和约的奏折被英国人洞若观火，主要就是因为龚橙卖国求荣。然后丁日昌又命其下属、上海道道员应敏斋转告龚橙：曾大帅怀疑你出卖了他的奏稿内容，这时你去见曾大帅不仅要自取其咎，而且必有奇祸!龚橙当即询问赵烈文有没有这回事，赵烈文向曾国藩解释，看过同治元年的奏稿的很多，英国人的耳目也很多，何必要靠龚橙告密知情?龚橙此时穷困潦倒而急需一份体面的工作，但骨子里有股天生的傲气而生就一副叛逆性格，所以主动放弃了见曾国藩的机会。赵烈文再次见到曾国藩后极力为龚橙辩诬：“二月份我在苏州见到江苏巡抚丁日昌(江苏巡抚衙门驻苏州)，他亲口对我说打算聘用龚橙;四月我在上海向老师推荐龚橙，他却在老师面前告龚橙的黑状，其言语之反复，一至于此!前几天我再次路过苏州时丁日昌说：这都是因为应敏斋与龚橙矛盾很深，所以他才特意在老师面前说了龚橙一通坏话。事实果真如此吗?”曾国藩告诉赵烈文，龚橙出卖自己奏稿的话都是丁日昌说的。赵烈文听罢气愤地叹息：“其诬罔又如此。噫，以封疆大吏而所为一婢妾之伎俩，吁，可危矣哉!”作为堂堂一省之巡抚，丁日昌竟然如此与龚橙过不去。《陈乃乾文集·赵烈文言行摘记》曰：“此后孝拱益困窘，烈文每资助之。”尽管如此，纨绔子弟龚橙亦然难逃晚景凄凉。

　　现在有没有被某种爱国者逼成某种“汉奸”的?2021年日本外务省曾披露一则“中国知识分子获得日方资助”的审计文件，文件名单里有中国的“天才作家”蒋方舟。蒋方舟参加了日本举办的“中日知识分子交流加强”的项目，具体内容是日方自2008年起出资聘请在中国舆论场上较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先让他们去日本体验生活，接触日本各界人士后再通过他们到中国发声，籍此促进中国对日本的理解。中国网民因此炸开了锅，认定日本政府不可能在一个外国人身上白白花钱，蒋方舟有可能是日本培养的“汉奸”。蒋方舟，7岁学写作，9岁凭散文集《打开天窗》一夜成名，被湖南省教委定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毕业后担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蒋方舟这个在一片赞美声长大的神童何以“夭折”，由她出版的《东京一年》是导火索。有读者如是评价：“如果作者不是蒋方舟，这书有出版的机会吗?”她在东京生活纪实的这本书是她受日本外务省之邀在东京交流学习后的产物，“中国作家+日本游记”，中国网民纷纷指责蒋方舟这种“公知”收取日方资助后回到中国替日本做文宣，也就是“拿钱办事”。蒋方舟的回应是：这是一次公开正常的文化交流，旨在推进中日友好关系。但中国网民并不买账，依然认为蒋方舟就是“汉奸”。同时与其受聘的段宏庆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新闻网上以专栏形式发表在日见闻，其夸赞日本卫生问题的文章在中国获得了737万次点击量;还有马国川向中国的多家著名媒体投稿26篇访日成果报道，总计达到440万点击量。蒋方舟更是一个月拿着2万的资助却什么大活都不干，一回国就写了一本《东京一年》，但在中国的风评并不高，流水账形式的行文风格让她在豆瓣上只得到7分，热门评论以中差评为主。蒋方舟不走心的写作更是加重了中国网民的疑心：“既然交流，你收人家钱干嘛，还每个月都收。”蒋方舟乃发布长文表明自己对日本在二战期间所犯罪行的强烈谴责，然后对自己在日本的文化交流做了澄清。“交流期间，邀请方按照国际交流的惯例支付我在日期间衣食住行在的所有生活成本以及研究费(每个月2万人民币左右)，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额外费用。”“在交流项目结束之后，我自费在东京旅居休息几个月，进行旅游与文学观察，后来写成日记书《东京一年》。”蒋方舟力称自己“不是拿外务省的钱”，但中国网民又扒开了蒋方舟以往的种种“罪行”。《东京一年》一书称：女脱衣舞者把大腿打开，让观众全方位的欣赏自己的私密部位而没有任何遮挡，底下的观众包括蒋方舟都对此表演给了大方的掌声。蒋方舟认为这是值得赞美的，而鼓掌是出于日本性文化一直以来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有中国网民认为：“这不就是色情表演?有什么好赞叹的?”《东京一年》还描述了一个细节：在东京的厕所中，马桶上有个叫“音姬”的按钮，女性方便时可按下播放流水声以此掩盖尴尬的如厕声。蒋方舟根据这个细节得出了一个结论：“东京对单身女性比北京更友好”。有中国网民由此而认为她“见识浅薄、博眼球”，甚至说她崇洋媚外，让她别再回国了。2020年日本的一则关于蒋方舟的采访视频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日本记者说“疫情发生后，我们都发现，为了很多人的安全，还是强制性强的话，比较有效果”，蒋方舟认为“如果那么轻率地给出这种解答本身也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吧!因为人类历史上都在思考与争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用一种非常时期(指疫情)的状态去判断哪种(制度)好哪种不好，这种思维的武断本身就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有中国网民认为：“面临生死考验的大疫情，中国人民给出了完美的答案，可她硬是要想方设法再找角度证明中国的体制有问题”;“支支吾吾，反正没听出她认为到底哪一种是好的，但我听得出她认为中国就是不好的。”蒋方舟认为这是日方断章取义，采访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她谈到了自己在疫情期间的生活与创作，为家乡捐款捐物，以及中国在防疫过程中的有效控制，包括采用健康码等一系列技术手段，但该节目只截取了一小段内容。因此，蒋方舟认为自己被日方“陷害了”。但蒋方舟的“黑材料”还是被一层层的扒出来，加上媒体与网民的一轮轮猛攻，蒋方舟的“汉奸”帽子越看越难摘掉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汉奸们在当今中国引起越来越多的翻案之争?

　　“百度知道”有一问：你觉得以前的汉奸都是坏的吗，有没有是被逼的?“lutyun”答：每个人生存都有自己的难处，当时有些只是想自己生活的好点，不需要忍饥挨饿，有些是因为家庭原因，总之以前的汉奸并不一定都是坏的!“紫雨钟秀”答：历史人物很难定义，一般都有矛盾与争议。比如张作霖，他是日本人支持的军阀，发家全靠日本人的支持，最终成为“东北王”。可是后来张作霖又因为拒绝签订卖国条约而被炸死。他主动接受日本人的支持，从这一点看是汉奸，毕竟他们是互助，但是最后又变成了英雄。张作霖就是一个代表，就算汉奸就算真的卖国了，也未必就一定是坏。汗，不会有人说我是汉奸储备队的吧!中行说，说汉奸就不得不说他，汉奸的鼻祖，细菌战的鼻祖。“柠檬爱耍酷”答：其实都是被逼无奈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命只有一次，再说了那些人其实只是一些无权无势，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也只有依附强的一方才能保住妻儿老小平安，所以才有了这样一种称号。“白玉芽”答：所谓汉奸，只是汉族人的政见不同，互相称谓。一般是胜利的一方称另一方为汉奸。有贬意。汉奸不是想当就能当得上的。“匿名用户”答：没有人被迫当”合格“的汉奸，但汉奸并不一定都是坏的，一两句话很难完整地概括一个人。“Fdakcoonch”答：有啊!家人 妻子 孩子。“吉畅畅Ws”答：电视剧里有被逼的。“午夜欲”答：肯定有被逼的。“安德烈涅夫斯基”答：这个问题的回答再次刷新了我的三观。可以，汉奸们都是被逼的，那烈士们呢?他们的生命不值钱吗?

　　“豆瓣小组”有一帖：“奴性是被死亡逼迫出来的”。“大家都是错的”《控制你就是试图强奸你》)：为什么中国自古多汉奸小人包括现在都是欺软怕硬，依附强权见风使舵。残害忠良。原因很简单不同流合污强权体制就弄死你。近的有抗日战争那么多伪军，叛徒，翻译官都是因为日本军队占了绝对优势，满清政府更是被洋人用大炮洋枪冲着脑袋才签下卖国合约，因为他们知道卖国比亡国奴强，如今社会奴性更是猖獗，因为正是文革时期精神肉体生命遭受空前残害虐待靠着出卖别人，打击别人，陷害忠良以保全自己才得以活来的那帮人掌控了权或钱。他们深信这种活下去的潜规则，并传递给子孙后代以至于社会病入膏肓。文革时期那种杀人境界不是正常人能体会的，你说一句话也许你就完蛋了，把主席像章带错了被人抓到也许你就成了别人立功的筹码而被活活斗死。所以慢慢的为了活下去大家都闭了嘴，哪怕被魔鬼骑在身上戏谑强奸，也都沉默，这就是奴性的演变过程。实际上是死亡逼出来的，有多少犯罪被这种威胁掩盖，有多少罪犯依旧逍遥。犯罪的地域是这人类社会的真实写照。可有哪个人敢告诉自己的儿女?因为他们知道就算说了儿女去做了也只会害死他们……每个人都有罪……

　　中国历史上把“汉奸”叫的最响的是明末清初的满人，当时给他们帮忙的汉人成百上千，后来“满人的天下”多半是他们帮着打下来的。鸦片战争期间前线的满人每每惊呼“遍地都是汉奸”，老百姓不分汉满都在给英国人带路，卖给他们食物，而清军在前线却常常得不到给养。但当地的老百姓并不是乐意帮外国人，外国人出钱雇人开路出钱买东西，当地老百姓都是看在钱的份上才去的。反过来，清军的军纪太差，为了扩充兵员而不断拉壮丁随意抢粮食，老百姓当然避之唯恐不及。此后清政府只要抓住跟洋人交易的老百姓就会按通敌汉奸论处，但即便严惩不贷也禁不住汉奸们前仆后继。再后来，“汉奸”的帽子主要扣给了跟洋人打交道的洋务派官员，办学西学的学堂也会被骂成“汉奸”，大清帝国第一所新学堂同文馆就是因为害怕被骂成汉奸才没人敢去的。当然，在这种背景下，跟洋人谈判的官员就更是躲不掉“汉奸”的帽子了。曾国藩这等理学大师、“中兴第一名臣”也因为在天津教案的交涉中秉公执法而没向着中国人就被骂成了“汉奸”，晚节不保而低调进了棺材。中国特色汉奸满地的高潮是在抗战期间掀起的，近半个中国沦陷区的伪军、替日本人跑腿的伪政权人员成千上万，绝大多数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汉奸”这个词的历史变迁反映了两个简单的道理：第一，尽管历史上“汉奸”的帽子满天飞，但真正意义上的汉奸并不多。道理很简单，“卖国”这种事不是人人都有资格的。一个祖宗八代都是平民而连衙门什么样都没见过的农民有机会去卖国吗?第二，成千上万到敌人的阵地上找活干的“汉奸”绝大多数是被自己的国家逼出来的。如果明朝吏治清明而百姓安居乐业，哪个大明子民会去帮满人?如果大清帝国科技发达而冠绝天下，哪个朝廷命官会去研究怎么办洋务?封建时代的老百姓连国家的概念都没听说过，绝大多数认为朝廷只是皇上一家的，所以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国不知有民，则民不知有国。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爱政府且还有点脑子就少给别人扣“汉奸”的帽子。正常的中国人只要方方面面都称心如意，没事向着外国图什么?所以，有关部门本该营造“爱国者多的氛围”，将异见者包装成“爱国志士”而不是动不动就扣上“汉奸”的帽子。如果现在的中国已是“盛世”，汉奸何以泛滥成灾?如果“汉奸”满地都是，背后的真相往往是政府的腐败无能，有关部门乱扣“汉奸”的帽子岂不是打主子的脸?此类有极左倾向的言行既有“低级红”又有“高级黑”，还是省省吧!

　　孙存准认为：“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天生的娼妓，草寇和叛逆。无论中外，无论古今，所有的娼妓，草寇和叛逆都是被逼迫出来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逼良为娼’，‘逼民为寇’和‘官逼民反’。”“上梁不正下梁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统治者逼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被统治者，“将熊熊一窝”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