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外卖骑手：没有订单和厕所（一）

　   前言

　　四月底，北京迎来了新一轮的新冠疫情。在密不透风的防控政策下，不管是在弹窗中拼命闪躲跑单的骑手，还是被封闭在管控区中的骑手，生活都在一刀切的防疫政策与平台企业对他们的忽视下陷入了停滞。在疫情的叠加下，单价的降低和人均单量的减少使得他们的危机愈发凸显出来。陷入困境的骑手们或者躺平、或者内卷，但是看起来这都不是问题的正确答案。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呢？随着危机愈演愈烈，谜底势必会在骑手们自己的探寻中浮现。

　　上篇：冬天要结束了，春天就会来吗？

　　四月底，疫情又一次突袭北京，与以往疫情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北京让每一个人都无法对未来有一个哪怕模糊的预期。老赵是河北保定人，北京2021年下半年的疫情击垮了他从前打工的小饭店，他只得跑出来在呼家楼附近做专送外卖骑手。他把疫情形容成“漫长的冬天”，哪怕说话时头顶的桑树在五月底毒辣的阳光下晒得耷拉，脚下掉落的桑葚已经把地面渍出一片片青紫色……

　　单少了

　　疫情封控确实给人带来这样的感觉，尤其体现在单量上。老赵平时中午能跑20多单，在冬天最冷与夏天最热的时候跑一个中午就能挣到将近两百元。晌午一向喧闹的国贸街道静得吓人，老赵在路边桑树下抽着烟，愁眉苦脸地看着了手机上的接单记录，截止中午两点仅接到6单，五月跑到近月底总计不够200单——合计收入大约1500元左右。

　　老赵分析他接不到单的原因在于，“写字楼的白领都不上班”。自四月底开始直至六月初，朝阳区经历了长时间的提级管控。写字楼坐班的白领本来是呼家楼片区点外卖的主力，往常正午时正大中心的门口常常聚集着大声打电话的外卖员。而现在，白领们被要求居家办公，老赵们自然失去了订单。

　　在呼家楼做星巴克驻店骑手的小秦对此有着更加深刻的体验。如果说外卖食品还有周围的住宅区居民作为订单来源，那么星巴克提供的咖啡便是白领专属的。小秦在平时一天能送到40-50单，但疫情期间一天最多20单——这还是在站点骑手因为单量少而大量离职的情况下才能勉强达到的数字。呼家楼附近本来有11家星巴克，但因为禁止堂食的政策和白领们的居家办公，到现在只有两家还在开业，并且下午四点半便停止营业了。

　　星巴克大概不会倒闭，但外卖平台上的最大多数商品提供者——小型餐饮商家在疫情中的状况却不容乐观。商家的停业也是外卖骑手单量锐减的原因之一。由于全城餐饮商家在疫情期间被要求停止堂食，于是平时流水高度依赖堂食的商家索性歇业不干了。一些兼营外卖的商家亦步履维艰。在魏公村附近配送的吴萧告诉我们，一些外卖热门连锁快餐店的外卖订单量几乎减少了一半多。外卖骑手的单量像是这个城市经济的晴雨表，在城市陷入停滞后，骑手的生活也陷入了停滞。

　　停滞

　　外卖骑手没有基本工资，全靠跑单赚钱。朝阳区政府曾在4月为服务型企业员工推出保障套餐，给予每位按照政府要求停工的员工每天100元赔偿，最高赔偿期限21天。然而，这显然不包括外卖员。老赵收入的减少不光体现在接单量上，每一单的单价也在减少。专送站点为骑手开的工资是差额计件工资，只有在当月跑够600单以上时，才能按照9元或者10元每单计算，否则在当月只能按照8元每单计酬。不仅如此，站点要求半天至少跑够12单，若有三天未达标，则这个月每一单单价将再扣一元。

　　这样算下来，老赵在朝阳封控的一个月里收入大概不到2000元。老赵住在甜水园附近，在物价与摩天大楼一样高耸的CBD，一个月仅租房与饮食开销便要三千到四千元；他还有一个孩子在老家上初一，每个月需要给家里寄钱。老赵抖了抖烟灰，苦着脸跟我们说“烟钱都要没有了”——烟草专营店在封控期间倒是开着的。

　　单王没这么悲观。单王之前在老家太原开小饭馆，受到疫情的影响关闭了，他选择到北京跑外卖。单王肯吃苦，这波疫情前他可以从早上七点出发跑单，一直干到晚上八点多，全月无休，就这样干了一年多。冬去春来，单王一直是站点里的单王，一整年的风吹日晒不仅在了他黝黑的脸上刻下了痕迹，还给他带来平均每个月一万多的收入。单王想靠着这份收入作为启动资金，回到家乡接着开小饭馆。

　　然而疫情期间，单王的日子也不算好过。单王一边背着老家一个月三千的房贷月供，另一边在北京和妻子女儿的房租每个月也需要三四千，女儿同时还要上幼儿园，学费也是一笔开销，算下来，每月固定开销将近七八千。单王的妻子在国贸附近的美容店工作，因为疫情被迫封在家里，只有一天一百的补助，单王只好一个人扛起了全家的重担。单王为了补贴家用，不得不在下午四点半星巴克歇业后，再去众包平台接单到晚上十点钟，工作时间较疫情前延长了两个小时。

　　不过单王很有自信，据他所说，平台算法会给平时接单多的外卖骑手优先派单，即使大家的单量都在减少，他的派单量依然比别人多一大截。事实也是这样，在美团专送app的站点骑手送餐排行榜中，单王的接单量遥遥领先。而小秦——单王指了指旁边树荫下等单的年轻人——平时上工不怎么积极，疫情期间自然接不到单。

　　小秦02年生，面相稚嫩，性格腼腆，是本该在校园里谈情说爱的年纪。小秦是邯郸人，高中毕业就去了石家庄送外卖，因为北京赚钱更多便来到北京打工。小秦对工作并不特别“上心”（单王吐槽小秦“平时睡到十一点才会出门跑单”），截止下午三点，小秦总共才接到了11单，远远落后单王二十多单的成绩。小秦自述他的状态是“摆烂”，“平常赚够一天的房租钱就不想再跑了”——然而，这在疫情期间甚至都是困难的。

　　外卖骑手们的生活陷入了停滞。老赵这个月收不抵支，可能没有办法给家里提供经济支持了。小秦隐约觉得“肯定不能长时间干外卖”，但至于未来要做什么，他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至少在封控期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单王早上七点钟开工，工作到晚上十点，一个月也能勉强抵扣支出，可是他的计划却着实停滞了，因为“傻子都能看得出来北京的疫情是不可能清零的”，这样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没有任何办法，不管他们选择努力还是摆烂，手机app里不会凭空蹦出来订单，疫情和管控措施也不会突然消失。他们只能选择在初夏阳光明媚的下午，和三三两两扎堆的骑手一起，在空旷的街头等待。

　　等待

　　老赵、小秦和单王的感受不是个例，等待是疫情中外卖骑手生活的主题。单量的减少是等待时间增加的一大原因。按笔者之前做的一个涵盖了专送、众包、乐跑以及生鲜电商平台骑手样本的小小调研，84%的骑手认为相比于旺季，在疫情期间单量有降低，其中有43%的骑手认为每一天单量下降了三十单以上，近半成骑手认为他们每天的送单量比起往常减少了40%以上。有的骑手反映，曾经一中午就能跑出两百块钱，现在需要在外面等一整天才能刚刚够到。单量意味着收入，近76%的骑手认为在疫情期间存在收入下降的现象。为了争抢本就不多的单量，骑手们只好延长等单时间。

　　等待的另一环节是核酸检测。老赵描述，自三月初北京有疫情的苗头起，平台便要求骑手上传核酸阴性证明，否则不能进行接单。上传的频率从最开始的一周一次，逐渐变成了三天一次，到五月已经要求一天一次。在五月份朝阳区密集的核酸检测要求下，每一个检测点都像是像素游戏中的贪吃蛇，零零星星的人们组成一条见首不见尾的长龙。单王告诉笔者，他在五月份平均每天需要排队半个小时左右进行核酸检测。调研数据显示，有21%的骑手认为核酸检测费时已成为一项日常工作中的困扰。

　　核酸检测毕竟只需要等半个小时，而一旦遇到了弹窗，外卖骑手需要等待的时间则被大大延长。以北京健康宝“弹窗三”为例，若外卖骑手被大数据判定与确诊病例有时空重合，便被要求居家隔离，三天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才能解除弹窗。调研显示，有79%的外卖骑手在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健康宝弹窗的现象。外卖骑手的工作内容意味着较强的流动性，他们需要在商家和居民区之间往返，因此成为密接、次密接的概率很高。老赵和单王自述都曾遇到过弹窗的问题，有三天的时间无法上线接单。这三天的时间里，所在社区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生活物资，平台和站点亦未提供补贴，老赵们只能在家里等待。

　　访谈时已近五月底，老赵一直在关注着北京疫情的进展。这时候北京市已放出朝阳区解封的消息，餐饮企业也将在一周后恢复营业。老赵对此很是欣喜——毕竟也没有什么其他值得欣喜的事情了。他告诉我们，“冬天就要结束了，春天快要来了”，自己的生活可能会随着封控的结束而回归正轨。可惜天不遂人愿，在访谈结束的两个星期后北京又出现了新一波疫情，老赵居住的甜水园小区也被划为封控区。骑手们的春天触手可及却又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