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当今中国大陆高校职称评审的“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被质疑：“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近17年过去，同道中人不可能不承认“钱学森之问”仍不过时，而中国大陆高校职称评审的乱象及其破局之道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温家宝总理当时对钱学森提出五点看法：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大学还是应由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大学还应逐步改变行政化，按教育规律办学;大学应以教学为中心，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文件包总理2006年拿这个问题请教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校长或教育专家后得到的答复是：学校里，关心科技发展的人已成少数，没氛围;提得出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数，没数量;关心的往往是创业问题并非科学研究，没火候;社会现状，人人祈求安贫乐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创新，没手段……总之，一般的，传统的，不打破常规的思维是绝不可能造就出像达芬奇，牛顿，冯·卡门，特斯拉，诺贝尔，爱因斯坦这种伟人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另外，为何我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财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则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身在儒释道文化圈的中国教育，强调伦理与知识，终极目标是君子;西方教育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形成了形式逻辑理论与实验验证科学的传统，强调真理与智慧，终极目标是思想家与科学家。布莱尼茨也曾言称，中国长于政治伦理道德，西方长于数学、自然科学。终极目的的不同将两种教育距离逐渐拉大。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与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与建设性的文章，但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与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如果科研经费、学术教育与人才培养等领域，也按各类重点与各类资质的行政级别化，就可能导致学术与项目评议的科研经费、市场营销等行政分配与学术职务行政化;因此，大学、科技机构与产业化市场等领域的去行政级别化可能是必由之路。中国科技与产业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好比书法艺术，非常难以完全模仿名家笔迹，却完全能在名家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流派，科学、经济、体制等模式也是如此;而且，唯有摆脱权威崇拜、人云亦云，才能领悟科技与产业的创新精神实质。经常看到西方的什么新科学、新东西一出来就有御用文人说我们的什么里就有或西方古代的什么里有。归根结底都是同一个问题，从古代东方、西方乃至世界挖掘或得到启发作了新用途或成了新科学、新东西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我们为何做不到这点?科学是近代诞生的有一定概念、范畴、方法、逻辑等的范式，(现代)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是研究这个“科学”形成的学科。阿拉伯、中国的实践经验与技术，科学史所称为思辩哲学的传统与实践经验的传统交融时诞生了科学的传统，“李约瑟难题”其实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等著作中能找到答案。古代儒家时代是知识进入官场，非儒时代的问题是行政进入大学;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教育与教育的孔子学院世界化就是发展的趋势。有社会责任、理想信仰与探索精神的文化氛围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古代中国建立以儒者(有德有学的文官)入仕途体制，欧洲近现代化形成了以技术发明而成为企业家的知识产权体制。如何重用自主创新型与德才兼备人才?设立客观的科学的人才评估体系，依据曾邦哲的观点是科技、教育与产业的高效体制与管理模式的创新为一切创新之根本。第一，精神文化建设。建立“以人为本”的民族精神传统讲堂，形成创新的文化氛围，重视创造能力的人本身，还不只是看重人创造的财富，人是本物是末，这样才能真正将创新人才与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转变跟踪国际新科学、新技术的被动为自主创新开拓的主体。第二，德才兼备教育。欧洲从儒家科举制学会了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我们也可建立欧洲的命题型、思考型、实践型考试与研究生独立研究能力培养制度，以及知识原创型教授考核、教授自己课题成果的授课等教育模式。学术道德的监督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体制健全是极为重要的方面。创新型科技项目指南、公平竞争机制与客观评估系统等都是影响创新的极为重要方面，科技的进步应以先进、优先、新颖以及其对学科、技术领域与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范围与久远来衡量，不能只是以头衔、职位、奖项与刊物、等级、权威等来衡量;因为，科技与产业的进步总是在推翻旧权威建立新权威的创新过程中发展。科学创新、专利技术发明费力、费钱、费时，唯有有效而有力地保护创新的体制健全，才能形成科学创新与技术发明的环境。同样，只有鼓励而有利于生产优质产品的监督体制健全，才能形成创新型高科技产业。如果金钱在商业贸易或事务流通的交易过程比在第一线的生产与创新更能得到利益就很难促进创新;但只有创新与发明的发达程度才是一个社会整体的真正财富与实力所在，对科学创新、技术发明型人才与机构的落在实处的支持与利益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商品经济是社会的经济进步与发展驱动力，但如果一切都是商业化或全民经商，经商以生意或贸易一级又一级代理，商业又以炒作模式运作(比如炒股份、炒楼房、炒文字与做秀、选美、喧哗)就会导致本末倒置，商品经济首要是商品，商品是能为人所用的商品，科技巨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生产力，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价值。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本质是创新，缺乏自主创新就缺乏经济核心竞争力，创新必须有发明家，发明缺乏资金与时间投入难以创新，投资家、商业家如继续是以炒作的模式经营，企业家依然不以新产品高质量为发展，就可能导致整体经济与环境的危机。当代科学研究已成为一种职业生涯、实验室成为一种论文生产的工厂。如俄国格里戈里·佩雷尔曼解决庞加莱猜想那样不求名、不求利的科学家已非常罕见;但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则是一种事业与理想乃至追求真理的信仰，才有哥白尼、伽利略、拉瓦锡等为科学献身，才有牛顿、卡文迪许，德布罗意，莱布尼茨等人终身娶了科学，也才有普郎克亲身去邀请专利局小职员爱因斯坦到柏林大学完成相对论的伯乐，才有孟德尔牧师在修道院做豌豆杂交实验，才有达尔文与华莱士发表进化论的佳话，以及许多有钱人将自己的财富用于科学研究，或如诺贝尔那样将财富用来奖励对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也有居里夫妇那样不求名誉与财富在实验室过艰辛的生活的科学家，等等。科学尊重的是知识，科学尊重的是创新!在建立创新型国家时期，尤其必须尊重科学的知识创新。只有原创的知识与发明的技术才是创新，后来的(无论什么刊物或什么权威)都不是，原创与复制是根本不同的概念，科学的本质是知识的创新。权威刊物或品牌产品，依据的是其诚信度、高质量为标准;但仍然依据的是论文内容的知识创新、时间次序与或产品本身的质量、优势等实质。比如，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将论文直接贴在互联网上，原始创新的论文、创新的技术发明，无论发表在什么刊物或发表论文与申请专利的人是谁没有任何关系。唯一重要的看是否原始创新，还不是复制(包括，各种形式的翻译或剪辑)在什么品牌刊物或是否什么权威人物等，关键是客观证据与事实求是。如果相反之，将面临如何评价整个人类各民族几千年以来的创造与发明呢?科学的特征是探索真理与发现事实，知识的发现与技术的发明是科学之实质，科学跨越国界、跨越种族、跨越宗教、跨越语言、跨越权威、跨越权利，唯一的标准就是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如果陷入各种利益、功利、名誉与地位等级与奖励追逐等，就可能危害人类科学创新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实质，近代科学的探索精神在20世纪以来的功利化、名利化等，然后成为职业化、权利等级化等导致全球的科学社会变迁，这种国际性的变化也是导致创新能力衰退的原因，唯有建立一种新模式的科学精神与创新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全人类现状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布鲁诺、哥白尼等科学家的真理探索精神是导致近代科学诞生的关键，科学没有权威、没有顶峰，有的是无穷尽地探索。科学权威的带头与评审作用是以其专业知识、研究经历与才能智慧等为基础，但以论点、论据、事实与对事物的判断为依据，还不是以权威的身份或地位为依据，因而成为科学界的领头人物推动学科的进步与发展。古代、近代科学家与现代民间科学家，由于是对科学爱好而不是以利益或权位为主，有创造、献身精神，但在现代科技精细复杂化时代，民间科学家缺乏严格的训练与规范的方法、精密的仪器等，往往容易导致错误的理论或研究;但中国受到了良好教育又具备精良仪器装备的科学家，为何又陷入亦步亦趋、人云亦云，乃至对科学的创新没有国际发展的范本或权威为依据就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境地呢?科学与非科学、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似乎陷入了反复辩论与相互悖理的拉锯状态。在一次专题研讨“钱学森之问”的小型学术会上，3位并列而坐的老学者各用一个关键词表达自己对“钱学森之问”的出路的见解。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陈耀松说“要靠民主”，力学家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中国科技大学备享盛名的李佩教授说“要能争论”。中国教育体系不是一个开发式的教育模式，比如从幼儿园到高考，一直教你背东西、念东西，更多的是让你把现有的东西记住，并没教你怎么去开发、推翻，并创造出新东西。科学家与艺术家做的事是一样的，都是要力图推翻前人的结论。否则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已有的东西无需我们再重复去做。我们希望在整个教学体系设置中尽量提高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尤其是要向学生反复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本身更重要”。

　　当今中国大陆高校对美国高校职称评审“非升即走”的多时空多元化教研环境体验传统东施效颦后又是如何“劣币驱逐良币”的?“知乎”网站有一问相关：从“铁饭碗”到“临时工”，高校青年教师现况如何?问者如是提示：如今，实行‘非升即走’的高校越来越多，但许多一流高校中都只有极少数青年教师在任教数年后‘飞升’了。“非升即走”通常以三年为首聘期，在聘期合同结束时考评，考评合格则获得正式编制，否则便必须离开岗位。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端鸿认为，实行“非升即走”是为了打破高校“铁饭碗”与“大锅饭”的僵化人事制度，引入高校教师竞争机制。僧多粥少的生存竞争背后，高校青年教师现况如何?“Yuhang Liu”认为：早10年就不是铁饭碗了。原因无他，人才饱和。这也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全球都是如此。隔壁日本还有“高学历贫困”的说法，据说德国学校数学系真正意义上的终身教职只有一两个，美国教职市场体量最大而吸引了全世界的牛人来竞争。其实中国改革开放到00年代，高校缺人、招人直接给编，这才是特殊情况。20世纪各个国家相继建立起现代大学体系以来，全世界范围内大学普遍都是竞争激烈。但我回国以后观察国内业界的情况，似乎除了互联网、金融、双减以前的教育培训行业等等少数行业以外，大部分行业的待遇也不比高校好。。而且现在国家又要对高薪行业调薪，可能以后真的会趋于平均化了(对打工人而言，资产性收入嘛那就)。我认识不少还不错的学校的数学博士，都打算去远离经济中心的低房价城市找教职了。反正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与现实工作形势做决定吧!“驴心理学”认为：每个学校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有个别学校招聘关放水，考核时淘汰大部分青椒，这种属于割韭菜没下限的，不要脸的。但大部分学校没这么变态，一般招聘关口把的还是比较严格，考核时淘汰率没有那么高。另外，国外的非升即走是：升不上去必须走，但升上了就赶不走。国内貌似升上之后还有聘期考核，考核不过的仍然会遭到解聘、降聘、转岗之类的操作。国外大学行政/实验员都不是终身职位，而国内大学行政/实验岗相当多的还是编制人员，旱涝保收不说，还没有量化考核的压力，我都想转岗了。“职业规划师Vin”认为：作为一名有21年跨行业管理咨询经验的职业规划师，目前大学老师来做职业规划的越来越多，我来通过咨询中的观察来回答下这个问题。你可能要问，什么，大学老师还要来做职业规划?是的，很多大学老师寻求转型的深层次原因来源于以下四点：1、对大学目前的考核体系、工作时间及报酬体系不满意。在这几年的咨询中，Vin接触了很多高校、研究所离职的科研人。听说北大、包括中科院的研究所在录取学生时，经常会问一问学生的家庭情况、有兄弟几人。如果一家人的生活还指望着这个同学挣钱，教授们就有可能劝他别搞学术研究，去搞个挣钱更快的项目。好苗子留不住，是许多科研机构共同的痛，一位获奖人曾粗略估算过：执教近十年以来，自己实验室里那些有潜力，也有科学思维的学生，最后还留在科研行业的不过一半。一个客观问题是，国内做科研的职位总数有限，培养出来的博士们本身也只有一部分能进入这个系统内。另一个问题是，即使进入科研行业，上升也很困难，做很多年的博士后还要有很好的论文。即使能在资历与成果上熬出头，与任何行业一样，科研界的注意力与资源也富集在头部，拿到大项目的总是那几个人，马太效应之下，强者恒强。这一点，无论国内国外都是一样的，所以尽快发论文、获取影响力，成了很多科学家们不得不去做的事。 他们往往是从国外学成归来，满脑子关于科研的奇思妙想，摩拳擦掌要去做学术新大陆的哥伦布。但很快被泼了冷水，全球通用的实用主义路径是：先规规矩矩跟热点，等站稳脚跟与学校签了长期合同，再去做喜欢的事也不迟。无论国内外，热门项目总是更吃香，论文容易过，经费也好批。所以很多人为了保证课题能顺利开展，不得不花大量时间与精力申报各类项目，才能踏踏实实地做感兴趣的研究。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参与的《青年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现状调查》，只有12.84%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每周工作时间不多于40小时，符合《劳动法》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规定，有58.39%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2018年，中科协发布《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指出科研人员收入增加但收入满意度持续下降，33.5%的科技工作者认为自身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收入。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也是人，喊穷并非空穴来风。2、教授的专业与自己兴趣不符合，这是目前高校老师职业困惑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在教授不喜欢的专业上，学习理工科的大学老师出现比例更高。比如是读数学的，对教数学一点都不喜欢，当时选择数学也是因为这个考研竞争压力少。读起来已很吃力了，再去教不但吃力也更不舒服。大学老师这个职位从兴趣上看更适合有研究特质而喜欢通过沟通帮助他人的社会型特质的人群，但在Vin咨询的客户中研究型的特质比较低，缺少了研究，在这个领域只是授课是很难达到大学老师的要求的。如果只是对自己教授的课程不喜欢则可寻求拓展新的专业，如果自己的兴趣、价值观与做老师不匹配就要早作转型打算。3、大部分高校青年老师不了解外部职场，也不知道自己在职场的价值。高校环境相对比较封闭，大家的圈子也更多是同行，对外面广阔的职场感到陌生，又有好奇。所以工作经历单一，缺少职业探索，这也成为高校老师职业困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很多人从硕士或博士毕业后就留在大学里工作，从上幼儿园到工作从来没有脱离学校这个环境。在他们的职场中，缺少了重要的一环，生涯探索。一般这个生涯探索期要持续好几年，同时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独立。很多女性老师缺少这样的探索，按部就班地参加了工作。现在想要探索了，但又肩负学校教学、家庭与育儿的重担。所以在她们的身上又有共同的地方：真实的自我从来没有真正地展开，战战兢兢躲在身体的最里面，向外展露的是胆小，焦虑与不自信。一个没有自我展开的人，是不敢去尝试的，也不敢在尝试之后果断选择。他们能做的是有一个选择就抓住一个，哪怕不喜欢。有总比没有好，至少抓住一样东西让他们感觉安全。因而他们的内在也从来没有真正的独立。而之前没有做的功课，又会影响到下一个阶段的发展。4、大学的教育与现实脱节，高校青年教师获得不了自我成长与滋养。我们会发现很多毕业生就业与所学专业根本不是一回事，很多大学生都反馈大学讲授的内容与现实差距太大，很多大学生都通过自媒体去了解真实的社会，这种脱节不仅给学生带来影响，也给老师带来影响。老师们不自信，因为教的没有太多价值，时间长了换了你，你也心虚了，一个获得不了自我成长、没有价值感的工作时间长了就疲惫了，动力不强，从而无法滋养个体。那么从我们高校老师自身出发，面对改革该如何突破这样的职业瓶颈呢?“中国商报”认为：“非升即走”，指的是一种正逐渐被我国研究型高校普遍采纳的教师考评制度。僧多粥少的生存竞争背后，高校青年教师现况如何?第一，只有拼尽全力……第二，做好最坏的准备……第三，“飞升”充满不确定因素。达到评副高职称的标准后只能说踩到了“飞升”的门槛而并不意味着最终能留下来，完成硬性指标是一方面，具体结果还是要看专家、学术委员会的评审情况。而且一般情况下能留下的青年教师，更多的是之前就在本校就读的博士生。对我们这些外来的青椒而言，未来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当今中国大陆重点高校都把“非升即走”的考核期戏称为“试用期”，没通过试用期，要面对的或许不只是离开的结果，很多高校都不太愿接纳被其他高校淘汰的青年教师，也有很多前辈因此找工作并不顺利。在这种局面下，我能做的或许只有加倍努力。“RYOUTH瑞御思”认为：内卷也有内卷的好处，日本在经济衰退时，比我们现在更内卷，带来的是技术的沉淀。当外部没有更多机会时，就会在内部造成“精益求精”。但这个要看政策的导向与实际实施。无法单纯地说好或不好。就好比有些公司，只会开会与讲内部管理，结果失去造血能力，倒闭。或也有公司内部竞争，良性的赛马机制，会让产品与服务发展更快，比如华为、腾讯等，包括日本稻盛和夫也都遵循着这样的机制。最终，还是要靠实力说话，发论文这样的纸上谈兵的时代正在远去。能跟上时代步伐才最重要。“HJH TT”认为：这其实全世界都这样，在多数发达国家多数人也都是 35之后才有tenure ，这不是什么稀奇事。绝大多数所谓的“特聘研究员”之类的头衔其实就是博士后，没有tenure track，待遇还是不错的，跟国外比也不低，职位的获得难度也比国外低很多。国内现在比较欠缺的是，tenure track制度，在特聘 到 真正的长聘之间的gap比较大，高校之间的实力差距也是断崖式的。“数学圈的那些事”认为：我自己就是某学校的特任什么什么。我来谈谈我的感受吧，首先为什么决定做合同工呢，主要原因肯定是找不到好的位置了，能找到给编制的待遇还不错的学校谁不去啊!但问题是这样，我们学校搞非升即走就算了，还能理解毕竟给的待遇不错而且课时要求也低，那些四非学校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居然也去学这个，待遇一般不说，任务还特别多，条条框框多如牛毛。但我们学校也不是真正的非升即走，我们签合同时没有写明任何的考核任务。这就是学校高明的地方，养一堆合同工让我们卷去，卷到他们认为不错的就留下，要是都不行就全部劝走。我们合同工想要留校转tenure，那就只能不停的去干，往死里干但最近发现即便使劲干也没什么用，那些我们学院这些年tenure并非真的是科研实力较强，能留下来的还是背后有关系。我们学院被劝走的已有拿到优青的，有在top2当研究员的等等，而那些本校留下来的大多数已躺平。“匿名用户”认为：名校进不去，二本看不起，二本学校来了就给编制。“可爱的文小刚”认为：49年到现在70年出头，文革前后基本形成一个巨大分水岭，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或高校教师、科研人员按年龄与年代基本上能做一个“断代工程”了：第一，1949年前后，接受高等教育(包括博士)后来成为科研人员的，在建国初期是作为科技战线建设主力军的，但从57年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的10年期间，被我共像深井冰似的折腾过多次，他们的数量、子弟数量与对后来科研工作者群体的影响力我暂时不能定量估计，暂时只能如此定性;第二，文革之前至文革期间，在复制(照搬)前苏联模式下派出去到苏联接受高等教育后来成为科研人员的，这一批人与他们的子弟数量不详、对后来科研工作者群体的影响力也不详，暂时也这样定性;第三，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1988年(以李政道教授CUSPEA赴美留学最后一期止计)通过高考接受高等教育(通过CUSPEA及其他渠道出国留学后回国)后来成为科研人员的，这是一批数量巨大的人群，他们在现在高校、科研院所里是所谓的“老体制”的主要群体，这个群体专业能力良莠不齐、甚至能说是鱼龙混杂，他们与他们的子弟、对后来科研工作者群体的影响力现在正在发生，对他们暂时这样定性;第四，1989年之后～1999年高校扩招～2008年前后入学(是截止到目前回国卷的非升即走的青椒，时间实时更新)，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至博士毕业成为科研人员的“土博”、通过考G考T等渠道出国留学后回国卷的非升即走的海龟青椒，这(以及准备回国卷的“准海龟”)就是我乎的主要用户们……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韩延明认为，我国高校学术评价之流弊主要是学术评价的严重功利化取向、学术评价的过度量化倾向、学术评价规则渐行脱离学术标准、学术评价的监督机制不健全与学术失范现象屡见不鲜。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长期存在评审标准有失科学性、评审过程行政化干预、评审程序有失公正性、过分追逐职称导致学术浮躁与学术腐败等问题，相关乱象主要体现在评审主体、评审标准、评审程序与评后缺乏申诉途径等方面。重科研业绩轻教学质量、重发表论文的数量轻质量、重期刊的级别轻论文的实际学术水平、重评审轻考核等乱象，主要原因有评审条件分类指导不够、管理权限过于集中、轻教学质量考评、重评审轻聘任，等等。针对此类乱象可通过优化分类评审条件、合理确定院系工作职责、加强聘任考核等改革解决。针对将论文作为职称晋升的一项硬性指标而产生的轻视教学本位、轻视论文质量、忽略论文的实质审查等唯论文论问题，有必要强化教学考核、淡化论文刊物级别、建立科学的论文评审制度。

　　当今中国大陆高校职称评审乱象的破局之道归根结底都会指向打破官本位体制这个改革开放的“深水区”，但这显然不是教研领域本身就能解决的问题了，学术圈的职称评审等乱象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只是社会公平问题之冰山一角，“分匀蛋糕”以激励各界劳动积极性的“共同富裕”任重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