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突围新冠病毒“全球化”的历史地理学逻辑

　　如何摆脱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日益内卷的人类畏途?一浪高过一浪的瘟疫有可能让人类沦为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一部分吗?人类能否在地质学意义上的地球消亡之前完成星际移民而避免恐龙式团灭?要正确回答这三个问题，能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成熟之前基于历史地理学逻辑实现思维突围是其关键。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里有一句名言：“不管地球达到了怎样的繁荣，那些没有太空航行的未来都是暗淡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全球化”期间国内商家炒作的“元宇宙”一度泛滥成灾，但刘慈欣认为其实质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次内卷，而其封闭系统的熵值总归是要趋于最大的，所以最后只能引导人类走向一条死路!瘟疫“全球化”的人类还有“新大陆”可去吗?特朗普让弗里德曼等自由派乐观预言的“世界是平的”的全球化时代告一段落，“灯塔国”号召力，核心原因是经济增长的乏力，尤其是西方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停滞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全球经济增长的仅有来源，中国赶超西方国家的时机似乎近在眼前，但未来的不确定性与历史的悲剧记录仍在纠缠着我们，比如“李约瑟之谜”(尽管古代中国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但为什么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对中国学术界的困扰。截止目前，中外学术界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答案有“中国缺乏古希腊式科学哲学思想”、“中国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迷信落后与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中国的自然哲学、文化核心、思维方式乃至文字逻辑的先天缺陷”，等等。中外学术界的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关答案有“中国的纯科学真空或其连续性破坏”、“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基于经验而非逻辑的工匠文明”、“中国社会的科技结构的内在缺陷”、“中国的经验技术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严重不足”、“中国对数学的重视不够”、“科学的两种基本元素(形式逻辑与科学实验)在中国学术界的缺失”，等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较之于刘慈欣的科幻类文学想象，基于中西方经济史的比较分析，西方学术界将人类文明发展的源动力归根于“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学术界至今还有市场，尽管地缘政治学曾走火入魔。不摆脱此类西方话语权的束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永远只能是痴人说梦。

　　从“发现新大陆”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东西方经济增长趋势显著分化，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历史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时期。很多历史学家，尤其经济史学家都在研究这种分化何时开始，因何开始?“近代百年国耻”迫使国人从西方请来“德先生”与“赛先生”重塑国家，新中国摆脱斯大林式“极左”老路后迎来改革开放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回溯历史最危险的行为不是虚构演绎西式“极右”邪路而是建立正确的因果率。也许中国特色自由派对西学鹦鹉学舌的整个演绎过程都是真实的，但各种逻辑陷阱也会深藏其中，而建立这种因果率的实质多半是“借古讽今”的《软埋》式别有用心。西方列强是从古至今持续领先于全世界吗?他们的制度会文明能否与其现有的水准(比如对新冠病毒的“群体免疫”)构成必然联系?公元前五百年左右被后世称为“轴心时代”，西方文明还在起点上的“古希腊时期”，中国则处在春秋战国群雄逐鹿之际，这个时期的世界观、文化思想与文字符号都是两个文明延续演变的基础而无论其中有多少巧合或另有玄机。至于为什么只有北纬30度一带的少数地区(“新月地带”、南亚次大陆与黄河流域)性文明在全人类脱颖而出，《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认为是因为此类地区都有适宜种植农作物的气候、地理与饲养牲畜的“自然禀赋”。西方学术界长期普遍认为基于“轴心时代”的思想分野是东西方拉开差距的起点且让西方文明蕴含了持续领先的动力，尤其是以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为代表的哲学思维强调逻辑蕴含了现代的“徳先生”、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文明强调众人决策而孕育了现代的“赛先生”。但西方文明在此后的一千五百多年里多次变化，其文明重心从爱琴海被罗马人带到亚平宁半岛后古罗马文明近一半又随着日耳曼人转移到了西欧而另一半转到了拜占庭，从古老的多神论转向基督教后又分化出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尤其是在天主教统治的“黑暗的中世纪”，欧洲人没有独立思考与科技发展可言。君主统治封地而封锁了人的肉体，宗教统治思想而封锁了人的离婚。为什么这一千多里两大基础都没起到任何作用?难道只是因为挖掘了古希腊遗迹就你瞬间功力全回而在历史进程里开挂狂奔了?抑或是因为信仰“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一千多年而终于在近代守得云开?12世纪比萨少年斐波那契在北非的布吉亚学习阿拉伯数字而非繁琐的罗马数字，后来将这种数字结合8世纪的阿拉伯数学家阿尔•花剌子模的代数方法写出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数学经典《珠算原理》，但该书并非典型的抽象数学著作而更像是商学院的应用教材，通过运用阿拉伯数字详述了复利与净现值的计算意即机会成本的含义，此后一百多年里世俗化的珠算学校逐步在意大利普及而直至具备现代意义的数学教育成了欧洲主流。斐波那契的贡献显然不是从他们自己的古代文明中伸手继承的，阿拉伯数字是阿拉伯人从印度人那里继承的，阿尔•花剌子模的代数方法则来自公元前2世纪的《算术书》而汉代竹简中已有记载，人类在这个文明初期只能通过不同方式诠释“普世价值”罢了。彼时个别文明之间的融合交流缓慢却不隔绝，经过多次汇流、升级才汇流到某处而更可能是“成王败寇”的铁则在作祟，此类汇流点最后保留下来而被最后的成功者认祖归宗则难免一叶障目。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十四卷，如果东方没有基础的数学与科学而在秦统一后的历朝历代全靠玄学或干脆全靠蒙则不可能完成度量衡的统一，更不可能完成大规模的财政税收与军粮兵马的调拨与修建繁复的楼阁庙宇、大型的水利工程了，发明烧制陶瓷与生产丝绸的工艺就更不可能了。在科技文明上半斤八两，不同的制度能否拉大经济上的差距?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璀璨的城邦文明光芒逐步在地中海消退，经历古罗马帝国的兴衰、基督教与法兰克王国的分裂，欧洲形成了若干封建国家与一套世俗-教权二元统治体制，中国则最先形成了一套围绕皇权的中央地方制度，二者的农业人口都占了绝大多数且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力都极其弱小。得益于现代的制度经济学，西式经济学家开发了若干指标衡量现代制度的好坏并重新审视历史，通过对比东西方的利率、不同等级工人的薪资差、市场一体化程度甚至印刷品数量与结构衡量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但就像“一千个读者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十个解释制度优势的理由就能找到其中的十个致命的缺陷，有十个领先的数据指标就能找到其中的十个显著落后的数据指标。尤其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轮回特征，波峰与波谷都很明显且重塑过程的动乱必然导致因记录不全而导致的信息缺漏。但即便如此，15世纪之前的各种数据差异并不显著，也没有哪个理论能提供一种经济长期增长动力的解释，而这又进一步证明后人只能看到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与欧洲人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维度的交替领先。领先原因都是某种“禀赋”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主要作用，比如黑死病带来的欧洲人均资本量、人均工资与教育水平的上升。抑或因为某种文明遭到内忧外患的夹击重创，比如气候变化导致游牧民族入侵与农民起义同时发作，水旱灾的毁灭性打击导致利率上升、粮价波动与出版物的降低等负向指标，此类影响能持续近百年而被历史地理学盯上。这是一种无保障的极其脆弱的经济增长方式，其间任何一个负向变化都有可能让这种进步付之东流。只需对照古罗马帝国的兴衰与中国王朝的更替，洪水、瘟疫、外族入侵与内部制度的衰变在面对此类危难时哪个有优势可言?人类当然有个别“普世价值”，但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而是特定历史阶段基于特定生产力水平的自然而然的生产关系。不同的民族或国家有不同的“禀赋历史”而难免呈现形式各异的地区性特色。从长期来看，“旧大陆”的东西两侧都不存在任何“特殊禀赋”能演绎出这样的制度提供长期高于其他文明的经济增长动力。这种蔓延在整个“旧大陆”的均衡追根溯源则是欧亚大陆的农作物的种类相对稳定，可耕地的规模亦然。几乎没有外部动力打破这种均衡，所以相关的个别地区性文明都被锁死在这种均衡水平上此消彼长，直至这种均衡被某个人类无法解释的自然因素打破了，比如草原气候的恶化导致的游牧民族大规模远征。恰恰是这种力量提供了“历史大分流”的动力而带来了其他文明几百年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匈奴铁骑西征的连锁反应导致的古罗马帝国解体，其历史地理学逻辑的“上游”至少要包括汉武帝对“黄老之学”的践踏。

　　张文木认为亚欧大陆的地区格局始终是在其东侧的农耕文明、中部的游牧文明与西侧的商业文明的此消彼长中实现相对均势的，但最大变量是“新大陆”文明的崛起而不是欧洲人自觉的商业化产业转型。若再通过若干指标考察15世纪后的世界则不难发现欧洲(尤其北海地区)引以为豪的经济指标均始于快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由此逐步将其他地区甩在后面的关键因素就是大西洋西岸的美洲大陆。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发现新大陆”是西方文明发展的“果”或上帝对欧洲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奖励，但其实该因素更像是此后的欧洲人一度变成超级学霸的“因”。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又是怎么彻底打破东西方在欧亚大陆的均衡的?看看世界地图就一目了然了：纵贯南北的美洲大陆开阔的平原与茂密的雨林，土地肥沃、水资源充沛且有数不尽的黄金白银(“旧大陆”的货币媒介)而一旦被欧洲人发现就会被趋之若鹜。唯一的缺陷是没有可驯化成牲口的大型动物。羊驼较之于牛马显然不可能开发出中国那种精耕细作的高产农业，这种缺陷足以让这里的印第安文明一直遗憾的“分流”下去而像大熊猫那样濒临绝种。首先被打破均衡的是粮食，“新大陆”独有的玉米、马铃薯、甘薯、木薯等提供的能量轻松碾压了“旧大陆”辛勤培养一千多年的稻米与小麦，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不仅欧洲的粮食问题解决了，明朝统治的中国等整个“旧大陆”的粮食问题都解决了，世界人口从此快速增长。接着是畜牧业，羊驼等牲口逐步被替代且一点也不妨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牲口登陆这里后快速的适应能力。先到的冒险者为了给后续的冒险家口粮并在加勒比的小岛上投放种猪，新的冒险家来来时就会发现岛上已被猪占领了。从北美中部大平原洪流般的牛群、马群到潘帕斯草原上遍野的羊群，《与狼共舞》与《艾薇塔》等剧作的“生态信仰”掩饰不了西式自由派假惺惺的“反种族歧视”。然后是种植业，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棉花在这里迅速遍地开花，橡胶等神奇的工业化原料也迅速进入“旧大陆”殖民贩子的视野。最后是货币的供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银矿从现在的波托西源源不断运往欧洲，西班牙国王由此成了欧洲最富有的皇室，通过罪恶的“三角贸易”改变了被明朝统治的中国的货币形式，白银取代黄铜成了中国的主要流通媒介。欧洲人准备在美洲大干一场时却发现，“旧大陆”仅靠当时的人口很难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开发且成本极度高昂，于是非洲这片广袤的土地再度进入欧洲人的视野。奴隶贸易变得如此有利可图而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为美洲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能，美洲、非洲与欧洲就这样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泛大西洋贸易网络”。这种变化为西方列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济增长动力，正是这种增长动力解决了人类更深层次的文明发展问题。基于美洲带来的经济增长，科技探索的收益被欧洲人充分放大而提供了巨大的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动力，斐波那契的学问也得以在欧洲大陆畅行无阻。此后人类科学史走进了群星璀璨的近代文明，航海的风险与大规模开发的融资需求让欧洲金融业长足发展，尼德兰等北海地区为了适应这种远洋探索而创新了全新的组织形式，比如诞生了最早的股份制公司与证券市场的雏形。更重要的是欧洲分散的权力让美洲成了人类制度创新的试验场，不同制度的差异在美洲带来的经济增长下被无限放大而筛选出了欧洲的高考试卷筛选不出来的天才学霸。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在强大的皇权之下占了先机，但不到一个世纪就被重商主义的北海地区清教徒赶超了，北海地区的若干国家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城邦国家的荷兰输给了国家规模更大的英国。来自北海地区的清教徒移民又抛弃了一切历史包袱，在美洲的北部从头再来而创建了崭新的制度与国家……由此倒逼的更具竞争力的制度在欧洲内部演化发展，直至欧洲完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等一轮又一轮的体制进化，文明与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关系从此被彻底重塑，中国被鸦片战争震撼了一百多年之后才回过神来……

　　但欧洲人凭什么率先分得了美洲的一系列历史地理学红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是欧洲制度优势的“果”吗?1469年伊比利亚半岛的斐迪南二世与卡斯蒂利亚伊莎贝拉女王的联姻一度让西班牙成了一个统一的实体而开启了“双王”时代，国家是典型的皇权国家而皇帝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就在17年前，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吞并，东西方贸易枢纽的巨大的政治变化深刻的改变了欧洲内部的政治局势与经济版图。靠黑海贸易繁荣起来的威尼斯由此而衰落了，面对大西洋的港口的全新机遇，欧洲人急于找到新的航线以重新沟通东方而加速了“新大陆”的开发。据说美洲大陆的第一批欧洲移民是维京人，但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印第安人来自东北亚的游牧民族，但比较两种抢劫者的“文明”程度还有现实意义吗?哥伦布来自热那亚这种商业化城邦，以在地中海贸易为生却不被自己的母国买账，于是辗转欧洲西部而直至仗着西班牙统一后的强大国力走上殖民冒险的未知之旅。西班牙“双王”赌上国运资助哥伦布的远行，更重要的目标则是肃清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移民，直至西班牙重新变成“上帝的土地”。西班牙由此而强化了宗教法庭，秣马厉兵与南部的摩尔人异教徒决战。哥伦布到达美洲之际西班牙也将伊比利亚半岛的最优一批摩尔人赶出了格拉纳达。西班牙没有热那亚那种对地中海贸易的存量思维等“路径依赖”，统一后的国家规模带来的强大的财力(尽管多数资金是借的，但融资能力也是一种财力)与冒险精神是西班牙在欧洲列强中拔得头筹的两大成功秘诀。由此可见，用西方列强“自古以来”的文明传统解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果”是说不通的。为什么早了大半个世纪出海的明朝更大的船队航行了更远的距离却偃旗息鼓了?这是转化文明的独有局限吗?皇帝的昏庸，炫耀国威而不重视贸易，内向的文明，礼教的禁锢，农业文明的局限……此类因素在中国特色自由派眼里简直都是罄竹难书，但完全忽略同一时期的欧洲人还笼罩在天主教的穹幕下的事实与海上丝绸之路早已繁盛的贸易史则是其心可诛。真正的原因至少能在地图上一目了然：“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其实是一条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老旧贸易路线，这种存量路线是无法贡献显著的经济增长的。如果郑和舰队像孟席斯传说的那样去了美洲，即便有实力走出两倍于哥伦布的距离而能登陆美洲西海岸殖民，这里不适合农业发展的地理环境又意味着他不得不继续南下绕过好望角沿着美洲大陆东侧北上，然后决策何时向西深入美洲大陆腹地。而且这一段未知的航线对于中国这种农业国而言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哪怕郑和首先发现了美洲也很难说会对明朝的国力有什么显著的帮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最重要因素是美洲与“旧大陆”的“大三角贸易”网络效应，而郑和即便能在美洲发现金银，不仅来往太平洋的运输成本极度高昂，缺失非洲大量奴隶者一环也很难与中国大陆东岸的农业经济形成任何网络效应。面对科迪勒拉山系西侧纵贯南北的险峰与沙漠，中国的远征者在中亚与非洲的政策无疑将再次发挥作用。谭其骧认为，古代丝绸之路主要是欧洲商人开辟的，欧洲在这条路上对中国的需求远远多于中国对欧洲的需求却被很多研究“一带一路”的中国学者忽视了。小农经济等存量思维使然，郑和对非洲腹地的兴趣也不可能比哥伦布多到哪里去。对于农业国的使者而言，无论你在美洲的哪一处登陆都几乎一无所获。归根结底，郑和败给哥伦布的祸根是地理与产业之别。地球是圆的，任何一个点都能自以为是中心而多面开花。但不幸的是带上这张随机生成的地形图参考人类文明的早期，地球的地理中点只能是在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商业化城邦。综合当时的地区性文明的分布特点，中华民族等东方人都不在这种网络的中心。如果美洲轴对称调转且偏向亚欧大陆东侧，抑或美洲平移到千岛群岛-夏威夷群岛- 复活节岛一线，率先实现经济腾飞并进入工业革命的是否会是东方?当然，历史不是假设，但只要了解一下潮汕人民在东南亚的探索、日本人对琉球的渗透与在夏威夷群岛的踪迹甚至波利尼西亚人在太平洋诸岛的跳蛙式冒险之旅，你会不会相信只要“地理禀赋”差异不大则海洋带来的激励类似而任何地区的人类都有类似的探索能力?在上述假设的地理环境下，中国已有的“农业禀赋”与美洲结合产生新的协同效应足以激发怎样的经济增长模式?近代欧洲仍旧维持着分散的封建制度，为了宗教争端或小规模的耕地而重复着无休止的冷兵器战争，中国精英阶层长期奉行“学而优则仕”则是因为缺乏外力倒逼而调整经济结构摆脱存量思维的激励机制。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精英阶层“念经”也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但15世纪后因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激励机制导致东西方“历史答分流”。西方人成功转型后重新调整了历史的因果率逻辑，但其中的运气成分(包括地理的与产业的)是一目了然而不容回避的。

　　以赛亚·柏林的《观念的力量》一书认为：“透过思想或生活态度，观念会对历史起到极为重要的影响，就像卢梭的著作在罗伯斯庇尔的手中变成沾满血渍的武器而摧毁了欧洲的旧体制。”历史的因因果果是非定论无一不是思想纵横驰骋的结果，思想观念是制度的第一因，一个国家崇尚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及其思维方式都是在一个个新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观念或意志的力量都能强有力地塑造现实世界，无论地理、技术还是思想都用自己的理论诠释着历史。但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认为在常被历史学家当做研究主角的上述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隐藏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重大因素：无论雅典的衰落荒芜，罗马帝国的怦然倒塌忽视美洲文明的彻底消失的背后都有瘟疫这个幽灵的身影。瘟疫堪称深藏于人类社会的集体恐怖记忆之一，但很少有学者关注其对历史的长期影响。比如，欧洲文明史上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都是一场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的副产品之一，而带来这种瘟疫的蒙古铁骑本来是要率先征服南宋但又因为蒙哥大汗被南宋炮兵击毙才转向第三次西征的。《企鹅欧洲史·中世纪盛期的欧洲》一书认为黑死病迫使欧洲走向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民族国家与工业革命……无论宗教、人口、经济还是社会组织形式都因此而巨变，直至欧洲能执天下之牛耳。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口锐减，进而导致农奴制自动瓦解、公民自治组织兴起。人群的迁移、文明的荣枯、社会的盛衰、宗教的沉浮、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科技的发展……人类文明史上一切都绕不开小小的病毒。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一书强调：“知识与技术尽管能深刻影响人类同微生物的关系，但就本质上看依然不可能消灭瘟疫的存在而不可能让人类由吃与被吃的食物链中解脱出来，看似弱小的微生物对人类而言是比豺狼虎豹还要凶猛、还要高效的捕食者。”人类社会“不问西东”都处在“微寄生”与“巨寄生”的危险平衡中，前者是各种致病微生物而后者是寄生于人类的统治阶级。这种均衡非常脆弱，人类社会的任何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的改变、生产能力的提升与交通的发展等都可能导致这种均衡的破坏。黑死病蔓延到欧洲的直接起因是那个时代的交通革命，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打通了亚欧大陆的商路，使得沿途各国的交流前所未有的畅通。病毒跟着蒙古铁骑悄然进入一个个港口，沿商路走向内陆而缓慢渗入广大农村，直至造成欧洲超过三分之一人口的减少。瘟疫等“微寄生”的蔓延打破上述平衡之后人类的“巨寄生”往往才会被迫调整以适应新的平衡，比如黑死病消退后欧洲社会内部酝酿的政治巨变的种子。如果视瘟疫为一种自然因素，这种始终能保持人类文明持续前进的动力在当今世界仍然不容小觑。毋庸讳言，瘟疫既是人类文明的大敌又是人类文明的推手，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无论是爱是恨就在那里默默地发挥着作用，尽管由此而来的种族主义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过犹不及。一目了然，世界史上的五大文明的发源地其实也是“五大疾病圈”，每个地区性文明都与“微-巨寄生”维持平衡的共生模式都是这一文明政治风俗、文化形态甚至“民族性”的生动体现。蒙古铁骑带来的瘟疫对13世纪中国人口的锐减也起了重要作用，但何以对中国的影响几乎能忽略不计?麦克尼尔认为中国早在汉代就形成了农民与官僚、地主的强大巨寄生平衡，所以瘟疫无法像在欧洲一样彻底颠覆这种平衡，中国近五千年的超稳定-超震荡都取决于中国本身强大的“微-巨寄生”平衡能力。历史的变量有哪些?少数靠偏见，多数靠猜测。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的《文明的故事》认为：“历史嘲笑一切将其纳入理论范式与逻辑规范的做法，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最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规则：历史是个怪胎。”人类社会不像科学实验室那样简单而不可能用“控制变量实验”验证哪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你在这样的复杂系统中有什么样的观念视角则你脑中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历史没有决定论甚至宿命论，否则你就预测一下下一轮瘟疫会否像灭绝恐龙那样灭绝人类吧!地理、技术、战争与瘟疫等因素都是通过影响人的思想观念影响历史的，观念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像一个操作系统一样能容纳各种思维“软件”以运算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的视野越是多元就能对历史的理解越深刻。透过不同的思想洞察历史足以增强我们的思考能力、升级迭代我们的心智模式，停留在任何“单一观念”的认知阶段则相当于“一根筋”的单细胞动物。比如，以统治阶层的腐败分析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基本上无视罗马帝国经济结构的缺陷、小冰期、瘟疫、制度与宗教文化等因素。西方国家的兴起主要源于新教伦理与制度优势而不应归因于殖民掠夺等单一因素。自由派的口头禅“制度决定一切”随时有可能导致不可知论乃至历史虚无主义，比如中国近代史上照抄西方列强的一系列制度却持续陷入政治动荡与经济萧条，任何制度归根结底都是对特定观念的表达。基于观念共识的制度变革则能激活制度的力量，缺乏观念地基的制度却如无源之水，诚如经济学家杨小凯所言“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这种自证的逻辑在新冠病毒“全球化”中也不例外。

　　基于以上分析，西方学术界花样不断翻新的各种种族主义版本不攻自破。从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到制天权，人类在地理空间的博弈将随着“做大蛋糕”的增量思维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大而越来越倾向于互利共赢。欧洲人靠地理位置这样的运气在未来的太空时代至少不可能对火星捷足先登了，中国与美洲的距离相对于火星与地球的距离完全能忽略不计，马斯克的“万星链”则有可能反向加速促成“太空命运共同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东西方在经济增长上反差并不大，制度、文化与地理等“禀赋差异”都没能提供持续超越对方的经济增长，东西方文明各领风骚数百年;经济增长的“历史大分流”的前提是“发现新大陆”对传统生产要素提供的更多的进化可能性，尤其是经济长期而快速增长的可能性;欧洲人首先“发现新大陆”的决定因素是地理要素(东亚与美洲的距离太远且美洲西侧以山地为主而不利于农业发展)而与西方内在文明发展的关联度并不高，将其归因于某种“民族性”更有牵强附会之嫌。回溯“历史答分流”本该让中国人民找回民族自信而昂首阔步，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民启迪未来而找到全人类的正确前进方向。如果地球上一直只有一块地质学意义上的“旧大陆”，东西方将持续稳定在一种均衡中而各自根据其“地理禀赋”重复自己的黄炎培式“历史周期律”。得出西方文明只是靠运气领先一时绝非“阿Q精神”阴魂不散，看清文明的进化逻辑的最大现实意义是把我怎样的外部力量才有可能塑造更先进的政治制度与更无畏的冒险精神意即更严谨的科学传统的形成要靠怎样的激励长期驱动。近四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不应让中国人民自满甚至自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未来哪里将是打破地球现有的均衡的“新大陆”?当然就在我们仰望的“星辰大海”里，而移民火星将是人类实现星际移民的第一步。2020年个别国家的飞行器扎堆探索火星，中国已跻身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梯队。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认为中华文明将是全人类的希望：第一，中国在“近代百年国耻”中多次经历混乱或解体，但从大历史的角度上看还是相对完整地守护了一种“超级文明”，即长期生活在一个“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中，“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主义模式”足以为现在的人类提供宝贵的发展经验;第二，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着人类社会最可贵的“天下主义”精神，而相应的“中国文化”恰恰是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第三，“儒家人文主义价值观”使中国文明符合了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基本需求;第四，儒家与佛教的思想中的“合理主义思想”使中国人在漫长的时代中有分寸地建立与坚守了自己的特色文明;第五，道家思想对宇宙与人类之奥义的认识及其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的不以为然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第六，中国的宗教与哲学思想中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追求及其反对针对自然环境的统治或征伐的欲望更有号召力;第七，近代日本等儒家文化圈显示了对西方人领先的领域赶超，尤其是自证了在经济、技术领域显示的卓越能力，而彼时中国崛起的序幕还远远没有拉开;第八，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人、越南人面对西方人的霸权面前展示了勇气与信心，尤其是分别在经济领域与军事领域，亚洲人有可能在未来领导世界，关键是要将这样的勇气与信心转移到人类历史、人类新文明的和平建设领域。继承其中的“天下主义”精神的“和谐社会”(对内)与“和谐世界”(对外)的并行不悖足以让21世纪的中国建构最广泛的人类文明统一战线，较之于各种版本的西式霸权主义版本无疑更有号召力。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演绎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汤因比的上述预见并不过时，中国人在移民火星期间势必进一步建构“和谐太空”与“太空共同体”。麦金德曾断言：“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整个地球。”中国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更将不必讳言：“谁垄断了永生技术，谁就能控制人类;谁抢占了火星，谁就能控制地球;谁找到了虫洞，谁就能开发全宇宙。”

　　基于突围新冠病毒“全球化”的历史地理学逻辑，火星无疑将是人类文明开发太空版“新大陆”的第一站，“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不该是说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