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防疫：地理封闭与社会内卷之辩

　　地理封闭必然导致社会内卷吗?比如“群体免疫”与“动态清零”都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而各有其必然性吗?如何看待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性之辩?

　　地理条件在1.0的采集狩猎文明与2.0的农业文明中的作用尤为突出，但地理障碍也会限制人类文明的发展，工业革命之前农业文明最容易陷入真正意义上的“内卷”。公元前12700年左右气温回升到与现在差不多的水平，地球上动植物的种类与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对处于采集狩猎1.0文明阶段的人类来说无疑是来自地球的巨大馈赠。处于“幸运纬度带”(相对温暖的地带)的人类生活水平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这里的人类开始尝试种植农作物，动物也在被不断驯化喂养。农业与畜牧业对地理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非常严重而直接导致农业与畜牧业在全球的分布非常不均衡，侧翼丘陵区在公元前9600年左右出现了农业，中国则出现在公元前7500年，而澳大利亚基本上没有农业出现，美洲的农业发展也很滞后。到了公元前4000年左右，整个中东地区已完全被农业覆盖。到了公元前1400年，整个亚洲被农业完全覆盖。美洲因为气候变暖导致美洲与欧亚大陆的大陆桥消失，导致农业文明无法传播过去。农业人口进入到以采集狩猎为生产方式的地区就会形成竞争，而前者靠先进生产方式的巨大优势必然会征服后者。于是，人类生活的方式在不同的人种之间也逐渐同化，越是有机会与先进文明交流的地方发展的速度越快。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都是从两个中心发展而来：西南亚与东亚。到了公元前1500年，整个亚洲、非洲北部与欧洲都进入了2.0文明，而美洲与澳大利亚因为地理隔绝与自然资源不足而继续处在1.0文明阶段。非洲赤道附近的地理条件有利于1.0文明的诞生与发展，但这种优势到了2.0文明时代反而变成了劣势。无论1.0文明还是2.0文明对地理环境的依赖程度都非常强烈，进而是人类的动物性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莫里斯认为，所谓的“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懒惰、贪婪、又充满恐惧的人类在寻求让生活更容易、安全、有效的方式时创造的，而人类对此毫无意识。农业文明的发展直接带来了人口的巨大上涨，对土地的开垦与利用由此而不断扩张。公元前5000年左右，水利灌溉技术的进步催生了轮种、选种、育种、农具改革、牲畜使用等新技术。为了充分利用此类新技术，人类随之而提高自身的组织能力，城市、国家甚至帝国的规模迅速膨胀而加速人口流动、掠夺与战争。人口流动与人畜接触导致细菌、瘟疫的传播，直至引发新的战争。直到工业革命来临之前，处于2.0文明的人类社会一直难逃“进两步，退一步”的怪圈而经历着“上升、冲顶、衰弱”的循环规律，尤其是中国的农耕区规模决定了中国历代王朝熬不过三百年。

　　还有哪些因素会导致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最初关注的是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决定因素，比如物资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冷战后越来越多学者开始注重地理、制度、文化等深层次间接因素的考察，新冠病毒“全球化”迫使很多学者转而关注不同国家之间历史发展经验差异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李楠的《繁荣与贫困》一书关注瘟疫、战争、移民、奴隶贸易、地理大发现等事件与问题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复杂关系，突出历史在理解经济发展的地位与角色并进一步思考繁荣与贫困的历史根源。李楠在研究中国的工业化起源、探讨童工使用问题时发现，采用劳动密集产业时工厂会增加童工使用以降低出口产品成本，但如果采用资本密集产业的企业会减少童工使用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他还关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家制度对中国地权分配的影响，尤其是大规模地方传染病、自然灾害、社会冲突等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比如太平天国战争对空间经济地理的改变。他也关心中国历史上文化认同、文化扩散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探索中国何以发展成了以汉族为主的国家时发现地理因素与政治整合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在地理方面，如果这个地方适合农耕就会导致更多汉族人口进入，通过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融合加强认同。至于政治整合，李楠强调郡县制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即实行郡县制越早则当地汉族认同就越强。特别是隋唐科举制度的确立，通过县学、府学等儒家教育与政府公共物品的提供等促进了汉族文化的认同……为什么全世界只有欧洲发展出了现代工业文明而其他大陆甚至还有被锁死在最低等的狩猎采集文明的极端案例?《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认为人类到达现代工业文明之前经历了四个文明等级：第一个阶段是狩猎采集族群，第二个阶段是部落，第三个阶段是酋长管辖地，第四个阶段是国家。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仍然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手工业为主，何以然?有三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所在大陆可驯化动植物种类的多寡，技术与创新在大陆内部传播的快慢，所在大陆面积大小与人口的多寡。但同样是在欧亚大陆上的社会与国家，而且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1450年之前就属于欧亚大陆上技术与管理体制等方面都领先的一方与货物、科技输出国，为什么15世纪之后越来越停滞不前?中国明清时代的集权与统一导致统治者思想保守而遏制了发明与创造，欧洲的分裂与竞争则导致君主的权利没那么大而不可能阻碍民间的发明创造。中国的集权与统一自秦始皇以来是在集权与大一统的情况下来发展的，继承这一传统的明清两代的社会生产水平仍然有所提高。公元1500年左右中国的总人口大概在1.25亿，公元1800年左右增长到了3.5亿，这说明中国在单位土地上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农业生产力提高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而转向工商业，比如纺织业等手工业。但与欧洲不同，中国人口众多而劳动力廉价，随着市场需求量大而有必要提高生产规模，但中国的工商业主不会想着怎么采供机器来代替人力，在市场上多招人来干活就行了，根本没有必要搞工业化的发明创造，这就是“产业内卷”。换做你是企业主，如果去做设备升级，还没等升级完就赔的爹妈都不认识你了。中国的消费者习惯了手工制品，那种工业化初始阶段生产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法看。比如英国打败大清帝国后加班加点用纺织机织布想卖给中国，但这种货在中国根本就没人要，质量跟中国手工织布差了十万八千里。因此，尽管西方列强在当时已完成工业化，中国人对西方的机器与先进技术啥的完全无感。中国在19世纪制造了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产品，全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产品趋之若鹜，但中国人对外国的产品需求不多，所以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与相应的技术与创新的交流都是单向的，没有外力的作用导致中国被长期锁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社会。欧洲的情况直到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也好不到哪去，由于没有增量而陷入长期的存量绞杀，社会发展水平更是低下。如果没有哥伦布误打误撞发现美洲大陆而给欧洲带回了天量的黄金、奴隶与无数的发财机会，欧洲也有可能被继续锁死在封建农业社会的“黑暗的中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后给欧洲带来的巨大的增量，欧洲各国为了争夺殖民地资源而不断展开军备竞赛。随着军事的升级，科技也不断升级，而且欧洲不像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在军事上的新技术能不断转向商业应用，从而一路演化出了工业革命，而工业化对农业文是能降维打击的。公元1500年以后中国的生产力还有大幅提升，但由于人口众多导致内卷而工业化程度有限，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被锁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低水平的手工业上。但欧洲人发现美洲后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战争频发、竞争加剧而加速了工业化。中国在明清两代生产力没有飞跃，不能说中国能取得今天的成就都是因为运气，比如有可驯化的动植物、地理上没有天然障碍易于传播，中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为什么猿类等低等动物没有发展出人类这样的文明?同样的地理环境未必导致同样的“用脚投票”，比如非洲的气候灾变导致的猿类跨大洲迁徙与随之而来的进化。回归到国家与个人的层面，运气的因素没法控制，但我们能控制自己，所以不要怕内部竞争，也不要怕外部挑战，人类的很多技术与创新都是在死亡的威胁之下产生的;不要排斥新生事物，而很多新生事物起初往往是不起眼的，比如火车一开始还没有马跑的快;不要孤立主义而不跟他国交流，中英鸦片战争时大清帝国的统治者居然连英国在哪都不知道。增量思维在国家层面意味着文明等级的跨越而在个人层面意味着阶层跨越，因为天灾人祸而闭关锁国则会重蹈鸦片战争那种被降维打击之覆辙。

　　“地理环境决定论”等源自西学传统的这些形而上学理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于知行分离，而且是作为一种现代主义原则的强制分离，即作为求知者的主体必须超脱在作为被求知者的客体之上并始终保持距离。求知识不可能通过人的自为，知识方法本身与“先天综合判断”都是超出中国人学术传统的西学独特路径。这一路径其实源自西方的一神教传统，这种从人世间抽离出一个超脱在人世间之上的求知者视角将人世间与世界万物混同在一起考察为被求知对象。求知者只有通过自比上帝才能获得这种超脱自身所在世界的视角才能始终与观察对象保持距离，进而通过“纯粹理性”完成求知过程。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在客观的科学研究方面基本上也是遵循这个路径，但在人文社科领域不可能全盘接受。中国人在骨子里都是孔孟荀等儒家圣贤的信徒，也能接受马克思，但不容易相信霍布斯或黑格尔。中国人的知行合一加上实事求是既是方法论也是本体论，比如《易经》强调宇宙与人生密不可分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人共生共息而不相信两者是造物主的分别创造，意味着中国人民至少在人文社科领域里不会接受任何超出人的自为行动、抽掉人的历史创造的超验理论或任何“固定不变的结构”、“永恒的行为规律”。米尔斯海默将现有国际体系的结构比喻为“铁笼子”，世界各国在其中受到固定结构的制约与强迫而表现出固定模式的行为。被米尔斯海默称为“大幻想”的自由主义或被基辛格称为“幼稚”的理想主义还有点人间烟火气，都有各自的历史演进过程且能随时代性复杂性的增加而调整。西式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妨归入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中国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务必拒绝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现实主义的而直面人类历史、人类互动与人类创造。继续迷信国际关系的“铁笼子”而认为“大猩猩”们无路可走则只能接受“铁笼子”的强迫制约而在其中按一成不变的丛林规则互相厮杀，中国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则要走出国际关系的固定结构与固定模式，抛弃冷战思维与强权政治而通过大国之间的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创造互利共赢的多边关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要走出国家的自利动机与权力行为的传统窠臼，坚定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而致力于世界各国的携手合作，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走出西式现实主义“铁笼子”、避免重回列强争霸旧思维、旧模式的唯一出路。当然，摆脱这种内卷化“铁笼子”不会太容易，但中国不会再走回头路了。

　　1963年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印度尼西亚做田野调查时发现，殖民地时代与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岛的人口都没有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而是不断地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产，导致农业生产内部精细化，但社会生产力却未大幅发展。格尔茨将这种“内卷化”定位为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1985年中国社会学家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则引入“边际效用”一词而更为准确地界定了内卷化的内涵与外延。小农经济为了家庭的生存而尽力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来提高土地的产出，直到边际报酬接近于零。内卷化是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过程，即“没有发展的增长”，任何社会发展都无法摆脱经济发展的内卷化困境魔咒。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对农业社会的内卷化实现了“千年一跃”，但中国依然延续千年内卷。1793年乾隆皇帝断然回绝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之后中国依然延续经济增量仅来自人口与土地规模的增加，但人口增速超过土地扩张时农业生产就不可能逃脱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了。这种边际报酬一旦逼近极限，中国社会就会陷入相互屠杀、外敌入侵、饥荒与瘟疫的存量争夺，而欧洲却凭借工业革命与文艺复兴碾压中国近二百年。“没有发展的增长”只是在反复演绎悲剧而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即经济发展在既定发展路径中将其潜力发挥到极致，尤其是既定发展路径的惯性越大就越不可能逃脱内卷化。埃德蒙·柏克认为，“一个国家若没有改变的能力，也就不会有演化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它将不可避免的要承受一种危险，即失去其体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布坎南的“规则决定论”强调规则决定效果而规则重于效果，这套激励性的竞争规则藏在无数个私人契约中而有必要显性化、公共化与宪政化。但新冠病毒“全球化”导致美国陷入这种“规则决定论”的陷阱，规则确定的政治制度与经济运作机制决定美国社会很难顺势逆转。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却能灵活突破规则决定论的陷阱，当然副作用是过于灵活而易于滑向负面，这是决定中美博弈最终结局的关键。只要美国与中国产生进一步的对抗，中国就不得不把所有资源调动到对外的经济竞争中，对内的经济竞争就会降低。虽然日子会更不好过，但毕竟能消除内卷。没有约束条件下讨论这个评价函数的级值问题根本没意义，只有内卷能提升发展质量提高效率而为下一次的扩张积累要素。城市“动态清零”无妨乡村的消费能力提升起来，十几亿小康人口过上发达国家的富裕生活将是多大的增量?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好吃懒做永无出路。现在中国人民最该担心的不是内卷，而是“躺赢”式幻觉。房地产泡沫长期必破+经济滞涨，后疫情时代房价相对于收入的比值必将下降，要么大家工资暴涨，要么房价实质下跌。国内自己能生产的工业品价格与销量长期低迷，尤其是服装、粮食、国产汽车，但国内不能生产的进口则价格高昂，尤其是芯片、石油、铁矿石。企业因为债务高企而减少投资减少雇佣，临时工与外包的比例上升。经济不振失业率高，政府只能被迫基建解决底层人民就业问题。个人怎么办?减少房地产上的投资，保住工作并适当开源节流，懂金融就投资有价值的标的，不懂金融就减少投资或多元化投资。有条件有精力就多生孩子，没精力就过好自己的日子。资本的增殖会源源不断的把社会生产的财富卷走，资本家能获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劳动者的报酬总是少于它们生产的产品而导致劳动者的消费少于生产。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后却不用于消费，而是把这部分价值转化为资本用于获取更高的利润，消费不足由此而来。凯恩斯主义通过超发货币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使得生产与消费重新平衡。但如果没有剥削，生产与消费本来就应是平衡的，那么国家超发的货币去哪了?变成了资本家累积的资本，凯恩斯主义的本质就是通过国家印钞的方式弥补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资本的增殖无法阻止就通过国家不断印钱喂给资本吃，资本吃饱了老百姓才不至于饿死，整个社会的生产与消费才能保持平衡。房地产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拉动了我国的多个主要产业的就业。基础设施建设以房地产为依托，不修房子干嘛要搞那么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也极大规模的消耗了各种垄断资源，尤其是钢铁、水泥与能源。这些行业发展周期相对较短，化工、电子、航天等投入周期太长而相对利润率低下，但不断超发货币喂给资本的直接结果就是资本的无限膨胀，即资本的财富源源不断地积累而劳动者的财富都通过消费不断被掏空，贫富差距就会无限增加。庞大的资本流入消费领域必然导致通胀，破解方法则是创造巨大的“金融蓄水池”，把不断累积的资本装进去。美国最大的“金融蓄水池”是股市，中国最大的“金融蓄水池”是房市，所以美国人不会允许股市下跌，中国人不会允许房价下跌同理。蓄水池破裂大量资本流入其它领域则会无限通胀，生产过剩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必然要面对的。不管劳动者怎么选，生产能力只增不减，而劳动者要付出更多才能赚到与之前相同的钱，所以导致市场上的商品会进一步过剩。资本家把一部分生产出来的价值没有拿出来消费，但老天爷似乎也有解决的办法。多数国家遇到瘟疫等大灾难会政局不稳，长时间的疫情伤亡惨重加上经济低迷更有可能导致政权更迭。灾后直接入侵也好，接管也好，援助也好，其他名义也好，疫情管理好的国家必然会对疫情管理不好的国家扩张，此即国家版马太效应。国家扩张了，多余的产能就有地方去了，只要加速经济恢复就能熬过危机就。凯恩斯主义是希望投入的第一笔钱(项目)作为开车的第一脚油门，之后经济就能自循环起来。这个假设的前提是经济能自我永动，但这是幻想，为了经济前进至少也得小力度踩油门，否则慢慢的都会熄火。所以，第一脚踩下去后只要还能滑行就要少点力度，速度慢了就猛踩一脚，不踩就只能等着熄火了。社会长期正常发展是无法只用自己内需去解决的，一定要从外面吸取资源，否则就会在封闭系统内造成分配失衡进而自我重启。但短期内是能通过一些结构调节/技术突破提升经济容量的。国内短期内能破局的关键在于经济/行业尽快突破新的空间，将内部的活动空间做大才能扛下去。说白了就把别人熬死后再把外贸拉起来，比如尽快完善之前高度依赖的国外技术转为自有技术。国内扁平的行业体系要尽快立体化，增大整体的经济容积后静待变化。对外还是要输出产能回笼经济增量，这条路在短期内可窄一点，但不能断。地球母亲每当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重启一次人类活动，一靠天灾(瘟疫等外部因素)二靠战争(活动空间不足时人类自己会走向这条路)。中国特色基建的实质是投资拉动消费，消费够了产能就不会过剩了。但这个不过剩是在投资基建期间相对于需求不过剩，如果在此期间不赶紧去产能，投资建设结束会产能又会过剩。在有需求时推进去产能则属于逆向调节，是跟资本家的做法反着来的，所以只能靠强有力的政府推进。大搞计划经济，商品实行配额制度怎么样?让国有企业兼并大量私企(主要是负债高的、贡献小的甚至是濒临倒闭的)持续招人扩大就业，最好让一半以上劳动力成为国企员工。实行商品配额制相当于过去的粮票与布票，国家根据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实际情况配置商品与服务的购买权限。根据国情实时控制产能而弱化市场资本逐利性，国企扩大就业以让劳动力有所归宿、就业者有所保障而进一步刺激消费。产能问题就解决了。商品配额能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大量的穷人通过出让购买权限就能获取更多的财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选择市场经济后要逆潮反水则会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而很难成功。计划经济本身就有弊端，后起国家的效率问题始终不容忽视，尽管在后来居上之前低消费高生产只是权宜之计。

　　近代西方学术界喧嚣一时的地理决定论认为，随着内卷化制度的瓦解，地中海开放性的地理格局与贫瘠的土地迫使欧洲人恢复到罗马共和国时代的生存方式，即迁徙、出海、交流、交易与经商。东亚的地理格局是东临大洋西靠大山而中间土地富庶，改朝换代后的新统治者只要恢复文官体系即可维持“高水平均衡”的农耕统治。从农耕文化到海洋文化、从内卷化社会到开放经济体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切换，即从计划为生到交易为生、从数量型经济到效率型经济、从存量争夺到增量创造。荷兰、英国、美国等海洋文化国家率先摆脱内卷化社会，法国农业富庶、农耕文化深重而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残暴洗礼才迈入海洋文明，德国这个农奴制国家给人间带来两次大灾难后才走上正道。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开放是打破内卷化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但这种方式的前提是发展自由市场。古代世界各国为什么不相互开放打破内卷化?国家、人种、民族与不同肤色的人种在古代世界像今天一样突然大规模相遇会有两种可能：战争与瘟疫。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而防控天灾人祸的能力有限，人际关系封闭化在所难免，国与国、村与村之间几乎都能相互隔绝。土地稀缺与存量争夺足以强化低等生物那种领地意识，大规模的陌生人突然闯入势必引发强烈的不安与对抗。长期以来，古代统治者不断塑造外部敌人而鼓噪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以强化政权合法性及统治的稳定性，所以古人相遇极易拔刀相向，尤其是蒙古人西征、欧洲人入侵美洲与古中国土客械斗。古代游牧经济是开放却不自由的，在领地扩张时往往伴随着侵略性，朝贡制度的设计与基本运作力量则源自对文化、政治、身份地位的关注而非源自对追求最大获利的关注。古代农耕国家没能承载大规模交流与协作的市场力量，郑和下西洋是朝贡制度的溢出而以强化政治认同为目标。古代丝绸之路是发达的农耕经济的溢出，但自由贸易的相对体量太小。另一个排他性因素是瘟疫：古代医疗无法实现病毒隔离，不同种族接触容易感染致命性病毒。所以在自由市场之前，国与国、人与人被迫避免接触外界。自由市场兴起之后人类才完全改变隔绝状态而真正进入开放性生存模式，自由市场像粘合剂一样促成了陌生人之间大规模协作的自发秩序。只有自由市场才能承载世界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交流与协作，技术、知识创新与自由交换在其中持续创造增量，人人能在劳动分工体系内获利。自由市场创造的医疗技术、卫生制度能抵御大规模交流带来的传染病毒风险，而传染病毒风险是自由市场风险的一部分。新冠病毒“全球化”不是医疗技术与经济全球化的失败，近代市场兴起后天花、流感等致命性传染病基本上都被人类制服了。人类打破内卷要靠自由市场，后发国家要打破内卷则更要靠引入自由市场，全球化时代的后发国家更能享受国际市场的红利与国际技术迁移的红利。与农耕时代的内陆河经济相对的是工业时代是海洋经济，新加坡、东京、汉城、香港、上海、深圳等大都市都是临海城市，西安、荆州、成都等农耕时代的城市越来越遭到临海城市的运输成本压制。美国史学家彭慕兰的《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宣称：“运输不只决定了利润、损失、贸易量，还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左右了时间观，重画了地图，开启了今日称之为商品化、全球化的观念变革。”但现实远飞如此理想，很多后发国家仅仅发展外向型经济而并未彻底改革制度，本土社会依然严重内卷，国际市场的交易费用比国内市场更低，制造商、贸易商倾向于出口贸易赚取外汇。后发国家中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极少数国家摆脱了内卷化社会，多数后发国家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则是制度陷阱，经济增长源自外部，内部制度改革长期停滞则无法催生新技术与增量。国际技术转移红利消失或国际市场出现风险则又回到内卷化社会，开放只是打破内卷化的第一步，开放倒逼改革才是关键，但很多后发国家缺乏制度变革的力量而只能在权力集中与结果公平之间来回激荡。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曾警告：“一个国家若没有改变的能力，也就不会有保守(非中文语义的保守，可理解为‘演化’)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它将不免冒着一种危险: 即失去其体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但让伯克失望的是不仅是后发国家，先发国家也在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失去改变的能力而转向内卷化。越来越不平衡的全球化秩序恰恰是一种内卷化制度，美国等先发国家的竞争制度为何无法抵御内卷化?如果没有完善的宪政与程序正义，竞争制度就有可能被强人推翻或被“民主”的方式推翻亚当·斯密的“自利原则”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只能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制度前提下，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亦可解释现代化国家的内卷化)是击溃这一制度的前提。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的既得势力会试图改变制度，越来越接近公权力而试图恢复到计划控制的生存法则之下获取垄断租金。于是，煤炭、钢铁、棉花、铁路等组织不断涌现并千方百计地游说政府，普通民众发现公共决策被既得势力掌控时也会利用民主选票改变或影响公共政策。政府扩张公共福利，选民搭公共福利之便车而陷入“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悖论。但奥尔森认为，只要集体成员不对称与选择性激励这两个条件存在就会有人乐其去开这辆便车。政治投机分子会在选票的激励下充当便车司机，为了迎合选民而鼓吹福利权是基本权利与平等主义价值观，直至将激励性竞争制度沦为低效的内卷化制度，其真相以选民的名义、制度的力量鼓励作恶、懒惰、贪婪与懦弱。财富要通过竞争与激励得来，但内卷化制度中的搭便车的都会装睡。货币扩张，金融势力膨胀资产，建制派扩张财权，搭便车的人获得福利，直到有一天便车翻车而引发“公地悲剧”才可能惊醒或相互指责。从中不难捕捉政府权力扩张的逻辑：既得势力、福利主义者与越来越多的搭便车者倾向于支持政府扩大权力攫取更多公共资源。搭便车引发的内卷化源自宪政漏洞，即在信用货币时代的财政约束软化。财政约束软化是信用货币时代的内卷化制度，而货币失控其实是内卷化下的财富争夺战。与先发国家类似，经济停滞的后发国家也有内卷化势力。奥尔森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政府产生的经济效应：无政府状态导致流寇当道而以掠夺为生。比流寇更高一级的是坐寇，以计划控制为生允许部分市场存在以收取更多租金与税收并主动保护臣民及财产。泰国、智利、俄罗斯、沙特与军政府时代的韩国将新技术、新知识及市场经济沦为工具，逐步催生皇室经济、官僚经济、财阀经济及马克斯·韦伯总结的“贱民资本主义”，涉及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贪污受贿等特征。他们与华尔街、跨国集团、建制派共同建立了不平等的、失衡的全球化秩序，直至形成“华尔街+海外财阀、华尔街+沙特石油、华尔街+皇室财团”等全球化割据。这种全球化秩序导致全球经济走向内卷化，直至在海外市场构建行政性垄断优势而非充分发展平等的自由贸易，既会损害新兴市场的消费者利益也会损害先发国家的工人利益。这种秩序为跨国集团创造了极其优厚的投资条件(比如税收减免、土地优惠、法律红利、排他性协议)而让国际资本能在现有的全球化秩序中实现利益最大化，但工人被锁定在本土市场被征收较高的工薪税。扭曲的全球化秩序促使国际资本转移到海外，迫使越来越多的本土工人失业。泰国、智利、俄罗斯、沙特与军政府时代的韩国的权力阶层努力在内卷化制度与经济全球化之间找到一种统治平衡，不断利用外资与技术充实自己的财力而构建半封闭半开放的经济体系。比如沙特的资源型内卷导致其社会改革极为落后，泰国的特权型内卷导致商业银行大肆向皇室财团贷款而透支了泰铢的信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后发国家纷纷将锅甩给自由市场、金融开放而进一步强化了内卷化统治，韩国财阀控制了商业银行，泰国的王室、财阀则成了最极端的反全球化势力。亨廷顿认为，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导致和平或战争取决于“对未来贸易的预期”，而经济相互依赖只是“在各国预期高水平的贸易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持续下去时”才会促进和平，世界各国预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赖不会持续才不会导致战争。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信用货币时代的财政约束软化与失衡的全球化秩序等制度加剧了全球经济内卷化，摆脱内卷化必须同时满足制度变革的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社会边际成本(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与制度变革者的收益大于平均收益(奥尔森效率)两个条件。

　　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西方国家为什么会有“群体免疫”等奇谈怪论?一个人的性格形成于儿童时期，一个文明的思维也形成于文明初期。对待疫情态度的不同背后是东西方生存思维的差异，这种差异形成于漫长的农耕时代。彼时农业是生存的根本，瘟疫等各种天灾是则是威胁生存的重要因素。所以东西方社会都明白发展农业等于生存而生存思维等于农业思维，对发展农业都很重视而越走越极端，但二者发展农业的思维完全不同而导致对瘟疫的态度截然不同。西方国家认为瘟疫不见得只有坏处，西方国家的发迹史甚至一直与瘟疫如影随形。中国在农耕时代很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并长期领先于西方，很多中国早就淘汰的技术西方国家至今还在用。比如欧洲一块地要耕三次才播种而播种后在耕地上一圈栅栏就不咋管了，等到收获时来收割就是了，所以欧洲的亩产量远远低于同时期的中国。欧洲长期实行休耕制度，但中国自战国以后就被淘汰了。欧洲人不太会用粪保持肥力，不休耕则土壤肥力会流失很快，所以供养相同数量的人口在欧洲投入的土地远远大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过快则容易陷入瓶颈期，中国的农耕技术基本在唐代随着曲辕犁的发明而基本定型，农业技术停滞下还想提高亩产量就有必要开荒了。所以安史之乱后大批北方人南迁开发，直到宋代把南方能发展农业的土地开发完了。再想提高产量就只能内卷了，通过不断在小块土地上投入人力与时间搞精耕细作。明清两代陷入了在小块土地上堆人堆时间以提高产量的死胡同，欧洲则为了扩张开垦土地而继续对外扩张。中国发展农业最首要的是人，欧洲发展农业思维上最首要的是地。欧洲土地开垦到最后没地可开则本该也会走上中国的老路，但14世纪的黑死病阻止了这一过程并逆转了欧洲的发展方向。黑死病夺走了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对欧洲人来说最大的痛苦是死了太多人，最大的幸运也是死了太多人，欧洲通过土地扩张的模式发展农业，而黑死病就成为一个农业空前发展的契机。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口锐减，无主的土地空前的多了起来，欧洲人均土地快速增长。人均土地增加，人均财富也会增加。这一时期，欧洲想恢复农业，但劳动力越来越少，所以没法走中国的道路而只能在农业上大量投入资金搞技术研发。大量投入资金搞农业技术使欧洲在农业技术上反而弯道超车于同时期的中国，发展技术才是硬道理啊!这样的思维从农业延伸到工业而促成了欧洲的工业革命，此后东西方拉开差距越走越远。黑死病流行反而使西方摆脱农业内卷的轨道而走上了发展工业与殖民扩张的道路，毋庸讳言西方列强的发家史无意中得益于黑死病这种超级瘟疫。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带去的天花与梅毒迅速在美洲肆虐至少毒死了一亿美洲原住民，以至于欧洲人仅用很少的代价就轻易征服了美洲人，为了弥补美洲劳动力的短缺又干起了贩卖黑奴的罪恶勾当。欧洲人从中赚得盆满钵满而极大推动了资本原始积累，瘟疫在欧洲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了帮凶的角色。欧洲人走到哪里瘟疫就流行到哪里而给当地人带来灭顶之灾，谁能辩证这种“播毒发财”的传统思维不会延续到新冠病毒“全球化”?

　　1968年历经24次不算完美实验的Calhoun教授租借了一个农场仓库的二楼并搭建了一个长宽2.57米高1.37米的正方形场地，专门研究人口密度课题的小鼠养殖场“第二十五号宇宙”。他在实验之前如是比喻野生动物在野外所受的生存威胁：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对应着移民、资源短缺、恶劣天气、疾病、捕食者。他构造的实验环境将此类生存威胁彻底排除在外：绝对充足的空间、几近无限的食物、稳定而适宜的天气、健康的种群与没有天敌。鼠类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何表现?探索新大陆，萌芽的阶段A;资源的无尽开发之路，人口爆炸增长的阶段B;怪癖出现，停滞增长的阶段C;大厦崩塌，无法阻止的死亡阶段D。截止1972年，幸存小鼠的平均年龄为776天，超过绝经期200天，此前最后一次怀孕是在第920天。最后仅剩122只小鼠，规模并没有像正常情况那样在衰退到一定程度时再度增长，说明这不是普通的内源性种群调节的结果。回溯到阶段C与阶段D的交接处，阶段C中期出生的小鼠绝大多数被母亲过早地拒绝了，被迫独立生活却没有建立足够的情感纽带;进入早已密集的群体中时，许多参与社会交往的尝试被其他过路的老鼠机械地打断了;由于群体规模超过了(社会层面上的)最佳规模，过于高频的接触率使得每只小鼠不得不减少自己的社交强度与持续时间以得到社会交往的满足感。这三条意味着基本社交能力缺失的过程(未能建立早期的社会联系、对发展中的社会行为的机械干扰与碎片化的社交行为)使小鼠发展更为复杂的社会行为(如求爱、母婴关系、攻击行为)成了妄想，性别意识混乱的“美丽的一代”由此而来!成熟的雄鼠对身边的异性漠不关心，永远只关注吃、喝、睡觉与打扮自己而拒绝与雌鼠发生性关系。也不再打架，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有任何社会意义，远离争斗的身上不存在任何伤口或疤痕组织，因此总能保持毛皮油亮光滑，看起来就像唯美的洋娃娃一般精致。与“美丽的一代”相对应的是不愿繁殖的“隐士”雌鼠，334日龄的中年雌鼠中仅有18%的雌鼠曾怀过孕。Calhoun在阶段D时将几只雄鼠转移到场外，但无论将它们放入新的乌托邦中还是与正常雌鼠放在一起都未展现出任何繁衍后代的欲望。随着老年小鼠不断死亡，新小鼠的诞生遥遥无期，整个群体在没有任何警钟敲响的情况下默默凋亡了。这场实验的结果适用于任何社群哺乳动物，在导致第二次死亡(即肉体死亡)的因素大量减少时，个体的大量存活使得使得种群社会中的各个角色与地位被迅速填满，而在这些竞争中遗留的大量失败者的正常行为都会发生完全的崩溃。正常的社会结构也会因此崩溃，在社会的解体过程中出生的年轻物种因为过早地被母亲拒绝与生活在高密度的社会中带来的重重压力而无法完成复杂的社会行为，只能做出与生理生存相适应的最简单的行为，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事实上的精神死亡。老鼠的复杂行为是求爱、母婴关系与领土防卫，此类行为都无法完成时整个群体都会因为缺少新生个体与老年个体不断死去而灭亡。对于人类而言，如果社会中角色履行的机会远远不能满足那些有能力胜任角色并有期望如此的人的需求，随之而来的也只有暴力与社会组织的崩塌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人类最复杂的行为将变得支离破碎，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科技与观念将使人们获取、创造、利用正确生活观念的过程困难重重如同老鼠的生物生殖能力涉及到这个物种最复杂的行为。人类的观念生殖能力也是如此，失去此类各自复杂的行为同样意味着物种的灭绝。拥挤的社会、过于激烈的竞争、无处可逃的失败者、抑郁症、暴戾的讨论环境、大龄剩女、生殖欲望低下、母爱缺失、碎片化的生活、贫乏的社交能力、冷漠的一代都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上述实验如同《启示录》一般预言着人类社会的末日。我们被内卷压迫到喘不过气时失去的不仅仅是选择的权力、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在社会中正确生存的知识与将它们传授给下一代的能力。面对“全球化”内卷，谁都别想在必然的自然规律之下独善其身。

　　根据“费米悖论”，就概率来说，因为宇宙是如此之大如此古老，除了人类一定还会有其他智慧生命存在，但人类在居民区仍未发现其踪迹，何以然?物理学家史蒂芬·韦伯总结了三个回答：宇宙不存在其他文明;外星人其实已到了地球，只是我们不知道;外星文明是存在的或曾存在过，但它们迄今为止还无法与我们接触。第一条与第二条，作为一种可能性，截止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证据。第三条可能已有一定的证据，但“外星文明是存在的或曾存在过，但它们迄今为止还无法与我们接触”这句话要假设外星文明诞生而且经历了亿万年后仍然无法做到星际旅行甚至星际通讯，即外星人的科技停滞导致他们亿万年如一日的“内卷化”。如同中国古代经历了近五千年却没有孕育出科学，而是在小农经济原地踏步了几千年，可见科技跟时间的关系并不大。如果地球上没有欧洲，全世界会不会继续原地踏步上千年甚至上万年?内卷化绝对不是臆想出来的空谈，而是一个有例可循的理论。除了互联网，现实中还有什么技术能算“日新月异”?真正提升效率改变人类的科技无一例外在几十年间全部陷入了停滞，人类目前真正提升效率的技术全部陷入停滞而显示了再次内卷化的趋势。内卷化与否主要取决于社会可积累的产能，社会剩余产能过少就会陷入内卷化。社会能集合多少力量抓科研是关键，人吃饱了以后才有能力考虑别的事，吃饱后剩余的时间与精力才是科研的起源。由于人口价格极度低廉，研究替代人力的机器是不划算的。欧洲没有内卷化与黑死病的以外肆虐息息相关：每个人都不会在温饱线上挣扎，而且有额外的产能做其他事;人力变得相对稀有，于是人们普遍寻求替代人的新方法。在这种有能力、有动机的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孕育，工业革命终于横空出世。付出才有回报，比如苏联不是靠社会自发科研，而是靠人为集合产能来科研。在技术都陷入停滞的今天，科学的复杂度已成指数级上升，过去的部分研究人员可能完全不足以让人类效率再上一个台阶了。发达国家率先进入鼓励消耗资源的所谓“消费型社会”，这实际上造成了对额外产能的无度浪费。社会再无额外产能时就会有内卷化前景：随着人的资源消耗增加，科技停滞，资源再次与人口陷入平衡，人类长期原地踏步而被困死在太阳系，生于地球死于地球;想尽一切办法停止浪费额外产能的消费型社会，暂时牺牲幸福生活，集中一切资源全员科研，想办法突破当前的科学台阶而冲出太阳系殖民外太空星球。

　　摆脱逃离内卷式“马尔萨斯陷阱”的方法就在工业革命史中：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让人类进入蒸汽时代， 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生产力再次爆发式增长。连续两次的工业革命生产力爆发带来产能过剩的问题，其实质则是蛋糕过大而吃的人太少的问题。于是20世纪消费主义奢靡之风由此盛行，人口由此而转向指数级增长。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满足膨胀人口的物质文化需求来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但21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科技时代后给生产力带来的提高并没有达到普遍的预期，生物科技、精密科技、航天科技的飞跃对生存资料的增长相比于前两次工业革命贡献微乎其微。世界人口的增长没有得到相应节制，原本靠过剩生产力构建的欧美粗放式国际社会制度迸发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在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美国，独特的社会结构与资源分配制度成了历史负资产。美国奉行政府弱管制的自由主义体制而导致强者无可避免的剥削与压迫弱者，80%的人为20%的人工作，80%的人物质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而20%的人得了肉体与精神上的各种“富贵病”，而“马尔萨斯陷阱”的核心就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下带来的危机。美国的黑人运动、女权运动、种族歧视等等都是对不平等社会结构与资源分配制度的反抗，美国的军费开支世界第一占世界军费开支的40%，美国的监禁率世界第二，以世界上不到5%的人口囚禁了世界上23%的囚犯，新冠病毒“全球化”更把美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社会治理能力暴露无疑。两次工业革命让生产力大大超过消费能力时不可能暴露这种粗放式社会结构的弊端，工业革命的红利基本释放完毕后美国的粗放式社会结构已不适应正常发展的社会常态。新冠病毒“全球化”导致全球经济下行导致以美国式社会结构与资源分配制度为主导的国际形势越来越不稳定，不论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军事上都是摩擦、波动不断。新冠病毒“全球化”呼唤新的稳定的国际格局，其中必然伴随资源的重新分配，即个别的国家复兴必然伴随个别国家的衰落，这就是全世界都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剥削地位而限制技术流通、商品贸易，只愿维持自身的霸主地位不愿做大全人类蛋糕不为世界人民考量，将大部分资源分配给少数国家、少数人而使大部分国家、大部分人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下，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有可能一步步滑向“马尔萨斯陷阱”。西方粗放式的社会结构与资源分配制度如何“治标”?大力发展生产力，鼓励创新创业。如何“治本”：改变不合理的霸权国际格局，引领建立新的以和平发展为主题与能实现更合理的资源配置的国际格局。由此带来的既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危险也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中国站在历史前进的浪潮之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构建全人类大工业社会格局，通过制度分工分配设计消除剥削达到人类总体生产力的最大化以提高全人类人均资源占有量，把世界总体蛋糕做大才有可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站在多数人的立场上坚持创新，不断汲取新知识而持续关注国家的政策风向与国际新闻，从中找到摆脱工业化内卷的黄金奋斗赛道，从而在新冠病毒“全球化”的产业、经济变动中化危为机。

　　产业性质比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内卷或外卷的影响力更大，人类文明的企图在于激进发展外卷型产业而渐进淘汰内卷型产业。经济发展可分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前者大概率伴随所谓的内卷，后者常被认为粗放、摊大饼、发展质量低、不可持续。“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在外界输入的物质、能量、信息趋于枯竭的背景下，先内卷再找出路才是理性的。第一，好内卷要发扬。农业文明是摊大饼，只要地盘能不断扩大就能避免内卷。工商文明以内卷为目标，人力、技术与资本向中心城市聚集，纽约、巴黎、伦敦、东京、首尔等巨型城市经商、生存成本高，空气质量差，拥挤、喧嚣，凭什么还能吸引顶尖人才趋之若鹜?需求聚集导致分工深化;人口集聚降低信息成本，节约基础设施投资;知识生产依赖多样化人才集聚;集聚还降低高度分工与技术进步带来的风险。城市不能比赛摊大，要先建设好个别样板再扩展，先把一个杯子装满再溢出。好的内卷大致有三类：对自然资源极致利用;对精益求精极致追求;对更高、更快、更强的追求。一是天：充分利用大自然赐予的资源;二是地：高效利用生存/生产活动的土地资源;三是人：人类的自我完善。坏的内卷不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能提高产品/服务品质、不能让人类自身更加完善，形式主义无用功容易令人隐入“囚徒困境”。比如，商业竞争中疯狂的广告战、价格战、补贴战，职场竞争中比学历、比发表论文数的过度竞争、无序竞争。摆脱坏的内卷要靠外力，不能让“反内卷”变成懒惰者的挡箭牌。古罗马哲学家科泰德认为：“人不是被事物本身困扰，而是被他们关于事物的意见所困扰。”由此引发的错误的思维方法有两种：试图控制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没有在自己能控制的事上下足够的功夫。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国行业存在三重逆境现象：社会文化导向、职场压力与个人逆境。这种逆境会催生四层人格塑造：如果用一棵树类比而你的外在表现是树叶，它们是否被控制或压抑?如果你的才能与渴望是树枝，它们是否被释放而得以自由生长?如果你的能力、健康与品格是树干，它们是否能保持正直?如果你的基因、家庭影响与个人信仰是树根，它们是否足够深厚?这个过程中很多东西是先天的，但也有很多东西是在后天的生长过程中塑造而能被自己掌控的。由此而导致五种自我意识下的行为：碍于面子、自我封闭、失去目标、自暴自弃与想走捷径。此类负面的行为足以让人做出出乎意料的极端举动，比如一了百了的轻生行为。如何解决自我焦虑与困扰?做任何事首先不要直接去想解决方法，要先从想清楚原理起步。一是认知心理学：从改变认知开始，不是改变外在事务，而是改变对外在事务的看法。改变了自己的认知才能改变自己的压力状况，但换一个思维方式就能换一个心态。二是动因理论：如何自我激励?是外在物质还是自主内因?是为了工资还是自我的充实与能力的提升?三是拒绝习得性无助及归因理论的误导：在生活工作的持续打击下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并不是因为真的没办法，而是因为内心无助失去掌控感而导致了情绪失控。归因理论就是宿命论，你认为不是自己没有能力，而是领导不给你机会，但这个机会能否自己创造?能否自己去找破局的机会?四是推行健康的理论法则：拒绝软弱、生气、愤怒与隐忍，开放心态学会沟通与交流，通过运动来转移注意力。五是脑科学理论：激发觉醒意识，重塑关注目标，从底层神经节的下意识反馈回到大脑皮层的再思考而建构新习惯。还要掌握四项分析工具：一是掌控力，比如你是否有能力掌控当下的局面?遇到不可控因素时如何掌控?如果掌控不了怎么办?赶紧走!二是担当力，比如你是否有责任心担起这种事?如果担不起就靠边站!三是影响度，即某种事对你的影响力，比如这件事能影响你多长时间?如果影响的时间很长或程度很大就躲远一点!四是持续性，比如某种事会持续多长时间?如果短就去解决，如果长就要考虑换一种方法了。牢记三种改善方法：第一，重新设定能激发内心愿望的目标，包括有挑战性的、可获得认可的、能激发责任感的、能带来个人成长的;第二，选择一个能脚踏实地、步步为营，实现目标的路径，这时想走捷径一定都会死得很惨;第三，在目标指引的实施路径中再发现更多的机会，直至走出原有的“囚徒困境”。要注意区分两类动机的博弈：即自主还是控制或疏离还是沉静?自主往往能给组织以及个人带来沉静，而外部的控制带来的是疏离。随时扪心自问“我们为什么活着?”尼采认为：“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着，他就能忍受生活加诸给他的一切困难。”要组织升级就要重构思维导图，下一层级才是组织问题。激活“个人”之后组织升级应是组织战略的升维，升维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工具，是来自上一层级(组织基因)的答案。人的特性是有选择权、创造力与好奇心，人生就是不可避免地不断解决发散性问题的过程，单靠逻辑与推论的理性很难驾驭。组织管理中常犯的错误是想用对待逻辑化、汇聚性问题的解决方法解决发散性的问题，用越多的控制手段解决发散性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比如KPI、OKR、数字系统、管控模型与跟投机制，等等。大家都成了手段上的富人与目的上的穷人，组织一出问题就想继续加强管控。如果把所有的事都视为机械论，一环扣一环，一切都能用数字化决定时就会陷入“不屈不挠的绝望”。外部控制、跟投机制的手段有哪些风险?第一，一旦开始就不能回头;第二，走捷径钻空子;第三，公平性问题;第四，导致内部腐败与组织分裂;第五，拔苗助长的能力未到而待遇先到;第六，不思进取而按部就班。避免团队内卷的唯一办法是唤醒每个参与者的内在成长能力，彼得·德鲁克认为“最好的管理能最大限度的激发每个人的能力与善意。”科技与互联网给中国特色“打工人”的赋能将越来越大，身处其中则能力就会不断被复制。建立人际生态系统，将一个个超级个体通过自主动因的驱动不断链接而实现平台化与合伙人之间相互补台、相互赋能、资源放大的生态组合。“生态+个人、自主+链接、平台+合伙人”是组织战略的升维的方向，要防止思维模式的内卷则要建立颠覆性的思维动因。传统的思维导图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延续宏观-市场-战略-组织-执行的国力模式则会让内卷越来越严重。快周转上规模，千军万马堵在独木桥上就会导致负利润的空转像瘟疫在全行业蔓延。如何从传统思维导图反向思维?自下而上，发动内因，改变基因，链接生态，重启增量思维才有可能开拓好的内卷。

　　有上海人民对防疫的反思垂范，地理封闭与社会内卷之辩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