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疫期信息单向透明的乌托邦争议

　　随着新冠病毒“全球化”让中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反乌托邦文学里信息单向透明导致的社会关系紧张局面在中国疫区复制的争议越来越多。

　　灾难是由社会建构的，由此引发的脆弱性取决于一系列动态的、语境化的因素。尤其是瘟疫暴露的人类的脆弱性不仅由社会秩序被打乱、生活不确定性剧增、经济来源被一定程度上切断等系列复杂因素作用形成，更是因为在仍旧持续的疫情中没人敢说自己是“幸存者”。疫区的信息单向透明将疫情前密切勾连的社会网络打落为一座座孤城，直至被隔离者人人自危。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在城市谋生的“打工人”被隔断了经济来源，迫于生存压力而不惜顶风出城找工作。相比之下，部分滞留在工厂里的务工人员在这段时间却过着乌托邦一般的生活，感知到的风险被降到最低，其脆弱性被所在工厂承担了更大的部分。通常，流动性伴随着的是不稳定性。在突如其来的社会性灾难面前，若没有外界力量的介入，这种不稳定性将极大地转化为难以复原的脆弱性。在此次疫情中，除了从方方面面致力于救治与减少感染者、降低社会整体脆弱性的政府部门之外，在对社会不易感知到的、却非常脆弱的“幸存者”(进城务工者)的脆弱性的降低上，市场网络中的重要成员企业/工厂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也是付出了重要的经济代价。有意思的是，这种作用恰恰是通过那些大多数制造业工厂广为诟病的措施，往往是通过对工人自由的限制来实现的，如对工人全方位的管控、严格的工作流程与纪律，等等。特殊时期，隔离与控制是举国贯彻的措施，对个体自由活动的权利的限制是出于对自己负责与对全局的考虑。即便深知隔离的必要性，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被限制、被管制、失去行动自由的焦虑、烦躁甚至愤怒。但隔离的工厂是长期生活在这样被限制、部分失去行动自由的封闭环境下的工厂工人(大部分由进城务工人员构成)维持身体健康、经济收入平稳甚至提供心理慰藉的“乌托邦”。务工者所在工厂因疫情发展而做出的封厂决定是他们春节期间滞留工厂的一个重要原因。消毒(一天两次)、清洁工作也由专门的保洁阿姨承担，每天出宿舍楼时都能通过刷卡来领取口罩，保安甚至“碰见谁在外面都要量一下体温”。作为人群密切聚集与接触的场所，厂区食堂更是被严密的防护了起来。为了隔绝病毒，春节返乡的人员都被拒绝返工。复工之后，除了延续节假日期间的防护措施之外，工厂对员工工作的全流程坚持封闭式管控。工作期间不仅要求员工要戴好口罩，还会量一遍体温，回宿舍坐大巴前还要再量一遍，一天至少量三次体温。此外，原本就有的“上班期间不能聊天”的规定也被主动地延续下来。在如此严密的防控之下，被访者所在工厂均没有出现受感染的病例。由于进城务工者在工厂员工构成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复工之后，返乡员工无法归来，工厂员工减少许多。工作时间、薪酬与秩序与以往无异，工厂并没有将其面临的经济压力转移给员工，迫于订单量的压力而延长员工的工作时间、增加每个人的工作量。对于因疫情而延误的工作时间，只要是国家规定的日期，工厂都会发放底薪(大约占到工资总数的一半左右)。务工者的短期内收入有所减少，但由于疫情爆发，春节外出支出、网购支出也显著降低，因此他们的收支状态并没有大的失衡。疫区隔离生活很无聊，但与“厂外人”不同，焦虑、烦躁等情绪却鲜少产生。与普通单位不同，由于制造业工厂特殊的工作性质，其隔离经验丰富，长期生活在其中的员工也较为习惯，对工厂的各项严控措施易于接受。工厂在限制其员工行动自由、监控其方方面面的行为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相应的生活物资、经济收入保障，与外界单方面限制而无法提供保障的大多数社区、机构相比，工厂施加的控制与提供的保障相平衡形成了区域内的稳定秩序。如此措施之下，工厂为进城务工者降低的脆弱性不仅是客观物质上的、更是心理感受上的，这些措施的效果从客观效用到主观感知实现了很好的转换，厂内的务工者对此次疫情对自身影响的消极感知也相应地趋近于零。工厂始终向他们提供资源，帮助他们应对疫情带来的脆弱性，在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之下，他们始终保持着独立性、自主性，保全了产生复原力的基础，这也使他们在复工时继续以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的、活跃的状态加入生产。工厂并不是福利社，虽然无论是“控制”还是“保障”都必然付出了经济代价，但这也是对经济利益权衡的最终结果所致。无疑，疫情时期工厂的举措降低了务工者的消极感受，维持了基本的生产秩序，保障了工厂的良好运作，也为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做出贡献。疫情“围厂”之下，被外界诟病许久的严控下的工厂成了进城务工者在特殊时期的“乌托邦”，虽是一次偶然的矛盾转化，但也有其在风险分担观念上的普遍价值。但难道我们疫情下的整个社会不也正是在体味着这样的“乌托邦”吗?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云计算等技术已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技术，这些技术的实现，应用与工业产业化即将也一定会成为疫情时代与后疫情时代信息化建设的推动力。从数据分析平台到疫情管理平台，工业界通常采用Springmvc的结构与MongoDB，ES等平台开发。不同的系统也应用了有不同特点的技术栈与平台结构。多数平台与相案例都在疫情期间开发，上线并投入使用，为实际的生产生活与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极少数发挥作用比较小或有同类替代品，但这些项目都为未来疫情防控与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可能性。何哲的《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一书分析了疫区各行业的走向、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而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书中归纳了疫区的三大特征：相互依存，瞬息万象，错综复杂。在贸易全球化趋势下，瘟疫风险也在全球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孤岛思维”、单边主义应被提倡。“互联”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我们只能顺应时代潮流。疫情对世界的“重构”是多方面的，与我们最相关的是技术方面的重构。作为消费者，适应数字化生活是必要的。购物、娱乐、学习，一切都正在被数字化。我们要在尽快适应的基础上思考其中的不足，比如电子消费的随意性。从企业的角度，这次疫情迫切地使其向自动化转变。自动化程度良好的企业在这次疫情中仍能保持良好的生产，而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另外，数字化企业在这次疫情中的崛起也让足以其他企业警醒、主动转变。从监管者的角度，新冠疫情的突发使得一些新技术的应用迫在眉睫。是否能延续之前的监管思路，抑或尽快适应新技术的突飞猛进?如何才能在保证监管的同时落实新技术的应用?作者提出了这些疑问，结论还需等实践证明。疫情防控是对政府的极大考验，有些地区采用了GPS与无线蜂窝网络等技术手段监测与追踪，效果良好，但同时也引发了老百姓对私人隐私泄露的警惕。疫情中的一些措施，比如对员工的位置监控会否在疫情后依然保留?相关部门的监管尺度如何才是恰到好处?

　　疫情防控并不单纯是医疗卫生领域的重要行动，更是综合、复杂的全方位社会动员。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社会治安、市场监管、宣传舆论、教育科研、物资生产与后勤供应……方方面面都要大力统筹，上上下下都要大力协调。尤其是在资讯发达、交通便利而又人口众多、观念多元的瘟疫“全球化”期间，无论社会的组织动员还是资源的统筹协调抑或消除恐慌、稳定社会与人心都离不开信息的充分流动与及时透明。如果没有权威信息的及时发布与详细披露，就可能会导致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大规模的恐慌还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国际猜疑。正因为如此，2020年大年初一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会议强调，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回应境内外关切。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增强群众自我防病意识与社会信心。要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与地区组织及港澳台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加强合作、全力应对，共同维护地区与全球卫生安全。在制度层面，我国也已初步建立起了突发事件应对中信息公开的法律与政策框架。以宪法为最高统领，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基础框架，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具体规制，通过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与《国家公共卫生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形成了涵盖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与社会安全事件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框架。信息公开与舆情疏导，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由于对一种全新病毒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初期的确存在信息通报延迟的问题。但正是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各级各地政府依法行政，很快建立起疫情防控指挥部，及时发布疫情变化、防疫措施、医疗物资供应等信息，迅速以权威信息回应了国内国外的质疑情绪，安抚了社会公众的恐慌心理，澄清了形形色色的流言杂音。信息的公开透明，对于消除人民群众不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赢得国际社会支持而形成全国上下一盘棋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至关重要。中国政府采取的非同寻常的疫情遏制措施，中国发现疫情、分离病毒、测序基因组并与世卫组织与世界分享的速度之快、在保护本国人民与他国人民方面取得的进展与对透明度与支持其他国家的承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与赞赏。疫情如同一面镜子，会以不同的角度折射不同的光线，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总会充斥种种不同的声音，其中难免有妨碍疫情防控的杂音。这是大众传媒时代，尤其是信息社会不可避免的。只有坚持疫情防控中的自信、开放与透明，及时发布权威消息，实现正能量信息的充分供应，让信息跑过病毒才能增信释疑而真正凝魂聚气，形成抗击疫情的“新的长城”。

　　与新冠病毒“全球化”如影随形，谣言、恐惧、歧视、污名等“信息疫情”在社交媒体上日益弥漫。在全球传播时代，“信息疫情”会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心理焦虑、社会恐慌、加深种族与地域歧视，强化刻板印象，加剧对立与冲突、阻碍交流与合作。其危害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Sylvie Briand博士所言，过多的真假不一的信息导致受众很难发现可靠的信息来源与值得信赖的指导，有可能阻碍疾病控制与遏制，造成危及生命的后果。历史上，谣言、流言、迷信总经常与疫情相伴而生。但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的社交媒体成了滋生虚假信息的最佳“温床”，虚假信息传播速度甚至比新型病毒还快。匿名性打破表达的禁忌、互动与传播的便捷性，以及人类对病毒未知的天然恐慌，这些都催动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的裂变式传染，从而引发社会性恐慌。无怪乎《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刊文指出，新冠病毒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交媒体“信息疫情”。全球流行性疾病风险的防控只能建立在社会公众的科学认知与广泛的社会共识之上，恐慌不仅导致各种非科学疗法满天飞，还会带来囤货潮，抢购风，扰乱社会秩序与经济秩序。恐惧助长歧视肆虐。在全球卫生恐慌之下企图将罪责归于某个特定地方或人，这在历史上也不少见。在社交媒体上从宣称病毒是为减少世界人口有意为之到实验室泄露病毒到生化战争不一而足，绝大多数受众对阴谋论的接受是出于归因、追责或是对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的不可接受心理。只是在全球传播时代，把信息传播与关系建构结合起来的社交媒体，不仅能制造、发布与传播信息，掀起舆论热点，还能将不同的个人、组织与团体聚集在互动领域中，将舆论导向集体无意识，并与弥漫全球的民粹主义思潮共振，更助长了阴谋论在社交媒体上的盛行。其危害不仅为全球科学家在针对新冠病毒的疗法与疫苗搜寻上的数据共享带来阻碍，危害在抗击病毒上的全球合作，也会为某些政客利用，将病毒与疫情“政治化”。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新闻媒体机构的行为。尽管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体化的数字传播成为推动全球传播演进的主要动力，但据研究统计，有国际影响力的西方主流媒体大多都制定了社交媒体战略，社交媒体进一步拓展了全球新闻的内容来源与渠道平台，社交媒体上超过85%的话题仍然是由媒介机构生产的新闻。新闻信息的传播在全球传播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新闻传播在各国或各文化间的传播关系中依然是决定权力关系的重要力量。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在世界传播格局中有议程设置能力，左右舆论的能力依然强大。无论出于政治性还是商业性的目的，有强大资源的国际媒体机构关于中国疫情的歧视性与偏见性的报道，经过社交媒体的传播与扩散，其影响范围更为广泛，负面效应也更为显著。一些国际媒体在大量的新闻标题与政治评论中以Wuhan Coronavirus或Wuhan Virus来称呼新冠病毒，有的甚至出现“黄祸”、“中国病毒熊猫”等词。以地名或国家之名来给病毒命名，深深地打上了污名化的印记，这不仅不利于武汉的国际城市品牌建设，更有损于中国的国家形象。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疫情”来势汹涌，其造成的“次生伤害”并不亚于疫情本身。参与到全球卫生合作中去抗击疫情，治理“信息疫情”也是重要的工作之一。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抛开歧视与偏见，政府、科学家、民众团结一致，加强全球卫生合作，才是人类最终打败病毒的唯一选择。打败虚假信息的从来都是权威、客观、及时的信息。世卫组织联手社交媒体Twitter、Facebook、腾讯、抖音与YouTube等对虚假信息的治理有助于搜索冠状病毒信息的人在搜索结果的顶部看到世卫组织提供的权威信息，中国作为疫情的发生地更有必要加强疫情信息国际沟通机制，继续做好同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与地区的沟通协调，促进疫情信息共享与防控策略协调。疫情信息的国际沟通，能把权威、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防止疫情传播的实践与做法、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药品疗效与经验方案等分享出去。在疫情发展之初，世界卫生组织就特别强调了针对大众的信息交流的重要性。这方面，国内的社交媒体要继续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打击谣言，发挥社会凝聚力与信任在有效应对疫情中的重要作用。社交媒体是滋生“信息疫情”的温床，也是“隔离”与“消杀”疫情的战场。社交媒体上人们跨越国界的捐赠互助、志愿者活动，为患病者祈祷等，在恐慌中给人们带来希望。传播学者克罗斯认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的批判能力”，这意味公众的判断水平在谣言传播中有重要作用。社交媒体时代每一位公民都有了话语权，在人人都能言说的时代更要提高自身的媒介修养，谨行慎言而争做一名合格的“地球村村民”。

　　在“动态清零”等国家防疫战略以外，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将有可能推动国际社会超越传统国际政治中的诸多陷阱，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尤其是围绕区块链技术治理形成的讨论主要沿两条线索展开：围绕数字货币及其引发的社会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往往反映为对区块链的治理研究，包括有代表性国家的相关监管政策对技术发展的影响研究，对该技术与洗钱、恐怖主义活动等公共安全隐患相结合的治理研究等;围绕分布式账本这一区块链的底层技术在商业与公共事务中的应用价值的研究也可称为由区块链治理或借助区块链治理的研究，包括区块链技术与分布式平台对传统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方式的革新意义，该技术在经济领域中的运用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克服资本主义危机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瘟疫暴发后新技术有助于国际社会克服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并重塑全球治理。区块链的治理主要围绕技术本身展开讨论，而借助区块链的治理与由区块链的治理涉及到技术社会学的讨论。区块链作为一种技术在全球治理中既有积极价值又有潜在风险：从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角度出发，区块链是一项有政治意义的技术，既是一种政治理念的结果又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产生政治意义。作为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区块链，诞生伊始旨在为一种名为比特币的加密数字货币提供底层技术支撑。数字加密货币的诞生是政府与商业力量之外的“密码朋克”理想的一种实现，美国由此成为一个军工复合体控制下的利维坦，将政治高压与层级化的组织秩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新兴技术的计算机则被视作这种威胁个性的利维坦的标志。冷战期间一批研究者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出现，美国社会开始加速朝向理性化与集中化的方向发展。西奥多·罗斯扎克的“技术专家政治”、埃吕尔的“技术社会”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都表达了一种忧思：居统治地位的少数派能创造一种统一的、全方位的超地球结构以达到自动化统治的目的，人类将不再有积极行事的独立人格而变成一种被动、无目的、受制于机器的动物……人的正常功能要么纯粹是迎合智能机器的口味，要么为保护人性缺失的集体机构的利益而受到严密限制与监控。在知识分子内部，新兴技术的发展要求研究人员跨越传统的学科边界限制，实现一种相对灵活的、跨领域的与有创造力的工作模式，这种跨学科与跨边界的团队合作推动了控制论思想的兴起。维纳的《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一书发展了信息反馈系统科学，将系统控制与信息通信联系起来，将计算机视作一种能对系统自动控制的理想的神经中枢系统。进而将控制论从机器与动物界推广到人类社会，提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及其各种组成部分，在功能上跟生物有机体与机器颇为相似。控制论对机械机器系统或生物生命系统是不加区分的，只要他们有共同或相似的反馈过程就加以统一处理。维纳对控制论思想的发展与各学术领域内控制论观点的风行为想从冷战的紧张情绪中逃离寻求更自由生活的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控制论的世界观不是基于垂直的层级体系与自上而下的权力流向，而是围绕能量与信息的循环往复而建立的。较之于金字塔结构，人类社会更接近于网络结构。在这一背景下，麦克卢汉等将控制论与新技术融入传播理论与技术专家治国论而表达了一种更为乐观的技术乌托邦思想，将印刷术视为官僚制与工业化生活方式形成的原因，而电子技术对印刷术的取代意味着新的传播方式将以与印刷术不同的方式塑造人类社会，官僚主义与现代工业化生活方式将被电子媒介打破。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把全人类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共同体，一种世界范围的部落主义或“地球村”。《思想与整合》一书里的“综合设计师”能站在专家之外综合处理专家开发的技术并将分散的技术加以统合，从而看到传统的官僚看不到的全面景观并根据自然规律对系统资源与政治权力加以分配，所以“既是艺术家、发明家与机械师，又是客观的经济学家与有发展观念的策略家”。政治斗争在其中无关紧要，改变世界的将是“综合预期的设计科学”。麦克卢汉眼里的技术不再是一个统治工具，而是能成为个人力量与愉悦的来源，是能摆脱科层制并挽救世界于毁灭的手段。麦克卢汉从控制论的角度出发，用一种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人道主义关怀考察技术与人的自由的关系，计算机从等级制的利维坦的象征转向一种非等级制的网络化的系统的象征。以嬉皮士与新地方自治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想逃避的不仅是集中化与压抑的政治世界，而是彻底的政治世界。这一群体渴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逃离与重建的渴望促使反主流文化者开始建立自治公社运动。受过教育的城市生活者要在山野间开创乌托邦时离不开技术与知识的支撑，麦克卢汉的乐观的技术专家治国论为其返土归田开拓公社摆脱层级社会的集中管理提供了思想支撑，田园乌托邦与技术乌托邦由此汇合。《全球概览》杂志确立了赛博文化最初的特质：以技术为载体，以控制论为指导，以地方自治主义为依归，以全球为视野。这种文化既包括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也包括对社会平等的渴望。冷战后期田园乌托邦实践消退，但计算机技术开始出现了小型化与家庭化的发展趋势。随着家用计算机的出现与互联网的普及，在田园中经历失败的乌托邦观念转向电子边疆，寻求在网络世界中重塑地方自治主义的理想，理想的承担者也开始从嬉皮士转向工程师与程序员。莱维提出的“黑客伦理六原则”包括“使用计算机以及所有有助于了解这个世界本质的事物都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信奉亲自动手;信息应全部免费;不信任权威，提倡去中心化;判断一名黑客的水平应主要看他的技术能力，而非学历、年龄、种族或地位等其他标准;你能用计算机创造美与艺术;计算机使生活更美好。”上述六点原则涵盖了自由、自主、分享、自治、世界主义与进步主义等理念，体现了一种乐观主义的数字技术乌托邦理念。技术乌托邦思想有技术导向、控制论导向、地方自治主义导向与全球导向，赛博文化中的活跃分子将数字技术乌托邦中的公众利益、个人自由开始与右翼政治理念中的市场利益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靠近时，反主流文化追寻的平等理念与对信息分享、社团参与的追求不可避免的受到冷落。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将国家干预从赛博文化中排除出去，但新的资本的边界也在压迫着平等主义与地方自治主义的理想。在主流市场热潮下，对传统的赛博文化的坚守催生了区块链技术。詹姆斯·罗西瑙认为，全球治理的实要害是“没有政府的治理”，这种高度概括隐含着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治理这一概念是在将新自由主义理念移植到其他国家的过程中提出的公共管理规范，而新冠病毒“全球化”挑战了带有全球行政色彩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合法性”，比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琺有效协调全球集体行动以强化国际机制治理能力的相关国际规范形同虚设，国际组织在人事、财政等方面受到强权国家掣肘，结果是行政效率低下、监督能力有限缺乏与过分强调相对主义与多元主义以至影响到科学普遍性。较之于权力斗争，国家间意识形态冲突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在观念上的差异是动摇全球治理基础的根源。对于最早的赛博文化团体来说，逃避集中化的政府官僚组织就是返土归田运动的最初动力，从地理边疆转向电子边疆是反主流文化者在控制论影响下的选择，建立人与人之间协调合作的自治社区是新地方自治主义者的田园乌托邦实践，控制论确立的世界观让赛博文化者共享世界主义色彩的全球观。当代全球问题带来的共同风险成为全球治理理念兴起的社会背景，正如冷战可能引发的核毁灭同样刺激了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们对社会生活的重新理解。联合国各机构尝试着将区块链技术运用于全球治理的实践之中：在政策研究领域，联合国区域间犯罪与司法研究所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在全球治理中的潜在积极价值与风险，强调该技术在信息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分析了潜在的洗钱、非法贸易与恐怖主义融资风险。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开展的“零饥饿区块链”项目通过名为“积木块”的援助方案借助以太坊区块链向全球各地的难民发放数字凭证以兑换人道主义物资，开展“全民电子贸易”行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人口开展电子商务。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世界卫生组织开始利用区块链的防伪能力与加密技术，对感染、病毒扩散路径等疫情信息展开登记与追踪。2020 年，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卫健委、中国香港卫生署、美国疾控中心、欧洲疾控中心、IBM、微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多行为体在开源区块链平台“超级账本”上推出“米帕萨”项目，用以在保护公众隐私的前提下发现并汇报新冠感染情况。在世界卫生组织推出的《世界健康数据2020》中，搜集可信数据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五个重要内容之一。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冠疫情公共卫生治理必然涉及到疫苗的生产与投放工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根据生产环节的不同将公共物品区分为最终公共物品与中间公共物品，前者指能满足消费需求的产品，后者指为了生产最终公共物品而投入的公共物品。区块链对全球治理的直接作用体现在提高治理效率、去除腐败、增加透明度上，是一种指向改善全球行政的中间公共物品，有助于通过为全球集体目标的实现提供融资手段、监督与执行机制推动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在当前的全球事务中，这种中间公共物品的角色传统上由国家的官僚机构、国际组织或公民社会等角色扮演，区块链技术点对点的网络设计实现了去中心化与非中介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全球治理目标实现过程中中介的影响。区块链技术有从观念层面介入全球政治冲突的潜力，在国家权力博弈之外重塑全球治理的点对点特征与自治性让全球治理能与个人的自由、权利相协调，通过赋权于个体，将个体人与类主体的人在最宏大层面的公共事务中联结起来。新冠病毒“全球化”让全球治理作为带有公共行政色彩的概念不可避免会受到挑战，全球层面缺乏一套稳定的事务官系统而政治对行政的干预至关重要。区块链将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能用于增加行政效率、避开政治争吵的中间公共物品，但其背后毕竟有政治理念的驱动而有用一种政治理念介入全球治理政治争论的潜力。密码朋克的技术理念中带有世界主义、平等主义与自治主义的思想，意识到区块链技术背后的政治理念并不意味着认可一种技术决定论，而是重视技术的发展对解决政治问题的潜在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关注提高具体领域的全球治理效率的同时用一种普遍性的理念引领全球治理的转型，积极参与借助区块链技术展开的全球治理有助于前一个目标的实现，对该技术背后的政治理念回应与调试是实现后一个目标的重要课题。

　　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世界各大科技公司都在获取数据的过程中捅过篓子，道歉与罚款是家常便饭。在中国疫区，科技公司因可能侵犯用户个人隐私受到日益激烈的抨击。《纽约时报》2019年发布的一篇文章概括了科技公司处理用户隐私问题的几个阶段：公司推出备受欢迎的产品，被曝出不道德行为后澄清、道歉并承诺改正，一段时间后人们淡忘了，再之后大家发现问题并没真正解决。从购物刷脸支付、门禁人脸识别、实时记录位置的地图软件、街头巷尾的摄像头到Google眼镜等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你的一举一动被信息工具记录而越来越透明。，由此，老百姓的行为与观点不仅能被预测，而且很容易被操纵。掌握数据的组织能兜售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无论是产品还是政治观点。连特朗普的信息安全都不能保证，更何况普通公民?必须让渡部分隐私几乎成了现代科技生活的宿命，而问题背后是当今社会越来越突出的伦理悖论，即社会治理与公民隐私之间的平衡。早在疫情之前，组织扩张管理权限与个人自由权利之间就存在异常旷日持久的拉锯。而在信息社会到来之后，拉锯双方实力愈发悬殊。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与互联网的逐渐普及让个人的信息支配权已被大型跨国企业与政府大大削弱，信息博弈的天平越来越失衡。在信息社会与现在正到来的数字社会里，数据(信息)成了与土地、资本、劳动力并列的生产要素，而个人身份与行为信息正是这些数据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互联网的商业模式还是人工智能算法，都建立在这个重要的新生产要素上。于是，包含个人隐私的数据越来越被商品化了。疫期的消费行为更意味着要交出隐私，由此导致的冲突势必在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有增无减。而现在，冠状病毒疫情正在让高度数字化的未来提前到来。人类社会可能会在危机压力之下做出非理性的无奈决策：对高程度监控手段的快速接受与对隐私保护轻易放弃。《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近日发表的文章中谈到，冠状病毒蔓延之下，不成熟的、甚至危险的技术被赶鸭子上架，因为什么都不做的风险更大。整个国家都成了大型社会实验中的小白鼠。毕竟相比生命安全，隐私安全的优先级远不能及。于是，世界各国上马了史上最严的公民监控体系。当Zoom焦头烂额的处理这安全漏洞时更值得关注却被忽视的正是这些快速席卷世界、正顺畅运转的系统，一个例子是在疫情最早爆发的中国已广泛使用的健康码。健康码要求使用者自行填报户籍、居住地、旅游史与健康状况等问题，系统基于回答生成专属二维码。“绿码”代表能自由通行;“黄码”与“红码”均需对应相应时间的隔离，在连续健康申报打卡之后转为绿码。相似的工具还有三大运营商的行踪轨迹查询，中国16亿手机用户均可通过短信方式查询14天内停留4小时以上的到访地。在许多公共场合，行踪码被当做入场凭证使用。韩国、新加坡、意大利、以色列等国家也陆续上线公民行踪追踪手段：韩国政府有关机构对确诊者的信用卡与地理位置监测以追踪冠状病毒患者在过去几周内的行踪，意大利伦巴第政府通过分析手机定位数据追踪市民行走距离以确定有多少人老实遵守了封锁令，以色列内务安全部门使用手机定位数据追踪患者的措施曾被用于反恐行动，英国等西欧国家利用新科技追踪感染源以阻止病毒蔓延，瘟疫在跨国公司话语权巨大的美国甚至撮合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商业宿敌……疫情让防疫的正当性在短时间内压倒了其他事务——它使此前抵抗大规模监视工具的政府与组织也开始让步，对新的数据获取权限与手段投出赞成票。这些选择在和平时期需反复论证、测试，而危机状态缩短了这个进程，特殊时期人们往往也愿交出数据或让渡一些权利。德国近期一项民调得出结论，70%的受访者表示为遏制疫情，他们愿向公共防疫机构提供体温等个人健康、行动数据以及社会关系等信息。英国一项民调中同样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愿让有关部门使用自己的信用卡信息、电话数据与闭路电视来监控病毒的传播轨迹。一些超出必要的数据、信息暴露风险开始出现：近几日被当做笑料的“哈尔滨啪啪啪”导致群体感染的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在有关该事件的各种报道中，披露了大量与防疫并无直接关系的邻里间私生活信息，其中的主要人员都有名有姓，有年龄、身份。相似的新闻只是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多数吃瓜群众的笑谈，对当事人则是真切的伤害。技术是中性的，越来越方便的信息获取与传播技术则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风险。技术对人的侵犯更直接的表现则是其本身的“bug”，比如不透明的算法。以健康码为例，个体并不知道健康码打通了多少平台、共享了多少数据，这让人无法推测健康码变红的原因，也申诉无门。不少被大数据与机器支配的红牌持有者，生活出行已受到限制。极致的“无隐私”状态是怎样的?科幻作品已不止一次敲响警钟。美国科幻作家埃格斯在其小说《圆圈》中设想的未来世界里的规则被颠倒，保护隐私会遭到唾弃甚至交给法律制裁。所有人的信息与个人数据，全都掌握在名为圆圈的一个硅谷公司手里。圆圈会在各种地方安置小型隐蔽摄像头，公司高层称这样做是为了减少犯罪。它还想往小朋友体内植入芯片，称这样能避免诱拐。圆圈能在几分钟内找到任何人的下落，议员也要佩戴微型摄像头，以便全世界都能看清他们的一举一动。拒绝配合的人会成为怀疑对象——他们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因为在新的世界里，“秘密是撒谎，分享是关怀，隐私是偷窃。”影片中，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发明了能侦察人的脑电波的智能机器人“先知”，能侦察人的犯罪企图并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将潜在罪犯逮捕。值得警醒的是，特殊时期的部分措施，在危机消失后也可能被保留，因惯性而成为生活常态。正如有媒体同样发出疑问，你做好一直使用“健康码”的准备了吗?这是危机本身所有的历史塑造能力，历史中也早有先例。“9•11”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了《爱国者法案》。此法案规定美国国家安全机关可在全球范围搜集电话、邮件、医疗、金融等各类记录，允许其从美国互联网公司提取音频、视频、图片、邮件与文档记录，甚至允许使用“黑客”手段入侵、破坏、窃取国外的数据情报。这是史无前例的一项举措。2020 年，美国加州实施消费者隐私法案，类似于欧盟的法案，监控所有与美国加州居民有业务的数据商业行为，此前旧金山与奥克兰等城市及加州已禁止政府使用人脸识别执法。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数据方面的综合性法律，据媒体报道，中国正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数据安全法》。科技公司关于数据安全的投入成本也在增加，隐私安全成为产品卖点。在美国消费者隐私法案正式实施之前，根据加州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预计科技公司将花费约 550 亿美元来实现合规性。意识到新冠肺炎带来的患者隐私威胁后，CynergisTek发布患者隐私监控服务解决方案以识别医院内部的未授权访问，Zoom也为付费用户提供了保障隐私的新功能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数据与信息安全市场的规模将进一步提升，安全能力这个以往不直接带来利润的能力将日益成为伟大公司的必备核心能力。但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并不单单是由技术造成的，解决方案也离不开技术之外的努力。我们总是花很短的时间去选择，却用很长的时间去承受。做好准备，数据泄露与安全防护的漫长博弈才开始。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说：“我们发现反乌托邦比乌托邦更容易相信，真是令人伤心。我们可以想象乌托邦，但我们已存在于反乌托邦之中了。”新冠病毒“全球化”让乐观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比起百折不挠才能建立理想社会，人类社会滑落至最糟糕的境地只需轻轻一推。但可能由于无视或傲慢，也可能是经年累月积攒的漏洞在危机下爆发出连锁反应，总之，人类终于被迫直面自己的错误。反乌托邦小说在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跃升至畅销榜由此也就不显得奇怪了：《第十一站》关于一场致命瘟疫、随之而来的文明覆灭与幸存人类社区的反应。Caroline Zielinski 在《卫报》专栏设问，“当他们失去了生计、失去了家人，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它帮我们认清现实有可能变成什么样、我们想创造怎样的未来……或为我们指一条出路。”人类早早开始想象灭顶之灾。“反乌托邦”中的希腊词dus与topos意为“糟糕/病变/被厌弃之地”，与完美天堂乌托邦相对而构成理想之地的反面。《反乌托邦：一段自然历史》一书的作者 Gregory Claeys 认为，“反乌托邦主义”通常只与反乌托邦文学相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虚构的，由其呈现的另一种未来主要扎根于确实存在的现实恐惧，所以是对乌托邦的戏谑又冷静的回应。老百姓试着创造秩序井然的完美世界，而这恰恰将他们引向混乱，一部分人的乌托邦是其他人的地狱。一浪高过一浪的瘟疫让地球表面越来越不宜居，人类移居地下后个体一切活动听从中央机器指挥，机器神教就此诞生，但机器一旦损坏便意味着文明的彻底崩坏，常见的危机有环境毁坏、核灾害、来自极权政府的暴政、宗教统治、科技胁迫人类(衍生出机器奴役人类与大公司垄断)与个人自由的失去。早期的反乌托邦文学被政治寓言将看似秩序井然或坚守一种可疑秩序的社会推向极端，比如扎米亚津的《我们》(又名《反乌托邦文化与自由》)一书描绘了一切材料透明、人人无秘密的世界，所有人都遵循统一时刻表生活，敢于反对“幸福”的人将受到惩罚。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书让人类自出生前就被管控、分类、各司其职，社会安定基于个体自由的完全牺牲，情绪不稳就吸一吸“苏麻”。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书开启了老大哥、监控国度、思想犯罪、政治宣传的极权世界，为之后的诸多衍生、多媒体改编与现实事件提供了灵感与永恒对照。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反乌托邦文学在很多时候要有政治表态，类型小说只是政治纷争的另一个战场。《阿特拉斯耸耸肩》斥责了崇尚绝对平等、摒弃个人主义、人人“无私”最终导致经济崩溃的制度，这个类别中的危机逐渐变得更具广泛性。战后世界见证了它的急速扩增——经历了地狱的人们不再幻想乌托邦的实现，人人都在目击末日时针指向午夜。同时，消费主义的盛行、电视黄金时代的到来、科技以惊人的速度创造奇迹，为作者们平添了新的担忧。《华氏 451》看起来是在讨论审查制度对书籍的压制，但作者雷·布莱伯利强调，他关注的是电视作为新的媒体形态威胁到阅读、政府与媒体联手加强控制以干扰人们对重大议题的注意，最终危及社会的可能性。如果布莱伯利生活在今天，他大概对社交媒体、碎片化信息与短视频感到同样的不悦。与个人计算机的发展如影随形，科幻反乌托邦预言了公司垄断、技术至上、个人自由被更精密的系统/中央机器/人工智能剥夺的未来。从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到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赛博朋克等科幻亚类别往往设定在尖端科技、低质生活的反乌托邦背景下，让反英雄人物打破秩序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被固定后的模板在今天显得廉价而毫无进取心，仅有雨夜与霓虹灯的塑料外壳。青少年小说与反乌托邦天然契合，以青少年为主角描述他们在一个破败的世界(或是独裁者暴政，或是资源被公司垄断、人人只能沉迷于廉价娱乐)受折磨、被欺骗、遭背叛后奋起反抗并顺带谈恋爱的英雄旅程，其中往往充满了对无能又贪婪的成人的轻蔑、对残酷当局的厌弃与不信任，主题是革命、反极权、争取个体自由。Shatter Me(讲述一个异能少女反抗政府的系列小说)的作者 Tahereh Mafi 强调：“意识到邪恶存在于这个世界，是成长中的特殊经历——这是反乌托邦类别常青的原因。永远会有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突然领悟到了世界的残酷现实。”此类小说不乏暴力与暗黑元素，但会在结尾给人留下希望，在反射恐惧的同时不忘点亮一个光源。“这让它们成了年轻人探索黑暗地带的安全区”，但“青少年拯救世界”的模板终究会被过度开发直至令主流消费者感到无聊。但青少年们发现现实比小说还要灾难，一旦在现实中就能感受刺激与“超现实”，虚构作品里的灾难就会显得不够可怕了。越来越多的电子游戏迫使玩家在不太美好的设定中挺身而出对抗庞然巨物(机器，军队，系统，秩序)，角色不见得年轻，但玩家中的青少年占比不容小觑。《杀出重围》与《合金装备 2》探讨了信息操纵、塑形世界的秘密组织、个人意志的沦陷与人工智能的“仁慈治理”，其中的人类被认为不具备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请出示证件》是个移民官模拟器，作为一个极权政府庞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你将面对进退两难或生死攸关的不快瞬间。奥威尔系列(包括《监视你》与《无知即力量》)是个监控模拟器，“获得至高权力，调查公民生活”，关注如今备受瞩目的数字隐私、国家权力、自由与安全的平衡。“维护国家追求的安全的真正代价又是什么”?现实与虚构的边界正在被逐渐打破。反乌托邦在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加速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老百姓以来关注身边琐碎的末日线索了。核灾害、环境毁坏、宗教统治、极权政府、个人自由的失去……Leni Zumas 认为自己的作品属于“平行托邦”，因为“它正在发生，也许就在下周。”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扎根于人类恐惧的反乌托邦文学越来越逼近非虚构的边界，不断增加的危机让不太讨喜的未来难以避免，问题不再是“它究竟是否会来”而是“何时”与“多么快”。如果能尽快意识到虚构作品给予的预警且能防患于未然，信息单向透明的老百姓就不至于一概一败涂地。

　　托尔金曾说“一本不涉及邪恶的书，乃是一本邪恶的书”，因为它会使读者误解整个世界而自我毁灭。比如吃瓜群众会对医闹深恶痛绝，但也会对虚构的疾病灾难作品讳莫如深。任何社会都不太困难在反乌托邦思潮的压迫下解体，但反乌托邦文学一再将读者难以想象、又无法接受的可能性呈现出来而创造出一种令人不适的未来则是一种警示、预言或告诫，而缺乏反乌托邦想象的社会则如同解除了警报的泰坦尼克号，这种“正能量”在反乌托邦者眼里如同蒙汗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