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俄乌战争期间中国人最该补俾斯麦的课

　　2022年俄乌战争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上去看则是陆权国(参见麦金德的“陆权论”)与海权国(参见马汉的“海权论”)的一次局部对决，乌克兰企图加入北约组织的实质就是泽连斯基企图加入海权国集团俱乐部而拿顿巴斯当投名状，俄罗斯企图肢解乌克兰的实质只是普京企图肢解海权国集团俱乐部的小试牛刀，由此解释此战的若干利益攸关方的种种言行也就不难理喻了。现在对美国“斗而不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对苏联解体兔死狐悲的大号的乌克兰，陆权国俱乐部瓦解后又被海权国俱乐部质疑为内讧未解的“非我族类”，中国这种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边缘地带”(参见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大国该何去何从?

　　这还要从中国的历史传统说起，如果根据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鉴定中国的文明起点商朝的大致版图(从黄土高原到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的地缘政治性质则其陆权国地位毋庸置疑，此后两次全局意义上的灭国(宋被元灭、明被清灭)均祸起于相对落后的高纬度陆权国，由此推论曾加入“八国联军”的俄国这个版图硕大无朋的第二代陆权国对中国的长远影响则中国似乎只能去学泽连斯基了。但尴尬的是中国的西化派企图加入海权国俱乐部的种种努力的综合效果似乎仅次于普京让俄罗斯加入北约组织的言论引起的连锁反应，中国高层在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外交抉择至少会因为泽连斯基的命运尚未尘埃落定而暂时难见端倪。鉴于俄乌战争持续了一个多月依然难分胜负，中国目前的处境越来越像19世纪末俾斯麦治下的德国了。中国高层能否在这样的战略机遇窗口期脱颖而出俾斯麦那样善于利用海权国、陆权国与“边缘地带”大国以及相应的三种霸权俱乐部内部的矛盾以霹雳手段完成统一大业?进而能否避免威廉二世乃至希特勒那种年轻气盛的俾斯麦式“边缘地带”大国外交遗产(“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大陆政策)的继承者“崽卖爷田”(参见彭德怀对博古的评价)而把一手好牌打烂?如果俾斯麦能活到20世纪初，面对英布战争(第二代海权国与第一代海权国的一次局部对决)、美西战争(第三代海权国与第一代海权国的一次局部对决)与日俄战争(第二代海权国与第二代陆权国的一次局部对决)对未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的预演，德国还有没有继续“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而得以维持欧洲大陆的若干地区性霸权的相对均势的可能性?回答这个问题将有助于中国预判俄乌战争后亚欧大陆的若干地区性霸权能否继续借鉴俾斯麦的“大陆政策”而得以维持与美国这个全球性霸权的相对均势，其要害则是地区性霸权俱乐部(包括陆权国与“边缘地带”大国)“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且不被当今世界唯一的全球性霸权领导海权国俱乐部(包括英国、日本与澳大利亚)分化瓦解的愿望与能力。毋庸讳言，中国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边缘地带”大国在其中的抉择将从根本上决定俄乌战争之后的国际格局是单极格局还是多极格局抑或继续维持从苏联解体至今的“一超多强”格局。毋庸置疑，中国高层的当务之急是辩证扬弃19世纪末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实现的相对稳定的欧洲大陆多极格局。否则对中国最不利的局面将是美国靠持续拱火俄乌战争分化瓦解亚欧大陆的地区性霸权俱乐部而最终实现其单极霸权的野心，对中国较不利的局面则是俄罗斯靠打赢俄乌战争而恢复冷战期间的两极争霸，最后才是恢复冷战后让中国喜忧参半的“一超多强”格局。显然，只要中国在俄乌战争中不作为(对号入座于被庄周赋予褒义的“呆若木鸡”)或乱作为(对号入座于沉不住气的“黔驴技穷”)都不可能导致对中国最有利的亚欧大陆多极格局的相对稳定。在综合国力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之前，中国有必要辩证扬弃俾斯麦组合的复杂到足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大国俱乐部的均势政策，进而继续“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以暂时维持海权国、陆权国与“边缘地带”大国以及相应的三种霸权俱乐部内部的相对稳定，其要害是政策连贯性。毋庸讳言，苏联解体后中国在全球范围组合的复杂到足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战略伙伴关系”相当于俾斯麦在欧洲大陆组合的各种大国俱乐部，中国能否维持俄乌战争之前的此类外交成果将从根本上决定俄乌战争之后的国际格局大势。其中，如何在海权国、陆权国与“边缘地带”大国以及相应的三种霸权俱乐部内部纵横捭阖将是个在俄乌战争期间不得不面对的头号地缘政治课题。从这个角度上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尤其是俾斯麦、威廉二世与希特勒执政期间)在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布局的经验与教训最值得参考于中国对俄乌战争的立场背后的回旋余地。

　　如何维持海权国、陆权国与“边缘地带”大国以及相应的三种霸权俱乐部内部的相对稳定?这还要从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霸权说起：1556年登基的腓力二世继承了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欧洲大陆除德意志地区以外的所有领地，兼任西班牙国王与葡萄牙国王则意味着其治下的地区将囊括西班牙、葡萄牙、尼德兰(后来分裂为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的莱茵河下游低地国家)、西西里岛、那不勒斯王国、弗朗什孔泰、米兰王国与所有的西属非洲、美洲殖民地。加之其本人野心勃勃地企图在欧洲重建一个天主教大帝国，腓力二世治下的西班牙帝国既有问鼎欧洲霸主宝座的物质实力又有相应的地缘战略愿望。但彼时的西班牙帝国因为陷人海陆两线长期作战而导致不可逆转的国力透支，本来是极其有利的“新人新气象”何以让腓力二世选择了地缘战略冒险?腓力二世在位期间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分支问鼎欧洲霸权宝座的地缘战略掣肘主要来自两个海权国(英国、荷兰)与一个陆权国(法国)的事实上的军事联盟，其中英国海军对西属尼德兰叛乱的支持与英国海盗长期袭击西班牙远洋商船队的威胁最为严重。源源不断地流向西班牙海外属地的本土财力是支撑腓力二世与上述竞争者展开地缘战略博弈的重要筹码，但英国对西班牙的海外劫掠迫使腓力二世集中军事力量打压英国，直至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海盗指挥的英国海军团灭之前的这种认知被升级为旨在一举歼灭英国海军后登陆占领英国的大规模渡海远征。西班牙海军主力被团灭后腓力二世又不得不面对如下困局：要降伏英国就要重建海军而削减陆军，但只要身边仍有后来居上的陆权国法国又不得不继续增加陆军。更不幸的是在被海权国英国、荷兰持续“离岸制衡”的前提下，腓力二世的这种愿望基于延伸欧洲大陆本垒并实现“以陆补海”的地缘战略而注定了西班牙帝国无法摆脱海陆两线作战的“腓力陷阱”。腓力二世为了登上绝对的欧洲大陆霸权宝座(只有这样才能放心地扩充海军并减少陆军对本土有限的战略资源的分配)而不得不在与海权国英国、荷兰冲突持续升级的过程中被迫卷入陆权国法国发动的胡格诺宗教战争，于是法国与英国、荷兰进一步夯实了共同对抗西班牙的准同盟军事体系。1595年西班牙陆军被法国击败，1598年腓力二世去世则标志着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大陆的地缘战略优势走向拐点。此后西班牙在力图重振西班牙帝国的腓力四世带领下还有一次勉强的尝试，但“三十年战争”的爆发迫使西班牙再度因为海陆两线作战而导致国力透支的旧局，直至西班牙在1659年签订《比利牛斯和约》后彻底丧失大国身份。纵观近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的世界霸权转移过程，腓力二世之后有制陆权优势的“边缘地带”大国一再遭到海权国联合其周边的陆权国或其他“边缘地带”大国的地缘战略围堵而导致国力透支的二元地缘战略悖论，即要打赢海权国而不得不扩充海军，但只要仍有陆权国的潜在压力则又不得不扩充陆军，由此导致的腹背受敌既是军事问题又是外交问题，任何“边缘地带”大国一旦陷入此类地缘战略迷思则都不可能摆脱来自海陆两线的长期对抗而在代价高昂的消耗战中最终走向“两头落空”的败局。任何“边缘地带”大国一旦取得陆权优势(比如大清帝国击败噶尔丹骑兵后将版图延伸到中亚腹地、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组成抗日统一战线)都会激活海权国基于制海权存量的无差别“离岸制衡”，其周边的陆权国或其他“边缘地带”大国则往往会基于制陆权存量在二者之间见风使舵。如果是纯粹地从理论上分析，海权国为了围堵某个威胁最大的“边缘地带”大国而联合其周边的陆权国或其他“边缘地带”大国的“离岸制衡”战略是有可能因为无法找到足够的陆上同盟而走向败局的。导致“边缘地带”大国走向“腓力陷阱”的根本原因则是西班牙帝国那种堂吉诃德式地缘战略迷思的盲区是无法认识到征服其周边的陆权国或其他“边缘地带”大国(以此作为打赢海权国的本垒与地缘战略博弈筹码)的企图会迫使二者无法继续中立而不得不与海权国结盟，直至其本土陷人海陆两线作战而走向国力透支。面对崛起较快的“边缘地带”大国，海权国往往倾向于根据地区性霸权体系的结构性特点对其主动制衡，其他“边缘地带”大国或陆权国则倾向于见风使舵。因此，只有“边缘地带”大国对其周边的陆权国或其他“边缘地带”大国构成显著的威胁(通常表现为不可调和的领土争端持续升温或其中一方主动挑起边界冲突)时才会让海权国有机会与二者结成“离岸制衡”的军事同盟。“远亲不如近邻”，崛起较快的“边缘地带”大国周边的陆权国或其他“边缘地带”大国若彼此接壤且无海洋有效阻隔，参与海权国的“离岸制衡”战略就是成本与风险与成本极高的地缘战略选项了。海权国单一的地缘战略属性则意味着其陆战力量相对薄弱，崛起较快的“边缘地带”大国周边的陆权国或其他“边缘地带”大国与之结盟后将不得不承担不可估量的陆战代价。相似的局面还有崛起较快的海权国被其周边的陆权国或其他“边缘地带”大国孤立，比如蒋介石在二战期间与美国结盟付出的代价。

　　背叛俾斯麦的“大陆政策”而走向“世界政策”的威廉二世身败名裂后希特勒得出的教训不是崛起较快的“边缘地带”大国不该发动战争，而是发动迫使其周边的陆权国或其他“边缘地带”大国与海权国结盟的战争必然失败。因此，希特勒在挑起二战之前的地缘战略谋划上很好地利用了海权国与陆权国、“边缘地带”大国的地缘战略差异性偏好而一度赢得了较大的地缘战略回旋余地。基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侵占波兰之前的德国在军事实力上同时抗衡苏联与法国。较之于被削减的德国陆军，苏联庞大的陆军更能引起英国的戒备。即便如此，为了减轻英国在德国重整军备问题上的心理压力，希特勒仍要主动与英国私下签署自我约束的《英德海军协定》。此举在德国侵占波兰之前成功地规避了当时的头号海权国英国的地缘战略围堵，为希特勒的早期战争冒险赢得了谅解与绥靖。希特勒还主动利用德国周边的陆权国或其他“边缘地带”大国的制陆权存量讨价还价：首先是一再承认《洛迦诺公约》对西欧国家的安全承诺而将迅速崛起的德国描绘成防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向西蔓延的“防波堤”，进而联合日本与意大利摆出反共产国际的政治姿态，这一系列战略欺诈有效地刺激了西欧国家“祸水东引”的伪中立心态;其次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苏联与德国不再接壤而导致与德国接壤的法国成了苏联重要的推责对象，只要希特勒不主动进攻苏联，斯大林纵容德国出兵“莱茵不设防区”就比苏联与英国结盟更有吸引力。英国毕竟是无法向欧洲大陆提供规模庞大的陆军的，而法国又是制衡德国陆军的最佳担责对象，苏联没有理由主动将其本土塑造为首当其冲的责任承担者。希特勒反复重申苏德两国在一战后结成的“拉巴洛友谊”，进而为赢得苏联推责的“祸水西指”进一步展开外交斡旋，直至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争取到德国在西线开战时苏联保持中立的有利条件。甚至在法国战败而苏联失去推责对象的新形势下，斯大林仍然拒绝与英国组建对抗希特勒的军事同盟，因为他一直认为英吉利海峡足以让英德两国陷入持久的消耗战而有利于苏联坐收渔利。一战后德国的制陆权崛起于击败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国家之际，而希特勒将面对的“腓力陷阱”则源于其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失利后发动的苏德战争。希特勒渡海侵占英国的战略部署遇阻后走进了另一个“腓力陷阱”：为了根除英国的制海权，希特勒不得不扩充弱小的德国海军而削减陆军，但只要其背后还有后来居上的苏联陆军就仍无法摆脱扩充陆军的压力。1937年的《霍斯巴赫备忘录》表明，德国只有在征服苏联之后建立包含乌拉尔地区的能源与乌克兰的粮仓的自给自足的平原帝国才能在欧洲确立绝对的陆上安全，金额才有可能规范收罗陆上资源建立强大的远洋海军征服英国与美国等海权国。丘吉尔对此洞若观火：“他(希特勒)要摧毁苏联是因为他指望着一旦得手就可以抽回东线的陆、空军主力，将资源全部投入到对英伦三岛的进攻……入侵苏联只是其蓄谋已久的对英伦三岛入侵行动的序幕而已。”与海权国陷入苦战后，通过向周边大陆扩张提供资源增量就成了激发“边缘地带”大国构建针对海权国的压倒性优势的、自我孤立的地缘战略迷思。但这一地缘战略思路是与国际政治中的两条最有力的规律严重冲突的：在海权国基于制海权存量的“离岸制衡”战略的框架内，基于制陆权存量的陆权国或其他“边缘地带”大国因为无法推责而最终不得不与海权国结盟。假如希特勒在侵占法国之后(甚至哪怕是在“海狮计划”暂时遇挫时)能理性地分析欧洲时局并继续维持与苏联的伪同盟关系，那么德国相对的陆权优势就有可能为德国带来更长远的收益。德国在二战初期的军事冒险得手的原因(减轻英国针对苏联的心理压力与鼓励法苏两国的相互推责)逐步变成了导致其国力透支的原因，希特勒争取到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后并没将维持苏联在其开战初期“中立”视为一笔重要的外交财富，也没对苏联觊觎制陆权增量的地缘战略偏好充分估量，而是将苏联视为德国无法大规模地将其制陆权资源向制海权转化的重要阻力。希特勒对苏联的全面进攻最终迫使斯大林放弃“坐山观虎斗”的推责立场而转向与英法美三国建立更有优势的反法西斯同盟，直至1943年底德国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均有了透支国力之虞，海权国、陆权国与“边缘地带”大国以及相应的三种霸权俱乐部内部的矛盾才逐步暴露出来。这一年德国在东线有390万陆军与550万苏军作战，在北线有66.3万陆军进驻芬兰、挪威与丹麦，在西线有137万陆军进驻法国与比利时，在南线有102.4万陆军进驻有道理与巴尔干半岛……这一年规模达到欧洲第一的德国陆军几乎遍布欧洲大陆，但在每一条战线上的陆战都陷入了相对劣势……

　　俾斯麦治下的德国(1871-1890)一度赢得制陆权优势，但由于彼时的俄国也是一个地区性霸权，当时的欧洲大陆不可能被德国独霸，而是更类似于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德俄两极格局。俾斯麦在军备上始终以扩充陆军为地缘战略支点，深知德国海军的发展不利于德国陆军的资源分配、加大财政压力与加重英国的心理压力。因此，在俾斯麦执政期间德国海军在全球大国海军排名中甚至在逐步下降：1885年至1895年从全球第三降至全球第五，甚至一度被意大利海军超越。俾斯麦专注于德国的制陆权优势的地缘战略支点主要体现在1872年到1888年德国海军的最高长官斯托施与卡普里维均来自陆军，二人在位期间都倾向于小规模防御性的海军发展计划。俾斯麦专注于制陆权的地缘战略支点导致德国海军的规模直到1890年还只有英国海军的1/3，却最大限度地减轻了英国的心理压力。俾斯麦满足于德国在欧洲大陆“不平衡的多边均势”中维持相对优势，进而利用俄普奥三皇同盟、德意奥三国同盟与《再保险条约》等放大德国周边的陆权国或“边缘地带”大国的推责倾向。除了与德国有领土争端的法国还在继续仆从英国的“离岸制衡”战略，欧洲的其他“边缘地带”大国或陆权国均倾向于以继续维持上述同盟并在多边权力均衡中争相推责，直至英国即便有制衡德国的企图也很难在欧洲大陆找到除法国以外的有效同盟。因此，与其说是海权国英国没有对德国坚持“离岸制衡”战略才导致俾斯麦策划的三次国家统一战争一再得手，不如说是彼时的德国“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外交政策导致英国很难在欧洲大陆找到足够强大的陆权国仆从这种战略。毋庸讳言，这种局面恰恰是中国在未来有可能不得不面对的武统大业最该争取的，泽连斯基对顿巴斯的军事冒险则是一个反面教材。当然，蒋介石像戴高乐那样仆从海权国针对其他海权国或“边缘地带”大国的“离岸制衡”战略更是殷鉴不远，但不适用于雅尔塔体系瓦解之前。

　　对于2022年的中国而言，俄乌战争的最大风险在于俄军失利甚至战败导致普京等俄罗斯鹰派式微而其联华制美的外交政策难以维系。如果2024年特朗普东山再起，美国联俄制华的概率会更高。彼时中国将在美国、日本、越南、印度与俄罗斯的围堵中捉襟见肘，此类国家都与中国有领土争端或地缘战略冲突。尤其是俄罗斯仆从海权国的“离岸制衡”战略将迫使中国面对海陆两线作战的的困局，较之于与印度隔着青藏高原、与日本隔着东海与朝鲜半岛，俄罗斯在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对中国形成的两个地缘战略突破口更有威胁性。一旦这种威胁变成现实，日本、印度乃至欧盟成员国都有可能合谋“破鼓众人捶”。中国由此将不得不面对的美俄印结盟显然更类似于19世纪末的德国面对的英俄法结盟，所以俾斯麦在位时坚持奉行德奥俄同盟，尽力调和奥匈帝国与俄国的矛盾。最悲观的前景是俄罗斯倒向陆权国后在东欧、西亚、中亚、南亚与东南亚的多数国家引起连锁反应，尤其是美国一旦加大在中亚的军事部署，中国西北部也会暴露地缘战略缺口，从新疆到宁夏的泥石流集聚区都有可能被渗透。中国与俄罗斯联手则能暂时重海轻陆，否则就不得不同时维持庞大的海军与陆军而难免透支国力了。面对这种前景，美国可怂恿中国的周边国家搞军备竞赛，迫使中国像苏联那样被越来越沉重的国防开支拖垮。美国还能在台湾复制乌克兰模式，怂恿台湾加入北约组织而迫使中国出兵，然后联合上述国家共同制裁中国，直至中国陷入战争与经济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俄乌战争的胶着暂时能为中国分散美国等海权国的地缘战略压力，即使俄罗斯打赢此战争之后被大大削弱国力也不会倒向西方，否则普京将很难不被秋后算账。如果俄军在乌克兰接连失利甚至有在局部战败等小概率事件，中国就应及时出面调停。为此设计的谈判条件应高度灵活，比如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双方回到战前状态、欧盟取消对俄罗斯的Swift制裁、继续维持乌东二州自治与回到《明斯克协议》框架。只要能让俄乌双方都有台阶下，促成俄乌停火而避免美国继续拱火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这要充分借鉴俾斯麦的智慧。

　　毋庸讳言，学史并不能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争取到更好的待遇，因为我们已知的一切都只是人类安然逝去的片段，现在的中国也不可能预判俄乌战争的结束方式与俄乌战争结束后如何才能延续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只有当我们能辩证扬弃历史上的大国实践的地缘战略才有可能在茫茫无垠的时空环境中找到对自己自有利的出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鉴往知来”，学史的目的未必只是创造更好的未来，还有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