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泽连斯基挑衅俄罗斯与蒋介石挑衅苏联不可比

原标题：泽连斯基以顿巴斯争端挑衅俄罗斯与蒋介石以中东路事件挑衅苏联不可比

　　近代满洲的“中东路”的主体人种不是俄罗斯人，现在顿巴斯的主体人种是俄罗斯人，二者之别就像台湾与利沃夫之别，泽连斯基与蒋介石不可比。

　　“知乎”网站有一问：“俄军截获乌克兰机密文件，乌克兰原计划 3 月进攻顿巴斯，对此还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问者如是提示：“(2022年)3月9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少将表示，俄国防部掌握了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司令尼古拉·巴兰上将于2022年1月22日下达的命令，其中提及基辅方面培训突击小组，准备于3月在顿巴斯所谓“联合部队行动”区内开展进攻。科纳申科夫强调，俄方清楚地记得西方媒体2月报道基辅寻求“政治外交方式”解决问题，没有任何武装占领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计划的言论。”知友“New Angle”答：“大概性质跟苏军截获民国机密文件，张学良原计划 7 月收回‘中东路’的性质差不多吧，毕竟关于这个还有一个《奉俄协定》。当然，如果有人非要认为中东路应该让苏俄人控制，就跟顿巴斯应该受俄罗斯控制一样，那本人也没有办法。协议内容重新确认苏联于俄罗斯帝国时期持有中东铁路权利之权益，以及谈判铁路之管理营运。然而，海外铁路原本是帝国主义资产，与原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苏联一直以来之倡导不一致。此外，虽然从1925年起开始界定中苏边境线之工作，因为翌年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中止。1925年3月，苏联成功地使中方同意将《奉俄协定》追认为《中俄协定》之附件，但是最终落实仅凭《中俄协定》无法获取之中东铁路权益。4月9日，苏联发布执行第九十四号命令，被中华民国视为越权行为，中华民国方面反弹。该协议是从1929年张作霖死后、成为继承人的张学良试图以违反协定为理由，试行以实力从苏联回收从铁路权益起，已被破坏。1896年6月3日中、俄签订中俄密约，其中一条为允许沙俄从清朝政府手中取得横贯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以缩短西伯利亚铁路的路程。这条宽轨铁路连同从哈尔滨到旅顺军港的支线(实际上纵贯整个东北)到1903年全部完成，即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路。1929年7月1日，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会晤。通过会晤，蒋介石表明了支持张学良的立场，并提醒张学良尽快收回‘中东路’，以免让苏联人用它来运兵。7月5日，回到东北后张学良又一次接到了蒋介石发给他电报要求坚决收回‘中东路’的全部路权，不得已时可与苏俄断交，并在东北边境布置军力以备不测。7月10日，张学良对外宣布因苏方违反《奉俄协定》中方被迫收回‘中东路’的路权，‘中东路事件’爆发。翌日，得知事件情况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勃然大怒，他下令开会商讨对策，开始了军事对垒的准备工作。8月6日，苏联正式成立‘特别远东集团军’，瓦西里•布留赫尔任集团军司令，集团军配备先进装备，开始向中苏边境集结。10月2日，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的炮兵、骑兵、坦克和飞机猛攻满洲里，三万苏军从贝加尔湖出发向中国方向进攻。驻防满洲里的中国守军告急，张学良又连忙调集十万兵力赴前线支援。12月3日，中苏双方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书》。之前态度强硬的蒋介石也只得接受因战场上失败而谈判中妥协的现实。但是，面对以反复无常和背信弃义示人的苏联，蒋介石通过国际上的《非战公约》签字国集团(美英法等几国)积极邀请来美国作为第三方调停中苏矛盾，目的旨为作为第三方监督苏联防止其事后翻脸。”

　　将顿巴斯与“中东路”类比，不是蠢就是坏。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在古代都属于斯拉夫人，从历史上的俄国先后定都诺夫哥罗德、基辅、弗拉基米尔、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的地理范围中就不难看到，乌克兰与俄罗斯很早就不分你我而一旦分家则难免剪不断理还乱。为什么要分家?不是因为人种不同，而是因为意识形态偏好不同。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是蠢，认识到这一点却顾左右而言他则是坏。这里要强调的意识形态之争与“姓资姓社”之争的关联度并不高，其源头矛盾则是内陆文明与大洋文明围绕边缘地带文明的拉锯战。这里的内陆文明的代表性人种是波斯人、匈奴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与满洲人，这里的大洋文明的代表性人种是古希腊人、迦太基人、古罗马人、维京人与凯尔特人，这里的边缘地带文明的代表性人种是华夏人、印度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三种文明最突出的区别是封闭保守与开放冒险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摇摆立场，比如斯拉夫人在维京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摇摆立场、华夏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满洲人之间的摇摆立场，进而还有台湾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华夏人之间的摇摆立场、乌克兰人在斯拉夫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摇摆立场。至于三者孰优孰劣，道义、法律(包括强制性很差的《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之争难免见仁见智，地理意义上的存量思维与增量思维之争也应根据三种生产力的历史性变迁就事论事。追根溯源，人类首先是陆生动物，在其足迹遍及七大洲之前当然不必顾忌地理存量之争。等到各大陆分散的局部优质地理环境被若干人种发展的边缘地带文明占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了，尤其是在内陆文明随着气候的恶化(越来越干燥寒冷)而每况愈下，增量思维也就时不我待而从哥伦布到马斯克的先见之明都显得难能可贵了。相比之下，内陆文明与大洋文明围绕边缘地带文明的拉锯战则是让人类的存量思维阴魂不散，其最大恶果不是人祸而是“天灾”。这里的“天灾”必须打上引号，因为其根源是人类对优质地理环境存量的拉锯战导致的尸横遍野、环境污染、瘟疫蔓延与生态失衡，直到整个地球不再宜居而有先见之明的人类翘楚不得不仰望星空。从这个角度上看，从中东路事件到顿巴斯争端都像毛泽东点评春秋战国那样“无义战”。比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投入大量的财政、技术与人力援助集聚在顿巴斯的很多大型国企，所以那里俄罗斯人占多数且难免对俄罗斯依依不舍。关键是边缘地带文明及其内部的次级地理单元在上述三种文明之间的摇摆立场，其局部战争导火索的角色定性决定了蒋介石与泽连斯基等打破三元文明格局现状的挑衅者要么腹背受敌要么左右逢源。

　　毋庸讳言，现在以华夏人为主体的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于斯拉夫人之间何去何从?中国近代史上的奉军面对相似的国际环境像乌克兰的亚速营一样选择了前者，二者的结局也很相似，但若以道义或法律等主观标准(相对于最客观的地理环境而言)预判其是非善恶则二者的结局本该不同。先拿张学良来说：1929年“东北易帜”前后，蒋介石派吴铁城来到东北到处游说，极力夸大苏联在满洲的势力，直至张学良认为苏联是奉军的头号威胁，尽管事后证明引进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大洋文明的日本才是。但蒋介石也深知彼时的满洲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奉俄开战则能让自己坐收渔利。奉军中的“少壮派”更是不断向张提供错误信息，比如说苏联内部空虚，战端一开，则会迅速土崩瓦解，尤其是其远东地区连年收成不好，军需民食大成问题。这种“少壮派”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为首(兼任“中东路”中方理事方，“九•一八”事变后任伪满“产业大臣”、伪满驻南京“大使”等职)为代表，被孙科在十年后出版的《中苏关系》一书中斥为“宵小”。据许多东北军老人回忆，吕荣寰在中东路事件上不断挑衅苏联，主要是因为这里历年铁路盈余很多，所以想与苏联套路部门按股分利以便从中贪污。其次还有负责对苏外交的“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在张学良手下办理对苏外交的“东省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后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司长、公使与大使)、李绍庚(后任“中东铁路理事长”，“九•一八”事变后任伪满“中东铁路督办”，1935年任伪满“交通大臣”，1945年任伪满驻南京“大使”)等，其中的张国忱、邹尚友与李绍庚全都曾是哈尔滨商业学校的学生。这个学校是沙皇俄国在哈尔滨办的，华人学生从小在俄国人家里寄住，所授的课程都是俄语课本，由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在生活习惯与世界观上都是沙皇俄国那一套，对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军也有特殊的崇信。张国忱的顾问之一、沙皇俄国的将军托玛夫斯基曾建议：“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时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时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彼时张国忱正想排挤吕荣寰取而代之，对后者不懂俄语、不谙俄情却霸占肥缺早已心有不甘，前者则与南京政府外交部暗度陈仓，蔡运升去职后邹尚友迅速到外交部任职只是明证之一。张景惠是张学良的叔叔，“东省特区行政长官一职”在满洲举足轻重，甚至比省主席的实权还要大，因为满洲经济动脉上的“中东路”的半数经营权与沿线的耕地、教育与工矿等行政管理权以及二十万以上俄罗斯人居住的哈尔滨管理权都归其所有。但张景惠是众所周知的庸碌无能、事理不明，托玛夫斯基则企图利用中国在西伯利亚复辟帝制，换来在满洲组织的两路反苏联军都有身着军服的俄罗斯人参加。奉军中也有反苏分子，“辅帅”张作相是其中立场最鲜明的一个，经常对张学良鼓吹“收回中东路是好事，可是这事非同小可。进兵接收，势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国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能打胜，只凭东北军去打苏联能行吗?恐怕收不回中东路，反而惹出麻烦，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机捣乱。”张学良觉得张作相把困难想的太多了，所以派人回吉林规劝张作相，“根据多方情况，苏联决不能在远东作战，收回中东会马到成功的。”张作相看到张学良主意已决也就不再坚持，但其意见后来都被不幸言中了。奉军步兵第四旅旅长刘翼飞也反对出兵“中东路”，认为“我们如果仅仅出十个步兵旅就能击败苏联的话，那我们就不致退回关外，老将也不致遇害了”，而“从军事学来看，打仗有没有把握，不在于敌人能不能打，而在于我们怕不怕和行不行。”王家桢(张学良的秘书，在日本很有影响力，欲对中国蚕食鲸吞的“田中奏折”就是他通过蔡智堪搞到的)接到奉军驻东京办事处拍来的电报称苏联对华断交后预感事态严重，更令其气愤的是南京政府在这个绝交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之前未告知张学良。

　　1905年日俄战争后沙皇俄国将“中东路”长春至大连段割让给日本并改称南满铁路，绥芬河至满洲里、哈尔滨至长春的铁路仍为沙皇俄国控制，时称“中东路”。从此，满洲以长春为界分别沦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签订《中苏协定》，“中东路”仍为沙俄残余势力盘踞，日、美、英、德等盎格鲁-撒克逊人打造的帝国主义体系也乘机插足。原“中东路”俄方局长霍尔瓦特及其残余势力赖在北满不走，企图利用其沿线的常驻军队与经济实力从事反苏活动。1919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声明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与一切特权，放弃沙皇俄国从中国攫取的满洲等地区的势力范围。1920年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明确表示要与中国共管中东路的意向，提出“中俄两国政府，对于经营中东铁路办法中，关于苏俄对于该路之需要，允订专约”。但彼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外交上不承认苏俄政府而对其两次对华宣言均听而不闻，以至于“中东路”仍被沙皇俄国的残余势力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打造的国际帝国主义体系控制后继续沦为西方列强侵华的工具。自1921年起，苏俄政府先后三次派特使来华商谈两国复交等事宜，北洋军阀政府则从1923年起与苏俄展开建交谈判。1924年中苏两国签订《中俄协定》(中俄解决悬案大纲15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1条与声明书7项)，强调“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并声明，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尤其是“苏俄政府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归中国”，而“两国政府承认对于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规定：中东路设理事会，为议决机关，置理事10人，理事长为中方，副理事长为俄方。本铁路设局长1人，由俄方担任，副局长2人，俄华各1人担任，均由理事会委派，由各该政府核准，其职权由理事会规定;路局正副处长由理事会委派，如处长为华人，则副处长为苏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级人员按中苏两国各半任用。鉴于“中东路”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的势力范围内，苏俄政府又与奉军签订《奉俄协定》，在《中俄协定》之外还把“中东路”全部无偿还给中国的期限以旧俄政权规定的80年缩短为60年(至1956年9月7日期满)，在此期间内允许中国赎回，赎路价款由双方估定该路实价后以公道原则确定，对满洲与苏俄有关的界河、界湖的航运问题也有明确规定。《奉俄协定》签订后苏俄政府更换了“中东路”俄方负责人，沙俄旧党无从抵抗且排除了其他外国势力的干扰，此后“中东路”恢复了正常营运。苏俄的对华政策与日本侵略满洲的种种行径形成强烈的反差，尤其是“二十一条”有可能让日本长期霸占南满与内蒙，旅顺、大连与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租借期延为99年，中国政府还要承认日本在南满与内蒙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与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以及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日本通过“满铁”长期霸占长春至旅顺的南满铁路与安东至奉天、大石桥至营口、奉天至抚顺等铁路支线，进而以“附属地”的名义在铁路沿线霸占大片土地并行使行政、司法、征税与警察权，俨然成了国中之国。日本还以保护侨民与铁路为名在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常驻野战军与守备队，这就为日本吞并满洲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伏笔。当然，中苏两国在合营“中东路”期间绝非一片和谐，导致双方龃龉丛生而屡衍争端的当然主要是实力占优的苏俄。苏俄并未认真履行《奉俄协定》，早就该还给中国的非铁路本身之营业(如电报、电话、矿山、图书馆、天文台与学校)均未按期交付。“中东路”管理局一直被苏俄单方面控制，2700多名职员中中方人员只有400多人且多为翻译及低级职员。路局机关行文除了理事会公文与路局会议决议系中俄双语并行之外都是俄语，一切财政结算也以卢布为准。双方对历年铁路收入余款如何处理也有分歧，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应对此类争端显然不可能有乃父之城府。毋庸置疑，“中东路”是沙皇俄国侵华的历史产物，这条纵横贯穿中国东北三省的铁路是沙皇俄国掠夺北满的基地，在事实上造成了沙皇俄国控制北满的局面。1928年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发动一系列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宗旨的“革命外交”，将西方列强在华特权分为五类分五期收回，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与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拥护统一的张学良理所当然要向苏联方向讨还山河。1929年7月爆发的中东路事件迅速引起武装冲突，起因是张学良将中东铁路电报电话管理权收回后将苏联职员遣送回国。南京政府随之向苏联宣战，苏军则迅速攻占扎赉诺尔、满洲里与海拉尔，奉军死伤与被俘的官兵有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苏军公布的数据是被击毙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

　　1929年12月，张学良派代表与苏联签订《伯力协定》，以奉军接受苏军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为代价结束军事冲突。中东路事件爆发期间苏军趁机抢占中国领土黑瞎子岛，这是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在领土争端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但南京政府并不承认张学良在美方的调停下与苏联签署的《伯力协定》合法，认为以张学良为首的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家之间的外交谈判。但不能不提的是，中东路事件的导火索恰恰是蒋介石引爆的。

　　追根溯源，沙皇俄国的领土扩张政策是中东路事件的祸根所在。张学良也反对苏联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但与蒋介石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张学良要维护的是国家主权，凡侵占中国的利益或干涉中国的内政的外国势力一律反对，较之于蒋介石向盎格鲁-撒克逊人打造的帝国主义体系一边倒的民族大义成色更浓。中国共产党面对中东路事件曾打出一个错误的标语：“打倒中国，拥护苏联!”张学良见到后对黎天才说：“中国共产党不要中国了……请你根据国家民族的立场，以私人名义写几篇文章在《民报》上发表”，但“无论何党派在东北活动，我决不杀害一个青年，因为我们没有把国家搞好，才产生了青年对革命的要求。”他曾在接见日本记者时直言：“对于共产党，要把暴乱的与研究学问的人区分开来”。较之于对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的汪精卫，张学良丢掉“中东路”不是因为其维护国家民族利益而要完成前人未能完成的大业之立场，而是因为错误地估计对外形势、尤其是看不清蒋介石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打造的帝国主义体系的真面目。1924年日本币原内阁的对华外交政策披着“尊重中国主权”、“日中经济提携”、“中日共存共荣”、“以合理方法保护日本在华权益”的伪善外衣，张学良误以为日本会遵守国际联盟的约束。在奉军“少壮派”的撺掇下，张学良挑衅苏俄这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政权这个全新事物更是严重误判了形势。当然，沙皇俄国残留在北满的势力不兑现既定赔偿条款、贬值旧卢布的诺言引起难免民愤，但这笔账不该算到列宁头上。蒋介石北伐期间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直接导致蒋介石胜出于与冯玉祥，阎锡山与李宗仁等军阀的“中原大战”，红军则“星星之火”于中国南方。蒋介石为了巩固其宝座而残酷镇压革命力量，挑唆张学良在“中东路”问题上向苏联发难也就在所难免了。蒋介石在1927年7月17日事物日记里直言：“惟吾人深望能达(对苏)绝交目的，而后对国内共产党方面有彻底办法耳。”在张学良同时遭到日俄两国的挟持而陷入军事、外交困局之际，蒋介石乘机启动“以外交解决东北”的策略。1927年7月7日蒋介石带外交部长王正廷到北平邀请张学良会商防俄问题，提出安内御外、武力接管中东路与防止“赤化”的主张，并允一旦开战就出兵十万、拨百万元军费援助奉军。张学良的好友顾维钧则从国外写信提醒苏军的实力在远东地区应付任何局势都“绰有余裕”，张学良的顾问端纳也直言武装冲突对奉军不利。但张学良听不进去，不是因为义无反顾的勇敢，而是因为鲁莽的急于求成。1927年5月27日，东省特区警务处长米春霖根据情报闯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正在集会的“中东路”各站共产党39人与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内佐夫，发现有插手中国内政的文件后张学良火冒三丈，蒋介石则乘机煽风点火。1928年12月24日，张学良利用冬节假日苏方疏忽的间隙令张景惠强行接收中东路电话局，其预判是苏联会像张作霖当年在苏联大使馆缉拿李大钊一样无力作出强硬反应。但李大钊一案有英、日等国支持，而1928年西方列强纷纷与苏联建交，在经济上都与苏联有了共同利益。根据1929年7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华盛顿伍朝枢致南京外交部电》，“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原以为此举可以得到反共的列强各国的支持，却不料各国政府均对中方用武力解决中外权益纠纷的做法表示异议。”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彼时的苏联经济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有复甦而军事实力也增强了，面对电话局一案则因沙皇俄国残余势力违反《奉天协定》在先而没有立即作出反应，但张学良误以为苏“方示弱，又有蒋介石和中央政府支持，便决心硬干，并确信这是对俄国过去不义行径报仇的机会。”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北平会商后于7月11日令张景惠武力接收“中东路”，蒋介石则竭力扩大事态。7月17日，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苏联按协定开全权代表会并按协定变更现状，不许宣传赤化，另换正副局长，双方释放被捕人员。苏联不允撤换苏方局长，反而要求撤换中方局长吕荣寰。7月20日，蒋介石召集胡汉民、戴季陶、孙科开会商议，结果认为苏联不会出兵而只能恐吓，即使出兵也会被日本掣肘。先是在17日，南京方面已公布了搜查出的苏领馆文件，制造反苏舆论。7月19日，蒋介石通电“除一致讨俄外，别无出路”，宣布将籍此“誓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以完成国民革命之职责”。7月24日，蒋介石通电号召“全国军民，沉机应变，一心一德，以御外侮”。据《大公报》1929年8月18日载，蒋介石在中东路事件爆发前夕曾宣称“吾人对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苏俄侵略之真相”，而“如苏俄竟敢公然破坏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为世界和平计，为民族利益计，当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牺牲一切，贯彻政府拥护国权之主张也。”8月16日，张学良令王树常指挥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占领“中东路”东部，胡毓坤指挥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占领“中东路”西部，总兵力从6万人迅速增至l0万人。苏联政府要求南京政府制止这种地方军事行动，蒋介石则怂恿张学良开战。王正廷还致电张学良，断言苏联只是“虚声恫吓，必须武装自卫”，而“中央对俄，抱定一贯主张，自有确实把握”，和谈大门从此关闭。双方交火后日军向长春增兵并举行实弹演习威胁奉军后路，张学良不得不接受张作相的建议下令停止进攻。蒋介石却不许张学良过问中苏两国和谈议程，但张学良迅速派东省特区交涉署交涉员蔡运升去伯力签订《伯力协定书》，中苏边境战争就此结束。战后苏联认为，“中东路事件，是中国军阀张学良挑起的反苏反共的前奏”。1933年张学良下野后曾有意去苏联参观访问，但被婉言谢绝了。西安事变后苏联大肆攻击张学良，其中也包括这笔旧账。此战也暴露了奉军的弱点，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加速吞并满洲的野心。张学良维护国家主权的愿望与要求当然是无可指摘的，但采用武力接收“中东路”轻启兵衅的办法被证明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不能审时度势权衡利害，看不清彼时满洲的主要敌人是日本而不是苏联，将两国同等看待则犯了主次缓急不分的错误。张学良上蒋介石的当首先当然是因为不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打造的帝国主义体系在中国豢养的新军阀，其个人英雄主义倾向也难辞其咎。事后张学良大吐苦水：“南京只叫我们打，什么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听起来有点耳熟吧!但后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明，张学良并未从中东路事件中吸取教训，对蒋介石仍有幻想至死也未悔悟。

　　对照之下，泽连斯基似乎正在张学良走过的弯路上越走越远。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三天后，拜登直言给乌克兰卖武器没问题但派兵不行。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的进一步解释是：拜登不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乃至核大战。此前俄罗斯已警告美国在派兵之前别忘了先想好如何撤军，还记得2021年美军从阿富汗撤离时多么狼狈不堪吗?这话传到拜登耳中恐怕是直戳心窝了，下令美军撤离阿富汗后拜登在国内遭到普遍非议，在国外也让欧盟小伙伴失望透顶，2022年美国驴象两党中期选举的不了局面注定了拜登要让俄乌战争打得越久越好但美国决不能像出兵阿富汗那样进去容易出来难。退一步讲，就算拜登顶不住压力而出兵也只会做做样子，盎格鲁-撒克逊人打造的帝国主义体系在边缘地带文明纵火后坐收渔利的传统注定了拜登这个“消防员”只想多卖“消防器材”(其实是军火)而绝不会主动引火烧身。如此以来，泽连斯基还能以的巴斯争端挑衅普京多久?拜登卖给乌克兰武器无异于要把乌克兰推向代理人战争的“火山口”，而泽连斯基正在这种“火山口”边缘的心境能比张学良面对中东路事件好多少?早在2014年，乌克兰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围绕顿巴斯冲突签订的停战协议就允许该地区高度自治而一度平息战火，但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打造的帝国主义体系策划的颜色革命中被迫下台，泽连斯基喊着“结束东区战事”的口号挑起顿巴斯争端则适得其反。2019年，怀着“收复顿巴斯”的迷梦上台的泽连斯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打造的帝国主义体系的操控下就像指数函数的增长趋势一样不断接近这个目标，但时间终将证明永远也实现不了。自2014年普京收回曾被赫鲁晓夫让给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来，乌军不断在顿巴斯发动针对俄罗斯人的种族仇杀但屡战屡败，拜登则抓住泽连斯基的“战败者”心态一步步“渗透，挖空，并进一步控制”乌克兰的外交政策。截止目前，美国卖给乌克兰的武器与其他军事援助已超过25亿美元，乌克兰的军费也从八年前的22亿美元迅速提升到现在的92亿美元。但俄罗斯毕竟一直世界第二军事强国，无论军事装备还是战略战术都更胜乌克兰一筹。美国把乌克兰推进代理人战争的火坑后就撒手不管了，泽连斯基纵使坐拥大批美式装备也要忍不住回头张望，但盎格鲁-撒克逊人打造的帝国主义体系对其始乱终弃的基本立场很有可能从根本上调整吗?如果不是拜登像当年蒋介石操控张学良那样操控泽连斯基，乌军就是有十个胆也不会挑衅俄军。2021年初俄军集结乌克兰边境后盎格鲁-撒克逊人打造的帝国主义体系除了叫嚣几声就剩下隔岸观火了，吓得泽连斯基亲自录下小视频喊话要给西方列强再当几年挡箭牌，但因无人理睬而被迫转而提出要找普京好好谈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普京并未马上理会，加上西方列强又给了他不少甜头，所以不久又去美国模仿丘吉尔演讲而被推进火坑也不觉得痛了，张学良若能穿越过去又会对他说什么?

　　至于普京强调的要对乌军“去纳粹化”，马里乌波尔的亚速营理所当然要首当其冲被团灭了。俄乌战争期间亚速营对车臣武装的宗教侮辱导致车臣领导人宣布取其首级者能得到50万美金的奖赏，由此可见亚速营的嚣张程度多么拉仇恨。泽连斯基曾劝亚速营收手，不料这种良苦用心反而被怼了，“敢管我们就给你一颗子弹”!当然，纳粹的发源地曾属于边缘地带文明，其历史教训主要是同时对大洋文明与其他的边缘地带文明四面树敌。亚速营是一支在意识形态上立场极右的全志愿步兵部队，个个都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在种族仇恨的宣传力度上较之于当年的奉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前身是自称“82教派”的足球流氓团伙，但不同于普通的足球流氓，其组织纪律极为严格，破坏性也极强，直至2014年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后迅速转化为一个专门迫害顿巴斯的俄罗斯人的暴力组织。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82教团”所在的哈尔科夫发生抗议活动，此时的这个亚速营的前身迅速占领国家行政大楼并与当地武装势力组成一支武装力量，后来又加入乌克兰政府的“东部兵团”，靠勇猛善战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而被乌克兰政府批准成立准军事组织。亚速营实行合同制并由乌克兰寡头出资豢养，所以升级为正规军后越来越嚣张，在当地展开各种暴力性活动，包括对当地的俄罗斯居民用电击、水刑等酷刑强迫他们承认自己是俄罗斯间谍。亚速营的制服上随处可见纳粹万字符与纳粹党卫军服饰，“亚速营就是新纳粹分子”连泽连斯基这个曾被德国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后裔也不得不承认。亚速营甚至敢威胁乌克兰总统，到底是谁给了他们这么大的胆子?大案当然是曾与德国纳粹不共戴天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打造的帝国主义体系!《环球时报》很早就对此作过报道，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曾通过允许资金与武器支持流向亚速营的相关法案，此后在美国接受军事训练的乌克兰民兵逐年递增。亚速营被团灭少不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推波助澜，盎格鲁-撒克逊人打造的帝国主义体系的两面三刀由此可见一斑。

　　看待2022年3越18日习近平与拜登的视频通话无须参考美国对亚速营的态度，亚速营的命运也有可能是“台独”余孽将要面对的命运。“我们不仅要引领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而且要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作出努力”，习近平与拜登视频通话时这一表态充分展现了一位大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与责任担当。拜登身为俄乌战争的始作俑者不但无视自身责任，反而不断编造不利于中国的虚假信息，企图对中国施压胁迫而转嫁其国内矛盾。拜登在此次视频通话中重申了“四不一无意”(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的承诺，习近平表示“十分重视”并指出中美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是，美方一些人没有落实我们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没有把总统先生的积极表态落到实处。美方对中方的战略意图作出了误读误判。”其中，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拜登多次承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其言行一再背道而驰而严重破坏台海和平、加剧中美关系紧张。习近平直言美国不宜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因为“这是十分危险的”，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对中美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美方若不足够重视谨言慎行则将引火烧身。习近平强调，“作为大国领导人，我们要考虑妥善解决全球热点问题，更要考虑全球稳定和几十亿人民的生产生活。实施全方位、无差别制裁，受罪的还是老百姓”，而应对俄乌战争的“当务之急”是继续对话谈判，避免平民伤亡，防止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早日停火止战，“长久之道”则在于大国相互尊重、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阵营对抗，逐步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中国为化解乌克兰危机提供了整体方案，既有原则立场又有具体途径，既有治标之法又有治本之策。此类倡议体现了深厚的民生情怀，“形势越是复杂，越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任何情况下都要拿出政治勇气，为和平创造空间，为政治解决留有余地。”习近平强调，“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直接与俄罗斯对话才能防止事态升级，尤其是不能让双边战争升级为多边战争。“说了就要做到”，美国既要寻求中国的支持有要继续对中方攻击抹黑、威胁制裁是根本行不通的。中美两国元首的此次视频对话正值中美两国发表“上海联合公报”五十周年，彼时双方的老一辈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两国是能基于共同利益深入合作的。拜登认为美中关系如何发展将塑造21世纪的世界格局，美国将从那段历史中汲取智慧。“一个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习近平希望拜登言而有信，要拿出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尤其是要切实兑现拜登的政治承诺。2022年3月19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第四届战略与安全国际论坛发表演讲时强调，美国应尽快落实拜登对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目前中美关系还没走出特朗普制造的困境，反而遭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关于乌克兰局势，习近平强调中国历来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倡导维护国际法与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按联合国宪章办事，主张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安全观。“一个巴掌拍不响”，有关各方应继续对话，尤其是美俄对话才能化解乌克兰危机，直至化解俄乌双方的安全忧虑。习近平强调，确保国际安全的长久之道在于大国相互尊重、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阵营对抗、逐步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拜登表示愿与习近平充分沟通以防止乌克兰事态升级，但听其言之后更要观其行。

　　法新社记者在2022年3越18日的中外记者会上提问：“关于今晚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的通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拜登总统会清楚表明，中方若采取行动支持俄罗斯侵略要承担责任。中国若决定协助俄罗斯，美国会让中方付出代价。你对此有何回应?习主席今晚会对拜登说些什么?中方对通话成果有何期待?”赵立坚答：“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本着客观公正态度，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致力于劝和促谈，缓和人道主义局势。中方的立场光明磊落、公正客观、无可非议。事实上，这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立场是一致的。美方一些人不断散布虚假信息，对中方抹黑施压，这种做法极其不负责任，对解决问题毫无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也绝不接受。美方应该做的是认真反思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切实承担应尽的责任，为缓和局势、解决问题拿出实际行动，而不是继续火上浇油，转嫁矛盾……”对比一下，拜登对顿巴斯的言行像不像当年蒋介石针对“中东路”的言行?

　　俄乌战争期间中国又一次站在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十字路口上，中国在大洋文明与边缘地带文明的博弈中国何去何从将足以决定未来的国际格局。大国博弈俄乌战争“无义战”，中国要将国家利益摆到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