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不是骐骥

　　不怕怀才不遇，就怕本领不够。倘若真是骐骥，即便没有遇上伯乐，也能在别的领域、其它赛道跑出自己的精彩。

　　为了让淳于髡向齐王推荐自己，战国时的纵横家苏代讲了这么一则故事——

　　有个人在集市上卖马，连续三日无人问津。于是，他找到伯乐，说：“希望您去一趟集市，看看我的马，并在离开之时回望几眼。我愿意付您一天费用。”伯乐照着做了，马很快就卖了出去，而且价格涨了10倍。

　　苏代的用意明显，他希望淳于髡做伯乐，“顾盼增其倍价”。苏代成功了。

　　对苏代所讲的故事，明代李贽进行了引申和议论：苍蝇之飞不过十步，附在骏马尾巴上，可腾千里之路;可即便一去千里，苍蝇仍然是苍蝇。李贽说：“是故宁可不遇伯乐，不可以不是骐骥。是骐骥，不论价矣。”

　　“宁可不遇伯乐，不可以不是骐骥。”这种思想，比当今很多人所想的要深刻得多、务实得多。现在，有些人总是“恨伯乐太少”，这是一种责人的心态。把“被伯乐发现”看得太重，一旦没有遇上伯乐、遇上机会，不是置气怄气，就是破罐子破摔。“不可以不是骐骥”是一种责己的心态，一切勿论，先把自己修炼成千里马、栋梁材。这种积极心态，人人应该有，为政者则必须有。

　　蝇随骥尾之事，史书记载颇多。不仁而无才者窃居高位，丑态是藏不住的。唐朝时，卢怀慎与姚崇同为相。一次，姚崇因儿子去世，告假10天，政事落在了卢怀慎身上。孰料，卢怀慎才学不足，“政事委积不能决”，时人称之为“伴食宰相”。宋代王珪也一样，他当宰相毫无建树，“唯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因而落了个“三旨宰相”的称呼。

　　无德无能的官员，或曾借得一阵春风“扶摇直上”，却是国之庸蠹。顺治帝在《旷官论》中，把这些官员划分为四种类型：“怠弛便己型”，即食国厚禄、贪图安逸、无意建功者;“庸鄙诿众型”，即碌碌无为、推诿责任、因循守旧者;“邪曲背公型”，即不务正业、敷衍塞责、借权谋私者;“恣傲肆志型”，即自高自夸、倨傲骄狂、我行我素者。

　　鸠集凤池易害事。明代思想家吕坤认为，庸官“受一命之寄， 便是旷一命之官; 在一日之职， 便是废一日之业”，他们除了贪位窃禄，国一无所赖、民一无所裨。顺治帝也说，旷官“以之治事，则多败事;以之图功，则鲜成功”。这就是历代兴业之主都极力摒弃德不配位、才不服众之人的原因。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复杂险难环境下，盗声窃位、伪学欺世的碌碌庸人是经不住考验的，唯有真才实学、为国为民的栋梁之材方能稳住阵脚。“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瓦剌俘获。当时，京师只剩疲卒不到10万，人心惶惶，建议南迁的声音不绝于耳。主持兵部的于谦排众议、拒南迁、诛阉党，身先士卒，力捍京师，使江山社稷转危为安。于谦负颖异之才、蓄经纶之识，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明朝没有成为“南宋第二”，他是有极大贡献的。

　　制度会说“不”，庸官旷官就难以混迹。宋代王安石曾提出“建考绩之法”，以便智能才力之士可以发挥其才智，而不用担心事不终、功不就;偷惰苟且之人顾虑羞辱在后不敢不奋勉，无能之人只能辞避而去。为提高官员队伍能力，北魏孝武帝更是亲自考核百官，淘汰大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的庸官，此举保障了其汉化政策的顺利实施。

　　不怕怀才不遇，就怕本领不够。倘若真是骐骥，即便没有遇上伯乐，也能在别的领域、其它赛道跑出自己的精彩。这就叫“东边不亮西边亮”。如果只是骥尾附蝇，扑腾得再欢，也是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