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与心脏，只能有一个跳动

　　2月22日晚间，网络流传截图显示，国内互联网巨头企业字节跳动一名28岁员工在健身房心梗猝死。

　　这份截图来自该员工妻子在业主群的求助发言，据她本人透露，丈夫是字节跳动视频架构部门的图像算法工程师，入职字节跳动已近四年了，压力很大，平时加班超多。

　　23日上午，字节跳动内网公布了该事件的处理进展，并在内网发布公告称：经过41小时的抢救后，该员工于13时43分不幸离世。

　　而就在23日当天下午，字节跳动又传出有一名员工因加班疲劳出现生命危险，当场从公司拉到医院急救……

　　事件发酵之后，我看到有网友和同志不忍惨剧得说“字节与心脏不该只有一个跳动”，这句话其实也是业内一直以来对字节跳动“加班文化”的著名吐槽。

　　但是在我看来，字节的企业生命与工人阶级的心脏，只能有一个跳动。

 

1

　　字节的人命案，已经是本月国内引发关注的第三起年轻员工过劳猝死的新闻了。

　　在过年期间，B站一名员工因大面积脑部出血去世的新闻就刷爆了网络，紧接着2月16日，上海尤安巨作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一名26岁的设计师也因加班过度在出租屋内猝死。

　　频发的猝死新闻是这个过劳时代的一个重要切面，它犹如一面镜子照射着千万打工人在资本面前羸弱的话语权。

　　放大而言，是对自我生命控制力的丧失。

　　在“只有拼命向前跑，才能够留在原地”的现实——至少是资本所教育与告知的现实面前，不论健康的重要性如何被强调，仍然会源源不断的有人被牺牲。

　　在字节跳动，加班就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情，以致于早已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字节跳动的晚饭时间是7点，但很多部门规定的下班时间是6点——也就是说，如果想在公司吃晚饭，必须再工作一个小时。

　　同时，字节给予员工的租房补贴也被认为是为加班设计的：只要是通勤时间在半小时内的员工，字节每个月才会给予1500元的补贴。

　　尽管创始人张一鸣曾有解释“租房补贴跟加班没有关系，节省的时间用于健身读书看电影也很好” 但此举在客观上给员工提供了加班的理由。

　　中航广场附近的老破小，基本都租给了字节的员工，而这些人普遍是没有拖家带口的职场新人。

　　虽然字节不对工作时长进行强制要求，不过双月OKR的制度设计和任务量不可能让员工准点下班还能将工作做完。

　　可以看到，在这个始终需要牺牲生命的极速奔驰的赛道上，以这次字节跳动案的“健身房”为例便可以管中窥豹：为什么现在大厂的“福利”貌似越来越好？又是食堂、又是下午茶、又是咖啡厅、又是健身房、甚至还有“豪华过夜室”、“胶囊床”……

　　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举措的成本难道不是出自打工人们的贡献？这些举措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打工人们更方便地加班？

　　一线城市的健身房为了迎合互联网行业的上班族“特殊的作息时间”，近几年开始推出“24小时健身房”，颇受欢迎。

　　根据乐刻去年7月发布的健身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京地区，晚上22点至次日早8点的健身人群占比达12.8%，但在全国，这一时段健身的会员占比不到10%。

　　在字节跳动案之前，2020年12月，商汤科技的一位47岁员工也是在健身一个半小时后于健身房内猝死。

　　公司热衷做表面功夫，但却不告诉员工，身体疲惫状态是非常不适合健身的，不但无法达到效果，很多时候还会对身体有损伤。

　　本次不幸去世的吴同学，是字节跳动视频架构部门的图像算法工程师，一份网传的吴同学在字节git代码管理系统的提交记录显示：他从今年1月29日开始，多次凌晨三四点还在提交代码，2月9日当天更是从凌晨三点连续提交至中午12点。

　　更令人抓狂的是这个系统使用的是协调世界时（UTC），显示时间再加8小时才是北京时间，所以其实工作时间是正常时间，不是凌晨加班。

　　包括字节跳动成立不到一年就启用的美国硅谷十分流行的OKR系统（代替常规的KPI系统），也让员工头疼不已。

 

　　字节员工制定OKR有两种方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前者指在高层提出某个目标（即O：objective）之后，各团队依次设定自己的目标任务；后者则是在团队的一般成员提出目标之后，部门负责人统一对下属的O进行认定和总结，最终形成自身的O。

　　与此同时的，是字节每半年会依此对员工进行一次绩效评估，要求上级、同组成员、跨部门同事，平均10-20人参与，结果包含8个等级：F（不合格）、I（待改进）、M-（符合预期-）、M（符合预期）、M+（符合预期+）、E（超出预期）、E+（超出预期+）、O（卓越）………

　　这种炼狱模式及其酿成的悲剧，这两天瞬间引发了互联网大厂员工的广泛共情。

　　根据善诊最新发布的《2021年度企业员工健康白皮书》显示，针对员工健康，全行业有74.9%的企业为员工提供了多个体检套餐或可选的检查的项目，但这些项目仍然不能满足员工的健康需求，而在体检一项上，全行业的实际完成体检比率仅有66.7%。

 

　　在检测结果上，全行业人均体检指标异常数为8.4个。金融及保险行业员工人均异常指标数最高，达10.0个；高新科技行业人均异常指标数最低，为7.4个。

 

2

　　布雷弗曼曾认为：“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反而成为了限制无产阶级的新枷锁。先进的技术让无产阶级工作更加‘去技能化’，让他们丧失了与资方议价的能力；无论在工厂流水线上，还是在白领办公室中，劳动者的工作整体性在退化，工厂和企业需要的只是不用思考与反思、不停重复执行去技能化任务的‘身体’而已。”

 

　　可以看到，虽然管理学和技术进步都是“中性”的事物或概念，但是在资本主义剥削体制下，它们被实施时便成为了助长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私有制的极端控制下，无产者们根本无法享受到被资本打造的所谓“技术进步”、“组织优化”而带来的福利，他们反而往往是受害者，沦为无止尽的工具化的加班大军上的机械者。

　　自去年7月开始，字节出台了一系列如“取消大小周”等所谓“员工减负”政策，但字节员工的焦虑和事实被剥削并未缓解，反而在公司2021年确定以“去肥增瘦”为目标后甚嚣尘上。

　　“大小周”里的“大周”是指，一周上班5天，“小周”是一周工作6天，从而打破传统周末双休规则。

　　最早施行这一制度的大公司是华为，但真正让其走红并成为互联网热词、甚至是开始在更多公司推行的还属字节跳动，这家企业自创业初期就开始施行大小周制度。

　　不过尽管字节后又形式上取消了大小周，但员工们的任何工作都可以在线上随时随地被飞书和微信召唤对接，工作节奏基本都还是007，员工完全没有绝对的假期和周末，只要有手机有电脑有网络就无时无刻不在办公，且反馈时间不允许超过两小时。

　　项目一旦启动，晚上几点开会都有可能，甚至有几次凌晨还在电话会上。“为了逐级汇报，一个方案可能要过好几层，对应改好几版，他们经常改完发现老板要的还是最初那版，这很常见。”这是字节员工普遍的心声。

　　字节的某基层leader也有发帖吐槽：取消大小周后，直系汇报的总监竟然在周末凌晨5点半越过自己、在飞书上@自己的员工询问工作事宜，而自己仅仅是为手下的年轻人说几句公道话，5分钟后便接到上级电话，随即在大清早被“教育”了20分钟……

　　在脉脉上有这样一段字节离职员工的吐槽得到了高赞：“在字节（跳动），舒适的生活是奢侈的，飞书不停在追赶，我像正在疾速奔驰的轿车上的一只轮子，只要其他轮子在转，我就不能停下来。”

 

　　日本有一本书叫《过劳时代》，认为“过劳”不仅仅是劳动力分配的问题，它可能是职场文化、社会文化的问题。

　　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一书中曾试图阐述原因：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与日本等国家间竞争加剧，企业之间并购、重组频繁。由于从这一时期开始，人们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公司的老板们开始叫嚣：“员工人数太多，福利待遇过于优厚，都被惯坏了。”

　　去年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十个超时加班典型案例，提示用人单位违法行为风险，促进依法规范用工，明确劳动者维权预期，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

　　这样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吗？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曾参与《劳动法》论证与起草工作的董保华教授，曾对该法如今的实施现状持鲜明的反思态度：“现在的《劳动法》处于一个不被很好执行的状态，总结来看就是高标准、窄覆盖、宽执法。”

　　如此造就的结果，就是我走进今天的互联网大厂一看，这里的员工没有人格，板板正正的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拼命奋斗”几个字。我左右走不通，仔细看了半天，才从人群里看出字来，满屋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3

　　2014年，《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把对加班工作的浪漫化，称作是一种皈依狂热。

　　纽约大学的管理学教授Anat Lechner认为：“在现在的社会里，我们崇尚的是这样一种无效的生活方式：睡觉、起床、努力地工作一整天，然后睡觉，就这样重复一遍又一遍……”

 

　　威茨曼教授也曾证明：目标任务对上一期的产销量依赖性越大，或者博弈重复的期数越多，那么棘轮效应就越明显。

　　但是在中国国内的互联网上，如著名“正能量网站”观察者网的评论员马前卒，就是典型的反对者。

　　去年时，马前卒曾鼓吹过一个观点：“拒绝加班，无产阶级就和先进生产力分离了”、“无产阶级如果不对自己狠一点，是没有未来的”……

 

　　这种观点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偷换乃至隐藏了“剥削剩余价值”的概念。

　　如马克思说的：“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残羹剩饭就越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越多。”

　　说白了，无产阶级所谓的“对自己狠一点”，这种“狠一点”所额外创造的利润，归了谁？

　　是归了身心俱疲（某些肝病肾病现在在996白领阶层中越来越低龄化）的自己吗？还是归了端坐塔尖、每天只靠着剪息票就能每秒钟净入百万的资本持有人？

　　每一个加班猝死的大厂员工，每一张大厂员工因加班熬夜而亮红灯的体检表，都是一块块寡头们登上财富顶峰的垫脚石。

　　还是如马克思所言：“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的表现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牺牲与折磨。”

　　恩格斯曾描述过19世纪英国的工厂：“工人是禁止携带自己的钟表的，对于时间的定义也成为了资本家的特权。工人的工作时间要以工厂的时钟为准，而资本家和他的监工们往往会常常在时钟上做手脚：上班时先把时钟拨早一些，下班时又把时钟拨晚一些，通过增加工作时长剥削过多的剩余价值。”

　　这与今天利用所谓的加班制度对工作时长的干涉、调休制度对假期设置的操纵，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事实也确实如此，到了20世纪的美国，便变成了“泰勒制”；到了21世纪的全世界（包括中国），便变成了“科学管理”、“优化资源”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之美名。

　　前年时，包括拼多多、快手、阿里等大厂的「厕所」纷纷成为过圈内热议话题：

　　① 快手的行政部门在公司厕所顶部额外加装了一个计时器，黑色的屏幕可以精确到秒，以显示里面的人究竟蹲了多久；

　　② 阿里的厕所内宣屏幕上滚动宣传马粑粑的福报理论：“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

　　③ 字节跳动直接让厕所断网，减少员工如厕时间……

 

　　根据《人物》对几个互联网大厂的采访内容，从“抑郁”变成了“抑郁”加“焦躁”，已经是大厂员工心理健康轨迹的常态。

　　那些财阀大佬，在今天已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特征：早已不需要参与劳动，仅仅依靠资本增殖（吃利息、投资分红）就能保持财富的增长。

　　也就是卢梭说的：“一个巨人与一个矮子在同一条道路上行走，他们每走一步都会使巨人拉大他与矮子之间的距离。”

　　你被人勒令“拼命奋斗”，可是你在为谁奋斗？

　　去年6月17日，字节跳动首次披露了自己的财务数据：2020年实际收入2366亿元，同比增长111%，毛利润增长93%至1330亿元——与之对应的是，去年百度的营收为1071亿元，净利润220亿元。

　　按照去年互联网巨头的营收来看，字节跳动的收入约等于二分之一个腾讯，四倍于快手，两倍于百度和美团。

　　作为一家2012年创立的公司，字节营收的成长速度只能用惊人来形容。

　　但是这些，与底层的员工无关。

4

　　在现今的中国，无产阶级真的太好说话了。

　　拿外卖行业为例，如果没有#骑手质疑饿了么变相降加班奖励#、#饿了么被曝为留骑手过春节而画大饼#、#外卖员吐槽1000元订单配送费仅5元#、#饿了么猝死员工被爆每天被扣3元#………诸如此类种种的极端压缩成本、拔高强榨剩余价值的行为，骑手们会去罢工吗？会去停止劳动、停止生产吗？

　　你问如饿了么这样的资本平台为什么不多招点人、不停止众包模式而完善劳资关系（匹配所有的险金社保）——人家资本家面对这种问题，估计能翻你一天一夜的白眼。

　　同样的问题去问近来连续死人的B站、字节跳动，他们也只会对你翻白眼。

　　货拉拉跳车事件时我关注的焦点也是：某些人在质问货拉拉平台为何不安装摄像头、不提高安全维护成本，可是在平台看来，其观点或许是：“还不如等到死了人，我届时再赔个钱划算呢！”

　　此前的滴滴顺风车莫不如此。

　　像汽车巨头福特公司，曾经有过内部计算，没有投入安全设备的话，公司因为赔偿事故遇难的损失为$49.5 million，而投入安全设备、修复安全隐患的总成本则为$137 million——资本果断选择了前者。

　　同理，饿了么同样不会“傻了吧唧”地多招骑手、多发奖金，它必须把骑手数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既能让骑手不得不疯狂闯红灯，又能让闯红灯带来的死人风险被降到一个资本可接受的范围。

 

资本平台的妙计：将战火燃烧到消费者与骑手之间

　　字节跳动这样的以“加班”为企业文化的公司更是这般。

　　以下是一家媒体对字节跳动某员工的采访报道：

　　张璇（化名）在字节跳动的三年多时间，工作时间基本是早10点到晚9点，将近40%的时间加班到凌晨。作为产品经理，白天基本被各种会议占满，晚上才有时间写文档，“在字节内部不加班不行啊，你这个环节弄不完后面的人会催你。”

　　“晚上9点下班，那叫加班吗？”张璇在字节工作的时候，被训练成了要随时随地工作，“我好多工作要跟对外合作，合作方有些事比较紧急，找你的时候要立刻回复。哪怕是在休假，也要开会。”

　　在字节，加班成了从上至下的公司文化。

　　一位北京媒体人对《财经天下》周刊回忆，她在下班时曾被一辆车追尾，对方下车后一个劲儿地向她道歉，说自己前一天晚上熬夜加班，白天也在连轴转，对方歉意中带着疲惫，脖子上还挂着字节跳动的工牌。这是她第一次在现实中直观感受到字节加班文化的疯狂。

　　司韩（化名）曾经在字节做审核工作，他的工作是在机器初审之后，对依然存在疑问的内容进行人工审核，相当于给算法纠错。“每篇稿子的内容都不一样，需要从头看到尾，非常耗费精力。”他说，自己每天的审核量在1000篇文章左右，如果平均一篇文章1000字，就意味着每天需要看上百万字。

　　内容审核和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分早晚班，早班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晚班从下午3点到晚上11点。司韩每天就坐在电脑前，咔咔咔点，中途午休1个小时，“我从来没有见过早班的人按时走，至少晚走3小时，你必须得干完才能走。”

　　而每条业务线又真的都需要加班吗？

　　据索索（化名）介绍，自加班风气突然传开，公司内部似乎得了一种“流行病”：你不加班就显得有些out，一些实习生在下班后无事可做，但赖在公司不走，因为正式员工没有离开，自己离开可能会影响转正。

　　一些同事干脆正常工作的时候偷偷摸鱼，本来八个小时可以做完的要拖到十个小时，一些leader会觉得组内同事如果按时下班，是工作不饱和的体现，意味着产出不够，自己脸上无光。

　　……………………

 

　　当员工以“抢到会议室”作为一天工作的最高成就时，很难不让人去思考企业的组织架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加班实质反而变成了互联网企业做大之后的“副作用”。

　　此前互联网企业确实在颠覆传统企业模式，并培养出了更高效的组织，但是如今部分大厂组织架构复杂、人员冗余、效率低下。

　　大厂快速扩张时会把任务分解到每个部门变成具体的KPI、OKR，不仅工作量，压力也会从高往低层层累加，结果公司给员工说“我给你钱，你每天精神饱满工作10小时”，先不说合不合理，这根本就不现实。

　　所以，形式主义加班成为每个大厂员工必须精进的一门课程（摸鱼），并以此和公司斗智斗勇，相爱相杀，达成某种“阶级抗衡”的平衡之感。

　　无休无止的内卷，导致了工人阶级工作时创造的价值和休息时消费的回馈全部归了资本方即企业，而一切的代价则丢给自己承担。

　　如19世纪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说的话：“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

　　列宁在《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中有指出：“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罢了。”

 

　　在一个实质性没有工会也没有任何区域性工人组织的情况下，目前的劳资局面很让人无语，早已失去集体庇护的工人阶级几乎是没有议价权和话语权的。

　　甚至，他们压根连多余的、去进行“团结”的时间都没有，连发一条“我今天好累啊”的动态都没有时间。

　　他们只是机器。

　　马克思有语：“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的表现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牺牲与折磨。”

　　可是异化了的劳动，底层阶级根本是逃脱不掉的，除非你坐等饿死。

　　因而那些想通过反向鼓吹“你讨厌996你可以辞职啊”来踩踏无产阶级的抗争的声音，是很幼稚的，初中的教科书就已给出过现状描述：“工人看似有签订契约的自由，但是他们不受雇于这个资本家，就得受雇于那个资本家，饥饿的威胁使他们无法摆脱被资本家雇佣、受资本家剥削和压榨的命运。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所谓雇佣双方的契约自由，对于工人来说，是徒有虚名的。”

5

　　资本积累和工人阶级贫困化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发展到今天贫富差距的鸿沟下，贫困化的结果就是寿命的消减。

　　马克思曾在分析了产生相对人口过剩的原因之后，表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一般规律，就是劳动群众的贫困不可避免也不断增长的规律。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财富愈多，产业劳动后备军也愈大。但是和工人阶级的在业部分比起来，产业劳动后备军愈是大，失业和生活极其贫苦的工人也就愈多。最后，工人阶级的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愈是大，官方正式认为待救恤的贫民也就愈多。”

　　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如恩格斯说的：“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不断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从每一个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劳动日的长短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的力量决定的，无产阶级曾经为了缩短劳动时间维持生存的权利，同资产阶级展开顽强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从英国开始的，随后遍及资本主义世界。

　　1866年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国际代表大会召开，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提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战斗口号。

　　在旧中国，我国无产阶级为争取缩短劳动日，也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争取8小时的工作目的决议。

　　1924年，中国共产党又把8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和年节、星期日的休假日以及限制童工年龄与工作时间，列为工人当时最低限度的要求。

　　在无产阶级坚持斗争下，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颁布限制劳动日的国家法律、将劳动日限制在一定的长度内。

　　无产阶级为争取缩短劳动日而进行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斗争毕竟是一种经济斗争，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的地位。

　　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的解放，必须把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给同志们展示一本旧书《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跋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952年6月。

　　“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 1953年9月。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 1970年9月。

　　字节与心脏，只能有一个跳动。

　　而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