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9月，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准备，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较早参加这个小组的，有邓中夏等人。随后，天津的张太雷，何孟雄、高君宇、朱务善也参加了进来。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也曾是小组较早的参加者。以上这些人，除张太雷外，都是北大学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小组成立前，就在李大钊领导下学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活动。张太雷则是天津北洋大学的学生，1919年毕业。乌廷斯基来北京时，他担任翻译，和李大钊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以后就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此外，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6人最初也曾参加这个小组，但不久即陆续退出。

　　李大钊是小组的建立者和领导者，小组的成员都团结在他的周围。小组活动的地点，由于当时还没有建立革命的机关，也主要是在他家里和在他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里。几个当时的小组成员回忆过：他们那时经常去这两个地方开会。

　　最初，小组也还没有什么纲领和章程。要做什么，大家开会讨论商量，讨论好了就去办。但是，有了这样一个当地的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各种活动的进行都是更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了。特别是在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方面，有了迅速的进展。

　　这个进展开始表现在：一方面，革命知识分子更加深入地去从事实际的工人运动，反对了空谈;另一方面，活动的内容，从过去主要进行一般民主主义常识的宣传，改变到着重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具有了更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

　　创办《劳动音》周刊

　　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由邓中夏负具体编辑责任。这个刊物出版的目的很明确：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的团结，指导工人运动的进行。邓中夏在创刊号中对刊物的宗旨作了说明：“我们既要排斥那班不劳而食的人……那么，我们不可不有充足的知识和善良的方法，作我们排斥他们的利器、阶级战争的工具。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

　　《劳动音》出版后，很快就在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中广泛流传开来，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12月间，即出版后一个月，每期已销售到两千多份。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劳动音》从一创刊就非常注意把马列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它的第一期就首先批判了过去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缺点：“只向智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结果还只是空谈!”并明确指出：“今后劳动运动的途径，一方面固然要改弦易辙，”加强社会主义的宣传。“他方面更要积极从事于实际的运动——教育与组织——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如此作去，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见着我们希望中的效果，若空谈，只是偷懒，只是自杀。”

　　开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李大钊领导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正是这样去身体力行的。在创办《劳动音》的同时，他们加强了在长辛店工人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这时，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小组成员邓中夏、朱务善等在这个团体中进行了许多工作，逐渐把它变成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外围组织，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扩大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服务。讲演团的工作重点也逐渐转移到长辛店来，派了不少团员，隔一星期一次去演讲。在李大钊的积极倡导下，邓中夏、朱务善等几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去得更多。每逢星期天，别的大学生逛市场、看戏，他们几个人却一清早就坐上火车到长辛店，找工人谈心、交朋友，把这作了他们的假日旅行。

　　1920年冬天，李大钊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为了进一步深入地在工人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作为工作的据点。经过与史文彬等几个工人现场磋商后，就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由“北大学生会”和“平民教育讲演团”捐了一些钱作开办费，租了三间房子，置备了一批桌凳。12月19日，在长辛店正式召开了“筹办会议”。共产主义小组派了邓中夏、张太雷等四人去出席会议。这时，距“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一次去长辛店演讲不过半年多，但情形已完全不同了。邓中夏曾描述这次会面的情形说：“长辛店工人见我们到了，十分欢迎，对于我们很亲热，我们出觉得他们很友爱，好比亲兄弟一般。”“筹办会议”讨论了学校的“简章”，并确定了开学日期。12天以后，即1921年元旦，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就正式开学了。

　　劳动补习学校的创办，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动员了团结在小组周围的广大革命学生来参加这项工作，还派去了“常驻教员”。年轻的教员们抛开大学的学业，跑到这儿来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住，连点灯的油瓶都是从工人家里借来的，一月拿七块钱生活费，只吃三块钱的伙食，省下的几块钱买茶叶、糖果，招待来学校谈心的工人们。他们这种精神，真把工人给打动了。大家再也不把教员当成一般穿长袍的先生看待;先生也不讲客气，不分彼此。革命的阶级友爱，把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了。

　　劳动补习学校从做工、劳动、为什么下雨打雷讲起，讲到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团结?为什么要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作斗争?后来又讲阶级斗争，讲工人阶级的政党，讲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苏俄，讲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讲课的内容逐步深入和系统化。真是“蜡不点不明，灯不拨不亮”，这些简单的革命道理，象温暖的阳光，渐渐把工人心中的阴霾驱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工人当中生根发芽了。从劳动补习学校里，传出了工人们的歌声：

　　如今世界太不平，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作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

　　……

　　就这样，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又通过这些骨干，逐步将长辛店的全体工人团结了起来，正象《共产党》月刊第六期所说的：“长辛店的工人，自‘五四’以来，就有点觉悟了。对于公共的事，很是留心的。今年一月间，他们办了一个劳动补习学校，除招收学生外，还预备好几种报纸杂志，给同人阅看，并且常常请人讲演吸收新思想，所以工人求智识的机会越多，名人的脑袋，也比前清楚，开会的方法，结团结的能力也渐渐地训练好了”。这就奠定了成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的基础。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实践，创造了当时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这个学校成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组织工人的主要纽带。李大钊非常重视这个学校的工作，除经常指导外，并曾亲自到长辛店去视察，给大家以具体的帮助。

　　成立长辛店工会

　　1921年5月，长辛店一千多工人隆重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从市内别的工厂和从天津、保定等地远道而来的工人。大会当场通过了成立工会、邀请同志参加工会的决议。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一时口号声、歌声以及两旁街道上、墙头上、房顶上挤得风雨不透的观众的欢腾叫嚷声响成了一片，“几乎把火车汽笛的声音都压住了”。

　　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工人建立起来的长辛店工会，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是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由北而南发展的起点。虽然由于缺乏经验，它在成立之初“并未切实组织”，但它一成立就领导工人向工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取得了群众极大的信任，加入者日益增多。《共产党》月刊第六期曾报导了“长辛店工会成立”的消息，并热烈地称赞它“办会很有条理”，“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建立北京、天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同一时期，李大钊又和一些青年一起建立了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亲自入团，直接领导了它的活动。1920年8月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北京方面就开始进行筹备工作，10月间曾将草拟的团章寄往湖南。11月，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宣告成立。以后，曾组织、帮助过一部分青年赴苏参观学习。1921年2月20日，曾开会为赴苏同志筹集旅费。同年3月16日，召集特别会议，决定派何孟雄为代表出席少年共产国际大会，当时已有团员47人。3月30日，在北大二院召开了第四次会议，这时，距上次会议不过半月，团员已增至55人。李大钊出席了这次大会，鉴于团的工作发展很快，他提议建立团的“事务所”，即团的机关，并在所内设油印机等，开展宣传工作。大会通过了这个提议，又议决要多吸收工人和中学生入团，并实行执行委员会制。李大钊被选为执行委员。当时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由于初建时对它的性质、作用还没搞清楚，和各地建立的多数团组织一样，“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确定哪一派社会主义。”入团也不是经过介绍而是出通告招收的，所以成分就比较复杂，有马克思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还有当时主张人道主义的郑振铎等人。1921年5月，因组织不纯，曾暂时宣告解散。但是，它在党成立前，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李大钊还帮助张太雷、于方舟等人，在天津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并通过这个组织在天津、唐山等地的工人中开展了革命工作。先是张太雷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前后，发起成立了天津第一个团小组，并出版了一种小型日刊，叫作《劳报》，主要刊载天津和全国各地有关工人运动的消息，曾报导过长辛店工人的情况、唐山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等。发行对象主要是天津、唐山等地的工人。创刊不久，被敌人查封，又改名为《来报》(英文Laber的音译)继续出版，直到后来再次被敌人查封，发行人被捕，才停刊。天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曾派人到唐山，和京奉铁路机厂的工人邓培等建立联系，李大钊也派张国焘和这个小组的成员一起到唐山去过几次，找邓培了解唐山工人的情况，研究如何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建立组织。1921年1月，张太雷去莫斯科，这个小组没有能继续下去。以后，于方舟又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将原来的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天津团组织逐步巩固和发展起来。于方舟等经常到北京向李大钊请求汇报工作。1924年，并以团的组织为基础，建立了天津党组织。

　　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在做了以上大量工作的同时，李大钊又领导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日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即将诞生，这一切，激起了统治阶级的仇视和恐惧，他们发起了新的攻击。

　　1920年冬至1921年，继“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之后，爆发了我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上有名的“社会主义论战”。挑起这场论战的，是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他们一面承认“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一面却说什么中国产业落后，“无劳动阶级”，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劳农革命”，因此，中国的出路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让财阀们在帝国主义“扶持”下“先来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不需要社会主义的宣传，不需要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也不应当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否则，便是“伪劳农主义”、“伪劳农革命”。这些谬论，在北京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也有市场。“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讨论，曾在北大等校继续了很长一个时期。

　　李大钊尖锐地反击和批驳了这种论调。他指出，想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但“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中国虽不象欧美、日本，有发达的产业经济，但中国“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所以，中国非“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的路不可。他虽然还未能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以及两个阶段的联系和区别，但他坚决肯定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捍卫了我国当时正在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运动。

　　批驳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

　　李大钊还领导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向组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展了斗争。这场斗争在小组成立后不久讨论党的纲领时达到了高潮。当时，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拟定了一个临时的纲领，其中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条文，遭到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的极力反对。李大钊和组内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原则，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无政府主义者陆续退出小组。所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发展组员，都首先提出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条件。朱务善曾经回忆：邓中夏发展他时，开头就问：“你赞不赞成马克思主义?赞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待他表示完全赞成，才向他提出加入组织的问题。

　　还有的小组成员，如何孟雄，最初也曾赞成无政府主义。李大钊领导小组一些成员对他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同他多次讨论，辨明是非;并通过他爱人缪伯英——小组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对他做了细致的工作，终于使何孟雄转变过来，并带动了在他影响下的一些同志，也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何孟雄转变后，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党成立后，他成为京绥铁路工会的创建者。

　　李大钊这时还发表了公开的文章，针对无政府主义的要求个人绝对自由、不受社会制约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所谓个人，本来是社会中的一分子，“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领导下对于无政府主义斗争的胜利，进一步纯洁和巩固了组织，提高了小组成员的马列主义觉悟，加强了小组的战斗力。使它更加接近于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要求。

　　捍卫《新青年》杂志的社会主义倾向

　　李大钊围绕《新青年》问题同胡适进行了斗争。五四以后，《新青年》在群众中影响更加扩大。1919年夏，曾将前五卷全部再版。同年10月5日，开编委会议，决定迁往上海编辑。从1920年八卷一号起，它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1年初，胡适在《新青年》的北京成员中积极活动，对刊物的社会主义倾向极为不满。他要求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改变内容，发表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并攻击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的汉译本”。李大钊坚决反对，他提出主张让《新青年》照原样办下去，不改变它的性质和内容，宁肯分裂，决不停办。结果，胡适的目的没有达到。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李大钊领导下，促进了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反对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这就为建党作了积极的准备。

　　摘编自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大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