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革命道路选择

　　关于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毛泽东有一段最著名的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走十月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浴火重生，苦难而辉煌。青年毛泽东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认同和选择，也有一个思索和比较的过程。

　　第一次发表思想有些糊涂的政见

　　毛泽东出生在湘中一个闭塞的山冲，在接受启蒙教育时，不大受四书五经的束缚，用他的话说：“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那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故事，使他徜徉在可歌可泣的历史叙述之中;那些叱咤风云、掀天揭地的英雄，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成为他心向往之的楷模。

　　1910年4月，长沙因天灾粮食颗粒无收，全省闹起饥荒。官商乘机相互勾结，囤积粮食，把米价抬得一日高于一日。饥寒交迫的平民愤怒已极，蜂拥至巡抚衙门，要求平粜救灾。腐败的官府非但不赈灾，反而实施血腥镇压。

　　这件事对毛泽东影响很深，他认为长沙饥民“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由长沙饥民事件，他把对下层民众的忧患，升华到解救他们的思想冲动上。

　　这年秋天，毛泽东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这里，他阅读了表兄所送的《新民丛报》，开始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并对政治和国家的前途特别关心。他还读了一本世界英杰传，由对尧舜、秦皇、汉武的仰慕，扩大到对拿破仑、叶卡特琳娜、彼得大帝、华盛顿、卢梭、孟德斯鸠的神往。他对同学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911年春，18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初到省会长沙，毛泽东眼界大开，不仅看到了同盟会的《民立报》，还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以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激情澎湃，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来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毛泽东后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

　　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在驻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1营左队当一名列兵。4个月的列兵生活，他除参加军事训练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对时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他在阅读《湘汉新闻》时，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其实，当时毛泽东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但他却兴趣浓厚，并写信与同学讨论。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1912年2月，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他的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在省立一中颇有影响，表现了他思变务新的少年哲人风范。文章指出，政府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以法治国。国文教师柳潜在批阅该文章时，啧啧称奇，欣然批曰：“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仅读半年，毛泽东以省立一中所学有限，主动退学，并订了自修计划，每天去省立图书馆阅读。这里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成了他选择性阅读的书目。正是在省立图书馆，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由此眼界更加宽阔。他总结这自修的半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2月，并入第一师范)。他在这所学校连同预科，一共读了5年。他说：“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除修学储能外，他对时事政治尤为关注，被同学们称为“时事通”。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毛泽东成为其热心读者。学校现状，中国的现状，毛泽东都十分不满意，有心改造，可又苦于酬志无门，郁郁不得志。

　　革命非兵戎相见乃除旧布新

　　1916年7月，湖南都督汤芗铭被湘人驱逐。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认为不应驱逐汤芗铭，“汤在此三年，以之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又说：“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

　　毛泽东在寻觅与彷徨中，相信好政府、好都督，认为改良主义才是治国的良方。他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改变这种状况，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1917年9月22日晚，毛泽东与张昆弟等人来到蔡和森家，几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青年彻夜长谈。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他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在此期间，毛泽东读了很多书籍，想从学理上思索和寻找到中国的出路。他在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上作了许多批注，从中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脉络。其批注曰：

　　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泽东对古今中外的历史颇多涉猎，对除旧布新的革命甚为赞赏。至于如何革命，尚未有定策，仍在寻觅中。

　　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发生在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10日，在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上海《民国日报》就报道了这一消息。17日，长沙《大公报》对此也作了报道。喜读报纸的毛泽东也看到了这条消息。然而，此时的他正忙于学业，忙于开办夜学，忙于新民学会的会务工作。

　　1918年6月，毛泽东于湖南一师毕业后，又与蔡和森、萧子升等忙于筹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1919年至1920年间，中国共有1600多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其中湖南有346人。毛泽东虽是赴法勤工俭学的积极组织者，但他并不主张大家都去法国，而是主张一部分人去俄国，提出“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他认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他为赴俄勤工俭学的事情，去信陶斯咏、黎锦熙，并专门和李大钊商量。他积极地准备着去俄国，甚至“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可见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对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他在创刊词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对于强权，只有“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打倒强权的方法，不外乎“急(激)烈的”和“温和的”两种。毛泽东主张采用温和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

　　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贻害他们。

　　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

　　既然不用强权的方法打倒强权，那么又有什么良策呢?毛泽东提出了“无血革命”。他说：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毛泽东后来说，这一时期“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正在寻找出路”，这条路就是温和的“呼声革命”。

　　毛泽东创办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呼唤新思潮，推动社会改革。他表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他认为时代变革的大潮已经迎面扑来。他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传播新思潮主要的工具是手中的笔，是针砭时弊的文章。11月，长沙《大公报》聘请他为馆外撰述员，也就是特约记者。在以后的3年中，他为《大公报》写了许多文章，且深得读者喜爱。由此，毛泽东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思辨才华越来越引人注意。他的恩师杨昌济致信时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时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重二子。”

　　杨昌济信中提及的“二子”，即指毛泽东和蔡和森。

　　俄国道路是新发明的一条路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论证民众大联合的理由时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呼吁中国要实行“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认为“压迫愈深，反动(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到并赞颂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他说：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但毛泽东仍不太认同暴力革命。他说：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倒担(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相互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当然，毛泽东的思想绝非一成不变，仍在思索和寻找中。他对十月革命的成功十分向往，较之一年前又多了肯定的语气，可对于在中国实行十月革命的手段，又是矛盾和犹豫的。

　　1920年9月5日，毛泽东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中说：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

　　在这里，十月革命被毛泽东定义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造成革命成功的3个要素是主义、时机和群众。主义是第一位，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文中译为布尔失委克斯姆)，就是列宁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认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革命才能成功。他赞成中国也可以实行这种“彻底的总革命”，可囿于不便言明的原因，又说“不行”，可见，他对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是没有十足的信心。

　　10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访问，并于26日来到长沙。毛泽东应《大公报》之邀，担任罗素演讲会的特约记录员。罗素发表了题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肯定地指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并将代替资本主义。主张共产主义，但又不赞成“劳农专政”，不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促使有产阶级觉悟，以至不要妨碍自由，不要兴起暴力革命，不要引起战争。

　　罗素的演讲头头是道，但未能引起毛泽东的共鸣。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萧子升等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在此之前，蔡和森已给毛泽东来信，就中国的出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又说：“我认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固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英文dictatorship的音译，意为专政、独裁——作者注)，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毛泽东赞成蔡和森的意见，主张采用“马克思的方法”，“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蔡和森在信中告诉毛泽东，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先要组织共产党”。毛泽东复信明确表示“深切的赞同”。

　　1921年1月1日和2日，毛泽东在长沙新民学会新年大会发言时表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在此之前的1920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到上海见陈独秀。在与陈独秀讨论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时，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陈独秀信仰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道路——作者注)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1月，陈独秀又委托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共产党。此时已是一名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合乎情理地选择了十月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