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老兵抗战传奇：被两架飞机盯住打 装死逃生

 　

　　苏荣今年已经90岁，但是回忆起往事，他仍然会激动地说：“我是一名孤儿，是共产党、新四军把我领进了这个革命大家庭。”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每一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也常常与死神擦肩而过。

　　人物小传

　　苏荣 生于1926年，江苏东台人。1942年参加革命，1944年入党。新四军老战士，曾任海军上海基地副司令员。

　　孤儿求学路

　　我的家在江苏东台。从小家里贫苦，租了不足三亩土地，收的粮食很少，交租以后大概能吃三个月左右。我家当时是6口人，我8岁时就跟着母亲到地主家打工。

　　地主家的长工很坏，我在锄草时，他就看着。不小心弄掉一株苗，他就要扣工钱。我与母亲两个人的工钱被克扣后只能买一升米，煮一锅很稀的粥，每天家里每人只能吃一碗粥。日子过得很艰难。

　　当时需要人打工的地主，会在家门口旗杆上挂一面小旗子，人去多了就不要，所以我们一早起来就看哪家地主要人，赶快去。

　　由于粮食不够吃，有时候两三天都喝不上一碗粥，不得已，父母把两个妹妹卖给人家做童养媳。我和母亲不放心，晚上曾经到那家去看过，妹妹脸上到处都有伤痕。我们刚一出门就听见惨叫，原来妹妹抱着妈妈要回家，所以我们一走他们就打妹妹，说是花钱买了你，你还要走。我当时只能告诉妹妹，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你就忍着吧。我们再推门进去时，只见他们用烧火用的铁叉打她，打得很惨。两个妹妹受尽了虐侍、煎熬。解放后我想办法找她们，结果一问都死了。

　　1937年，我11岁时，父母亲同时生病，没钱医治，在10天内相继去世，从此我就成了一无所有的孤儿。

　　家里只有一个破房子，还漏水。父亲有个朋友，是山东人，叫王茂才，很讲义气，看我这么苦，就收养了我。他当时在大来垦植有限公司做清洁工。觉得就算给我一碗饭吃，长大了也只能跟他一样做清洁工，还是想让我读点书。王茂才的儿子读初小二年级，带我一起去上学，问我上几年级，我也不知道，就跟他上了二年级下学期。读书非常不容易，但我很努力，第一学期就考了第一名，所有功课都是第一名。老师让我三年级不要读了，直接上四年级，四年级功课也全是第一名。五年级当地没有，王茂才托一位姓吴的朋友，让我到其他地方上了五六年级。

　　读五年级的时候，新四军来了。这时候校长换了，也是新四军的人，他对我特别关心。

　　1940年8月，我准备考初中时，日本鬼子侵占了东台。我一边到姓吴的妹妹家里带小孩，一边在学校上课。日本鬼子天天来，士兵拿着长枪站在那里，要按照日本那一套教育我们。有次我听不进去，态度有点不大礼貌，士兵过来一把抓起我的头发训斥。我随即罢课。

　　那段时间，校长和地下党员蒋键同志派我到敌伪据点去做事。受到他们的影响，我懂了不少革命道理。

　　后来，日本鬼子扫荡，大家纷纷逃难。有一次，日本鬼子在后面追我们，大家逃到一个河沟边，日本鬼子追上来，一枪就打死了一个小孩子，孩子当场倒在我眼前，鲜血直流，这对我影响很深。从此，我特别想参军。

　　1940年的下半年，蒋键把我领去了新四军。

　　16岁深入虎穴套情报

　　1942年2月，蒋键同志要我赶到指定地点，接受一个特殊的任务。他告诉我，本来是要我参军的，结果苏中二分区敌工部有任务，经慎重研究，认为我比较合适。

　　新四军的一位女同志孙玲玲同我谈了很多，原来我以前打工的那家姓吴的人，已是伪军旅长郭正治的参谋长，可以利用。我在新丰镇小学读书的时候，郭正治的儿子读六年级，很傲，后来一看我的成绩都是第一名，对我有点刮目相看。敌工部的同志注意到这些细节，认为我同他们搞好关系比较容易。希望我能通过吴参谋长的关系，经常进出郭正治的家，搞到重要情报。

　　这个任务我当时听后有点“悬乎”，一是他是否会把绝密文件带回家，许是放在办公室里呢；二是当时没有照相机设备，要把情报弄出来全得凭借记忆。孙玲玲说，一旦被敌人发现，可能有生命危险。我当时是个孤儿，家里也无牵挂。我说不怕，既然组织上相信我，要我干这事，我就要有牺牲的准备。

　　我这个人办事有个特点，最好是明天的事情今天就办完。我听说吴参谋长不回来过春节。一大早我就从新丰赶到他那里，约有10里路，早上8点多钟到，他正在锁门，如果迟一点就碰不到了。我说一来给你拜年，二来家乡鬼子扫荡很危险，求你在旅部给我找个事干干。

　　吴参谋长愣了一下，说今天要去检查加固防御工事，足足一整天，想了一想，又说你干脆跟我一起走。我心中暗喜，这种机会哪里有？我能亲眼去看，不是比书面情报更重要吗。居然很顺利地见到了敌人的军事要地。每到一处都有下级军官向他报告现在的工事情况和作战能力。因为他是参谋长，有权决定，他一面听一面当场拍板。

　　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他们说了半天我都听不懂啊，这些工事是干啥的我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我就以好奇的口气，为了不引起他们怀疑，大声地问他的警卫，警卫一般也知道。后来吴突然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声音很严肃。我就说：“你在那里忙，我在这里没事，不懂就问问。”他缓过来，夸我依然好学。他对我成绩好印象很深，加上我个头不大，像个小孩子。碰到核心工事，警卫也说不清，我就干脆问他本人，他比警卫讲得更加清楚，而且特别强调加固后的作战能力。我听懂了。他没有怀疑我。

　　我当时记忆力相当好，重要的内容都记住了。第二天向蒋键同志汇报，他负责写，整理成一份完整的防御体系加固后的作战布置。孙玲玲是敌工部驻这个地区的情报站长，她拿到材料后直说，太好了，半年的任务我第一天就完成了，像这样重要的情报，过去从来都没有搞到过。

　　从这件事情来看，抓紧时间很重要。这是我为党、为革命作贡献的第一次尝试。

　　跟着常胜将军学打仗

　　陶勇司令的威望很高，1942年我就听过他的名字，据说有一位陶勇司令，作战勇敢、机智灵活，善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不单是国民党和伪军怕他，连日本鬼子也闻风丧胆。

　　我这个人特别好学，总想着能够在他的领导之下打仗，我会学到很多东西。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我是南下干部队的文书，后来苏浙军区到了江南以后，就抽了两个人用，其中一个就是我。

　　军区参谋长刘先胜找我谈话：“想把你分配到苏浙三纵队，你知道苏浙三纵队谁是司令？”我说不知道，他说是陶勇。我一听陶勇，还怀疑是不是那个陶勇。

　　我曾经读到五年级，当时也算有点文化，那时部队的文化水平很差，刘先胜当时是想把我分配到三纵队学参谋工作。到三纵队后，又分配到作战科实习。这不就是到了陶勇身边了吗，太好了，我心里很高兴。

　　三天后，科长带着陶司令进来，给他介绍我：“这就是刘先胜参谋长介绍来的苏荣，他有点文化，但不高。是个孤儿，没有家。”

　　陶勇同我热烈地握手，他讲话很简单：“今后这就是你的家。”我心里暖乎乎的，心想我现在有家了。

　　陶司令还跟我讲，这里是新开辟的地区，环境复杂，斗争艰巨，希望我好好学习，当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参谋。

　　后来因为斗争需要，又成立侦察科，我搞过情报工作，就把我调到侦察科。

　　1945年3月，国民党知道我们苏浙军区到了江南，他们不打日本鬼子，专门消灭共产党。陶勇有一次指名要我去传达作战命令，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也是对我的培养和信任。我有点焦虑，不知能不能传达准确，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错一个字就不得了。

　　陶司令交代任务时是不看地图的，他熟悉得很，粟裕也是这样，到哪里都是口述命令。但对我们来说，那个张庄、王庄，不在地图上看，谁知道在哪里啊。他知道，但我怎么记得住呢。如果光是讲一个庄，还容易记，如果很多庄怎么记。所以不在地图上交代任务是很难的。

　　我还记得那次任务，是给一个支队下达命令，要它们配合兄弟部队把敌军一个部队消灭掉。没有进入战斗前，要从什么地方到达什么地方，原来是什么庄，后来要到达什么庄，然后再派出一个团到什么庄，这个团再派出一个营到什么地方，这个营里一个加强排在什么高地观察敌人动静。我听完以后，一笔糊涂账。

　　科长曾说陶司令最讨厌自己讲得很清楚了参谋还要问，但刚才说了好多事情，我没弄清楚怎么去传达。如果是个打过仗的老参谋说不定还能对付过去，但我是个新手，第一次听到陶司令布置，弄错了，一问三不知怎么办。想了半天，觉得不行，还是厚着脸皮问，为了作战胜利必须要问明白。

　　陶勇司令态度不错，因为我是个新手，他讲得比较细致，但还是委婉批评我说：“你是新来的，可以谅解，不过以后我讲的时候你必须用心听，你是共产党员，打仗不能有丝毫差错。”

　　命令传达完，我心里反而更害怕，回去向陶司令报告。他说：“不要讲了，支队的电报来了，我看蛮好。”这下，我的心一下子放下来，第一次传达任务就这么结束了。

　　思想改造起义部队

　　1945年天目山战役中，国民党美式装备的“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第四团第二营营长姚健举行起义。姚健不满蒋介石不打日军而要消灭抗日的新四军。他对陶勇的威名早有所闻，就派了一个亲戚送信给陶司令和王必成，想碰到哪个就给哪个，结果碰到陶司令。他提出要起义，还想把整个团都拉过来。陶勇给他回了信，赞扬他投向光明，但采取什么措施起义，还需要谋划。因为牵涉的人太多，万一有人告密怎么办。信上说：即使最后只有你一个人过来，也是对蒋介石很大的打击。

　　起义成功，姚健带了200人的亲信部队一起过来。第二天大家开了欢迎大会。为了改造起义部队，陶勇司令把我从侦察科调到起义部队当书记。陶司令找我谈话，说姚健思想比较进步，投向光明。但是，他带过来的这些人思想比较复杂，有的还很反动，所以对起义过来的部队进行改造非常重要，而且必须在短时间内把它改造好。因为它是战斗部队，要打仗的，弄得不好又带着人跑回去，那就麻烦了。这话公开不好说，实际上心中要有数。

　　姚健本人是要求进步的，同我也谈得来，他又喜欢听一些革命故事，对我很敬重。我当时就想，自己不可能直接去找起义的人教育他们，现在重点还是姚健，让姚健再去做他亲信的思想工作。

　　做思想工作，有的人讲真话，有的人瞎敷衍，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姚健觉得比较难。我说我给你出个点子，在骨干里面找威望高的、别人都愿意听的、大家都相信的人，首先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他一听觉得好，就把普遍教育和个别教育结合起来，让有威望的骨干去影响其他成员。

　　当时，起义的人中有几个人散漫惯了，到哪里都很随便，奸淫烧杀的事都干过。我们纪律严明，所以他们很不习惯，有时候跑到树林里去放枪、打鸟，好几个人都是这样。我对姚健说这样不行，虽然现在他们还没有去奸淫妇女，但这些行为会慢慢蔓延开来。他就采取了我提出的办法，情况很快改变，效果很好。

　　由于姚健是起义过来的，当时外面还有许多人跟他联系，我十分紧张。特别是我们从江南撤回来以后，忽然来了一帮人，我又不好在场，于是我就假装在他附近挂地图，挂上去又拿下来，听着看着，幸好没有出什么事。

　　部队改造很是成功，后来他们很多人都成为我们的战斗骨干，打得很顽强、英勇，姚健本人也成为我们部队的一名中级指挥员，他打过苏中七战七捷、豫东，还有高邮等好几场大战役。

　　险被日军炮弹击中

　　我入伍后，基本都在团以上的机关工作。我多次提出要下连队体验，但都没有得到批准。正好调到团部当书记的时候，我可以深入到下面的连队，甚至一个班。

　　有一次战斗，我跑到前沿的一个战斗班去，班长很意外，我说今天要跟着你们一起打仗。他要我在后面，我不听他的，冲到最前面。敌人的子弹很密集地打过来，我也不害怕。我思想上没有任何顾虑，家里也没有什么牵挂，不怕死，有牺牲准备。

　　有一回，听到天上飞过像鸽子一样的响声，正纳闷是什么声音，只听得“咣”的一声巨响，就在我旁边爆炸了，原来是敌人的掷弹筒。这下爆炸后，我上下牙齿就不断地咬，我自己就想不通是怎么回事，怎么也控制不住。我又怕给人家看到，就冲在最前面，离旁人远一点。牙齿发抖也没有办法瞄准，就一面冲一面打。正好一个日本鬼子给我逮住打倒了。打倒这个鬼子后，牙齿也不咬了。

　　后来我才知道，第一次冲锋陷阵多数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大家都不好意思讲，比如浑身发抖。有次战斗我带了一个炮兵排长，叫他到最前线看好阵地。这时敌人的机枪呼呼地打过来，他把头压在下面，屁股朝上。我说你把炮兵阵地看好，他抖个不停，我大声说你怎么搞的，他还是抖。我说你站不起来就枪毙你，他居然就不抖了。后来他还感谢我，幸好我说要枪毙他，不然还要抖下去。

　　这说明不管做什么事，都有一个磨炼的过程。

　　头顶上一块头发被掀掉

　　1945年7月，打日寇一个据点，日寇顽抗，地形对我们不利，据点没有攻下来。当时我就在特务团，姚健团长要我向敌人喊话，让敌人投降。当时我们处在月光亮处，我们一动他们就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一喊话，他们就发现，还派狙击手打我们，打得很准，从头皮边上擦过去。第三拨喊话时，敌人换了个狙击手。我头一伸，“嘣”的一声把我的帽子打掉了，子弹从我头皮上擦过去，掀掉一块头发，还淌了血。

　　这顶帽子后来怎么也找不到。部队撤走的时候，我是光着头走的。

　　1945年12月高邮战役，我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就是原苏浙军区三纵队改称的，19日夜里正式发起进攻，25日发起总攻，26日凌晨4点战斗结束。这次战斗日本鬼子有1000多人，伪军有将近4000人。当时日本已经投降，但日本鬼子不向我们投降，与国民党合在一起，进攻解放区。

　　当时我在作战科当参谋。南方部队攻城都用竹梯子，总攻开始后，天上下着毛毛雨，部队战士浑身都是泥，只有鼻孔眼睛还能看得出，如果不讲话，就是再熟的人也看不出是谁。我接受任务，爬梯子上去，爬到第五格的时候，一滑“咚”的一声掉下来，幸好下面都是泥浆没有摔伤。我继续上去，到城墙上面时，发现日本鬼子几挺机枪对着我打，封锁了我的去路。我想如果被他们打死就不能执行任务了，而当时这个任务只有我一个人在执行，于是我对跟随的两个侦察员说了我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叮嘱他们：“如果我被打死打伤，你们要逐一接着上。”

　　机枪射击有个间隙，约几秒钟，我就一滚，正好头朝上，帽檐被打了个洞。本来帽子应该掉下去，因为子弹是从后面打来的，结果反而扣得更紧。这时我考虑时间很紧，就告诉两名侦察员，不要过来，到什么地方去等我。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也避免他们伤亡。

　　当时粟裕指示，一定要把高邮这个钉子拔掉，不拔掉对我们很不利。日本鬼子还是有战斗力的，比国民党的战斗力强，武器也好。后来，经过艰苦的战斗，我们赢得了胜利。我们俘虏日军900多人，伪军42师师长以下3500人左右，这也是我们对日战斗的最后一次。

　　两架飞机炮打一人

　　高邮战役结束的下午，我和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副司令彭德清，一起到淮安执行任务。当时我们乘了一辆缴获来的卡车，没人开车，就叫俘虏兵开。大概出了高邮三十多里路，国民党两架飞机出来轰炸运河上的船只。我们本来准备把这些物资运到淮安去，结果都被飞机炸沉了。

　　后来他们发现公路上还有一辆车，又马上飞过来，我就叫司机停车，吩咐彭德清的警卫员向东，带着彭德清赶快离开公路隐蔽起来。我向东南方向沿着壕沟走，但一看飞机上还有两颗炸弹，扫射时隐蔽在壕沟里扫不到，炸弹丢下来就难说了。我想彭副司令太危险了，就干脆走出壕沟，把自己暴露出来。当时想，我出来后它最多打两下就走，不可能一直盯着我打。但它就一直盯着我打。

　　那是个山芋地，这两架飞机很特殊，机头上有机关炮，机尾也有机关炮，俯冲下来扫射，回上去时屁股后头也向下扫射，左右来回地扫射。我躺在地下没动，假装被打死。

　　飞机足足打了十几分钟，根本没离开。子弹全部打完它才走。飞机一走，彭德清赶紧出来找我，他很紧张，以为我阵亡了，两架飞机打一个人，地里的山芋都被打得粉碎，何况是人。没想到，彭副司令看到我走出来，顿时很惊奇，同时也很感动，过来和我热烈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