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旦华：一位女革命家的坚守本色

           笔者曾长期在著名烈士方志敏的家乡江西省弋阳县从事编史修志工作，有机会经常出入烈士的堂弟，担任家乡县志、地方党史顾问的方志纯的宅院，自然与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渐渐熟悉起来。我随许多老同志也称她为“朱大姐”，觉得自然亲切。

与朱大姐初次见面大概是在1988年春夏之际。那时，方志纯已从中顾委委员的职位上退下来，身体不是很好。我们跨进次院门后，看见朱大姐已站立客厅门边迎候我们。她那年应该是70岁左右，一头短发还未见斑白，衣着朴素得体。她亲自为我们引座，端茶倒水，虽话语轻微细软，但行动自如，足见她精气神还不错。

此后多年，笔者又曾多次接触过专门采访朱大姐的同行朋友，渐渐对朱大姐的人生经历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投身时代大潮流

朱旦华，原名姚秀霞，1911年12月生于浙江省慈溪县庄桥镇。由于父亲在上海谋生，后举家迁到上海。不久，由于洋货充斥市场，朱父的土布店被挤垮了。朱旦华的母亲生有三女七男，朱旦华排行老二，全家生活自然是十分艰难。1925年，朱旦华考上了上海名校务本女子中学。初中毕业后，进了免缴学杂费的本校师范科。后以学校优等生的身份留校，在教务处供职。这样，她除了生活自立外，还可以帮家里还债。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上海务本女中停办了。早就参与社会进步活动的朱旦华，积极向中共秘密党组织提出奔赴延安的要求。她回忆说：“我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非常向往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当时，有些父母阻拦自己的孩子去延安。我的父母也这样。我离家时，也是说服了泪眼模糊的双亲，才奔赴延安的。”她在离开上海之前，还把一位好友从延安寄来的信，交给了秘密党组织办的《解放周刊》。该刊将此信以“陕北来信”为题发表出来以后，吸引了许多上海进步青年与文化人士。不久，朱旦华在党组织的介绍下，改名为朱家农与两个男生结伴前往延安。他们辗转杭州、金华、南昌、武汉等地，克服重重困难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又于8月底步行奔赴延安，至1937年冬才到达延安，很快便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3月， 朱旦华从陕北公学毕业后，与 28名抗大、陕公毕业生一道，被分配到新疆工作。就在去新疆途中，她取《诗经》“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之意，将名字改为朱旦华。

当时的新疆是军阀盛世才的势力范围。盛世才得到苏联援助，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同意在省会迪化市（今乌鲁木齐）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不公开挂牌），欢迎中共方面派干部去帮助他。

1938年7月，朱旦华被分配到省立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 不久被推选为新疆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秘书长，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委员。

朱旦华满怀激情来到女中，忘我地投入了工作。她制定了“诚毅团结、勤肃紧张、敏活健壮、精勇创造”的十六字校训，并亲自创作了《迪化女子中学校歌》歌词，号召“姐妹们，努力，努力，站到斗争的最前线”。作为新疆妇女协会的宣传部长，她组织学校师生业余歌咏队、话剧团，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上街宣传演出。她还组织编辑发行《妇声半月刊》《新疆妇女》等刊物，宣传革命理论和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妇女解放，介绍苏联情况。她整日忙个不停，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充分显示了一位投身革命潮流、朝气蓬勃、奋勇向前的新女性的风采。

在新疆和毛泽民结婚

时光进入21世纪，已是98岁高龄的朱旦华仍精神矍铄，她笑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其实，我没有什么传奇，我为人所知无非是因为我嫁了两个伟人的弟弟。我的第一任丈夫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弟弟；我的第二任丈夫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

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革命者都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战斗和工作之中，很少有人刻意去考虑个人的婚恋问题。朱旦华就是这种典型。她在工作上有使不完的劲，根本没想过“找对象”的事。有一天，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任职为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找朱旦华谈话，以长者的口气关切地说：“你的年纪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吧？”接着又开导说：“女同志找对象，主要是要政治上可靠。”说着说着，邓发就向她介绍起毛泽民来。当时，毛泽民在新疆化名周彬，任新疆财政厅代厅长。邓发特别强调说：“周厅长身体不好，还没日没夜地忙于工作。从斗争形势和党的工作考虑，周厅长身边很需要一位可靠的助手。”

朱旦华知道周彬就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他和邓发、陈潭秋都是中共中央派到新疆来的领导干部。她也多次听过他的报告，知道他是理财专家，很能干，心里对他很钦佩尊敬。

后经过慎重考虑，朱旦华同意了。1940年5月，治病回来的毛泽民与朱旦华在新疆省政府的大礼堂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次年，他俩的儿子降生了。毛泽民满怀欣喜，按毛氏族谱中“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的“远”字辈牒序，给儿子取名远新，又含生于遥远的新疆的意思。

平静而温馨的日子是那么的短暂。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派要员对盛世才进行拉拢。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一直摇摆不定的盛世才变脸投靠了蒋介石。 次年夏季，盛世才制造事端，诬称“共产党阴谋暴动”，找借口于9月17日逮捕了陈潭秋、毛泽民、林路基等中共在新疆工作的百余名同志，以及杜重远等爱国人士。接着，又把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及其家眷全部关押。朱旦华自然首当其冲。

身陷囹圄的毛泽民受尽了酷刑折磨，仍拒绝在伪造的供词上签名。盛世才为了向蒋介石邀功，在 1943年9月27日，将毛泽民与陈潭秋、林路基3人秘密地绞杀了。

被关押在第四监狱的朱旦华等女眷们带着孩子一直坚持斗争。当时狱中党组织由张子意负责，朱旦华被指定为女牢党的负责人。张子意提出了“百子一条心”的口号，把大家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朱旦华组织女牢难友学习，以“百子一条心，争取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作为狱中斗争目标，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开展秘密活动。其间，她写出许多鼓舞斗争士气的诗歌，在狱中传诵传阅。

1945年2月，朱旦华从男牢得知了毛泽民等被杀的噩耗。这一噩耗如晴天霹雷， 把朱旦华和陈潭秋的夫人王韵雪、林基路的夫人陈文瑛（陈茵素）击昏了，把女牢的同志都震懵了。在悲愤中，朱旦华朗诵了自己为死难丈夫而作的长诗……

中共中央对新疆被捕的同志极为关怀，并多方设法营救。经多次艰难曲折的谈判，1946年6月10日，新任的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宣布“无罪释放”被关押的131人（包括孩童），难友们“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斗争誓言和愿望终于实现。

南下前夕在热心大姐的策划下与方志纯的婚礼

回延安后，朱旦华被分配到中央妇委会工作，与领导她的老同志帅孟奇同住一室。1949年春，全国妇联成立，朱旦华任干部科科长。这时，中央正在组织和动员大批干部南下。时任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兼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的方志纯，在南下前夕来看望朱旦华并想邀约她一同去江西，可朱旦华却以自己打算带着远新回上海工作而婉拒。这个“动向”立即被敏感而热情的帅孟奇发觉了。

朱旦华与方志纯早在新疆就认识。他俩同被盛世才关押在囚牢，一起坚持狱中斗争，结下深厚革命友情。方志纯的妻子娄曼文在狱中生下女儿，朱旦华组织狱中难友对她们母女悉心照料。可在出狱后，极度虚弱的娄曼文又患上不治之症，不久撒手而去，留下嗷嗷待哺的一儿一女。

帅孟奇把她的发现在妇委会传播开来，并请杨之华等几位大姐策划当红娘。帅孟奇干脆单刀直入地对朱旦华说：“我们妇联有好几个寡妇，其他人年纪大了，你还年轻，应带头打破封建。早点与方志纯成个家。”杨之华、康克清也忙着在朱旦华、方志纯之间两头撮合。经过反复做双方的工作，1949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朱旦华和方志纯的婚礼就在这群女革命家的祝福声中举行，邓颖超做了他们的证婚人。

6月中旬，方志纯率六七十名干部去江西，途经上海。 方志纯和朱旦华等先去拜访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接着，朱旦华领着丈夫去看望阔别12年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朱旦华与家人见面，悲喜交加，她与母亲抱头痛哭。母亲满以为她会留在上海工作，可朱旦华说：“我还要去江西。”

在江西，方志纯先后任江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长，省政协主席；朱旦华先后任省妇联副主任、主任。夫妻俩相濡以沫，廉洁奉公几十年，直至1993年7月31日方志纯去世。

令人“心灵震颤”的清贫本色

前两年，网友转发了一篇《一次火灾引发的心灵震颤》给我看，内容说的是由于某装修工违章作业，电焊火花引起火灾，事故殃及了朱旦华住宅。所幸失火时朱旦华住在医院。火灾后，一个参与维修朱旦华住宅的人，这样写道：

“走进老人的家中，眼前的景象令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除了一台新的平板电视机（据说是她儿子的一位朋友刚刚送给老人的98岁生日礼物），再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沙发、桌椅、橱柜都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西，早已破旧不堪，加上烟熏水浇，即使扔在马路上都不会有人捡回去；窗帘是由薄到半透明的最便宜的的确良蓝布拼轧起来的，上面居然还有不少手缝的补丁……

人们从挂在客厅墙上，已经被浓烟熏得黑糊糊的两幅照片，印证了主人身份：一幅是毛泽民烈士和朱老抱着两岁儿子的合影，一幅是江西省原省长方志纯同志的遗像。”

火灾发生前十年，我曾多次踏进这个客厅。所以，他描绘的这一切我十分熟悉。不过，这位朋友还遗漏了，或许已被大火烧成灰烬了——那墙上应该还悬挂有两幅书法作品：一幅是反映青年方志敏志趣的名联：“心有三爱 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 青松翠柏洁梅兰”；另一幅是方志敏狱中名作《清贫》全文。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朱旦华把我们迎进客厅，趁我们等候方志纯的片刻，她指着墙上的《清贫》文字，说：“你们县委干部经常组织学习方志敏的《清贫》吗？”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我们一时有点语塞。为打破尴尬，我连忙告诉她，说我们县委机关每人都有《方志敏文集》，领导要求我们学习的。朱旦华似乎并不在意我怎么回答，没等我们说完，就指着墙上的字说：“你们听听，当年方志敏是怎么说的……”接着就自个儿诵读起来：“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

朱旦华读完了这一段，又与我们交谈起来。她关切地询问我们：县委是否做到勤俭节约办事？是否也存在报纸上经常批评的吃喝风？老人直言要求我们应该抵制“吃喝浪费”“不为民办事”的坏风气，令我们深受教育。

虽然我们每次与朱旦华接触和交流，都是在正式采访方志纯的空隙时间，但仍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朱旦华在闲谈中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后期，方志纯获补发遭批斗期间停发的几万元工资，朱旦华支持方志纯将这笔钱款全都捐献给家乡弋阳县用于水库修建了。她说，烈士的家乡还很穷困，这笔钱能用在“刀口”上，我们乐意开心……她常转述方志纯说过的话：“革命的胜利是用那么多战友们牺牲的身体垫起来的，我们活下来的革命者没有丝毫享受、奢侈的权力。”

的确，1993年方志纯去世时，两老全家的积蓄只不过4万元人民币。

进入21世纪后，江西省委为了照顾老干部，修建了一片副省级以上老干部别墅群。朱旦华只要拿出很少一部分钱，就可买下一套价值不菲且不断升值的房屋。未曾想，朱旦华婉拒了省委的好意。有关人员来劝朱旦华，说这套房子可以作为遗产给子女，劝她“还是买下来好”。可朱旦华回答：我参加革命时，连自己的命都交给党和人民了，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还要什么财产。至于说给子女留下遗产，毛泽民烈士为革命事业不惜献出生命的精神，方志纯同志一心为人民利益奋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精神，就是留给子女最好的遗产。

2005年10月15日，朱旦华写信给江西省政协并转省委，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她在遗嘱中说：“趁我现在头脑还清楚，正式向领导表明：我不要买新房子，请组织上把这个指标留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老同志吧。……我1937年只身从上海去延安参加革命，在将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坐过敌人的监牢，也被下放劳改过。但我从不后悔，只觉得自己为党为人民所做的贡献太少。我已90多岁了，我想在现在住的房子（里）继续住下去。我死后，房子交公。……这是我认真思考后作的决定。也算是我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遗嘱吧。”

2010年5月29日，朱旦华在南昌逝世，享年99岁。她的丧事简朴而隆重，中共中央和各地群众都对“优秀共产党员、杰出共产主义战士朱旦华同志的一生”给予了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