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红色娘子军：曾500多天中战斗50多次

电影《红色娘子军》海报。

　　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百余名女战士，在战火纷飞中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传奇——红色娘子军。

　　她们的故事，是艺术作品中的经典。1961年，电影《红色娘子军》一经上映就风靡全国；1964年诞生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至今仍是中央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

　　然而，这段传奇的真实历史，却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只有一句话的简单记载：“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廿二人。”当电影《红色娘子军》创下全中国8亿人口有6亿人观看的盛况时，健在的大多数娘子军战士，还在琼岛的家乡过着最普通的农妇生活。

　　时至今日，所有的娘子军战士都已离开人世。关于她们的历史细节和英雄事迹，鲜少有年轻人说得上来，而对娘子军无中生有的污蔑、对作品中反派形象的所谓“洗白”，却吸引了一些人的“猎奇”眼光。

　　走近真实的红色娘子军，需要讲述的太多。

　　一句话的历史

　　“怎么也没想到，当年偶然采访的故事，现在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81岁高龄的刘文韶聊起寻找采访红色娘子军的经历，依然感慨不已。他所说的“当年”，距今已经将近一个甲子。

　　1957年8月，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首次把娘子军的故事从尘封的史料中带到了大众面前，也第一次给这支女兵部队命名为“红色娘子军”。

　　刘文韶1934年出生，1950年参加过解放海南岛的战斗，后来当了海南军区（海南军区隶属于广州军区，海南行政公署隶属于广东省）政治部宣传干事。

　　1956年，为了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总政治部在全军展开征文活动。海南军区的征文组织工作落到了刘文韶的肩上。刘文韶当时20多岁，正年轻气盛，自己也想动手写一篇有分量的东西。他的构想很大，想写海南军区的前身琼崖纵队。

　　海南岛是老革命根据地，琼崖纵队建立于工农红军时期，其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刘文韶想借着建军30周年的征文，把琼崖纵队的历史好好挖掘一下，于是开始查阅资料。

　　当他翻到一本32开的油印小册子《琼崖纵队战史》时，里面的一句话深深吸引了他：“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廿二人。”

　　刘文韶当即眼前一亮。军史上，女指挥员、女英雄都不少，但作为成建制的完整的女兵战斗连队却鲜有听说。如果琼崖红军中真有这样一个连队，那可真是值得一写的好题材。没想到的是，他翻遍能够找到的琼崖纵队资料，却再没有发现任何女兵连的记载。他又询问了不少曾在琼崖纵队工作的同志，还是一无所获。直到找到时任海南军区副司令员的马白山将军。

　　“马副司令听了我讲的意图之后，非常赞成，他肯定当时确有一个女兵连，称女子军连，活动了两三年时间。不过具体情况他也不清楚，建议我到女子军连活动的乐万老根据地找当年的女兵。”

　　马白山是琼崖纵队的老领导，既然他肯定，那么女子军连的历史十有八九是真的。随后，刘文韶又找到了当时的海南区党委书记萧焕辉，萧焕辉同样肯定了女子军连的存在，并交代相关部门对他的采访给予帮助。

　　刘文韶听不懂海南话，军区政治部便安排摄影记者王学海和他同行，并当翻译。俩人先找到了马白山所说的乐会县（今琼海市）委。接待他们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很热情，可是向他打听“女子军连”，却好像被泼了一盆凉水：从没听说过乐会有红军的“女子军连”。

　　刘文韶有些气馁，但不甘心放弃，他换了个问法：“县里有没有女的老红军？”这一问才有了点眉目，乐会县妇联主任冯增敏就是一位老红军，只是恰好下乡去了。

　　第二天下午，刘文韶和王学海应约去妇联，冯增敏如约出现。“高个子，大眼睛，齐耳短发，皮肤黝黑，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刘文韶回忆说，“我刚开口介绍完来意，她就哈哈大笑，‘我就是当年女子军连的连长’……”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刘文韶喜出望外，就这样开始了在乐会县长达一个多月的第一轮采访。

　　“冯增敏的记忆力很好，也很健谈，或许是20多年前女子军连的往事长期埋在心底，不曾对人诉说，她很兴奋，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一个下午。”刘文韶清楚地记得，当讲到女子军连的英勇战斗时，冯增敏手舞足蹈，慷慨激昂；提起女子军连姐妹壮烈牺牲的事迹，40多岁的大姐黯然落泪。

　　由于语言不通，事情间隔的年代又太久，弄清当时的情况并不容易，尤其是重要的情节、细节以及人名、地名、物名，即便有翻译，理解起来也是相当吃力。有时，刘文韶只能让冯增敏写出来，或画图解释。比如，女子军连攻打国民党民团炮楼时叫“蒸团猪”或“烧猪窝”，反复询问之后，才明白这几个字的写法和意思。原来，当时红军部队的火炮、炸药、手榴弹都少，攻打炮楼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火烧，而“团猪”就指民团一类的国民党地方武装。

　　冯增敏工作很忙，刘文韶的采访大部分都是根据她的工作安排，挤出时间。再加上语言交流不便，仅女子军连的历程和主要事件就采访了好几个星期。

　　然而，刘文韶和王学海的发掘之旅才刚刚开始。他们需要寻找更多的女子军，这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情：距离女子军连成立已过去了20多年，何况，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每一天、每一年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冯增敏只能勉强记得一些姐妹住在哪个村子，昵称或绰号是什么，确切的名字和现状几乎一个也想不起来。

　　没有别的办法，刘文韶和王学海从县委借了两辆自行车，凭着冯增敏回忆起的简单信息，沿着乡间小路甚至稻田埂，下乡进村，挨家挨户问有没有女红军。俩人花了十几天时间，居然找到了10多个人，包括当年女子军连的指导员王时香、排长庞学莲、班长蔡亲民和战士冯锦英等。这些曾经的女战士已是农妇模样，白天劳作忙，采访只能在晚上进行，没有电灯，煤油灯不舍得点，刘文韶的采访几乎全凭脑子记，偶尔借着灶火和抽烟的火才能记几笔。

　　一个多月后，带着满满的第一手资料，刘文韶和王学海返回海南军区。为了解更多的历史背景，刘文韶又辗转专访了当年琼崖纵队的负责人冯白驹将军，并第二次前往乐会县补充采访。“前前后后历时大半年，采访的女子军总有三四十人。”刘文韶说。

　　因为女子军连事迹丰富，写作时材料并不缺，所以报告文学中的事件、人物、地点和主要情节都是真实的，唯一进行文学化处理的就是大标题“红色娘子军”。

　　女子军连的真实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特务”，当年只是表示特别任务的中性词，但到了刘文韶写作的上世纪50年代，“特务”一词已经演变成了与今天同样的含义，即“间谍”“特工”。刘文韶想避开“特务连”这个名字，最初，他想了“琼岛英雄花”“永不熄灭的火花”等名字，但又觉得太文气，不够朗朗上口。苦思良久，他终于想到，中国自古就有花木兰、杨门女将，一直都有娘子军的叫法，红色寓意革命，娘子军可以包含女干部、女兵，干脆叫“红色娘子军”，既威武又响亮！

　　如今家喻户晓的“红色娘子军”，自此为世人所知，已经尘封20多年的女子军连历史，从此徐徐展开。

1956年，前去采访的刘文韶（左）与冯增敏在乐会县合影。

　　琼崖“小莫斯科”

　　女子军连诞生的1931年，正是琼崖第二次土地革命的高潮；女子军连诞生的乐会县第四区（今琼海市阳江镇），则是当时琼崖革命活动最为活跃的“小莫斯科”。

　　琼海市阳江镇前文化站站长、娘子军研究者庞启江说，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中共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就带领地委机关撤到乐会四区，并将琼崖地委改为琼崖特委，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原本偏僻的山区腹地，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成了琼崖工农革命的红色中心：琼崖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形成，琼崖第一届特委、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府在这里成立……

　　红色的种子逐渐在乐会四区及周边播撒开来，妇女解放协会、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军等进步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能顶半边天”的妇女自然也不甘落后。据1928年的统计，全琼女党员有3000多人，女团员有1万多人，妇女协会会员有7万多人；在中共领导的群众团体中，妇女人数占30%。

　　最早被刘文韶找到的女子军冯增敏，就成长在这片被誉为琼崖“小莫斯科”的红色热土。

　　冯增敏出生于乐会县和均乡美党村（今琼海市阳江镇美党村），王文明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就在她的家乡一带活动。冯增敏十几岁时，经常给王文明送饭、报消息，在王文明的引导下，她16岁参加共青团，先在劳动童子军中当中队长，后到团县委当妇女干事。平时，她带领儿童在村头路口站岗放哨；战时，她带领妇女以尖刀、长矛、铁锹和斧头为武器，配合红军打仗。红军看到她，乐呵呵地叫她“小革命”；红军练兵时，冯增敏就去“参观”。几十年后，面对前去采访的刘文韶，她吐露心声：那时看到真刀真枪心里真羡慕，常想要是红军收女兵就好了！

　　冯增敏果真成了女兵。

　　1931年3月26日，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宣告成立，这支只有一个排人数的女子军连，是女子军特务连的雏形。不过，赤色女子军连并不属于正规红军连队建制，而是乐会县委和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的地方武装组织。尽管赤色女子军连的主要工作只是后勤、宣传、联络等，但它的号召力丝毫不弱，十里八乡的女青年纷纷被它吸引，要求参加女子军。

　　冯白驹将军后来在《关于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一文中回忆道：“在琼崖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时期，琼崖妇女强烈要求参加红军，拿枪上前线杀敌，为了表彰和发扬琼崖妇女的革命斗争精神，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就这样，一张张配有插图、图文并茂的征召布告在各地张贴开：“英雄的、经过考验的乐会县妇女们，拿起枪来，当红军去，和男子并肩作战……”

　　看到布告，冯增敏当天下午就到合作社买布，连夜赶缝一件大襟衣穿上，兴冲冲去报名。当时，她的左脚被竹篾扎伤，脚板还是溃烂的，冯增敏怕被拒绝，索性挺直身子，在屋里大步走了起来，脚板钻心地痛，她还边走边说：“脚烂了算啥，离心远着哩，我能走路，不信你看！”

　　21岁的庞学莲得知招女子军的消息时，她的丈夫已经参加了红军，家里只剩自己和婆婆。国民党对红军家属监视很严，为防备袭击，她经常白天吃不上饭，夜间要到山里睡觉。她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与其这样躲躲闪闪过日子，倒不如和我丈夫一样参加红军去，拿起刀枪和敌人干！”征得婆婆的同意，她便和同村的姐妹一起去报名。

　　庞启江告诉记者，参加女子军特务连的程序很严格，首先是要本人申请，然后乡、区苏维埃政府推荐，最后由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三团批准。然而，女子军的征召布告一贴出，像冯增敏、庞学莲一样的女青年纷纷涌现，仅记录在册的报名者就有700多人。最终，包括冯增敏、庞学莲、潘先英在内的一百多名女青年被批准参加红军。

　　1931年5月1日上午，正是凤凰花开的时节，女子军特务连在乐会四区赤赤乡内园村成立，正式划归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建制。“小莫斯科”的热土上，又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个成建制的、完整的女兵战斗连队在这里诞生。

女子军特务连战士使用过的斗笠和军帽。

　　“洪常青”和“南霸天”

　　《琼崖纵队战史》和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中，女子军的人数均为120余人。经过后人更严谨的考证，最终确认，1931年5月1日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全连编制三个排，每排编制3个班；每个班10名战士编制，全连各排编制共90名战士；加上连长、指导员各1人，传令兵、旗兵、号兵、庶务员、挑夫等8人，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1932年春末，女子军特务连又扩建了第二连，两个连加起来实有140人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女子军特务连中除了庶务员、挑夫和号兵等为男同志外，剩下的均为女性。那么，很多人耳熟能详的电影和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的男主角、娘子军连指导员洪常青，历史中是否有其人？如果有，他的原型又是谁？

　　1962年，《红色娘子军》获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后，编剧梁信的一句话，或许可以给出一些回答：“主人公不求一人自传体，不采自一人，而是由几位人物‘合成’的。”琼海市党史办原主任陈锦爱的研究给出了类似的答案，洪常青这一人物是艺术典型，但其历史原型却是有据可查的。

　　陈锦爱认为，洪常青的事迹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指路”，洪常青引导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妇女走上彻底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道路，吴琼花就是在他的指引下投奔苏区参加革命的；二是“哺育英雄”，洪常青具体负责组建娘子军工作，并带领其在战斗中茁壮成长；三是“英勇就义”，洪常青在指挥娘子军战斗时被捕，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指路”的洪常青，其历史原型是对冯增敏影响颇深的王文明。在冯增敏的记忆中，王文明经常对妇女们说的一句话，就是“男女要平等，妇女要从十八层地狱里解放出来，就要和男子一样拿起枪，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她参加共青团、担任团乐会县委妇女干事以及加入女子军特务连，王文明这个“领路人”不可或缺。冯增敏的前任、女子军特务连的第一任连长庞琼花，以及女子军特务连历史上真正的指导员王时香，都是经王文明的引导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哺育英雄”的洪常青，历史原型是女子军特务连隶属的红三团团长兼党委书记王天骏。王天骏是女子军特务连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亲自负责批准娘子军战士入伍、编队和配备连排两级干部工作。女子军特务连参加的伏击沙帽岭、火烧文市炮楼等几次影响较大的战斗，均由王天骏直接指挥。

　　而“英勇就义”的洪常青，历史原型则来自于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师长王文宇。冯增敏记得清楚，女子军特务连成立时，就是由王文宇代表师部为女子军特务连授连旗。1932年春末，女子军特务连扩建第二连后，第一连则归王文宇直接指挥。而在女子军特务连被迫化整为零疏散时，王文宇也被捕入狱，英勇不屈，最终壮烈牺牲。

　　王文明、王天骏、王文宇三位男性糅合成了洪常青的艺术形象，而作为洪常青搭档的吴琼花，也是“杂取种种人合成的”。吴琼花的名字是从女子军特务连第一任连长庞琼花的名字衍化而成，英雄事迹则主要来源于第二任连长冯增敏。

　　考证洪常青、吴琼花的历史原型，是出于对英雄的敬意。然而，近年来，有人却打着历史研究的旗号，为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反面人物南霸天“洗白”，并据此批判《红色娘子军》弄虚作假。

　　网上一度流传这样的“考证”：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省陵水县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1931年女子军特务连组建时，张鸿猷已去世4年，因此，南霸天欺压百姓、强抢民女完全是虚构的。事实上，如此“考证”的唯一依据，只是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南府是在张鸿猷家的张家庄园取景拍摄的，着实荒谬。

　　真实的南霸天与张鸿猷没有关系，其历史原型其实是乐会县“剿共”总指挥陈贵苑和国民党民团中队长冯朝天。

　　陈贵苑，乐会县乐城人，是乐会县民团总指挥。1928年，他曾把冯增敏等关进乐城监狱残酷迫害。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后，陈贵苑恨不得立刻除之而后快。1931年6月，当他听到红军主力南下万宁县，只留下女子军连留守苏区的消息时，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立即集中全县民团窜犯苏区，企图将女子军连一网打尽，结果反而中了埋伏，被女子军连活捉。乐会县苏维埃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对他进行公审后执行枪决。

　　至于南霸天强抢民女的恶行也并非虚构，刘文韶告诉记者：“当年采访的三四十个女子军中，的确有地主家的丫头趁着天黑逃出来的。”他在采访冯白驹时，还曾听到这样一个女子军的故事：这个女子叫吴伯兰，出生在贫苦农家，长得很漂亮，被国民党一个团长强迫去做小老婆，后来不堪忍受这样的生活，趁团长睡觉时用小刀把他刺死，逃出来参加了女子军特务连。

　　南霸天的另一个历史原型叫冯朝天，他的父亲冯业坤是当地一霸，自己则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军官。1931年，冯朝天带领一个民团中队据守在文市炮楼，自吹自擂说文市炮楼是“铁桶江山”。只是，这个气焰嚣张的民团队长很快也被女子军连俘获。

　　娘子军的声威

    三层楼高的中心炮楼，周围是砖石砌的围墙，然后是一层铁丝网将炮楼牢牢“护”住，铁丝网四周，是一片半径10米左右的开阔地，再往外则是一大片树林。一旦有人走进开阔地带，马上就会遭到炮楼上密集的火力射击——这就是冯朝天口中“铁桶江山”一般的文市炮楼。

    既没有大炮，弹药又很少，只有一些土枪、土炮，即便包围了炮楼，也难捣毁这个据点——这是红三团和女子军特务连的武器装备情况。

    敌强我弱，文市炮楼又位于中原市至乐会四区腹地的交通咽喉，如何清除这一大隐患？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为活捉地主南霸天，洪常青伪装成南洋华侨，巧用计谋进入南府。真实的历史中，没有乔装成华侨的洪常青，却有同样充满智慧的王天骏和女子军特务连。面对层层武装的文市炮楼，他们最终决定，挖地道，运柴草，用火攻！

    趁着夜幕掩映，战士们开始从炮楼南北两侧分别开始挖地道。为了麻痹敌军，同时引诱其消耗子弹，躲在树林里的女子军们分成几拨，在不同的方向猛吹冲锋号，大喊冲杀声，佯装发起进攻，敌人吓得连连射击。有时，女子军们用芭蕉叶、树叶扎成稻草人，戴上帽子，在阵地前摇来晃去，敌人模模糊糊看见有“人”影移动就开枪打过来。“白天，我们故意把女子军连的红旗打出来，敌人一见是女子军更加生气，气急败坏地朝红旗乱开枪，他们一开枪，我们立即把旗子收回来，枪声一停，我们就朝炮楼喊话，让他们误以为只有女子军在单独作战……”对这场巧攻文市炮楼的仗，冯增敏记忆深刻。

    在女子军们的“障眼法”掩护下，地道终于“穿越”开阔地带，悄悄地挖到了铁丝网处。可惜，炮楼北侧的地道由于土质坚硬，越来越难挖，并且被冯朝天发现了，只好放弃，集中力量挖掘南侧的地道，将近三天三夜不停歇的挖掘后，地道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

    红军战士在地道中匍匐着把柴草搬运到炮楼底下，又用当地的土办法，在柴草上撒上辣椒，倒上煤油，用火点燃。火越烧越旺，掺杂着辣椒味的火苗和浓烟随风涌进炮楼里，火势蔓延，“铁桶江山”里的冯朝天不得不束手就擒……

    其实，女子军特务连作为执行“特殊任务”的队伍，其主要任务本是保卫领导机关、看守犯人和宣传工作等。但随着战争形势变化，她们很快投身到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中。据统计，这百余名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女子军，在短短的500多天里，参与战斗达50多次。

    冯增敏曾告诉刘文韶，女子军连刚刚成立时，她们就穿上了统一的制服，短裤、大襟衣、列宁帽，连长和指导员发短枪、皮带，每个战士一条子弹带，袖章上写着“女子军”三个字，装备和男红军都一样。常年扎辫子的姑娘们还自发剪短了头发，摘掉了耳环，打扮得也像男子汉。尽管如此，国民党民团甚至一些男红军仍然小看她们，觉得一群女子“头发长见识短”，能打什么仗？

    而在一次次真枪实弹的历练后，女子军们的声威彻底打响了。无论是战友，还是敌人，都不得不感叹：这群女人真敢打，真能打！冯白驹将军多年后还回忆：“有一次女子军连参加主力作战，打败敌军后，以连为单位计算缴获，女子军连还占第一位。”

    1931年12月，驻乐会四区的红三团主力被借调到琼崖中路与红二团会合改编，乐会四区由女子军特务连留守。乐会县民团头子王兴志闻讯，喜出望外，当即带领100多名团丁进犯乐会四区，企图攻占苏区腹地文魁岭，捣毁红军军械厂、弹药制造厂等军事重地和红军医院。王兴志没想到，贸然进犯却给了女子军连单独作战、再次扬威的机会。

    得知消息后的女子军连连夜开赴文魁岭山腰，挖战壕构筑工事，为迎击敌人做准备。第二天一早，团丁兵分三路往文魁岭窜来。到了岭下，团丁见无动静，以为红军已人去岭空，个个得意忘形，便边打枪边往岭上爬。此时，隐蔽在经过伪装的掩体内的女子军早已将枪口瞄准来敌，只等最佳时机。

    50米、40米……“让敌人近一点，再近一点……”连长庞琼花沉着地吩咐战友。直到团丁距战壕仅20米时，庞琼花才发出开火信号。顿时，愤怒的子弹呼啸着一排排地向敌人扫射过去。被姐妹们称为“神枪手”的陈月娥，架起在伏击陈贵苑时缴获的那挺机枪，横扫直射。敌人连续3次冲锋都被女子军击退，溃不成军。这时，女子军的冲锋号响起，女子军们乘胜追击。王兴志见势不妙，只好带着残兵仓皇逃命。

    化整为零

    女子军特务连的赫赫声威，只是琼崖革命烈火的一个缩影。随着琼崖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盘踞在广东省的国民党军阀“南天王”陈济棠不禁忧心如焚。1932年7月，陈济棠派其警卫旅长陈汉光率所属三个团共三千多人赴琼，向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

    此时，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正在琼崖特委驻地——琼东县四区益平乡平坦村紧张筹备，女子军连负责大会的保卫和接待工作。由于特委交通员被国民党杀害，加上苏区和红军卷入“肃反”的漩涡中，特委未能及时获悉陈汉光警卫旅过琼的消息。

    8月2日，敌人展开强大炮火进攻，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处于万分危急中，琼崖特委不得不决定：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红军师部和军政干部学校学员、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一连立即向母瑞山转移，红一团和女子军特务连一连负责殿后掩护。

    8月5日，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红军师部和军政干部学校学员、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一连抵达马鞍岭，此时，红军已伤亡数百人，损失枪支200余支。为掩护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西上母瑞山，红一团一营和女子军特务连一连奉命留在马鞍岭坚守，迎击追兵。

    女子军连迎来了成立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战。

    几十名红军女战士与一个营的男同胞，在马鞍岭阻击数倍于他们的国民党正规军。在坚守了三天三夜后，女子军连和红一团一营几乎弹尽粮绝，只好把仅剩的几十发子弹留给女子军一连二班的10名女战士，其余人暂时撤退。

    当天夜里，冯增敏带着一个班回到马鞍岭接应时，10名女战士已全部牺牲。被炮火犁过的山地上，她们紧握着枪把或拳头横七竖八地躺着，周围是被摔断或砸碎的枪，“神枪手”陈月娥的上衣完全被血染红了，班长梁居梅的衣服被撕得稀烂。冯增敏猜测：可能是敌人上来后发现她们是女的，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肉身搏斗……

    这一战，也是女子军连大规模战斗的终结。此后，国民党军继续调集大量兵力“围剿”，形势对琼崖红军越发不利。

    红军撤退到了母瑞山，母瑞山却被敌人封锁了。茅舍被烧毁，下山的道路被封，敌人白天搜山，晚上设卡堵截，战士们只能在山上的密林里靠“天”生存。今天的海南岛已是瓜果飘香、丰饶富庶之地，然而，当年的母瑞山却是原始森林一般的荒凉。森林没有路，千百年的落叶堆积成了厚厚的地毯，由于雨水淤积，许多地方甚至成了落叶的沼泽；进入深秋，树叶开始凋零飘落，密不透光的密林里冷气森森；常年无人的深山，山蚂蟥、蛇蝎、蚁虫、野兽防不胜防，还有弥漫在山中的瘴气……

    就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战士们坚持了将近三个月。无房可居，蜷缩在草丛中、岩洞里、树丫上过夜；没有粮食，没有食盐，只能四处挖山薯，采集野菜野果充饥，但凡柔软光滑、无毒、容易吞咽的叶子，都成了大家的盘中餐，还有不少人在找野菜时被敌人击毙或俘虏；为躲避敌人搜山，战士们白天活动不敢弄出响声，晚上的寒风再凉，也不敢点火取暖，只能拿芭蕉叶当被子盖在身上。很多战士开始染上这样或那样的疾病，几乎每天早晨，都有人在长眠中再也没能醒来。

    不能困死在母瑞山，特委紧急决定，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红军警卫连留在山上与敌周旋，红军师部、红一团和女子军特务连一连由王文宇指挥突围，返回乐会四区与红三团会合，继而牵制敌人兵力，打破母瑞山的困局。10月底，突围终于成功，琼崖红军主力红一团与红三团胜利会师，女子军特务连一连与二连也在沙帽岭村会合。

    然而，陈汉光的“围剿”迅速卷土重来，轮番攻击中王文宇不幸中弹负伤，红军在拼死抵抗后依然伤亡惨重。11月初，王文宇与中共乐会县委书记冯甲、县苏政府主席庞世泽讨论决定，女子军特务连一连、二连化整为零，疏散隐蔽。女战士们分别在门仔村和排磉村集中，统一将枪支上缴给乐会县苏政府主席庞世泽，然后疏散离队。

    谁都没有出卖同志

    化整为零的女子军们，尤其是曾经的女子军特务连干部，在敌人眼中依然是不能放过的对象。她们有家不敢回，只能躲在家附近的山上靠亲人送饭，冯增敏甚至还藏在一个荒废的墓坑内避了一天。然而，她们最终没有逃过厄运，1932年下半年，女子军特务连第一任连长庞琼花、一连第二任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王时香、二连连长黄墩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二连二排排长王振梅、女子军战士林尤新，几乎同时被敌人逮捕。此外，琼崖苏维埃政府常委蒙汉强、乐会县苏维埃政府委员王学葵、琼崖妇女委员会委员林仲英等也同时落入敌人手中。

    女子军连干部被捕后，先被关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里，后被押解到府城监狱。1934年，除了因“价值不大”而被释放的王振梅和林仲英2人，冯增敏等8人又被押解到“广州国民特别感化院”。狱中5年，面对敌人没完没了的审讯、折磨和迫害，女战士们始终坚持革命的信念，未曾透露半点机密。直至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8位女战士才于年底获释。

    饱经磨难的女战士们没想到，半个多世纪后，女子军连干部王时香和黄墩英居然因这段狱中经历被污蔑为“叛徒”！不知是出于何种居心，有所谓的历史爱好者言之凿凿地“考证”，“红军师长王文宇被国民党陈汉光旅逮捕，但身份尚未暴露。由于王时香、黄墩英出面当面对质和指认，王文宇身份暴露了，遂被敌人杀害，之后英勇就义”，甚至公然撰文说“红色娘子军失散后……真正不变节的是少数”。

    谣言传开时，王时香以及冯增敏、庞琼花、庞学莲等已不在人世，黄墩英也在2001年因病逝世，当年与她们一同被关押狱中的王学葵却坐不住了。在新加坡安度晚年的老人已年过九旬，挺身而出澄清事实：“国民党旅长陈汉光亲自审讯我们，并且严刑逼供，但我们站稳革命立场，保持革命者的气节，谁都没有变节动摇，谁都没有出卖同志。两年后，我们被押到了广州，关进所谓‘感化院’……学习、劳动、住宿都在一起，从没分开过。在‘感化院’，我们谁都没有动摇投敌。”

    听到谣言时，琼海市党史办原主任陈锦爱也愤怒不已：“是谁出卖了王文宇，并不是什么历史悬案，而是早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事。”

    真实的历史在1989年出版的《琼崖英烈传》第一辑中早有明确记载。女子军特务连疏散之后，王文宇带着几位警卫员继续在乐会四区隐蔽。由于环境极其险恶，有两位警卫员竟持机关枪投敌，暴露了王文宇的行踪。不久又有一位警卫员投敌，向敌人供出王文宇的躲藏范围、脚伤部位及随身携带三号驳壳短枪、黑铜质师长证章和指北针等特征。陈汉光立即挥兵阳江墟之南，封锁了江南、龙山、上科、桥园一带，并将王文宇以上特征告喻部属。

    1932年12月31日中午，王文宇冲出敌人埋伏圈，身边只存警卫员王信一人。一天夜里，王文宇派王信从长尾埇村回到深造村找食物。王信回到深造村时，经不起老父亲和长兄的劝说，竟连夜向敌人自首。陈汉光得知消息，急忙派官兵包围长尾埇村……王文宇几天没吃饭，身上又中弹负伤，在山林里昏厥过去，不幸被捕。

    对于这段历史，当年派陈汉光“围剿”琼崖红军的陈济棠主编的敌伪档案《琼崖剿匪记》（1933年出版）也有记载。王文宇被捕之前，他的几个“卫弁”（即警卫员）已投降了陈汉光，他身边仅有一名“卫弁”王信。后王信回家取食物，在其父的逼迫下叛变，带领敌兵来抓王文宇。王文宇见王信迟迟不归，急忙转移到别处，被“大鸡寮村一农妇发现，奔告桥园乡公所”。陈汉光闻讯令第一团紧急出动围捕了王文宇，“经王各卫弁认识千真万确”。这份历史档案已经证明，出卖王文宇的是他的警卫员王信和“大鸡寮村一农妇”，向敌人确认其身份的是早于王信叛变的另外几位警卫员。

    2001年9月，琼海市委、琼海市党史研究室给出定论：“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证实了王时香、黄墩英不是出卖王文宇的‘叛徒’。”

    最后的琼花

    刘文韶发掘了女子军特务连的故事，但报告文学的影响力毕竟有限，真正让“吴琼花”的事迹传遍海内外的，是电影和芭蕾舞。

    1961年7月1日，谢晋导演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在全国首映，举国轰动。祝希娟扮演的琼花“向南霸天讨还血债”的控诉，海南蕉风椰雨中“向前进，向前进”的旋律，都成为人们心中抹不掉的记忆。王心刚由于在剧中成功塑造了洪常青，成为中国最早的大众电影偶像，“党代表”这个词也由此传播开来。当年，该片创下8亿人口6亿观众的盛况。1962年，中国设立第一届电影百花奖，《红色娘子军》一举夺得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男配角奖四项大奖。随后，又获得亚非电影节万隆奖和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

    1964年，中央芭蕾舞团将《红色娘子军》搬上舞台，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首演时，周恩来出席并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观看。作为大陆第一部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八个样板戏”之一，洪常青、吴琼花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随后，《红色娘子军》不断衍生出京剧、沪剧、豫剧、油画、歌曲等各种艺术形式，续写了整整半个世纪的传奇。

    艺术作品中的英雄传奇而伟大，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健在的女子军战士们却常年在琼岛的家乡过着最普通的农妇生活，甚至没人说得清，这些成就经典的英雄尚有几人。

    直到1984年，琼海市党史研究室编的第一部关于“红色娘子军”的书出版，里面既有概括女子军特务连整个历史的专题，也有女子军老战士的回忆录。编纂这本书的同时，党史研究室和琼海市民政局才基本厘清，女子军特务连还有60个老战士健在，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75岁。

    两年后的1986年，国家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妥善解决“红军失散人员”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发布，这些健在的老战士才以“红军失散人员”的身份开始领取补助。

    2000年，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落成，并被中宣部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王运梅、欧花、卢业香、王先梅4位健在的娘子军战士住进了纪念园。每天，她们头戴八角红军帽，佩戴工作卡，为游客讲解当年的红色历史。其他的老战士们，继续安静地生活在琼海的阳江、龙江等乡镇。

    到2007年，琼海市民政局和党史研究室确认，居住在琼海市境内的女子军老战士仅有11人健在。

    由于父亲在琼海市民政局工作，琼海市新闻中心主任王路生从1984年起就经常跟父亲去女子军战士家里串门。从事新闻工作后，去纪念园看望老战士们更是家常便饭。在他的印象中，这些老人都是“很好的阿婆”，生活规律，总爱把好吃的东西留给年轻人，年纪虽大，腿脚却灵便，尤其是王运梅，视力特别好，自己缝补衣服，穿针纫线一点不比年轻人差。有一次，他陪王运梅一起看《红色娘子军》的电影，老人看完了只道：“衣服都像，只是我们打仗时顾不得洗脸吃饭，哪有那么漂亮……”

    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身高都只有1.5米左右，王路生常常无法把眼前瘦弱的老人与当年枪林弹雨中走来的女战士联系在一起。不过，总有那么一些不经意的瞬间，让他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真实历史。比如，去看望王运梅时，走到门口偶然敬了个礼，老人一下子就颤颤巍巍站起来回礼，满脸都是笑意。比如，晚年的卢业香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连子女亲人都不太认得，但昏昏欲睡时，一听到电视里的枪炮声就会突然清醒。

    庞启江讲了一件让他感触颇深的事情。没怎么读过书的王运梅老人一直以为，参加了革命就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0年3月，一位游客无意中问她一年要交多少党费，老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共产党员。已经100岁高龄的她，平时什么事儿都不爱计较，但入党的事儿她放不下：“我参加革命一辈子，没有入党，就像一个人没有家一样。”老人逢人就问入党的规定和程序，自己不会写字，便缠着别人帮她写入党申请书。三个月后，一封由别人代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

    2012年7月4日，王运梅老人以102岁高龄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的9月14日，103岁的王运梅老人带着一辈子的执着离开了人世。

    2014年4月19日，最后一位在世的女子军老战士卢业香，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享年100岁。

    随着最后一位红色娘子军战士的逝世，那段英雄的、光辉的历史越来越远去，但它会永远被铭记。正如矗立在琼海街头的红色娘子军纪念雕像碑文所说：“斯为妇女解放运动之旗帜，海南人民之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