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罗思鼎：《蜗居》背后的憋屈

 《蜗居》背后的憋屈

　　改开30年，社会阶层的嬗变已是不争的事实。今天，接轨了国际，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民众对社会和自己的预期普遍不稳，实在是中国的“中间阶层”越来越小所致。前年中国社科院就出过一本《社会蓝皮书》，提出两个数据：一是中国人中间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比例不但比美国、西欧要少，甚至还比不上巴西、印度；二是自认为属于社会中层的中国人不但本来就少，而且从2002年到2006年还大幅度地变得更少了，把时间延伸到2009，恐怕这个“中产”的人群还是不会有什么起色。

　　从普通人的直觉看，富者益富：有挖煤采油炒股速富的，有手握资源分配大权暴富的，有行业垄断不小心跟着富的……而改开初期做贩运、小买卖致富的道路似乎已经中断，从工商部门发出的信息看到个体工商户户数逐年大幅度下跌；而穷者相对更穷：广大的农村打工者、国企下岗职工和在岗的下层员工、行政事业单位普通工作人员不仅经济地位每况愈下，收入和生活保障预期越来越差，而且在不经意中失却了话语权，从国家的“主人翁”沦落到社会的底层。

　　中小城市都在都市化，县少了，市多了；电器和汽车降价了，日用的米菜粮油却涨起来了；正常收入难得增加，必需的消费却节节爬高：自己的子女教育、老人医疗、住房按揭捉襟见肘……正是这种直接的感观，导致前些年好似还在中间阶层的人纷纷感到经济地位的下降，对现行社会分配制度的公允性产生了重大质疑。正是人们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取与自身社会地位相适应的买房收入，终于出现了大官卖权，小吏卖法，政府卖地，报纸卖版，医院卖药，学校卖座等一系列突破道德底线的可怕景象，失地农民、下岗工人无物可卖，只能卖盗卖淫……　

　　电视连续剧《蜗居》被禁，据说是因为台词有点黄。遗少看来，《蜗居》被禁，跟台词黄不黄不搭界，脏口和裸露比它多了去的影视大有片在。“黄”不过一个借口而已，再热播下去，怕是要出大乱子的。一个月来，这部电视剧聚焦太过，比审判新疆七五案犯要热上几个几何级数，《蜗居》把镜头对准了大都市摩天楼背后的阴影，颇有上海前陈书记故事的银屏普及版之感，说得和真的一样一样的呵。不为人知的重重地产黑幕都暴露在了阳光下，房价飙升年代的白领生存状况——这样细腻的直白描摹，引发了亿万白领潜在白领等中间阶层男人女人的热看热议。这些人的房奴之惑，终于在《蜗居》找到了答案——《蜗居》的要害在于揭穿房奴本源，影射陈案后台，暴露了权力支配一切，资本动摇人性，利益逼良为娼的三十年之怪现状。想这才是禁播此片的真实悸动。

　　看了《蜗居》，多数不是脑残的观众肯定会思考：是谁逼着人民做了房奴？看看剧情吧，权贵可以随便劫人祖居、淫人妻女、左右一切。同样是过年，富人安居富丽堂皇充满温馨的豪屋，穷人没水没电一支蜡烛苦熬；群众顶着加班的压力努力地工作，不过取得些微薄的收入，而权贵的二奶买件衣服甩手就是成千上万！说酸葡萄心理也罢，说红眼病也罢，总归房奴们心里憋屈呀！

　　这是我们要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吗？中央喊破了嗓门，地方自顾自行，各地方主政官员动辄出台一些方便富人、限制穷人的违法规定，如众多城市缺乏人文精神的城管执法，剥夺单车路权等等，都是在有意无意地斩断穷人的生机，营造新的社会矛盾。行政机构的职责混淆，收费多，服务少，对个人创业税收不留余地；对公民而言，到政府特别是掌握某些审批资源的政府部门办事，在金钱、时间、程序、机会上存在着种种难以言传的不方便。现在个人创业越发困难，勤劳和诚信致富已经成本高昂，难以为继。这些年个体户数量下降只是公权私用公害的恶果之一，一个更大的恶果是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导致中间阶层无以壮大，不说在提振经济中无力带动大众消费，更重要的是社会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维稳平衡器。

　　只有让穷人尤其是白领感到有奔头，勤劳朴实易于满足的中国人民就是辛苦劳碌一些，他也不会去作奸犯科。如果社会只会以房产和金钱的拥有去区分人的等级，处处鄙视穷人，不懂得尊重穷人的人格，像马加爵杀同学、杨佳杀警察、张旭平杀村长的仇杀事件恐怕才只是开头；如果社会处处剥夺穷人，低价拆迁城市居民房屋、强购农民土地，那群体事件只能是此起彼伏，永无终结；如果已然形成的“上流社会”不懂得低调做人，不愿意回报社会，一味妄自尊大，暴殄财富，时不时整出一些类似悍马车队、百万礼炮、人体盛筵的响动，那底层甚至中间阶层的仇富心理也只怕是越演越烈。

　　眼下我党致力民生工程，成果共享，要改变《蜗居》者的生存状态，疏通白领阶层的创富通道，政策和路线是好的。但河蟹万方，本党属下的层层官吏团伙和地产商人结成了利益同盟，俨然成了中梗阻，难道真的要再来一次文革吗？如能打通梗阻，遗少倒是以为不妨一试，相信《蜗居》观众都会毫无保留地拥戴一个阳光清房风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