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钢的琴》：为老国企无产阶级补办的一场追悼会

　　子午按：

　　十年前——具体是2011年7月15日，一部小成本的电影在国内悄然上映，档期刚好夹在一部好莱坞大片与一部主旋律大片之间，最终并不意外地以500万票房惨淡收场，没有引起丝毫的关注。

　　十年过去了，这部电影的口碑却不断发酵，被人反复提及，成了讲述下岗工人故事最好的电影，也被戴锦华赞为最好的华语电影之一。

　　这部电影就是张猛执导的《钢的琴》。

　　2008年，张猛还执导过另一部更早的国企下岗工人题材电影《耳朵大有福》。与《耳朵大有福》还仅是对下岗工人悲惨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工人阶级顶天立地的理想社会的哀悼与惋惜有所不同的是，《钢的琴》通过欲言又止的方式，向荧幕前的观众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发问。正如笔者的朋友白头豕所说，“《钢的琴》荒诞的不是一群下岗工人在废墟里造了一架钢的琴，荒诞的是一群能在废墟中造出一架钢的琴的工人，竟然都下岗了。”

　　《钢的琴》和《耳朵大有福》这两部电影为下岗工人题材的影视作品树立了标杆。

　　近年来虽然也有不少国企下岗工人题材的电影问世，遗憾的是，这些影片大多叙事不够真诚而沦为闹剧……例如2020年上映的电影《通往春天的列车》，在片头以及片尾生硬的字幕，彻底搞砸了这部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

　　前不久，笔者又听闻了电影《五金家族》即将上映的消息。让笔者有了些许期待的，是影片的编剧韩家女。此前由她担任第一编剧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以及她参与编剧的电影《无名之辈》，均是非常不错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尽管这样的“现实主义”仍然只是来自中产阶级对底层的俯视与同情，但起码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被正视了。

　　正如笔者在悼念曹征路老师的文章《英特纳雄“那儿”就一定要实现!——悼念当代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曹征路老师》中所写，“曹征路老师绝不是以高高在上的怜悯姿态‘分享苦难’，像以往的文学作品那样转身书写改制的‘合理性’;他塑造出了小舅朱卫国这样的孤独的工人领袖形象，把自己以及自己的思考代入进了这场正在发生的历史……”

　　笔者并不奢望《五金家族》在立意能够赶超《钢的琴》，只是希望这部现实主义影片、特别是有关国企下岗工人题材的现实主义影片，能够继续保持对历史、对底层劳动人民最起码的真诚。

　　听闻《五金家族》可能在下个月上映。影片上映之前，我们不妨通过白头豕这篇优秀的影评(去年2月曾于本号发表)，再来回味一下这部优秀的电影《钢的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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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的琴》：为老国企无产阶级补办的一场追悼会

文/白头豕

　　《钢的琴》的影评我一直欠在心里，拖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年春节抽空试着第一次剪视频影评，选了这部10年前的电影，算是还了一笔心债。

　　《钢的琴》这部电影有两个主题，一是追悼老工厂母亲的逝去，二是追悼老无产阶级的精神死亡。

　　电影开场的就是经典的一幕，下岗工人陈桂林的婚丧乐队，在主持一场滑稽的丧礼，灵堂摆在工厂的墙边，背景是两座高耸的冷却塔，挽联上写着 “沉痛悼念母亲”。当年我在电影院看到这一幕如遭雷击，满脸都是泪水，已经感受到了电影的主旨。

　　这座灵堂是显而易见的隐喻，它真正悼念的是作为背景的工厂本身。

　　在国企工厂长大的孩子都叫工厂子弟，工厂对我们而言可不是如同母亲吗?《钢的琴》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时代，工厂母亲倒下了，还要被拆除。失去它羽翼庇护的孩子们彷徨无措，尚未找到人生的方向。

　　电影视听语言始终服务于这种追悼工厂母亲的氛围。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电影中出现大量人物追逐的场面，而镜头却都是稳定的。

　　这一幕幕追逐戏，表面上是展示人物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却是用冲突作为线索，将背景中的工厂好好呈现出来。就像追悼会上回忆逝者的生平一般。

　　海滩长大的孩子童年记忆是沙滩和贝壳，山上的孩子是攀岩和爬树，田里的孩子是牛背和田埂;而工业区长大的孩子，童年记忆则是在输气管道上奔跑，在高塔上攀爬，在大礼堂的楼道里穿梭。就像孩子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嬉戏。只不过此时此刻，一切都破败了。

　　《钢的琴》套着一层中年危机的壳，而内心却是孩子的焦虑。当象征着工厂母亲的烟囱轰然倒塌，它抚育的儿女们，敢问路在何方?这种纠结的情感，借助一个荒诞的造琴故事讲述了出来。

　　在工厂弥留之际，下岗工人陈桂林的家庭也分裂了。

　　夫妻两人为孩子的归属谈判，而背景中的厂房恰如折翼的天使，也象征着角色的命运。向左看是断壁残垣的 “地狱”;向右看则是 “梦寐以求不劳而获” 的 “天堂”。女儿小元的未来，也象征着工人子弟下一代的未来。他们的幸福，竟要托付给售卖假药的奸商吗?

　　这种荒诞感，为整部电影奠定了一种哀而不伤的基调。

　　然而 “不伤” 的原因并非看破生死，大彻大悟;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角色始终笼罩在迷惘、失落、彷徨和不解的情绪中，与残酷的现实格格不入，使得他们的悲伤始终无法释放出来。

　　为了对抗这个荒诞的现实，陈桂林想到了一个更荒诞的主意，女儿不是想要钢琴吗?既然买不起，干脆拉起一帮狐朋狗友来，要在工厂废墟中打造一座钢琴，寄以挽留自己的女儿。

　　这帮狐朋狗友里有家里蹲的姐夫、好赌的混混、杀猪的屠户、爱打架的锁匠、倒卖废铁的土老大，还有一位好讲黄色笑话的隔壁老王……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这群人凭什么要帮助陈桂林追回女儿呢?

　　第二，这群人凭什么在一片废墟之中，造出一个八千多零件的钢琴来呢?

　　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当这群社会边缘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时，他们的精神气质居然焕然一新，在 KTV 里聚会合唱的时候，每个人简直像是从纪念堂前的壁画里走出来的一般。这些从壁画里走出来的人，紧接着就走进了废墟中生产车间，穿上工作服，一通鞭炮响后，大家变回了自己原本的样貌。

　　他们是工人。

　　他们是专业的工程师、车工、木工、焊工、铸工。之前打麻将偷牌、游手好闲、耍狠斗勇;现在却工作无比认真，细致，充满了工业气质的美感。甚至争起谁的活干得好，谁干得更多。从贼眉鼠眼的猥琐样，蜕变成一副自信满满，舍我其谁的派头。

　　甚至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没有优质木材做骨架，干脆下决心打造一个钢结构的琴。他们的形象在充满工匠气质的劳动中，逐渐高大起来。

　　这种人物形象的骤变，让我想起另外一部电影，那就是周星驰《少林足球》。

　　“我感觉到，全都回来了!”

　　在所有人物的蜕变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季哥。

　　季哥之前一副黑社会土老大的模样，带着一群失业工人挖废铁。自己梳着大背头，披着风衣，翘着二郎腿，带着啸天犬，高高在上地坐着。摆平纠纷，一言九鼎，好不派头。

　　可是一旦披上了工作服，不仅自己认认真真锯起木头，认认真真倒模，还成为了生产秩序的维护者。看到快手和胖头吵架，这位道上大哥反而批评他们干活要有干活的样，要玩道行趁早滚蛋。直到最后季哥销赃的事情被人 “点了”，要被带走之前，还兢兢业业地把最后的活干完，确认砂型没问题之后，才大步流星地离去。

　　来的时候是一位道上大哥，走的时候，是一位工人老大哥。

　　这一切回答了最初的两个问题。

　　这群人之所以能够在废墟中把一架钢琴做出来，因为他们是充满力量的工人!

　　而之所以他们会帮助陈桂林造琴，与其说是为了亲情友情，为了二十五块钱一天的辛苦费，不如说是重温作为一名工人感觉，重温那种敢想敢干、无所不能的主人翁地位!

　　而陈桂林之所以要造琴，与其说是为了留住女儿，不如说是为了留住自己曾经的工人身份。

　　陈桂林身体的立足点是下岗再就业搞的唐四郎乐队，内心的立足点却仍然是一名工人。造一架钢琴，对陈桂林而言就像一场梦，在梦里他又是一名自信满满的工人了。

　　然而梦终归会醒的。随着钢琴一天天造成，角色的情绪却一分分地更压抑起来。烟囱爆破了，季哥被捕了，父亲去世了，冰冷的现实泼在陈桂林的脸上，浇醒了他。因为工厂母亲毕竟逝去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他明白，女儿不会因为一架钢的琴留在他身边，他也不会因为一架钢的琴，再重新成为一名工人。

　　作为一名市场经济中的谋生者，作为被卖假药老板拐走老婆女儿的loser，陈桂林活了过来。他接受了这样的命运，于是他和淑娴说，我现在可以娶你了。

　　电影接下来，把始终贯穿着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推向了极致。男人们演奏着澎湃的斗牛曲，女人们穿着像炉火一样通红的裙子，跳着激昂的舞蹈，共同迎接钢的琴最终诞生。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在笑，都是一脸的肃穆。

　　这呼应了片头灵堂一幕。

　　与其说在庆祝钢的琴诞生，不如说是对工人身份告别的丧礼仪式。这一幕的情景是非现实的，情感却是超现实的，强烈的魔幻现实主义表达，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荒诞感。

　　然而，现在的我们，已经能准确说出荒诞感的来源了。

　　荒诞的不是一群下岗工人在废墟里造了一架钢的琴，荒诞的是一群能在废墟中造出一架钢的琴的工人，竟然都下岗了。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凭什么?

　　这才是《钢的琴》这部电影真正的主题，只不过电影欲言又止，把思考留给了荧幕前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