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苏区，这些“海归”干了哪些大事

　　90年前，一群胸怀理想奔赴海外探寻救国之路的杰出知识青年，怀着共同的梦想来到中央苏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用所知所学开启建立一个新政权的伟大实践，成为苏区政治、经济、司法、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中央苏区成为革命精英和人才荟萃之地。在中央苏区建设的各条战线上，都有不少海外归国人才的身影，其中广为人知的有周恩来、朱德、陈毅、聂荣臻、蔡和森、张闻天等

　　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大环境下，他们挑起了革命重担，将在海外学习到的先进理念灌注到苏区各项事业的建设中，不断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

　　1931年11月，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红色政权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90年前，一群胸怀理想奔赴海外探寻救国之路的杰出知识青年，怀着共同的梦想来到中央苏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用所知所学开启建立一个新政权的伟大实践，成为苏区政治、经济、司法、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如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已成为21世纪最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之一，世界各方对其90年前在江西瑞金开启局部执政尝试的这段历史产生浓厚兴趣。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90周年之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深入赣南山区，试图追溯当年这批从海外归来、具有国际视野、追求真理的热血青年，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是如何探寻中国革命成功之路、共同描绘未来中国蓝图的。

　　超越国际资助水准的苏区教育

　　身居斗室，心系天下。在中央苏区的艰难岁月，这群海外归来的人才，放弃优渥的生活，用艰苦奋斗闯出一条路来

　　下午4点多的瑞金市绵塘小学，有些孩子在操场上组队竞技、挥洒汗水，有些孩子在教室里聆听心理健康课……不久前，学校推出下午4点至5点半的两课时服务，学生们可以参与艺术、体育、心理健康等丰富多彩的课程。

　　这一幕，让人联想到90年前。

　　当年的苏区教育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都不禁发出赞叹。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群众教育在情况稳定的苏区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在共产党模范县兴国，据说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有文化的——比那个有名的洛克菲勒资助的县份还高。”

　　为什么在斯诺眼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教育超越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河北定县群众教育实验?

　　起关键作用的是人。

　　彼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遭到国民党漫长而严密的封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被污蔑为“流寇”与“土匪”。然而，揭开历史真实的面纱，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其中不乏海外留学归来的精英。

　　9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吸引无数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年轻人来到瑞金。

　　“小学前三年科目为国语、算术、游艺(唱歌、运动、手工、图画)，但国语课程中要包括乡土地理、革命历史、自然和政治……每周和每天的课程安排要合理分配，符合教学规律。”走进距离红井不远处的列宁小学旧址，许多到访者看到这份科目课程时不禁惊叹：90年前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央苏区就开始实行素质教育!

　　引入这一先进教学理念的是当时主持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徐特立，他曾赴法国勤工俭学，考察过比利时、德国的教育，后来赴莫斯科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宪法大纲中提出“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让在旧社会80%以上都是文盲的民众拥有文化教育权。

　　要实现这一点谈何容易。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豪华”的资助相比，当时的苏区教育缺少经费、教师、教材。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张由门板与板凳搭成的床铺……记者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旧址内看到，这就是苏区时期教育部长的办公室兼卧室，从海外归来的徐特立、瞿秋白曾先后在此办公、居住。

　　身居斗室，心系天下。在中央苏区的艰难岁月，这群海外归来的人才，放弃优渥的生活，用艰苦奋斗闯出一条路来。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徐特立率领广大教育工作者因陋就简开展文化教育：缺乏现成的校舍，就把课堂设在祠堂、庙宇或大院里;缺乏粉笔和纸张，就用黄土造粉笔，用沙盘替代纸张;教材难以铅印，就刻蜡板油印，甚至是动手抄写……

　　“当时苏区各地创办了大量的列宁小学，以满足儿童教育的需要。针对青壮年无法接受学校教育的情况，各地成立了众多的夜校、半日学校、业余补习班、识字班、俱乐部等，在村头路口、街头巷尾设立识字牌，利用各种空闲时间教群众识字。”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燕林说。

　　江西赣州市兴国县鼎龙乡古顺村104岁的朱清平，是当地为数不多仍健在的老红军。他仍记得儿时与村里其他孩子就读列宁小学的情景：“只要想读书，任何人都可以去列宁小学上学。”他记得第一课就学了《工农兵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偏僻山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史料记载，当时苏区先进县学生入学率达60%，而在白区号称教育最发达的江苏省也只有约10%。据《红色中华》报记载，仅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就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

　　不仅是教育领域，群众冷暖温饱，一一被放心上。正如毛泽东1934年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

　　群众利益无小事。据《红色中华》报刊登的资料显示，苏区时期，社会保障、卫生防疫、劳动者合法权益等各方面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苏区群众发自内心地称赞：“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既有国际视野，又了解人民需求

　　饱受苦难的民众第一次意识到，还有一个政权如此维护他们的利益，保障他们分田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婚姻自由的权利……

　　从建立全面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到基本消除义务教育性别差距，再到全社会就业人员女性占比超过四成……中国妇女事业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不仅推动了全球妇女事业的发展，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

　　妇女事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妇女解放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开辟苏区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妇女的伟大作用，并感受到旧社会妇女经济地位低下与强迫、买卖的婚姻制度有着必然的关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余伯流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具有国际视野，又了解人民需求，从法律制度、权益保障等多方面为女性“撑腰”。

　　1931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迫切需要自己的法律人才。曾在莫斯科留学工作的梁柏台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担负起这一重任。

　　“梁柏台在留学期间学习和研究过苏联法律，后来还担任过伯力省法院的审判员，为之后回国领导国内根据地法制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瑞金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央苏区法制史研究会研究员严帆说。

　　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梁柏台当选大会主席团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大会通过了梁柏台参与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部红色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提出，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地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梁柏台还参与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等法令，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还通过多种途径宣传男女平等的理念。记者翻开1933年3月3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报纸副刊上一幅幅简单明了的漫画旁，写着“反对虐待妇女”“反对童养媳制度”“反对封建压迫”，语言通俗，标题浅显醒目，内容形象生动且好懂易记。

　　当时在苏区，由于青壮男子都参加红军和赤卫队，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但是妇女下田，阻力不小，当地盛行一个迷信说法：“妇娘学犁，母鸡学啼，触犯天理，要遭雷劈。”“苏区的妇女素来都很勤劳，不怕吃苦，可一提到犁田、耙田就往后缩。”余伯流说，那些迷信之说束缚了妇女，乡间鲜有女性敢摸犁耙。

　　“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这不仅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一纸条文，而且有实实在在的举措。为解放女性生产力，由梁柏台签发的《托儿所组织条例》规定：享有苏区宪法规定权利的夫妻所生的小孩且年龄在一个月至5岁都可进托儿所。

　　这一举措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热烈拥护。据《红色中华》报记载，仅瑞金下州区下州村就组织了两个托儿所，上屋托儿所有20个小孩，下屋托儿所有23个小孩，这些小孩多数在喂奶期。每个托儿所配置4位看护人，托儿所光线充足且玩具较多，卫生部门经常派人检查托儿所卫生和小孩身体。

　　既竭力为民众谋利，又组织发挥民众力量。

　　当地百姓回忆说，托儿所的建立，让劳动妇女可以参加生产及苏维埃各方面的工作。据《红色中华》报1934年5月28日报道：“瑞金模范的武阳区，去冬时只有两个妇女会犁耙，现在就有一百零四名会犁耙了，还有一百九十四人正在学习。”

　　“广泛动员了群众参加生产，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为反‘围剿’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极大地改善了群众的生活。”余伯流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宪法大纲中明确“以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这个新生政权颁布120多部法律法规，从土地、教育、经济、劳动、婚姻等方方面面保障群众权益。“饱受苦难的民众第一次意识到，还有一个政权如此维护他们的利益，保障他们分田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婚姻自由的权利……”钟燕林说。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赣南客家方言中，“埃”是“我”的意思，群众很自然地就把苏维埃政府称为“埃政府”，也就是“我的政府”

　　瑞金市大山阻隔，曾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山区。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瑞金，不论是读书识字的“觉醒一代”，还是从未进过学校的乡间农夫、妇孺老人，都知晓了一个拗口的俄语外来词“苏维埃”。

　　“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今朝开，革命斗争经验富，工农群众踊跃来……”瑞金叶坪镇洋溪村村民钟基发已83岁高龄，却清晰地记得这首歌谣。“这是当年红军宣传队创作的歌曲。”钟基发说，婆婆当年教她唱，传唱多年后，她教儿孙唱。

　　“‘苏维埃’源于俄语，原意是‘代表会议’‘理事会’等。”赣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一级调研员胡日旺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维埃”这个外来词登上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

　　一个俄语单词缘何在90年前大山深处的瑞金生根发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求贤如渴。在共同的目标引领下，中央苏区成为革命精英和人才荟萃之地。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瑞金后产生的中央领导班子，其成员具有下列特点：一是文化水平和思想理论水平普遍很高，有相当多的大学生、留学生，多数人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党龄较长，接受党的教育、组织生活、斗争锻炼多;三是年富力强，多在50岁以下，且以三四十岁的居多。”中央苏区史专家曹春荣说。

　　“最典型的一点是，在中央苏区建设的各条战线上，都有不少海外归国人才的身影，其中广为人知的有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陈毅、聂荣臻、蔡和森、张闻天等。”胡日旺说，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大环境下，他们回国后挑起了革命重担，将在海外学习到的先进理念灌注到苏区各项事业的建设中，不断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

　　先进的思想、理性的思考、国际化的视野，正是这样一批来自五湖四海、忠于理想信念的有识之士，担起苏区建设的重任。

　　胡日旺说，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统辖总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000万，区域内到处可见“苏维埃”字样的标语、横幅、对联等。红军通过印刷宣传标语、横幅，创作和传唱红色歌谣等方式，让群众逐渐熟悉了这个词。

　　他们，让穷苦人更好地读懂革命、读懂红军。

　　“乡亲们不一定知道‘苏维埃’是什么意思，但都知道说这个词的党员干部对群众好。”钟燕林说，巧合的是，赣南客家方言中，“埃”是“我”的意思，群众很自然地就把苏维埃政府称为“埃政府”，也就是“我的政府”。

　　他们，为了心中的信仰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

　　1935年2月，瞿秋白在转移突围时不幸被捕。6月18日，年仅36岁的他从容就义。被捕牺牲的，还有梁柏台，他和瞿秋白同年出生、同年被捕、同年牺牲。

　　他们，感染和带动更多人加入革命的队伍。

　　当时的中央苏区出现扩红参军、拥军支前的高潮，240万人口的赣南有33万人参加红军。钟基发说，包括她公公在内的3位家族长辈为了保卫红色政权，响应苏维埃政府号召踊跃参军，后来都壮烈牺牲在战场上。

　　9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对外交流处副处长戴华桂说：“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