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记住他们

　　一

　　小时候，村子里的小学没有五六年级，需要到邻村读“高小”，上学来回走过京(北京)大(大名)公路。路南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形沟壕，沟壕里面是同样圆形的土墙遗址，那是当年日本鬼子的炮楼。老人们说，就在炮楼西面不远处，八路军打过一次非常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一百多个日本鬼子，指挥战斗的是八路军的赵司令。

　　这个地方原本是没有炮楼的，因为赵司令指挥的伏击战把鬼子打怕了，鬼子才在这个地方修了一座炮楼。

　　放学时，每当走到炮楼附近，我总要停下来，以我从电影里、课本上和连环画中看到的抗日战争的情景，想象着那次伏击战。久而久之，我甚至懊悔自己出生太晚，没有赶上抗日战争。如果生在那个年代，我一定会从敌人手里夺一支枪，隐蔽在公路旁边，只要有鬼子走过，一枪消灭一个……说不定还能动员小伙伴们成立一个游击队，然后一起去投奔赵司令。

　　成年之后才知道，赵司令叫赵义京，是八路军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发生在我们村口的那次伏击战，是在1940年6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前夕，日伪军加紧修筑德(州)石(家庄)铁路，企图以此切断冀中与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7月初，抗日军民在7日之内，将景县南部青兰附近的路基全部破坏，同时还破坏了5条公路。敌人为保护修路，并报复抗日军民的破路行动，出动了大量兵力进行“扫荡”。赵义京接到内线的相关情报后，于7月25日夜，率分区武装会同军区第25团，埋伏于武邑、衡水间的苏正、苏义地区。次日凌晨，驻衡水日军川井大队100余人来犯。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遭到劈头盖脸的猛烈打击，没等醒悟过来，即全部被歼。战斗中，赵义京与25团团长李林，身先士卒，挥舞着战刀冲到马拉的火炮前，连连砍倒敌人，夺得大炮。战斗仅用9分钟便告结束，缴获战马9匹、火炮一门、机枪两挺。这次战斗被第129师评价为“创造了在平原地区迅速、干净消灭敌人的伏击战的范例”，并受到八路军总部通令嘉奖。

　　我也是成年之后才知道，战争并不是童年时想象的那样好玩，那样简单，那样可以随意自我表现。它比任何残酷的描写都更加残酷，随时随地都在发生流血和牺牲。

　　1943年，冀南的抗日斗争形势空前严峻。遵照上级指示，第五军分区的主力部队暂时撤到了太行山区。赵义京和副司令员陈耀元带领少数部队留下来，继续坚持敌后斗争。8月27日，第五军分区和地委在武邑县城东律寨村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反“扫荡”工作。参加会议的有第五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李尔重、专员任仲夷、司令员赵义京、副司令员陈耀元、参谋长陈明义、武装科长牟海秀等200多人。日军从辛集、故城、枣强、龙华等地，通过火车、汽车调运来日伪军2000多人，对五分区与会人员实施合围。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会议当天晚上，全体人员即转移到石德路南的小白庄;29日晚又转移到枣强县霍杨庄，还是未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与敌人交火后，赵义京沉着指挥大家突围。30日下午2点左右，突出重围的赵义京、陈耀元与地委书记李尔重等十几名同志冲到江官村北、清凉江南岸时，再次遇到了日军骑兵，当即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赵义京夺了一把东洋刀，一口气砍杀了六七个日军，但自己也被刺伤。警卫员要背他后撤，他把文件包递给警卫员：“不要管我，快把文件带出去!”警卫员只好含泪离开。赵义京在指挥重新突围时，被敌人的机枪射中，壮烈殉国。

　　和赵义京一起牺牲的还有副司令员陈耀元。为了纪念两位烈士，经上级批准，枣北县改名为“赵陈县”。

　　二

　　整整40年之后，我在衡水地区做共青团工作。枣强县的团员、青年自动捐资，在当年赵义京和陈耀元烈士殉难之地，修建纪念碑。也是在这时，我搜集所有能找到的赵义京烈士的资料，追寻他短暂一生的脚步。

　　他是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到达陕北时，他已是一名优秀的红军营长，被选送到抗日军政大学深造。毕业后，他随八路军第129师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8月，第129师东进纵队在衡水、武邑、景县一带，收编了以华北人民抗日联军3个支队为骨干的群众自发组成的抗日武装，建立了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并任命其中最大的一个支队首领葛贵斋为司令员。第五军分区能否巩固并打开抗战局面，关键看能否尽快改造好这支武装力量。为此，冀南军区请求师部派一位得力干部前来。这时，刚随刘伯承师长来到冀南的第129师师部作战科科长赵义京，成为最佳人选。

　　那是一个烽火遍地、“诸侯”蜂起的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南逃了，日本鬼子还没有完全占领冀南。所以，一些有民族正义感或者没有正义感，但手里有杆枪甚至连杆枪也没有，只是企图浑水摸鱼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树起招兵旗，自称“司令”或“县长”。我们那个不足20万人的小县，最多时居然有5个司令、3个县长。

　　景县人葛贵斋就是那个背景下的一个司令。与其他地方武装不同的是，不仅葛贵斋本人有正义感，他的军师刘甦更是很早就受到了我党的影响，要求进步，真心抗日。另外，当时共产党人刘建章受组织委派，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南特派员”名义回到冀南开展抗日活动。葛贵斋的队伍在被冀南军区收编之前，就已经接受了刘建章领导的改组。尽管如此，他们的政治素质、思想作风，特别是旧习惯，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的，这一点赵义京心里非常清楚。当时五分区机关驻在武邑县县城南关，他带了一个警卫连走马上任。到任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五分区干部、战士的伙食不一样，干部吃白面，战士吃小米。赵义京当即宣布：“随我来的这些干部战士，不分等级，一律吃小米!”

　　上任伊始，赵义京就用实际行动告诉部队，什么是八路军的作风。而且他始终严于律己。他牺牲的那一年正是冀南大旱，不仅战争环境空前残酷，生存环境也到了饿殍遍野的地步。从春到秋8个月没有下雨，颗粒无收，他和战士、群众一样吃糠咽菜，甚至用树叶充饥。由于工作繁忙，又缺乏营养，赵义京身体虚弱，浑身浮肿。同志们心疼他，用6斤小米换了一只鸡，要他补补身子。他坚决不肯，硬是把鸡退了回去。

　　赵义京知道，要想让这支队伍脱胎换骨，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红军的优良传统改造部队。为此，赵义京首先在分区领导层统一了认识，然后着手建立各级政工组织。政工人员深入到连队，把思想政治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他还亲自给干部、战士讲课。这位抗大毕业生才识过人，视野开阔。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全国抗战形势、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重大问题，被他讲得幽默风趣、深入浅出。一腔热血的战士们，过去哪里听过这么深刻的道理，而这些道理从赵义京口里讲出来，他们听得入耳入脑，部队的政治面貌日新月异。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刘建章同志的家乡担任县委书记。这位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铁道部部长的老共产党员，当年单枪匹马回冀南，成功地改组了葛贵斋的队伍后，出任冀南五专署专员。我去看望他的时候，老人几乎每一次都谈到赵义京。他说：赵义京同志非常优秀。因为他脚很大，开始战士们叫他“赵大脚”。听他讲过课之后，一致管他叫“大学教授”。

　　1939年夏天，正是麦收时节，敌人十分猖狂，肆无忌惮，频繁出动抢粮，赵义京决心要教训一下敌人。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他深知这一仗必须巧打。他率4个连队预先埋伏好，然后派县大队前去诱敌，敌人果然尾随而至。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部队的射程，赵义京一声令下，4个连队和县大队一起开火，敌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这一仗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了夏收，而且证明五分区的部队已经成为一支拉得出、打得赢的人民子弟兵。这支队伍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越战越勇，不仅成为五分区军民的主心骨，还先后5次成建制向上级正规部队输送力量。

　　赵义京率领第五军分区的指战员打了许多恶仗、胜仗，粉碎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扫荡”。战士们信服他，愿意跟着他打仗。老百姓赞颂他，到处传说着他的英雄事迹。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到夏天的夜晚，家乡街头乘凉的人群中，赵司令依旧是久说不衰的话题。

　　三

　　青年朋友们捐资修建的纪念碑落成那天，我参加了他们的集会。许多应邀参加集会的八路军老战士，抚摸着纪念碑热泪盈眶，他们不停地念叨：司令员，后人还记得你们!

　　2000年冬天，我到广州拜访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请他为新建的衡水烈士陵园题词。谈话时，我提到了赵义京。他说：我们是老战友，那次我突出来了，他没有突出来，牺牲了，现在我们和他爱人还有联系。老人对于赵义京的事迹如数家珍，他告诉我：赵义京初到五分区时，先后任参谋长、副司令员，若论资历和工作能力，司令员葛贵斋自然不能和他相比。但他丝毫不计较这些，真心实意地协助葛贵斋工作。直到葛贵斋脱离革命队伍，赵义京才担任了司令员。1940年8月，新编第9旅旅长桂干生兼五分区司令员，赵义京改任副司令员，他依旧心甘情愿给桂干生当助手。后来新9旅撤销，赵义京重新担任了司令员。1942年12月，范朝利调任第五分区司令员，赵义京再次改任副司令员，他仍旧踏踏实实地工作，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句牢骚。1943年8月，范朝利离开根据地，赵义京是第3次担任司令员了。老人感慨地说：能这样豁达地对待个人职务的升降，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我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干部，不仅知道赵义京，而且熟悉他的事迹，任仲夷同志对此非常高兴。他慈祥地看着我，认真地说：应该记住他们。

　　赵义京、陈耀元烈士纪念碑建成35年之后，我再次来到江官村，第一眼看到的是进村街道的街牌上，醒目地写着“赵陈路”。

　　因为当年青年们捐资修建的水泥纪念碑已经残破，枣强县对赵义京、陈耀元烈士墓进行重新修葺时，复建了纪念碑。草白玉的基座上，耸立着青石碑体，古朴庄重。纪念碑周围栽种的32棵塔松，代表了同时牺牲的32名烈士。他们还建成了“赵义京、陈耀元烈士纪念堂”，以丰富翔实的图片、资料，展示了烈士光辉的一生和不朽的抗战精神。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纪念堂，发现在展牌上面挂起了一大块红布，上面写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红底金字，格外显眼。乡里的领导告诉我，经常有单位组织党员到这里来参观，并重温入党誓词。一边是烈士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画面，一边是入党誓词，在这样的氛围中更加理解了党的初心，更加明晰了以什么样的精神去践行初心。烈士的英名和烈士的精神，在每一位参观者心里也更加鲜活。

　　京大公路改为沥青路面时，路线迁移了，原来的公路变成了田间小道，炮楼的遗址早已荡然无存。但每次回老家，我都沿着小路去当年伏击战的地点看看，那里承载着我童年时的敬仰和梦想。虽然先前的地形地貌全部消失，可我依旧能够准确地找到我要找的地方。当年伏击战的两名指挥员，赵义京和冀南军区第25团团长李林，血洒抗日战场。赵义京牺牲时29岁，李林牺牲时26岁。两个人的名字一同镌刻在国家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的名录中。

　　我登上一处旧的砖瓦窑，放眼祥和安宁的村庄和丰收在望的田野，耳边情不自禁地响起小时候熟悉的电影插曲：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我们确实应该记住每一位烈士，记住他们，他们就活着，“烈士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就不是一句空话。

　　记住，就是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