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的编纂、流失与回归

        位于国家图书馆的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展出“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与再造”。《永乐大典》堪称“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从皇史宬到图书馆，从宫廷秘藏到人民所有，《永乐大典》的传奇经历，也是历史潮流的注脚。《永乐大典》的遭遇告诉我们：国家强盛，才能赓续与弘大文脉。

　　《永乐大典》是空前绝后的古代类书

　　永乐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的年号，这个年号从1403年一直使用到1424年。永乐时代，是明朝国力强盛的时代。迁都北京、建设紫禁城、郑和下西洋等大事，都发生在永乐时代。永乐时代，还见证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的诞生，这部类书以“永乐”为名，是为《永乐大典》。

　　1403年即永乐元年，朱棣命解缙等人编纂一部类书，其诏令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由此诏令可知，朱棣希望这部类书包举天下所有的文献，囊括所有的知识门类。类书与丛书不同，我们熟悉的《四库全书》是丛书，它依据自己的选择标准，完整收录单独的书，而类书则从单独的书中析出材料，再分门别类排列在一起。类书和数据库很像，输入一个关键字，就能查阅到散在各书中的相关材料。

　　解缙接到任务后，组织人手开始编书，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朱棣赐名《文献大成》。但朱棣对此书并不满意，认为并没有将天下文献囊括殆尽，又命姚广孝、解缙等人在南京文渊阁开馆重修，此项工程始于1405年，竣稿于1408年，这便是《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仅目录与凡例就有60卷，全书共计22877卷，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以《洪武正韵》韵目编排内容，“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洪武正韵》是朱元璋命宋濂等人编纂的一部韵书，它包括76个韵目，每个韵目下包括许多字，如韵目“东”下包括冬、通、桐等字。《永乐大典》就用这种方法，将纷繁复杂的内容井然有序地进行排列。

　　从保存下来的《永乐大典》遗册来看，它比一般的古籍要宽大得多，高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每册约50叶，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再用一层黄绢包裹，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标出卷数，书皮右上方贴小方块黄绢边签，标出韵目及本册次第。

　　像《永乐大典》这样宏大的文化工程，只有在一个国家国力强盛并留意于文化事业时才能完成。由于《永乐大典》卷帙浩繁，成书之后并没有刊印出来。1420年，明朝正式迁都北京，《永乐大典》正本也从南京移藏北京。此后，直到嘉靖年间才又抄写了一个副本，而仅仅是抄写副本也花去了五年时间。

　　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永乐大典》遗册，都来源于嘉靖年间抄写的副本，永乐年间的正本连一页纸也没有流传下来，它的下落至今仍是个谜。副本抄好后，收藏在嘉靖皇帝新设的历史存档机构皇史宬中，到清朝雍正年间，转移到翰林院。实际上，《永乐大典》在此时已逐渐散佚，乾隆年间曾点查过一次册数，剩下九千余册。

　　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利用《永乐大典》辑出许多已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书籍，但与此同时，一些馆臣也利用职务之便，将《永乐大典》携带回家，作为自己的私藏。

　　对于《永乐大典》而言，更大的劫数还在后面。

　　《永乐大典》一度被当成砖使用

　　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书的命运也如人的命运一样，在风雨飘零中苟延残喘。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到了最后时刻，这年十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抢走了海量中国珍宝，收藏在翰林院中的《永乐大典》也未能幸免，其中以英军抢掠册数最多。

　　四十年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再度占领了北京，翰林院一带成为战场，部分《永乐大典》被战火焚毁，还有一些则被联军用来遮挡弹雨。在同时代人雷震的笔记《新燕语》中，有一则标题为“斯文扫地”的笔记，其中提到“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之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等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阅之，则《永乐大典》也，此真斯文扫地矣。”据学者统计，在1900年的战事中，损失的《永乐大典》至少有605册。

　　到1912年，民国肇建，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仅藏《永乐大典》64册，不及原数的1%。而这64册成功入藏京师图书馆，与鲁迅有密切关系。原来，这64册历劫而存的《永乐大典》，被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拿回家中收藏。鲁迅在民国成立后，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工作，他多次以教育部名义致函陆润庠，希望他将珍藏的《永乐大典》交由京师图书馆保管收藏。1912年7月16日，这批典籍入藏京师图书馆。

　　当时，公共图书馆的观念仍有待更多人接受，京师图书馆的成立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国作为文献大国，其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理应有能与之地位匹配的文献入藏。京师图书馆的这64册《永乐大典》，开启了国家图书馆持续至今的搜求《永乐大典》的历程。

　　在这一历程中，郑振铎的名字不能忘记。郑振铎对《永乐大典》的兴趣，反映了时代的潮流与风向。1938年，郑振铎发表了《中国俗文学史》，这部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将视野转向此前并不为文学研究者所多关注的“俗文学”上，如歌谣、变文、鼓子词、子弟书等，这些兴起于民间的文学形式，其实拥有比“雅文学”更多的受众，它深刻影响了社会心理的形成。这些民间文学的材料，许多就保存在《永乐大典》中。

　　《永乐大典》当然不只保存了许多民间文学的材料，它堪称“典籍渊薮”，尤其它收录文献很少删改，基本保持原貌。从清代至今，对《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让已消失的重生，让遗忘的再度被记起。

　　国家图书馆历百年成为《永乐大典》最大收藏地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成为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1951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郑振铎的《关于永乐大典》一文，文章介绍了《永乐大典》的编纂、流失与收藏。同月，在郑振铎等人的策划下，北京图书馆举办了一场《永乐大典》展览，在二十天的正式展期中，总共有八千二百多人一睹《永乐大典》真迹。

　　1951年，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册数从前一年的109册一跃至144册，其中新增的33册来源于以下三处：这年3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将所藏11册还赠中国；7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的提议下，商务印书馆将所藏21册全部捐给政府；8月，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实业家、收藏家周叔弢将所藏1册捐给政府。这33册均转交北京图书馆统一收藏。

　　郑振铎与张元济是故交。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郑振铎介绍了商务印书馆藏《永乐大典》的一段往事：这批藏书原藏于上海商务印书馆附属的涵芬楼，在1932年日军发动的“一·二八事变”中，涵芬楼被炸毁，无数典籍葬身火海，《永乐大典》由于提前转移到了其他地方而幸免于难。郑振铎对商务印书馆此举表示由衷敬佩，评价“该馆今以历劫仅存的最珍贵的图书捐献给人民政府，其化私为公、热爱政府的心，是值得钦佩的。人民信赖与热爱自己的政府，曾不断把他们的所藏捐赠出来……他们明白人民政权会十分重视这些文化、艺术遗产，而且会十分珍重地保存、管理，供给人民大众加以应用与参考研究的。”

　　流散的典籍，如同漂泊的游子，似乎天然有着“凤还巢”的愿望。1951年，定居在香港的藏书家陈清华要出让一批古籍。由于陈清华的藏书素以珍贵著称，郑振铎得知此事后，迅速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当时国家财政窘迫，但仍决定购买这批藏书，1955年陈清华第一批藏书入藏北京，其中包括4册《永乐大典》。为了让这批古籍安全回家，郑振铎要求不得乘坐飞机。

　　然而，谁能想到，1958年，郑振铎因为飞机失事而殉职。逝世后，他的家人将其所有藏书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

　　时至今日，国家图书馆已成为全球收藏《永乐大典》册数最多的图书馆，224册得来不易，历百年才有这样的成绩。这其中凝聚了党和政府守护传统文化遗产的坚定决心、收藏者化私为公的襟怀、管理者对书籍的认真搜求与妥善保护，还有社会大众的关心。

　　文脉系乎国运。《永乐大典》的聚散沉浮，生动展示了书与人的命运是如何紧密相连的，国家强盛，才能赓续与弘大文脉。从皇史宬到图书馆，从宫廷秘藏到人民所有，《永乐大典》的传奇经历，也正是历史潮流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