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存断指，入党在危时

—— 徐特立：“从此解决了我政治上的苦闷”

　　徐特立，原名徐懋恂，1877年2月1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912年加入同盟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中共七届、八届中央委员，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我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在中共党内和我国教育界、思想界拥有很高的声望。中共中央曾称赞：“他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

　　“从此解决了我政治上的苦闷”

　　徐特立小时候为了谋生，曾经学习过中医和卜卦、算命、堪舆。1905年是徐特立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先是在科举考试与追求学问的选择面前，他毅然选择了“学问”，并将名字“懋恂”改为“特立”，以示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同流俗、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高思想。之后，在政治学说方面，徐特立由追随康有为、梁启超，走上了相信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道路。徐特立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热忱，迎来了1911年辛亥革命，但胜利的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取。人民刚刚看到的一丝希望旋又破灭，这时的徐特立称自己“我的精神忽然死了”。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徐特立积极投身到长沙的运动之中。与他人共同发起成立健学会，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反帝宣传，同军阀张敬尧进行坚决斗争。为了重新寻找救国之路，徐特立告别妻儿，走上赴法勤工俭学的旅程。

　　在法国留学期间，徐特立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中国的前途和希望。1924年回国后，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与他推心置腹地进行过一次长谈。何叔衡希望徐特立参加到国民党里去改造国民党。经过考虑，徐特立加入国民党，并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期间，有这样一件事促使徐特立彻底地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1926年12月中旬，徐特立见到了他在省立第一师范时的学生毛泽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27年春他回到老家五美乡仔细地调查了农民运动的情况。虽然在那里只住了一个星期，但徐特立却看到了过去落后的农村，在农民运动迅猛兴起以后，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次农村调查后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革命斗争形势如此严峻的时刻，徐特立在第一师范的学生李维汉向他转达了中共湖南省委对他的关心，并表示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同年六七月间，徐特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认为“从此解决了我政治上的苦闷”。徐特立去世后，董必武曾赋诗“救亡存断指，入党在危时”，称赞他坚定的革命意志。

　　“你们要继承的不是财产，而是前辈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徐特立从19岁起就从事教育工作。从塾师到教师，从以教师职业谋生转而藉教职服务社会，从以教育为事业到把教育融入革命事业之中，干教育一辈子。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早期都曾接受过徐特立的教育培养。后来，毛泽东在给徐特立的信中说：“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参加革命后，徐特立对党的教育事业有了新的理解。他曾指出：“我们的教育是革命的教育，其目的是教国民不是教顺民，应该反对无理的服从及自己没有了解的盲从……对于破坏纪律的学生，不是惩戒而是说服。说服的方法不是由老师片面的注入，而是双方的讨论的研究。不是压抑学生的坚强意志，而是增加对问题进一步的了解，以正确的知识来克服无知的盲动。”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对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提出新的要求。这时，北京市举行了一次中小学教师暑期培训班。徐特立来到他们中间，与广大教师讨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他说：“国家建设需要广大的人民大众;对于他们的普通教育，亦即中小学教育是必要的。不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新民主主义社会国家建设是不可能的，小学教师在国家建设中占重要地位，由此可知。”他明确提出：中小学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要负起改造人民的脑力的责任”。

　　教育的根本任务，除了使学生提高科学文化知识之外，还要使学生懂得人生的根本目的是什么。1961年3月，徐特立的孙女徐禹应征入伍，为了徐禹走好人生的这一步，徐特立破例为她题词：“你们要继承的不是财产，而是前辈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继承和发扬前辈的革命精神，发奋图强，做好革命接班人。”那么，怎样使青年人接好革命的班呢?徐特立说，要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革命的红色接班人，就要把家庭的教育、学校的教育、个人的努力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做好。“我们留给后一代的，不应该是什么万贯家财”，而只能是十分艰巨的革命重担，要想使他们把这副担子挑起来，并且沿着我们所开辟的道路一直走到底，那就必须在交给他们任务的同时，也交给他们力量。这力量不是别的，就是革命的思想和作风。

　　“我已74岁，每天还要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

　　徐特立一生重视学习。1897年，徐特立制定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即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祖母留下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期以十年。1905年，“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取得成功。这一年，徐特立参加了清廷组织的科举考试，取得好成绩，返乡后，各处学堂争相延聘，徐特立的年薪由14串升到60串，生计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1949年1月，随着三大战役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徐特立赋诗表达此时的心情：“百年殖民地，从此永完结。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为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7月1日，他在西郊工程处作《边做边学创造新的一切》的讲话，指出：“中国工业落后，还缺乏许多优秀的工程师。我希望各位工程师一边做、一边还得学习;要学习共产党员的自我批评和互相讨论的精神;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以求进步和创造新的一切。”徐特立对自身的学习提出了新要求，他制定了20年学习工作计划，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学习研究中共党史、中国古代史、民族史，研究语言和逻辑学等。

　　为了挤出更多学习时间，他尽可能地减少应酬和家务。1949年8月15日，他与中断了22年联系的长女徐静涵进行首次通信，这时女儿已经结婚。爱女心切的徐特立很希望了解父女分散20多年间女儿的一切情况，所以在信中就说：“希望你把20来年的生活、工作、学问写信告我。”但是，他又不愿因为自己的家事给党增添负担，也不愿意为此影响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所以在信中又说：“我已74岁，每天还要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生活费公家尽量给我，但时局艰难我不敢多开支，所以我不望你北上……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以表示是共产主义者的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