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名字与“北京时间”联系在一起，93岁仍每天办公

　　叶叔华，女，1927年6月21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194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1951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徐家汇观象台。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任上海天文台台长。

　　她主持建立和发展了我国综合世界时系统并长期保持国际先进水平，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她负责建立了我国甚长基线干涉测量(VLBI)网，不仅在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方面，还在“探月”“探火”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黄海华

　　直到现在，93岁的叶叔华院士依旧每天出现在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的办公室，阅读最新的科技文章。她在构想，在距离地球9000公里外的太空，建两个口径30米的射电望远镜，此举将开创空间低频射电新领域。

　　胸中有韬略。这位战略科学家总在一些关键时刻，高瞻远瞩，敢为人先。

　　“时间”背后的意义

　　叶叔华的名字与“北京时间”联系在一起。但在那之前，对于枯燥乏味的“时间”测量，她一度想要放弃，直到受了两次“刺激”——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很多省份还没有精确测量，3万测绘工作人员奔波在全国各地。而测绘离不开天文授时，如果时间测得不准，地图就拼不起来。这就好比挖隧道，从山的一侧挖过去，那边挖过来，结果两边却不能“相遇”。当时的时间信息由上海天文台负责提供，一位测绘专家批评：“不用你们的结果还好，用了你们的结果，反而把我们的工作都搞坏了。”

　　叶叔华当时负责给国际时间局寄送徐家汇观象台的测时结果，一次对方来信询问，为何提供的数据每半个月会有波动?叶叔华琢磨后发现，有个15天周期的修正值没有加进去，以前精确度低影响不大，但随着测时精度的提高，影响就大了。这个修正值，20多年来竟都没有人注意到。

　　时间测量，虽枯燥却大有意义。1958年，叶叔华挑起了筹建我国世界时综合系统的重担。到了1964年，我们的世界时系统达到世界第二名，1966年初正式作为我国的时间基准向全国发送，这就是后来的“北京时间”。

　　前瞻性推动技术转换

　　火星距地球最远时达4亿公里，如何精准确定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的实时位置?甚长基线干涉测量(VLBI)测轨分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叶叔华正是这一技术在我国发展的推动者，使得中国抓住了世界天文观测技术转换的大好时机。

　　1970年，叶叔华恢复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图书室看国外同行在做什么。她了解到，1966年，VLBI的分辨率比传统观测仪器提高了几十倍，而且不需要电缆，各个天文台站借助原子钟就可以连接起来，相距可达几千公里。更让叶叔华振奋的是，这一技术利用空间射电源，银河系外也能观测到。

　　由于这是一项新技术，成本又比较高，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也鲜有人问津。但叶叔华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应用前景，1973年，她提出了发展VLBI的计划。1981年10月，叶叔华担任上海天文台台长，VLBI项目正式上马。

　　当时，科研经费不足，而VLBI至少需要一个25米口径的望远镜，她跑到当时的第四机械工业部询问一位处长能否建造，对方头也不抬、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叶叔华在他面前默默地站了一刻钟，感动了这位处长，约好第二天去见部领导。望远镜有了着落，接下来就是选址，叶叔华提出要在乌鲁木齐建VLBI站点，这让很多人想不通。当时乌鲁木齐只有一个观测人造卫星的小站，技术相对薄弱，而昆明有一个成熟的天文台，建造难度更小。对此，叶叔华想得长远，上海到昆明1000多公里，到乌鲁木齐是3000多公里，要力争尽可能高的分辨率，这个联网的距离就要尽可能远，如果以后还要和欧洲联网，更应该建在乌鲁木齐。

　　事实证明，叶叔华的判断是对的。国际天文学会和国际大地测量学会宣布，从1988年起全部采用VLBI、激光测人造卫星和GPS等新技术，同时废除原来的观测技术。如果当初没有预估到这一趋势，我国的时间测量优势将不复存在。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启动“探月工程”，之前我国航天器最远只去过8万公里远的太空，而地月之间有38万公里。当时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卫星飞到月球附近要改变轨道，需要非常精确的空间测量。叶叔华和上海天文台同事跑到北京主动请缨，当她说出“10分钟内把VLBI测轨结果报到北京总部”时，现场一片寂静，有吃惊，更有怀疑。2007年，“嫦娥一号”卫星发射，实际只用了6分钟完成VLBI测轨，到了“嫦娥四号”和“天问一号”，更是缩短到了1分钟。

　　佘山脚下，“天马”望远镜静静矗立着。为更好地发挥VLBI网的作用，叶叔华再次高瞻远瞩地提出建设上海65米全方位可动的射电望远镜。2013年12月，“天马”全程参加了“嫦娥三号”实时观测，使我国VLBI网的灵敏度提高至2.6倍以上。“未来不管航天器到木星、土星或是太阳系边缘，测轨都不在话下。”叶叔华话里透着自豪。

　　中国要掌握更多主动权

　　熟悉叶叔华的人，都能背得出她的一句口头禅：办一件事，假设只有40%的把握，如果停在那里不动，就会慢慢变成20%的把握，最后变为零。但积极争取，可以将其变成60%、70%，最后将事情办成。拓荒“无人区”，一直是她性格中的重要特质。

　　1988年，叶叔华成为第一个当选国际天文学会副主席的中国天文学家。上世纪90年代，一些主持国际空间对地观测合作项目的国家，希望中国建更多的观测站，然后把所有数据给他们。“中国也要牵头主持国际合作计划，掌握更多的主动权。”中国的地质灾害很多，叶叔华不仅开创了我国天文地球动力学的研究，还倡导了“亚太地区空间地球动力学研究计划”。但要真正实施这一计划，还得寻求国际组织的支持。1995年，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在美国召开。机会难得，叶叔华组织了一个讨论会，各国专家针对这一计划提出了很多问题，她“舌战群儒”赢得了支持。国际大地测量协会确定由叶叔华领衔这项计划，这是第一个由中国科学家主持的国际天文合作计划。

　　眼下，上海天文台正牵头“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中国区域中心的筹备，以助力中国科学家做出原创性重大科学发现。SKA是国际天文界计划建造的世界最大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接收总面积达一平方公里。“在这个全球最大科学合作计划中，我们能否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叶叔华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SKA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将是全球互联网流量的10倍，对于计算和存储都是很大的挑战。“我希望在上海建立一个区域性科学数据中心，不限于中国，甚至不限于亚洲。”鲐背之年，这位一直把目光投向苍穹的科学家，依然壮心不已。

　　激发青少年天文兴趣

　　叶叔华曾经说过，科学家的工作相当于380伏电压，只有把它变成220伏，才能为大众所用。她不仅身体力行做科普，还倡议建设了上海科技馆与上海天文馆。

　　上世纪90年代，叶叔华和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向市领导建言，上海应该有个科技城，对公众进行科普教育，这正是2001年12月正式对外开放的上海科技馆。2010年，她又建言，深空探测是各国科技竞争的重要“赛场”，兴建上海天文馆，能够激发青少年对天文学的兴趣，为我国深空探测培养后备人才。今年6月23日，上海天文馆通过竣工验收，这一全球最大天文馆将于明年开馆。这一天，93岁的叶叔华饶有兴致地去了现场。这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天文馆，正如宇宙的无边无际。一座可以容纳350人的球幕影院，就“悬浮”在半空中。“不管是谁，来了这里都能有所得，这才是有生命力的天文馆。”叶叔华说。

　　仰望苍穹，有一颗被国际小行星组织命名的“叶叔华星”在闪烁。作为一名与“时间”“空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天文人，叶叔华至今还在追寻，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多做一些于国于民有价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