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慨然面对生死

毛泽东在书房会见美国总统福特(资料图)

　　1964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时说：“我打了二十五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这里的25年，应该是泛指，其实是应该超出25年的，起码应该以秋收起义的1927年为起点。至于在这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于枪林弹雨之间，毛泽东“没有被敌人打死”，甚至也没有受到过较重的肉体损伤，也是基本的事实。

　　1965年1月9日，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再度访华。毛泽东在与他会谈时，两人提及国际问题，不禁又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斯诺说：“那时(1942年)我在俄国当战地记者。”毛泽东询问道：“待了多久?”斯诺答：“两年半。战争结束后，在英国、法国待过。我从未打死过人，我倒有几次几乎被打死。”

　　斯诺谈到他在战场上进行采访，毛泽东则关心地询问其安全问题。谈话后来转到中美问题上，斯诺提出两国关系的改善有没有希望之问。毛泽东回答：“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也许是因为此前谈及战争和生命等话题，毛泽东言语间有了一丝苍凉的味道。随之，斯诺说：“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毛泽东接着说：“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这是极少听到的毛泽东亲述个人经历的故事，而且是凶险的经历。于是，几乎是本能的，斯诺紧张地询问：“在延安时?”毛泽东回答：“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

　　“我没有被敌人打死”，然而有“好多次”的危险，这都是此前人们所罕闻的。笔者遍查史料，只查到后者的有关内容。

　　这就是历史上“毛泽东恸哭警卫班长胡昌保”的故事。胡昌保，江西吉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初担任毛泽东的警卫班班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6月，中央红军总部率领主力部队同中央机关由泸定化林坪出发，经四川荥经县进入天全县境。就在毛泽东经过荥经县三合乡茶合岗时，敌机飞来，在上空盘旋扫射，当时毛泽东正在左边的小路上行军，来不及隐蔽，胡昌保急忙扶着毛泽东向右边小树林跑去，不幸被敌机俯冲投弹击中，英勇牺牲。面对为保卫自己而牺牲的战士，毛泽东不禁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自述秋收起义之前的历险

　　毛泽东历史上遇到过的风险，笔者找寻到许多相关著述，其中提及毛泽东曾十几次面对死神的威胁：中共一大会场被抄、早年遭敌通缉、韶山遇险、井冈山突围、兴国突围、长征路上遇险、敌机轰炸会场、日军空袭延安城、胡宗南进攻陕北、敌机偷袭城南庄、北平刺客、敌特密谋炸专列、炮轰天安门案、晚年视察南方路上的险象环生等。不过，其中一些尚难真正谓之历险，而毛泽东本人讲述过的，除上述其与斯诺言及的多次战场上性命攸关的历险，还有1927年秋收起义之前的历险。

　　在1927年秋收起义的前几天，毛泽东根据最后一次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前敌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在起义前到安源、浏阳等地通知起义队伍，结果，在从浏阳去安源做工作的途中，意外地被当地地主的民团抓住了，将要被押送到团防局，情况十分紧急。在这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沉着冷静，巧施妙计，与敌人周旋，终于转危为安。

　　对于这次遇险，毛泽东一直记忆犹新，后来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曾专门提到：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袁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了一个高地，下面是一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子弹能打死人”

　　毛泽东自述历险，不仅仅是英雄主义的剖白，他更知生命的可贵，但革命必然是流血的，任何历史的进步都不可避免付出代价。

　　1959年10月1日，在国庆节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在简单的谈话中，他含蓄地反对了“和平过渡”这种观点。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及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再次提出要“两手准备”。毛泽东对客人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长时期的武装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现在手里有政权，有军队，才有可能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如果只看现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和平改造，就硬说中国革命是和平过渡，那和瞎子把象鼻子当成整个大象有什么不同?”

　　随即，毛泽东又自谦地说：“我哪里是什么天才的军事家和战略家，我只是比那些死背教条的人多懂得三条道理：人要吃饭，走路要用脚，子弹能打死人。”

　　“人要吃饭，走路要用脚，子弹能打死人。”这难道是深奥的道理吗?它不是普通的常识吗?或许，威尔科克斯不太明白毛泽东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他是带着疑问告别毛泽东的。

　　毛泽东和威尔科克斯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63年5月22日。毛泽东那天要去外地视察，时间很紧，所以，威尔科克斯一下飞机，就被有关方面接到了人民大会堂，说是毛泽东要会见他。

　　威尔科克斯听说毛泽东要会见自己，十分兴奋。见了毛泽东，寒暄了几句后，他开口就问毛泽东是不是还记得四年前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过的那句话。毛泽东回答记着，并对那句话做了详细的解释。

　　“人要吃饭”的意思是：军人也是人，要是没有饭吃，不仅没法打仗，而且根本活不下去。所以，指挥员一定要重视后勤工作。可是第五次反“围剿”时，指挥红军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却不懂得这样一个基本常识，只知道要部队打仗，不知道要保证前方的战士有饭吃，有衣穿。由他们指挥打仗，怎么能不失败?

　　“走路要用脚”的意思是：当时红军没有汽车、飞机，部队调动完全靠步行。部队常常要翻山越岭，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赶路。可是当时的指挥者却不明白这点，他们看着地图指挥，把代表部队的小旗子从一个地方拔下来，插到另一个地方，就认为已经完成了调动部队的任务。他们在地图上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一支部队“调动”出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按照他们命令转移的部队要徒步跋涉好多个小时，甚至好多天。等赶到目的地时，已经疲惫不堪，敌人却在以逸待劳，怎么会不打败仗?

　　“子弹能打死人”的意思是：这些脱离实际的军事指挥官似乎认为敌人的子弹打不死红军战士。一支部队在前线同敌人苦战了几天几夜后，需要撤下来休整。可是指挥官们仍然把这支部队当作生力军使用，命令他们“猛攻猛打，乘胜追击”。在这样糟糕的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怎么能够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对这句话做了说明之后，接着又说：“我没有进过军事学堂，有人骂我‘抱着一本《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我原来连《孙子兵法》都没看过。听说有人这样骂我，才想办法弄到一本来看。那些迷信洋教条的人瞎指挥，好多同志为之牺牲，真是血的教训啊!我们是因为打了败仗迫不得已才长征。今天颂扬长征的胜利，不能忘了三十万人打得只剩两万六七千人的教训。”

　　慨然谈生死

　　1961年，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之后，在与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毫不忌讳提及自己的生死，由此谈到“接班人”问题。显然，毛泽东对此是有所准备的。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军队干部的会议上也谈及生死的问题。他说：“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胡志明。在谈话中，毛泽东向胡志明提出希望自己能够秘密访问越南。对此，胡志明虽表示欢迎，却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因为当时美国正对越南狂轰滥炸。倔强的毛泽东却说：“我就是要去看轰炸，要去轰炸的地方，好几年没看到轰炸了。”

　　胡志明听了毛泽东的话，说：“等形势好一点儿请你去。”毛泽东不悦地说：“形势好转我又不去了。我就是想现在去。以前，我被国民党、日本、美国的飞机轰炸了几十次、几百次，就是没有炸到我。现在，我想到你们那里看看;即使到靠近的地方也好。可以秘密去。”胡志明马上又说：“你目标太大，越南的孩子都认得出你来。”毛泽东说：“可以化装成一个中国专家就行了。”胡志明接着回答：“怎么化装都认得出来。等适当的时候，我会请你去的。”

　　最终，毛泽东未能如愿。在他的有生之年，除了苏联，其他国家他都没有去过。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开始明显地衰老。他的精神和心态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一种莫名的孤独感和沧桑感总是环绕在他的思绪中。他开始时常与人谈到生死的问题，包括在与外宾的谈话中。

　　1973年11月，在与澳大利亚总理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我和周恩来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

　　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与其曾共同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自是无限感慨。不久，他在同来访的金日成会谈时，不无伤感地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烧酒。”5月，毛泽东与医生谈话，又提到“上帝也许要发请帖请我去”，并且用古诗说道“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随即，他解释说：“这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1975年10月，毛泽东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谈话中说：“我是供来访者参观的展览品，我不久要归天了，我已经接到上帝的请柬。”基辛格马上接话说：“别接受得那么早啊。”毛泽东笑着说：“好，我服从doctor的命令。”doctor在英文中是医生、博士的意思。在这里，毛泽东则将之作为双关语，基辛格是博士，而能够控制疾病的，只有医生了。12月，美国总统福特和基辛格访华，毛泽东在与其会见中，用幽默的语言对福特说：“你们的国务卿干涉我们的内政，他不要我去见上帝，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不让去。”

　　1976年，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抱病会见尼克松的女儿一行。在简短的谈话中，毛泽东说道：“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

　　与护士长的一次长谈

　　晚年的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及自己的生死问题。对此，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最为详实。

　　1963年罗荣桓逝世之后，毛泽东与吴旭君有过一番长谈，这也是毛泽东生前最为集中的一次讲述他的生死观。多年后，李敏等主编的《真实的毛泽东》一书追述说：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同志逝世，毛泽东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从那以后，他一直很少讲话，几天睡不好也吃不香，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诗《吊罗荣桓同志》。

　　有一天，他睡不着觉跟吴旭君聊天。回想往事，谈起他母亲。“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他靠在床上对吴旭君说，不停地吸烟。吴旭君坐在他床脚下听着。“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不是不在吗?”“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你对你母亲怎么个好法?”吴旭君好奇地问。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这也怪不得你。你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的。”吴旭君宽慰他说。……

　　毛泽东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你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你得大病。”“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毛泽东坚定地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吴旭君说。毛泽东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吴旭君说：“我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窄，不像主席说的这么广泛。确切地说，我们更多的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医学方面有的还落后于其他学科。虽然生、老、病、死只有四个字，可是在这个范畴内还有许许多多微妙复杂、无穷无尽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优生率。怎样防老，减缓衰老过程。对疑难、不治之症怎样找出一个预防治疗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研究，有待解决。”

　　听完吴旭君的话，毛泽东笑了。他掐灭烟头说：“讲得不错嘛。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对这么突然的提问，吴旭君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吴旭君吓呆了，好久没说话。“你怎么了?”毛泽东问。“主席，咱们不要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毛泽东认真起来，用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吴旭君从他的书架上找到《形式逻辑学》回到休息室就看起来，以应付“考试”。毛泽东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你休想打马虎眼。第二天，吴旭君陪毛泽东吃过第一顿饭以后已是下午，吴旭君离开饭桌，坐在沙发上，他就问：“你的书看得怎么样，我们接着昨天的谈。”吴旭君说：“这本书的页数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觉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问题似懂非懂。”“形式逻辑讲的是什么?”他像个严格的老师似的问。吴旭君把准备好的几段有关形式逻辑的定义背给他听。他听完以后说：“那你就根据概念、判断、推理举个例子，考考你学过的东西会不会用。”吴旭君没想到他会提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下说：“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铜是金属，所以铜是能导电的。”毛泽东点点头：“讲得不错，你再联系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举个例子。”吴旭君想，自己从来没把毛泽东与死联系起来想过，她的工作是保证他健康、长寿。另外，从感情上讲，吴旭君根本不愿他死，中国太需要他了。吴旭君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运用残酷的“形式逻辑”，所以她直率地说：“昨天谈的事我举不出例子。”毛泽东看着吴旭君为难的样子说：“那好，让我替你举个例子吧。”他有些得意地掰着手指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吴旭君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她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他指着吴旭君的鼻子说，“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

　　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讲什么?”吴旭君茫然地问。“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停了一会儿，他认真地对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不能，万万不能。”吴旭君连连摇头说，“平时我一切都听你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毛泽东不再笑了，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你还订了什么协议，跟谁订的?”吴旭君惊奇地问。“和中央的同志们袁在怀仁堂签的名袁不信你去查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袁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事后吴旭君才知道的确有这么一份倡议书。

　　这么长长一段的回忆文字，充分展现了晚年毛泽东的生死观，其从容、豁达、明智，体现了一代伟人的风范。

　　1956年4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进行火化，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在会议休息期间，秘书把倡议书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倡议书在论述了殡葬改革的意义后，要求凡是赞成火葬的人都要签名，毛泽东率先签名。随后，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外同志共136人陆续签名。当时不在北京的或没有参加会议的部分领导人听说这个消息后，也纷纷向中央或有关部门表示同意这个倡议。

　　1959年2月10日，陈云为此还专门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他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上述实行火葬的倡议书，后来以《倡议实行火葬》为题，收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并注为“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全文如下：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场外，我们建议，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场，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至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没有实行火葬而是进入毛主席纪念堂，这是那一特殊历史年代的选择。针对这件事，邓小平于1980年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背毛主席自己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