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转兵贵州

 长征途中的毛泽东——转兵贵州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宣告破产，他立即调整部署，企图把红军围歼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水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追剿军”总司令何键重新编组部队，把五路兵力编组为两个兵团，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率所部由东安向武冈前进；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率所部经新宁、城步、绥宁，节节截剿，另以两个师出洪江，位于梅溪口、长铺子附近，以一个师位于武冈、花园、瓦屋塘一带。在这一方向上部署了十五六个师的兵力，以堵截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在中央红军北去湘西途中，修筑了四道防御碉堡线，布置好日袋，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在广西方面，桂军以四个师组成两个追剿队，向湘黔边境前进，尾追红军，阻止红军重返广西。　　在贵州方面，黔军也在防堵，贵州当时有兵力一个军，但派系林立，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为一派，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犹国才、蒋在珍又各成一派。各派口头上听命于王家烈，实际上王家烈不能调动他们的部队。王家烈所能调动的只有自己一派的两个师五个旅十五个团。贵州方面是蒋介石围堵部署中最弱的一路。

　　这是中央红军面对的敌情。

　　只剩三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向哪里去？这是当时关系红军命运的最重要问题。“左”倾领导者下顾红军数量锐减、去湘西道上敌情严重等情况，坚持北上湘西会台红二、六军团的原定方针。如果按这一计划行动，中央红军就将与五六倍于己的强大敌人作战，三万多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毛泽东认为去湘西方向是敌人的防堵重点，红军不能北上与敌人硬拚，而应避强击弱，西进贵州。他与王稼祥交换看法，说明蒋介石已在湘西布置好了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我们应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王稼祥正为红军在湘江的损失痛心，为红军的出路苦苦思索。毛泽东的真知的见使他看到了出路所在，他立即赞同地说：“应该这么办，来个避实就虚！”　　毛泽东又去找张闻天交谈，说明应该西进贵州，并应召开军事会议进行讨论的意见。张闻天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说：“红军损失很大，同意召集会议研究。”①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后，中央领导人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出席了会议。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它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与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②。博古支持李德的意见。按照通常的做法，李德一发表意见，博古一表态支持，问题就决定了。然而从通道会议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①罗明的回忆，载《遵义地区党史资料）第二期第5页。

　　毛泽东在会上深刻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向湘西进军路上的困难，竭力说服错误路线领导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以免投入敌人布置好的罗网。他提出应立即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已经跋涉千里、苦战两月的部队得以稍事休整，并在贵州创建新根据地。王稼祥和张闻天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三人团”成员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主张。与会多数人造成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

　　博古因部队受损，自己苦无良策，只得同意西进，改道贵州北上，因为他“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李德见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首次遭到挑战，愤然中途离开会场。他在《中国纪事》中叙述了他坚持北上与红二军团会师的计划后说：“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浦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指反对博古、李德错误指挥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四方面军）会师。”①

　　李德虽然中途退出会场，但他很关心会议的最后决定。会后他去问周恩来，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②

　　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建议被接受了。这是自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他对军事的意见在中央会议上第一次受到尊重。从此，毛泽东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贵州，是古夜郎国的故土。红军长征时那里是几个军阀割据的局面。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蒋介石即命令贵州军阀择要堵截。王家烈接电后，心烦意乱，他既感到自己力量单薄，不是红军对手，阻挡不了红军前进，又认为蒋介石总想排除异己，攫取贵州，但又不便也不能拒绝中央军尾追入黔。经过苦思集虑，他下了决心：“在当时形势下，我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③。于是，他调兵至黔东防堵。至12月中旬，黔东南的从江、黎平、锦屏、天柱一线的兵力，还只有“湘黔边区剿匪司令”何知重师直属的两个营和周芳仁旅的两个团，以及各县的民团。防线很长，兵力薄弱。根据通道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开始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占黎平，守敌周芳仁旅第七团和格江、黎平、永从等民团慌忙逃窜。这一来，把蒋介石部署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使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数天时间进行休整。

　　②《中国纪事》第124页

　　①《中国纪事》第125页。

　　①《中国纪事》第124—125页。

　　②《中国纪事》第125页。

　　③王家烈，《阻截中央红军长征过黔的回忆》

　　因为从湘南开始的争论并未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会议上争论非常激烈。李德不顾敌人重兵仍在湘西的情况，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坚持反对李德的主张，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建议放弃北进计划，继续向黔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大多数政治局成员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公开批评李德。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方针，肯定了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主张。确立了新的战咯方针。周恩来后来谈到黎平会议时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指红二、六军团）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①

　　黎平会议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否定了“三人团”的专断，端正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重要战略转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黎平会议的决定，作为我们党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第一个正式决定而载入史册。

　　12月19日，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作出行动部署，决定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纵队，红三、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向黔北遵义方向前进。军委要红二、六军团在常德地域积极活动，以调动湘敌；要求红四方面军重新准备进攻，钳制川敌，策应中央红军行动。20日，中央红军按军委部署向黔北进发。

　　黎平会议决定向师以上干部传达，是在红军向黔北行进途中进行的。大家对黎平会议的决定，一致表示热烈拥护。红一军团由军团政委聂荣臻负责传达，当他传达到黎平会议改变了去湘西的决定，而去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时，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当传达到“在向遵义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时，干部们又会心地笑了：“因为大家感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克敌制胜的战法又回来了。”①

　　黎平会议后，周恩来与李德的关系逐渐疏远，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密切。他“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②

　　黎平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非常高兴。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因找到了正确方向而精神振奋，连博古也受到感染，从湘江恶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一展愁眉。

　　①《李聚奎回忆录》第129页。

　　②《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

　　在离开黎平后向黔北进军途中，一天，红一师正在一个小镇子上休息。这时，随军委纵队前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这里通过。他们即到红一师师部来看望部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来了。他们听取了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等的汇报，在听取汇报时，他们互相插话，笑声不断。其中，毛泽东说话最多，询问最多，他仔细地询问部队吃得怎么样？病号多不多？休息得好不好？因为战争指挥员，在部署部队行动时，是必须考虑战士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一步步走过来的等等实际问题的。

　　这一天，恰逢红一师司令部改善生活，宰了一口猪，领导同志听取汇报后就在红一师吃饭，炊事班一下端上好几盆肉，在长征路上这是难得的美味佳肴，有的高兴地喊道：“嗬，还有这么多肉呢！”他们边吃边谈，欢声笑语不断。目睹此情此景的李聚奎说：“连半个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博古同志，此时也活跃起来，说话很多。中央领导同志们如此兴高采烈，是我们长时间没有见过的。”①

　　当中央领导吃完饭向门外走时，正巧李德进来。毛泽东有礼貌他说：“里面有饭，快去吃吧！”可是在部队却传成“毛主席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红一师领导觉得这样说不好，就进行纠正，但纠正不过来，因为部队对李德的作风很反感，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都归咎于他。

　　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途中，黔军“双枪兵”（每个士兵除有一支步枪外，还有一杆鸦片烟枪）望风披靡。红军一路凯歌行进，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就相继攻克了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城镇，直抵乌江南岸。

　　1934年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由于“左”倾领导者对行动方针还有不同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月：日在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就行动方针进行讨论。“左”倾领导者在会上提出：主张中央红军不过乌江；在乌江南岸消灭小部黔敌及土匪；东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反对这些意见，指出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坚持北渡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根据地。与会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红军北渡乌江，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红军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目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决定要求在这一时间内，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建立根据地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坚决消灭当地贵州部队与地主武装，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料，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地区。决定还作了一条重要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恢复了政治局的应有权力，使“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受到了限制，使黎平会议开始的战略转变得到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猴场会议，是继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进一步做了准备。

　　①《李聚奎回忆录》第128页。

　　在猴场，毛泽东被安排在一所四合大院中宿营，有三间大房子，当中是会客室，西一间办公室，东一问是住房，硬木板上铺了很多稻草。因为是1935年的新年，警卫班的同志按中央苏区时的惯例，准备在这里开新年晚会。他们在迎门堆起了两个大雪人，有眼睛，有鼻子，身后插了一很大刀似的长木棍，煞是威风。他们又在办公桌周围摆了十几个大小不等高低不同的凳子，准备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首长来贺年时使用。还准备了毛泽东平素喜欢的东西如辣椒、炸豆腐、牛肉、醪糟等。他们考虑着毛泽东一路太辛苦了，盼望他能在这个老苏区也很难住上的好地方多住几天，痛痛快快地过个新年。

　　一切准备停当，夜幕已经降临。警卫员陈昌奉和小曾去到中央开会的地方迎接毛泽东。接近午夜，会议结束了。陈昌奉提着马灯照着毛泽东朝驻地走去。雪花飘扬，寒风刺骨。陈昌奉开口了：“主席，过年了，咱们该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了吧？我们都准备好了！”　　“怎么，过年的事情都准备好啦！”毛泽东亲切地问道。

　　“是呀！准备得可好了！还有节目呢！”小曾回答说。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说：“我们不能在这里休息，还有比过年更紧要的事情呵！”“我们要争取时间突破天险，打过乌江去！我们是红军，什么事情对红军来说最要紧？现在就是打仗，消灭敌人。突破乌江很重要。是一件大事。你们觉得这猴场就是个大地方了，不，大地方咱们中国多得很。乌江那边的遵义就比这里大，还有比遵义更大的。等我们突破乌江，打开遵义，在那里过年才有味道哪！”

　　毛泽东又扼要他讲了当前的形势：蒋介石派了薛岳、周浑元等几个纵队，紧紧地跟在我们后边，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抢渡乌江，把敌人远远地甩开。

　　到达驻地，毛泽东看了布置，笑着称赞说：“可真有个过年的样子！”并告诉大家他已在军委吃过饭，不要再为他准备了。接着，便打开文件，准备开始夜间的工作。

　　警卫班的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七嘴八舌地劝毛泽东尝尝他喜欢吃的东西，微笑着期待着他的回答。

　　毛泽东不忍拒绝身边工作人员的好意和盛情，他要战士们在一圈凳子上坐下来，他坐在大家的中间，乐融融他说，“好嘛！咱们就在这里一起过年吧！”于是，大家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在乌江畔过了长征中的第一个新年。

　　吃罢年饭，大家都去睡觉了，毛泽东又独自在灯下”惯于长夜过春时”，思索着渡过乌江后的行动，规划着创造着遵义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