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抗日武装何以成了日本“最大伤痛”

从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看我们应有什么样的历史自信

共产党是最坚定的抗战者

 

　　近年来，不仅在互联网上，甚至在相当一部分“重写近现代史派”的学者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共产党抗战是“被迫的”，是为了摆脱“历经长征九死一生后行将彻底被消灭的境地”;而全面抗战之后，则是以发展自己实力为主，并没有真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企图。面对这些惑众之语，我们只有让历史证据说话，以正视听。

　　仔细梳理日本人的史料，有两点是不容质疑的。

　　其一，共产党抗战最早，绝不是“形势所迫”，而是主动选择并成为抗日统一战线领导力量的。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就以不屈不挠的游击战与敌人缠斗，有效地把日军号称最精锐的关东军牢牢牵制在了东北境内。一直到抗战结束，关东军也未能腾出力量南下。因此，如果说国民党当局抗战是八年，那么，共产党人坚持抗战至少有十四年。

　　1936年，日本侵略者驻伪满洲国所谓的军政部顾问部编印过一份谓为“极秘”类的资料，名为《满洲共匪之研究》，资料分两辑，近百万字，详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兴起和发展的情况。在资料中，日本侵略者认为：“东北共产党人1936年前的反日史可以这样划分：以朝鲜人(族)共匪为中心的时期，大正末期至昭和五年(1930年)，但自昭和六年(1931年)满洲事变爆发始，就进入满人共匪(即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员会)为中心的时期”“自昭和九年(1934年)，共产党联合东北境内各种抗日力量，成立反日统一战线，获得东北抗日领导权。”(《满洲共匪之研究》第一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印，第1-34页)

　　关于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日力量的领导者，《满洲共匪之研究》有两处记载很有意思。一处记载是关于“一月信件”，即1933年1月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发出的信件，日本人认为该信“直到今天(1936年)还作为满洲共匪活动根本方针”。在“一月信件”的开头，开宗明义写道：“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的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地形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焦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满洲共匪之研究》第一分册第20页)

　　另一处记载是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日本人写道：“南满及哈东两游击区，过去曾多次试图以人民革命军为中心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自从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倡议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关内的抗日战线不断发展，两个游击区的统一战线运动也得到了扩大和巩固。”(《满洲共匪之研究》第一分册第50页)

　　文中还特别详细描述了共产党人主导的两次会议分别在“南满”和“北满”地区形成统一战线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次是由1935年9、10月间：“共匪杨靖宇召集南满东北义勇军系统抗日匪七个部队联合倡议成立以他为军长的抗日联军。其后不久，以东北抗日联军的名义，由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等六个军的军长以及东北义勇军总司令吴义成、副总司令孔宪荣、汤原和海伦反日游击队联名发表声明，支持八一宣言……就连过去同人民军水火不容、屡屡交锋的南满政治匪的核心匪首王凤阁，也参加了这一抗日人民战线运动，表明态度，愿与第一军合作，实行联合作战。”(《满洲共匪之研究》第一分册第50-51页)另一次是1936年1月下旬，“赵尚志、李华堂、谢文东、夏云楷、李延禄、张寿等北满著名共匪和政治匪于汤原县集会，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满洲共匪之研究》第一分册第50页)而这两次会议，都是在东北各地义勇军最为困难、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刻召开的。

　　实际上，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东北抗日统一战线领导权，不仅仅靠的是政治宣传，还因为共产党人在东北各抗日力量纪律性和作战勇敢上的强大示范作用。

　　以东北抗联第四军为例。该军前身为李延禄领导的抗日“救国军”，后接受共产党人杨靖宇统战后改为东北抗联第四军。李延禄的一位部下在1936年6月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小册子中，专门有一章《四军与各党派团体的关系》，其中有这样一段：“在我军中也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开始我军有些将士对共产党员不免怀着多少猜疑和害怕的心理。因为平时听说共产党怎样怎样不好，但是经过了一个时期以后，大家都很敬爱他们，愿意接近他们。因为大家实际经验证明，共产党员政治觉悟最高，抗日意志最坚决，打仗最勇敢，待人最公平，在军中也最守纪律。在敌情紧张的时候，他们总是放‘义务哨’(就是不轮到他们放哨的时候，也去放哨)，丝毫没有可怕的地方.，在作战冲锋的时候，多半是共产党员领头，所以我们四军在作战中牺牲的将士，共产党员占多数。，但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傲，不夸功，喜欢帮助别人，宁可自己吃亏，共产党员无论当官的当兵的，在分配胜利品的时候，他们总少得些，多给些与别人，他们经常替病兵伤兵背枪、背子弹、背包裹，有时他们抬伤兵，替伤兵换药裹伤。自己受了伤，不说痛苦，还要安慰别人，鼓励别人。他们与人民特别亲近，会宣传，会组织，所以地方的人士，也都信仰他们。”(《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战时出版社刊行，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初版，第83-84页)

　　其二，与国民党相比较，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毫不妥协，被日本视为“最大敌人”。

　　在日本人眼中，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当局从来都有“共同利益”：都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共同的敌人。因此，即使战事全面爆发，日本人也在寻求与重庆当局接触谈判的渠道和可能性;而对延安共产党机关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日本人从来没有纳入其可与之谈判的视野。

　　1944年，从华北方面军总司令转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国民党将领何应钦1933年与其谈话的内容。其时，国民党当局与日本人签订《唐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几乎全部利益。在谈及国民党当局为何不惜做如此大让步也要尽快与日本实现停战时，冈村宁次这样写道：“何应钦是亲日派巨头之一。他对日华两国的将来甚为忧虑。在他的言谈中，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1年版，第449页)从何的谈话不难看出，如果一定要在共产党与日本人两个对手中间进行选择的话，何更倾向于与日本人合作而与共产党为敌。

　　据日本方面记载，与重庆当局最接近“达成和平目的”的一次谈判，是1939年末开始的所谓“桐工作”。即宋子文之弟宋子良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之间的谈判。双方谈判代表甚至草拟好一份协定，安排蒋介石直接与板垣见面。日方允诺，如果1940年4月15日前重庆方面能够接受相关条件，将不支持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新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谈判的“基础”是都视共产党为敌。日本方面记载宋子良第一次会见时向日方提及所谓“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第4条即是“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在次年5月最具实质性的一次谈判中，日方提出，必须在华北驻兵，日方所记载重庆方面如是答复：“华北驻兵问题，其目的虽在于防共，但希望最好先不提出‘华北’字样。现在先秘密进行，以后讨论签订防共协定时再作处理。表面虽如此，但实际上是严厉讨伐共军。不久的将来日本方面也可了解其真相。总之，蒋介石衷心希望和平。此点望转达日本首脑部。”(《大本营陆军部(上)》(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第536页)对此，日方谈判代表今井大佐强调：“果然如此，即先行停战。然后宣布防共亲日，继而进行和平谈判。”(《大本营陆军部(上)》(摘译)第536页)而“桐工作”最后因种种原因归于失败。

　　翻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各种战史读本，日本侵略者除了在军事上用力外，一直未放弃过政治上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拉拢。其中，有针对重庆蒋介石政权的“桐工作”，有针对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等的“伯工作”，还有针对影响力犹存的老军阀吴佩孚的“熊工作”。但看不到哪怕一起针对其产党人的由大本营亲自主持的拉拢与和谈工作。其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抗战态度最为坚决，从不妥协，一直在坚守“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的誓言。

　　正如曾指挥华北方面军与共产党作战时间最长的冈村宁次所言：“华北方面军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华北治安战》下卷，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印，第96页)

　　共产党敌后抗战最让日寇恐惧

 

　　近几年来，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有人引用国民党当局的说法，说是“游而不击”，事实果真如此吗?

　　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这部书，详细记载了日本侵略者与坚持在华北敌战区与之进行游击战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之间的反复“拉锯战”。书中不仅确认了“中共游击战”是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而且承认了日本侵略者的失败。

　　在日本侵略者眼中，共产党抗日武装每天都在战斗状态，都在袭扰日军。如《华北治安战》中记载，仅华北方面军第-O师团，在1938年8月至1939年10月1年多的时间里，与共产党武装交战次数约为2250次，每日平均约5次。(《华北治安战》上卷第156页)1941年1月所谓的“冬季肃正作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备部与中共交战次数仅在1月份就达1682次，每日约有五六十次战斗。(《华北治安战》下卷第17页)

　　曾担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也写道：“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25页)

　　特别是到抗战后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已经真正使占领区敌人陷于汪洋大海，除了游击战外，还发起各歼灭战。正如日本人承认的：“1943年中期，分驻各地的日军部队、铁路警护队、华北绥靖军部队等，几乎都被封锁在各自的驻地，有的附近就是共产党恐怖横行之处。至同年末，治安更加混乱，不仅日本军的小队、中队，就连大队本部有时也成了中共军夜袭的目标。”(《大本营陆军部(下)》(摘译)第79页)

　　在正面战场几乎所有的会战都以失败告终的情况下，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在节节胜利，“积小胜为大胜”，有效消灭了敌有生力量，战果与正面战场大会战相比毫不逊色。

　　共产党敌占区游击战除歼灭敌有生力量，还有一个最大功效就是“心理战”。

　　日本史学家藤原彰在《中国战线从军记》中，专门回忆了1942年其所在联队有一个小队遭遇八路军伏击，全军覆没的“事件”。藤原写道：“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武器装备。……像这样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藤原彰回忆说：“1943年6月联队即将离开华北，我们都有一种终于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八路军袭击的不安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感觉。”(《中国战线从军记》第67页)

　　时任日军独立警备小队长山口真一少尉，在其回忆录中对比他与中共和国民党军交战的不同，这样写道：“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华北治安战》下卷第169页)

　　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年第10期也刊登了一则日本老兵回忆录：“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为消灭共产党抗日武装，自1939年以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先后在冀东、冀中(包括“五一扫荡”)、冀南、晋南、晋中、鲁西等地发起所谓的“肃正作战”，以及先后五次勾连华北华中伪政权机关、伪军和特务针对八路军发起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然而，日寇事后回顾每次“扫荡”或“强化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哀叹失败。

　　如1940年初冀西与冀中“扫荡”后，当时日军师团的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中佐(后为少将)这样回忆：“管区内的敌人，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行迹。”(《华北治安战》上卷第156页)

　　对1943年的太行地区扫荡活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指挥冈村宁次这样写道：“于1943年虽然在山西、满华边境方面、黄河故道等中共军活动的主要区域，进行了肃正作战，特别是对河北、山西敌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共作战，虽然取得很多战果，但终究同以往几十次反复剿共讨伐作战一样，枉费心机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持续效果。”(《大本营陆军部(下)》(摘译)第79页)

　　日本防卫厅撰写的系列丛书承认，自1939年认识到共产党敌后抗战的可怕之后，自1940年开始，为了对付共产党武装，日本组织的所谓“华北方面军”不仅人数一直稳定在25万左右，而且最为精锐，一直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在此方面，日本人自己也有记载：“方面军在1939年12月初，召开情报主任会议。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特别是8月20日爆发的‘共军百团攻势’的奇袭，给日军以极大打击，从而促使日方重新认识共军，并使以后的治安肃正工作空前加强。在陆军省部方面鉴于在华日军兵力递减，为使国力和军备保有余裕以应付长期战，修改了以前的‘修正军备充实计划’，由1940年7月提出‘更改军备充实计划’，对在华兵力定额作出如下规定，并内部商定了兵力的分配。1941年度平均65万(预定华北25万、华中30万、华南10万)：1942年度平均55万(预定华北25万、华中15万、华南15万)。”

　　1941年1月16日，为了集中精力应对共产党抗日武装，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所制订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明确，此后作战重点在华北占领区，不再对重庆国民党当局进行大规模作战。对此，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予以确认：“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1942年5月我曾去石门的方面军战斗指挥所，亲自指挥冀中作战为时八天。1943年秋，又将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迁到保定，在我亲自统帅下，对盘踞在太行山脉的共军主力进行两个月的清剿作战。”

　　上述日本人笔下的资料，从侵略者角度反证了其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确陷敌于汪洋大海，是全中国最坚定的抗战力量，也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欲真正深入研究或了解抗战史的学者与官员，应该好好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