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六卷 五洋捉鳖）第228章

 

第228章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先建立汽车制造厂，然后建立拖拉

　　机厂，再后建立坦克制造厂、飞机制造厂。轻工业方面原来

　　有点旧厂子，如食品厂、纺织厂、造纸厂、卷烟厂、糖厂，

　　这些工厂正在修理，逐步恢复生产。”

　　话说1950年1月4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江青发了一封电报。

　　原来，江青在1950年1月1日给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发来了一封电报，她在电报上提出请求，要到“新解放区”去看一看。毛泽东历来是遵守党纪的带头人，并且对家人要求特别严格，他在解决了中苏准备谈判的问题后，在给刘少奇转江青的电报上这样写道：

　　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1月1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院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做决定。

　　毛泽东

　　1月4日上午4时

　　江青这次出行，据维克多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描述说：

　　“由于渴望参加中国东部的土地改革运动，她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当她乘坐的火车驶进火车站，她发现了高岗和饶漱石。他俩分别主持党的东北局和东南局。”“很明显他们已知道了她的计划。她一踏上上海站台，他们就提出在他们认为是‘他们的管辖区’内，由他们安排她的所有活动。她大多是与饶漱石打交道。一到上海，她就告诉他，她想直接下到农村，开始有关土改的调查。他以许多特务正在附近活动而无法保证她的个人安全为由阻止她。他频繁的来看她。有一天，她决定去上海市区逛商店，饶漱石坚持陪她去商场，不管她是否想单独去。从那以后，她不是被一个安全局的局长陪同，就是饶漱石书记亲自陪同。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是被持枪的秘密特工所包围，使她感到好像要被绑架，总使她回忆起早年在上海的日子里惊恐的感觉。”“他已经显示出对她的负责，但是又不知怎样能使她很自然的感到高兴。一天，他邀请她参加他主持的党委扩大会议，首先把她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他坐在江青对面，在介绍时戏谑的称她为‘朝廷特使’。这激怒了她，但她没说什么。”

　　“既然她不能到任何地方，她就求助上海市市长陈毅，告诉他，她感到灰心丧气。他鼓励她出来见一些文化圈里的人士，她对这个圈子有着个人和职业上的密切关系。因为太忙不能陪同她，陈毅指派副市长潘汉年陪她去剧院、电影院和参加发生在那时的其它文化活动。”

　　后来江青在上海期间，一度离开上海，前往无锡，考察了茶叶业和丝绸业，然后返回上海。不久，江青又到了武汉郊区进行考察。2月初，由于天气寒冷，她在一场寒潮袭来时患了感冒，由感冒而咳嗽，进而演变成为支气管炎。江青不得不从武汉近郊农村回到武汉治病。在武汉治疗了一段时间，效果也不怎么好，她终日低烧，失眠，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江青只好离开武汉返回北京。途经济南时，她乘便下车回到故乡探望亲人。这是她自从去延安之后第一次回老家。令她最为痛心的是，母亲栾氏已经在1948年年初病故了。江青对她的母亲感情很深，她在哥哥李干卿和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母亲墓前，大哭了一场。

　　李干卿在和妹妹闲聊时说：

　　“因你从香港给我寄钱来，宪兵队把我找了去，打我，让我给你写了两封信，你收到了吗?”

　　江青说：

　　“我都知道了，以后不要再说这些事啦。”

　　回到北京以后，经医生会诊，江青得的是慢性胆囊炎，肝也不好。自此以后，她便一边工作一边治病。

　　且说1月6日，政务院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市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

　　1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在重庆西南军区所在地致电中央并转毛泽东，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决定由18军担任入藏的任务。同时提请：在康藏两侧之新疆、青海两省及云南邻省各驻防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

　　原来，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接到毛泽东1月2日的电报后，来回传阅了两遍。刘伯承把手插在袖管里，邓小平则不停的抽烟。

　　此时，从地理位置和经济、时间上看，最适合入藏的是占领西康省会雅安的贺龙的62军，可是，毛泽东已经点明2野是主力，总不能把这个最艰巨的任务推出去吧!而在2野3个兵团9个军中，10军的战斗力最强，派他们去最合适，可是，10军军长杜义德身体差，进藏有困难。刘伯承和邓小平商量来商量去，颇费脑筋。邓小平说：

　　“让‘地主’去吧?”

　　刘伯承被邓小平说糊涂了，问道：

　　“谁?”

　　“张国华。”

　　张国华因为他的18军以前的随营学校干部多，被战友们戏称为“地主”。经邓小平点明，刘伯承才醒悟了，笑着说：

　　“我也正在打他的主意，好，就叫他去!”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以及赖亚力、柴树藩、程明升、常彦卿、沈鸿、苏农官、王勋、聂春荣、罗维、何谦，还有新疆的赛福鼎和邓力群。

　　1月10日，毛泽东复电中央并转刘邓贺西南局，他在电文中写道：

　　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

　　1、完全同意刘邓贺1月8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2、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4个月进军时间是从5月中旬算起，则由1月中旬至5月中旬尚有4个整月的准备时间(我前电写成3个半月是写错了)。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18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3、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3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5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4、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5、关于中央负责之一部分侦查工作，请聂令二局注意办理为要。

　　毛泽东

　　1月11日，毛泽东晋谒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敬献了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用中俄两种文字写着：“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 1950年1月11日”。

　　毛泽东的随同人员有：王稼祥、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陈秉承、沈剑心、孙维世、李家骥。

　　这一天，毛泽东还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1月12日，苏共在《真理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塔斯社记者对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访问》的新闻报道。

　　原来，前一段时间因为没有毛泽东的消息见诸报端，英国通讯社便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王稼祥向苏方建议说：

　　“是否可以用毛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访问苏联的情况?”

　　苏方表示赞成这个办法。于是，斯大林根据双方的意见，拟定了一个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报道内容，这就使“斯大林软禁毛泽东”的谣言不攻自破了。

　　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内容如下：

　　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况如何?

　　主席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

　　记者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主席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的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记者问：您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主席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它问题。

　　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城市和地方，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

　　这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高兴地说：

　　“今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我的《答塔斯社记者问》，现在那些不知我去向的人应该明白了。我曾讲过，帝国主义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

　　1月12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命令，正式任命萧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1月14日晚10点，毛泽东在王稼祥及其他随员陪同下，乘火车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

　　1月15日，毛泽东一行到了列宁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库兹涅佐夫、市委书记利亚诺夫等领导人的欢迎。毛泽东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感谢。库兹涅佐夫等要安排毛泽东到著名的斯莫尔尼宫休息，毛泽东说：

　　“为了争取时间，不要太麻烦了。还是多看些地方才好。”

　　毛泽东参观了市内的艺术馆，又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战线的防御工事和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那艘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他站在巡洋舰前，非常感慨地说：

　　“伟大的10月革命从这里一声炮响，革命的潮流从此不可阻挡。”

　　毛泽东一行回到市内，下榻于斯莫尔尼宫。

　　晚上8点，毛泽东一行出席列宁格勒市委招待会，饭后去基诺夫剧院观看芭蕾舞《巴亚捷尔卡》，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在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演员们在掌声中6次谢幕。毛泽东派王稼祥登台向演员们献了花篮。毛泽东离开剧场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毛泽东向观众们挥手致意。

　　第二天，毛泽东表示要去看看波罗的海。汽车来到波罗的海，毛泽东看到大海与陆地已被厚厚的冰层连在一起，分不出界限了，他下车后，在冰层上踱步，举目眺望，激动地说：

　　“这真是千里冰封啊!”

　　苏联朋友告诉他说，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冰层的厚度大约有1米至1.5米。毛泽东听罢笑着说：

　　“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

　　陪同人员们听到毛泽东如此豪迈而气势非凡的话，纷纷鼓起掌来。

　　毛泽东提出要去看看列宁曾经在芬兰湾住过的茅草房。汽车开到了茅草房附近，很遗憾，茅草房已经完全被大雪覆盖，看不清楚了。

　　1月17日，毛泽东离开列宁格勒，下午5时回到了莫斯科。

　　1月17日晚，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给刘少奇的复电。

　　原来在1月15日，越南外交部长黄明鉴向周恩来发来照会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宣言，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增强中国与越南两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

　　这份照会由在京的刘少奇转给了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和正在赴苏途中的周恩来。周恩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基火车站，与毛泽东电话联系，商定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

　　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复电中说：

　　“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起草了一个复文，请于明(18)日广播发表，同时由内部电台发给胡志明。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

　　1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以周恩来名义发表的致越南外长黄明鉴的复电：

　　我很荣幸的接到贵部长1950年1月15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籍以巩固两国邦交及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特此复电，并希察照为幸。

　　就这样，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准备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越南将此视为最大的支持，后来他们把1月18日定为“外交胜利日”。

　　1月18日下午，莫洛托夫来看望毛泽东，并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个长篇讲话材料交给了毛泽东。

　　艾奇逊在讲话中散布谣言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4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莫洛托夫提出建议说：鉴于艾奇逊的谣言，中、蒙、苏3国各发表一个官方声明，对艾奇逊的谣言予以驳斥，以正视听。毛泽东表示同意这种做法。

　　1月19日晨5时，毛泽东就1月12日艾奇逊的谣言，亲自起草了一个1500字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他写道：

　　【新华社北京20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胡乔木署长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的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美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种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毛泽东要工作人员立即用电报将稿子发给北京“刘少奇同志并告乔木”：

　　“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

　　毛泽东还特别注明，要求工作人员：

　　“1、用密码，不可用明码;2、精密校正，不要错字;3、今(19)日必须发出，并使刘少奇同志能于今夜或明晨收到。”

　　1月2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这篇谈话稿;1月2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谈话稿的全文。

　　1月20日这一天，新华社还因美国合众社向世界发出电讯称：“西藏将派出亲善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独立”一事，发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说：

　　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拉萨当局无权擅自派任何使团，更无权表示所谓的独立。如果拉萨当局背叛祖国，向外国派出所谓“亲善使团”表明独立，我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任何接待拉萨“亲善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敌意。

　　1月20日晚，毛泽东起草了给西南局和西北局关于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指示，对进军西藏的时间、军力配备、藏族干部训练等问题，都作了具体安排。

　　后来在2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及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向进军西藏部队发布了解放西藏的政治动员令，担负进藏任务的部队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西南军区还成立了支援司令部，着手修筑公路，运送物资。

　　1月20日，周恩来和李富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莫斯科。苏方把周恩来一行安排在莫斯科东北郊，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远。

　　下午5时，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你去把房子调整一下，给总理一行准备房间。”

　　1月21日，苏、蒙两国同时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驳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散步的谣言。

　　1月21日晚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要向代表团所有成员宣布纪律：1、所有文件不能遗失，不能泄露出去;2、个人不能私自出去会客，有事要请假;3、日常生活中有困难找李富春同志解决，不能向苏方接待部门索要东西。”

　　1月22日下午，斯大林和毛泽东举行第3次会谈。中方人员还有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和翻译师哲;苏方人员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和翻译费德林。斯大林问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是否发表了声明。毛泽东回答说：

　　“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

　　“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说：

　　“是新闻署长，是以他的名义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听了非常不满意，他当面指责中方只发表了一个“一文不值”的个人谈话，他还说这打乱了苏方的步调，“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

　　斯大林一通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激怒了毛泽东。此后，毛泽东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周恩来向斯大林作了一些解释。

　　接下来，斯大林和毛泽东就中苏条约问题，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大连问题等各自发表了意见。斯大林说：

　　“今天我们两国领导人开始举行正式会谈。毛泽东同志可以谈一下你的意见。”

　　毛泽东说：

　　“斯大林同志曾经谈到过中苏关系问题是否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形势根本变化了，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中苏两国的关系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为好。中苏两国的合作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说：

　　“我同意谈判条约问题，还有中长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都需要谈。”

　　毛泽东说：

　　“中长铁路问题、旅顺大连问题，可以写在另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

　　“可以。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可以不管它。旅顺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就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泽东说：

　　“我们同意前一个办法。”

　　斯大林说：

　　“大连问题由你们中国自己解决。”

　　毛泽东说：

　　“中苏条约中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我提议双方委托几位同志具体去谈。中方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去谈。苏联方面请斯大林同志指定。”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同中方进行具体谈判，起草条约和有关协定。

　　会谈在主要问题、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进行得比较顺利。

　　两个小时后，会谈结束了，斯大林邀请中方人员到他的住处共进晚餐。斯大林特意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请到自己的车上，让客人坐在后排主位上，但毛泽东毫不领情。双方的气氛依然很沉闷，中方翻译师哲为了打破尴尬，自作主张提出请斯大林访问毛泽东的住处，斯大林表示以后可以去。毛泽东听了很生气，他对师哲说：

　　“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晚餐也进行得很沉闷。毛泽东仍然余怒未息，一言不发。晚餐结束后，斯大林亲自去放留声机，又命人邀请毛泽东跳舞，被毛泽东拒绝了。主人和客人全都离座走进舞池翩翩起舞，斯大林又让三四个人轮番邀请毛泽东，甚至几次生拉硬拽，毛泽东仍然置之不理，他那高大的身躯就是始终不肯离开座位。

　　1月23日，刘少奇不经中央讨论，不经毛泽东同意，对华北局的报告作了批示。

　　华北局因为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了新富农，请示中央组织部：党员允许不允许雇工，允许不允许成为富农，是否都应当参加变工组。组织部就此又请示刘少奇，刘少奇答复道：

　　“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了，要将财产交出去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华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认为党员便不可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1月23日这一天，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会谈。苏方拿出一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这个草案是以1945年8月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为基础草拟的。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把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马上译成俄文，交给他们。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

　　1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陈伯达、李富春在一起开会，毛泽东提议，一边讨论已经译出来的条约文本，一边修改。

　　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徐介藩在另一间房子里，将毛泽东修改的文本译成俄文，打印出来。

　　周恩来于当天将毛泽东修改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给维辛斯基。

　　1月25日，中苏双方开始讨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1月25日下午，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几天来中苏会谈的进展情况：

　　“22日，我们连师哲共6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办法。23日，周、王、李3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3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24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2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3天内准备好第3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

　　1月28日，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我们这次来苏联访问，苏方派来保卫我的上校和两位中校、3位少校昼夜值班，还有他们派来的司机、厨师、服务员对我们态度十分友好，工作周到，你带上2瓶茅台酒、2盒龙井茶、2床湘绣被面等礼品，代表我，去克里姆林宫拜访一下苏联的卫戍司令，谢谢他们。”

　　1月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新疆人民政府主席赛福鼎。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其中涉及新疆问题，请你抓紧阅读条约草案，有什么意见，尽快向谈判代表提出来。”

　　周恩来问：

　　“你能看汉文吗?有困难的话，请邓力群同志帮助读给你听。”

　　赛福鼎说：

　　“没有太大困难，汉文写不好，但可以看懂。”

　　1月31日，毛泽东派汪东兴代表他，去看望正在莫斯科治病的任弼时。

　　1月31日这一天，青海的班禅堪布会议厅再一次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说：

　　“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

　　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

　　1月31日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中苏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1件，附议定书1件，贷款协定1件，附议定书1件，以上5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5件明1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3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1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

　　1950年2月1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他报告说：

　　“胡志明离开驻地已有1个月，赤足步行17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60，身体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日。”

　　胡志明是在元月份徒步自广西进入中国的。

　　毛泽东立即复电刘少奇说：

　　“请你们热情接待，并代表我们问候胡志明主席。”

　　刘少奇和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组成中方谈判小组，与胡志明会谈。刘少奇建议胡志明去苏联，拜会斯大林，利用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的机会，共同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

　　2月3日，胡志明自中国东北乘飞机直抵莫斯科。毛泽东亲切的会见了他。

　　胡志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个人方面，曾经有过两个时期荣幸的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4—1927年，我到广州，一方面注意着我国的革命，一方面从事着中国共产党交给的工作。当时，中国工农运动正蓬勃发展，农民运动已开始扩大，尤其是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领导)。”“为了推动农民运动，毛泽东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参加了翻译内部材料和对外宣传工作。”在此期间，胡志明参加了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二大”，并获准在会上发表演讲，由李富春任翻译。胡志明所说的另一个时期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底从莫斯科经新疆、西安到达延安，住在枣园。后来，中共中央按照他的要求，安排他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八路军工作人员的身份，南下衡阳和西南各省考察。1942年8月，胡志明在广西边境被国民党逮捕;一年后经周恩来委托冯玉祥帮助获释，随留在广西活动，直到1944年9月回到北坡附近，直接领导越南革命运动。

　　且说斯大林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了他关于越法战争情况的介绍。胡志明向斯大林提出请求苏联派军事顾问和提供弹药援助。斯大林对胡志明的请求未置可否。

　　斯大林在和毛泽东会谈时，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由中国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接近。而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则是苏联的重要任务。斯大林还说：

　　“我们已经打完了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们可以运许多到中国去，你们可以留下来，其中适用于越南的，你们也可以运一些到越南去。”

　　这样，中苏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

　　2月3日，毛泽东据刘少奇的请示报告，复电说：

　　“刘斐宜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贺耀祖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陈铭枢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黄琪翔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唐生智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上述人事安排，请考虑。我们返京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后，可能还会有些变动。”

　　2月4日，毛泽东召见正在苏联学习的刘亚楼，他说：

　　“我们不但应该有强大的陆军，还应建立强大的空军，强大的海军。现在有起义的伞兵第3团，将来要归你空军建制。”

　　刘亚楼说：

　　“这个伞兵团现在归第3野战军陈毅、粟裕同志指挥，他们的素质如何，我不大了解。”

　　毛泽东说：

　　“有一支伞兵部队好。以此为基础，加强党的领导，结合跳伞技术训练，可以不断提高这支跳伞部队素质。”

　　2月6日凌晨，上海市遭到了台湾蒋介石集团的飞机轰炸。

　　原来，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罗炳乾，用电台向伪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报告了我华东重工业轰炸目标，造成了震惊中外的美蒋飞机“二.六”轰炸事件，炸毁了上海电力公司，严重破坏了上海重要的水电动力设备，炸死市民500余人，炸伤一千余人。

　　毛泽东鉴于国内的防空力量薄弱，立即向斯大林提出请求，由苏联方面提供空军支援。斯大林同意给予支援，但他同时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边疆地区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地区，“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它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

　　按照毛泽东的个性，他是不会接受这种对主权带有限制性的交换条件的。但是考虑到此时西方国家敌视中国的这一特殊国际环境，同时也为了照顾中苏团结这一大局，他还是做了让步，同意把它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一个《补充协定》。

　　斯大林非常高兴，他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苏联在北京的财产，全部交由中方接收，由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支援。

　　2月6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及部分随从人员参观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和飞机制造厂。毛泽东在休息室对周恩来等人说：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先建立汽车制造厂，然后建立拖拉机厂，再后建立坦克制造厂、飞机制造厂。轻工业方面原来有点旧厂子，如食品厂、纺织厂、造纸厂、卷烟厂、糖厂，这些工厂正在修理，逐步恢复生产。”

　　2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参观莫斯科的集体农庄。晚饭时，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说：

　　“集体农庄机械化程度很高，大面积生产很有气派。但给我个印象，亩产量并不高，合中国1亩产粮150公斤。产量这样低，原因不是管理问题就是肥料问题。这样的产量与中国的牛耕人种差不多。”

　　周恩来说：

　　“是不是因为气候问题?”

　　毛泽东说：

　　“不单是气候问题。加拿大和苏联的气候条件相似，为什么加拿大的亩产量要比苏联高呢?这里面的原因值得研究。”

　　2月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以及中苏关于贷款的协定这3个草案。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立即将会议结果电告给毛泽东。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个客厅里隆重举行。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和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3个文本上签了字，并先后发表了讲话。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于1950年4月11月生效，有效期为30年，到1980年4月11日期满。

　　在签约的同时，双方还发表了一个公告，公告中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应的条约和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

　　苏方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主要领导人。中方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

　　记者们在签字仪式上争先恐后的抢拍这一历史性的镜头。斯大林的个子比毛泽东矮一些，为了显示他的身材高一点，每当记者拍照时，他总是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照片上的斯大林就会比毛泽东高一点。此时此刻，毛泽东虽然不满，也只好隐忍不发。照完相，斯大林对师哲说：

　　“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呀!”

　　师哲把他的话翻译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以后，终于忍不住了，他气愤地说：

　　“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

　　在毛泽东访苏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双方曾经有过误会，有过一点点不和谐，但这次访问毕竟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中苏两国缔约成功。

　　席间，毛泽东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希望举行一个小规模的招待会，但不在我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举行，而是在像酒店那样的地方举行。”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不解的问。毛泽东回答道：

　　“你看，斯大林同志，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招待会的地方，对于我国，一个主权国家就不很适当。”

　　斯大林说：

　　“对。但是我从不出席在饭店或外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从不!”

　　毛泽东说：

　　“但是我国招待会没有你出席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恳切要求你，请同意出席。”

　　斯大林只好说：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你这样希望，我去参加。”

　　宴会时间很短，中午12时后，毛泽东就回到了住处。王稼祥立即着手告别宴会的准备工作。他耽心斯大林出席酒会的承诺再变卦，又特意会见了莫洛托夫外长，送上给斯大林的请帖，郑重地说：

　　“我今天带来了中国人民的愿望，我请你将请帖转呈斯大林同志，务必请斯大林同志出席这次招待会，这将象征着我们中苏间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永存。”

　　2月15日晚，中国政府以王稼祥大使的名义，在莫斯科米特勒保尔大旅社(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和毛泽东访苏成功。

　　是日下午6点半，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亲自站在米特勒保尔大旅社宴会厅门口迎接来宾，客人们陆续来到，包括苏联的高级干部和各国驻苏使节，约500人。不一会儿，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全体委员也准时到了。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后，把他及其他政治局委员请进了大厅里面的小主宾室里，大多数人被安排在宽敞的大厅里。周恩来首先致祝酒词，他说：

　　“我们两国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中国人民不会感到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

　　斯大林在热烈的掌声中，也站起身来，他致答词说：

　　“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情谊要保持下去，这些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我的意思。”

　　他看到南斯拉夫大使没有到场，就接着说：

　　“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大使却未能出席。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地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我们可以耐心等待他们清醒过来。”

　　不管斯大林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在这种喜庆的场合，突兀的批评南斯拉夫人，在毛泽东听来，总有一种斯大林意在敲山震虎的感觉。尽管如此，鸡尾酒会始终还是洋溢着欢快、团结的气氛。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频频举杯祝福斯大林身体健康。斯大林也举杯祝福毛泽东身体健康;他还举着酒杯对周恩来说：

　　“周恩来同志，我祝你万事如意!”

　　斯大林不住的称赞中国的葡萄酒味道好。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既然斯大林同志喜欢，就派飞机再送几箱。”

　　斯大林眉开眼笑地说：

　　“1个月前，我70大寿时，你们的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大鸭梨，一共2万斤，还送几箱葡萄酒，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深情厚谊，这份礼够重的。”

　　一番话说得毛泽东和周恩来哈哈大笑。胡志明趁机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也要向你请示。”

　　斯大林开玩笑说：

　　“你怎么能向我请示?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大，我应该向你请示。”

　　胡志明半开玩笑的将话切入主题，他说：

　　“你们同中国同志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我们也订个条约吧!”

　　斯大林看了一眼胡志明，说：

　　“你是秘密来的，怎么同你订约?否则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胡志明幽默的辩解说：

　　“这很简单，你派飞机把我送到天上去转一圈，然后再派人到机场迎接我，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公开了?然后，我们两国就签订条约嘛!”

　　斯大林感慨地说：

　　“你们东方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酒会一直进行到午夜，宾主尽欢而散。

　　2月16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苏会谈成功并欢送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回国。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宴会上亲切交谈，多次干杯，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斯大林对中国的关心和支持是诚心诚意的，毛泽东对这次访问感到满意，达到了预期目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曾说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他当着周恩来、王稼祥的面，指着王稼祥对斯大林说：

　　“他曾经犯过错误，但后来改正了，现在工作得很好，是个好同志。”

　　毛泽东还说到有一次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形势极端的危险，多次冲锋都没有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指挥员就号召战士们要“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苏方翻译费德林本来是一个中国通，可他却感到毛泽东所说的“视死如归”这个警句很费解，于是就请毛泽东用汉语写在纸上。毛泽东拿起笔，飞快的用他那特有的笔锋写出了8个大字。但是费德林还是不明白“归”字的含义，就又请毛泽东解释一下。毛泽东说：

　　“这是12世纪古代中国一位著名统帅岳飞使用过的一种说法。中国字‘归’，在这里不是通常说的‘回来’‘再来’的意思。在历史上，‘归’的意思是‘回到原本状态’。虽然在中国有许多人知道岳飞的名字，但远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成语的真正含义。这个成语应当这样来理解：‘蔑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耐心听完费德林对毛泽东所作解释的翻译，略加思索，小声地对费德林说：

　　“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

　　斯大林在谈话中，将苏联派往东北铁路系统的专家科瓦廖夫写给他的一封信，交还给了毛泽东。斯大林解释说：

　　“这封信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人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恰当的。”

　　原来，这封信是高岗在建国后专门授意科瓦廖夫写成的，他请科瓦廖夫把信寄给了斯大林。高岗在这份材料中，搜集了刘少奇在天津对发展民族工商业问题的讲话;罗列了周恩来在组建政务院中任用的民主人士，某某某是反动派，某某某是满清的遗老遗少。

　　毛泽东接过来这封信，看了一遍，一笑了之。

　　事后，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关于中国内部问题的信，这封信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很有本事，他提供材料，让别人写，跑到洋人这儿告洋状了。你知道什么叫告洋状吗?”

　　汪东兴说：

　　“就是向洋人告状嘛。”

　　再说宴会结束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斯大林赠送了绸缎和屏风，向其他领导人赠送的大都是绸缎和刺绣之类;还给苏方所有的服务人员包括没有见过面的服务人员，赠送了礼品，一个不漏，每人一份。这些礼品放在一个长条桌上，每份礼物上都写了服务员的名字。

　　2月17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1933年文件及1947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

　　毛泽东要求将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中的第4部分(涉及分配土地问题——笔者注)暂缓发表，待他回国后再做决定。

　　2月17日下午6时，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到中国驻苏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与他们共进晚餐。饭后还举行了舞会，进行联欢。

　　当晚，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准备离开莫斯科。毛泽东临上汽车时，苏方服务员都哭了，他们都觉得毛泽东比亲人还亲。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

　　“毛主席理解我们，关心我们，不浪费电。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都有规矩，这使我们感动得不得了。”

　　莫洛托夫把毛泽东送上汽车，又先于毛泽东赶到火车站。

　　苏联政府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毛泽东发表了告别演说，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人民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关系，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它各项重要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我们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及在十月革命策源地列宁城，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

　　中苏永久友好和永久合作万岁!

　　苏联人民万岁!

　　世界革命导师与中国人民的挚友——斯大林同志万岁!

　　送行仪式结束后，莫洛托夫把毛泽东送上火车，临别时，他对毛泽东说：

　　“斯大林同志再三让我告诉你，要保护身体，在路上，在国内，都要保重。”

　　是日晚10点30分，毛泽东一行乘火车离开了莫斯科。

　　毛泽东在归途中，参观了苏联各地的工厂、集体农庄等。他在即将到达满洲里时，致电刘少奇说：

　　“我们一行预计2月26日到达满洲里。而后拟于海拉尔、哈尔滨、长春、四平、铁岭各停车1至3小时，到沈阳拟停留1至2天。请通知各地注意保密，不要公开发表消息。至打虎山、锦州、山海关、唐山、塘沽、天津，均拟略作参观，均要保守秘密。到北京下车时，亦只要少数党内外人士(100人左右)到车站迎接，此后再发表消息。”

　　2月26日，毛泽东一行到了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给斯大林、维辛斯基发出了致谢电。为毛泽东送行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等人，将火车上的东西移送到中国火车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嘱咐满洲里负责人，要尽最大努力把苏联工作人员招待好。

　　欲知毛泽东在归国途中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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