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的决策过程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建设原子能工业，毛泽东就此作了重要讲话。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毅然作出了发展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决策。

　　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中国科技工作者和中国军人，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在国防尖端技术领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1960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导弹在西北戈壁腾空而起;1964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3年后氢弹试验又传捷报;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两弹一星”使我国国防实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两弹一星”的历史功绩，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们将永远怀念成就“两弹一星”伟业的辉煌岁月，愿“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辉!

　　一、“要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毛泽东作出了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之时，世界已进入一个以核能的广泛开发利用为核心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原子能时代。

　　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来说，对原子能的认识，是从二战结束之际的广岛开始的。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8月9日，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使两座城市化为废墟，成千上万的生灵瞬间丧命。遮天盖地的蘑菇状烟云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但同时也使原子弹成为帝国主义对爱好和平人民进行讹诈的“王牌”，世界从此拉开了核军备竞赛的序幕。

　　1945年7月24日，在波茨坦会议休息时，美国新上任的总统杜鲁门对斯大林说：“我们有一种新型的炸弹，破坏力不同一般。”斯大林听到后似乎漫不经心，而且好像还有点高兴。

　　其实，美国人哪里知道，就在那个晚上，这个苏联的统帅已经给莫斯科发了电报，下令加快原子弹研制的速度。时隔4年之后的1949年8月29日，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紧随其后，英国于1952年10月3日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美国于1952年10月31日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苏联于1953年8月12日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此时，刚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新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然而，帝国主义不甘心其侵略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他们一方面在经济技术上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企图从经济基础上挤垮中国;另一方面依仗手中的核武器，横行霸道，企图在军事上吓倒中国。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同年6月27日，美国又悍然宣布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美国有的好战分子甚至叫嚣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核恐吓。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中国人民从来都是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中国人民也深深懂得，要反对核战争，粉碎核讹诈，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就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

　　在国际上，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也坚决反对美国核讹诈政策，希望中国能够拥有核武器，以打破美国的核反垄断。1951年10月，著名的国际和平战士、法国杰出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夫人，得知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准备离法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时，特地约见杨承宗，并对他说，你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

　　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人民开展核科学研究的一种支持。

　　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核威胁，世界人民反对核战争的殷切期望，都促使中国一定要发展核武器。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特别是对核能研究和利用的迅速发展，更增加了中国必须迎头赶上的紧迫感。新中国的领导人、军队的高级将领和科学家把目光瞄准了核武器。

　　研究核武器必须掌握核科学技术。然而，在这个时代来临之际，除少数科学家以外，一般中国人基本上对原子能一无所知，只是对原子弹的威力有所耳闻。但是，毛泽东1946年8月在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提问时所表明的“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的态度，以及对原子弹、核战争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的基本思想，已为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维护世界和平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早在1949年春天，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就向中央提出：趁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时机，在国外购买必要的核科学仪器和图书资料，以便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中央同意了他的这一想法，并为此专门拨出了一笔外汇。并告知钱三强，党中央、毛主席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科学家们利用这次采购来的仪器、资料和自己制造的一批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打下了基础。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次年5月，组建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钱三强担任副所长并于第二年接任所长。1953年底，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从此，新中国的核科学家们有了自己专门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研究的机构。

　　1953年春，周恩来批准以钱三强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考察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商谈中苏两国间的科研合作问题。代表团访苏期间，恰逢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繁忙中，周恩来听取了中科院代表团的情况汇报，并和同来莫斯科的李富春共同与苏方交涉，使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有机会参观了苏联保密性很强的一些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专门院系。参观中，钱三强向苏方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苏方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极为重视，遂通过外交途径与苏方磋商了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

　　就在我国领导人和科学家筹划研究建设我国核工业研制核武器之际，我国地质部门首次发现了铀矿资源，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物质。有没有铀资源，是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一个重要前提。

　　铀元素最先为德国矿物化学分析家克拉普罗特于1789年发现。恰好当时发现了天王星，因此，就以天王星命名，中国即以天王星英文名的第一个字母“u”的音译作“铀”。

　　我国发现铀矿物比较晚。20世纪30年代地质工作者张定钊曾用分光分析法鉴定赣南钨、锡、铋、钼等矿中含有铀元素。后来地质工作者张更生在广西富贺钟地区的冲积砂内，采得独居石、钍石等矿物，但未被国民党当局所重视，因而也就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勘察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地质事业。1954年，地质部在综合找矿中，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的苗头。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等，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勘探情况，并一定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于是，刘杰等选配了铀矿石标本送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看了显得很兴奋，一边用探测器测量着矿石，一边对汇报的人说：“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又说：“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54年冬，根据中央的决定，为开发我国铀矿地质事业做筹备工作，成立了一个临时工作机构，即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简称普委二办)，隶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普委二办成立后，即组织力量，对过去发现的两个铀矿产地进行了复查。结果在广西富贺钟地区花岗岩体中初步找到了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之后又在我国西北、中南、华东等地发现放射性异常点200多处，有远景的11处，为进一步勘探和提交铀工业储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铀资源的发现和初探，在客观上也为建立核工业提供了前提条件。恰在此时，苏联又表示愿意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给中国提供技术援助。这些情况表明，创建与发展我国核工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中共中央就把这项工作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约请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到中南海西花厅，就我国核科学研究人员、设备和铀矿地质资源，以及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等问题进行谈话，薄一波、刘杰等参加。

　　周恩来说：“朝鲜战争以来，美国一直在对中国搞赤裸裸的核讹诈。美军入侵朝鲜的总司令麦克阿瑟，叫嚣要把原子弹投到中国的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地点，并且说要沿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性钴地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就可能使用原子弹的数量、目标地区，以及使用时间和运输方式提出了建议。在朝鲜战争僵持阶段，他们又提议直接向中国采取空军和海军行动，包括使用原子武器。最近，美国又和台湾蒋介石相勾结，搞什么共同防御条约，同时扬言，如果必须保卫金门沿海岛屿的话，他们有权力使用核武器。”

　　周总理说到这停顿了一会。在场的人感到空气的沉重，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就像一片乌云，笼罩在大家的心头。

　　过了一会，周恩来把目光投向钱三强：“三强，你清楚约里奥·居里先生带来的话，‘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掌握原子弹。’这是朋友的忠告。毛主席、党中央很重视他的话。

　　但是，前些年，对这件事一时还顾不上，有些条件也不具备。比如铀的资源情况，总不能靠买外国的原料吧，再说，这样敏感的东西，谁会卖给我们呢。现在情况不同了，去年秋天，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现在到了考虑发展原子能的时候了，这件事迟早要做。今天，先小范围做点研究，听听有关情况，便于中央讨论决策。下面请三强先讲。”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钱三强先介绍了几个国家的原子能发展状况，接着又通俗地讲了原子弹的原理和关键技术设备，以及争取苏联援助的建议，并汇报了中国科学技术人员几年来已经做的工作。

　　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听，一边做记录，一边不时地提问，插话，特别对开展这项工作的必要条件，科技力量、设备，所需经费等情况作了详细询问。

　　钱三强介绍完情况后，周恩来又请地质学家李四光介绍铀矿资源情况。

　　会议结束前，周总理说：“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情况汇报，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你们可以带点铀矿石和简单仪器，做一下现场演示。”

　　第二天，即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刘杰等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微笑着对钱三强和李四光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周恩来对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说：“原子能技术很深奥，先请他们做点现场演示，有点感性印象，再听情况汇报。”

　　于是，钱三强把带来的像沥青一样发着暗光的铀矿石和仪器摆在会议桌上，他指着铀矿石说：“这是一块天然的石头，里边含有放射性很强的物质，这是发展原子能必不可少的。

　　但是，这里边需要的东西含量极少，而且提纯它，要有很复杂的技术和设备，要经过熔解、蒸发、分离等复杂程序。当年，居里夫人花了近四年时间，从几十吨这样的铀矿废渣中，才提炼出十分之一克的纯镭。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镭这种物质，就正式存在了。居里夫人因此又获得了一次诺贝尔奖。”

　　对铀矿石作了简要说明之后，钱三强开始进行现场演示。他用一个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接通电源，慢慢靠近桌上的黑石头，扬声器里开始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表示收到了由黑石头放射出的射线;当把计数器移远了以后，响声就停止了。

　　大多数中央领导人还是头一次接触到原子核反应原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纷纷走上前去亲自作了试验，会场笑声不断。

　　这时，钱三强在自己口袋里藏了一小点放射源，慢慢地朝着盖革计数器走过去，突然间，又响起了“咯啦，咯啦”的声音。大家觉得奇妙!钱三强从口袋里掏出放射源说：“就是这玩艺儿。这点放射源，是我回国时，约里奥·居里夫人送的。”会场又是一片笑声。

　　接着，钱三强又简要地介绍了世界原子能发展状况和我国的发展现状。他说：“中国的原子能科研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白手起家开始的，几年的努力，只能说是打下了一点基础，最可贵的是集中了一批人，水平并不弱于别的国家，还有些人正在争取回来。他们对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有极大的积极性，充满信心。”在谈到当前最紧迫的工作时，钱三强认为要抓紧建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且详细解释了它们的关键作用。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有了铀矿资源也无济于事。”

　　会议开了很长时间，毛泽东几次询问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帮助钱三强、李四光等人补充说明情况。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很高兴，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后开始作总结发言：

　　“关于原子弹，我过去讲过一些话，在延安的时候就讲过，全世界都知道我的观点：

　　原子弹是纸老虎。外国记者把它翻译成‘拍拍一太根儿’(PaparTiger)。我第一次讲这话是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斯特朗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采访我，马海德大夫和陆定一陪同。

　　“那时候，美国大搞原子弹试验，搞心理战，报纸上把原子弹吹嘘得神乎其神。与此同时，蒋介石依着美国撑腰，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各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口出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气焰嚣张得很嘞!

　　“就在这个情况底下，斯特朗问我：‘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我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我的话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是从战略上考虑的，是针对把原子弹吹得神乎其神，用它来吓唬善良的人们而说的。

　　“从主观愿望说，我们不愿意有原子弹。我们反对使用原子弹。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反对原子弹的另一个方面。正如一位外国朋友提示我们的：要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掌握了它，就能打掉嚣张气焰。”

　　毛泽东停下来吸了口烟接着说：

　　“今天听了好多情况。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

　　说到这，毛泽东又停了下来，吸了一口烟，稍作思考，语气坚定地说：

　　“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大家屏息听着，认真地做着记录。【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你们看怎么样?”毛泽东看看在座的各位，接着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

　　大家热烈鼓掌，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对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决心。

　　会场安静下来后，毛泽东突然话题一转，以哲学家的见解同钱三强讨论起关于原子的内部结构问题。他首先问：“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吗?”

　　“是这样。”钱三强回答毛泽东。

　　“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毛泽东提的问题并不离奇，但要回答准确却使钱三强为难。因为当时对于质子、中子是由什么组成的人类还没有发现。他想了想，只好如实说：“原子论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原子’(a-tomos)这个词，古希腊文的意思是‘不可再分的东西’。根据现在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是不可分的吗?”毛泽东以表示怀疑的口气提出问题。

　　“这个问题正在研究，能不能分，还没有被证明。”钱三强以实验物理学家的观点作了解释。

　　毛泽东抽着烟，用心思考，进一步用探讨的口气说：“我看不见得吧。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

　　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

　　钱三强静静地听着，大家也都静静地听着。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毛泽东微笑着结束了讲话。

　　这是一个预言，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学预言。

　　毛泽东的预言很快就变为现实。就在同一年的晚些时候，美国科学家塞格勒、恰勃林等，用同步稳相加速器把高能质子加速到62亿电子伏，然后轰击铜靶，首先发现了反质子。

　　在此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一种不带电，自旋相反的中子，就是反中子。

　　哲学家和科学家殊途同归。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留大家共进晚餐。

　　餐厅摆了三张餐桌，每桌六样普通的菜，多数是带辣味的。

　　钱三强、李四光被安排同毛泽东同桌。

　　席间，彭真向毛泽东介绍说：“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曾是北大教授。主席那时也在北大，见过面没有?”

　　“知道，但是没见过面。”毛泽东对钱三强说：“最近，我读过你父亲一篇文章《新学伪经考·序》。”

　　“父亲写这篇文章时，我在读高中，曾经听他讲过，花了不少功夫写成的。”钱三强说。

　　毛泽东说：“钱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批评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的著作，他说许多古书都是经过后人篡改过的。章太炎对这本书持反对意见。钱先生为这本书作了长序，这篇文章代表他对经学今文、古文问题的成熟见解。他在文中提出：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钱先生反驳了他的教师章太炎。有这种勇气，是很不容易的。”

　　毛泽东环顾各桌后，举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来，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这次会议，党中央、毛泽东正式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是一次对中国核工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正如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所指出的，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研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的号召。

　　接着，毛泽东又在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后来，毛泽东还多次强调：“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下决心搞一点吧!”(引自《毛泽东人生纪实》，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4页)发展原子能，必须有一位总指挥。党中央、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担当此任，并决定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

　　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在国务院成立原子能工业部，并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如何解决建设速度、投资、技术干部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同年11月，“原子能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任副部长，具体负责实施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系统，还成立了分别以李四光和吴有训为主任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和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

　　根据中央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夏，原子能研究所需的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设备建成，经国务院批准，原物理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9月，该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随后，又相继建立了铀矿地质、铀矿选冶、核武器等专业性研究机构。

　　机构组成以后，又加紧了规划工作。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代表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他提出了我国科学界的任务，“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就可以达到。”

　　会上，周恩来还宣布：“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

　　原子能利用，就是周恩来所指的最急需、最重点的一个项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周恩来亲自领导，与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5月，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他确定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最后，周恩来亲自选定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计算技术、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五十七门重点学科。原子能，被摆在最为突出的地位。为了确保这一重点项目，中共中央于1956年4月23日专门发出通知，决定“当前最急迫的是必须由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抽调一批优秀的技术干部和行政干部，以及一定数量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立即开始学习和工作。”

　　领袖们的英明决策和宏大气魄，鼓舞了干部群众的斗志，也激励了尖端科技工作者加速研制原子弹的信心和决心。一个科学家与群众相结合的轰轰烈烈的“全民办铀矿石”、“大家办原子能科学”高潮在全国兴起，原子能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普及。

　　二、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毛泽东从容对赫鲁晓夫道：“需要是需要，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发展核工业的最初阶段，苏联是给了很大的帮助的。从1955年到1960年，许多苏联的科学工作者和专家，不辞辛苦，来到中国，积极热情地帮助工作，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1955年初，苏联同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给中国一座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对苏联许诺帮助，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1955年1月18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声明。随后，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中国政府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1月31日，周恩来向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作了《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问题的报告》。从1955年到1958年，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中苏两国政府前后共签订了6个协定，援助的范围和内容逐步扩大。

　　在铀矿的勘探开采方面，50年代中期，苏联核工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为了获得更多的铀矿石，遂想同中国合作，在中国取得部分铀矿石。这时，我国已在广西等地相继发现铀矿物，也想从苏联引进先进技术和仪器设备，以便进一步全面开发铀矿普查勘探工作。于是，经过多次谈判，中苏两国政府于1955年1月20日签订了由两国合营、在中国境内进行铀矿普查勘探的协定。协定规定，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到1956年，鉴于苏联已同意为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提供技术援助，中国自己发展核工业需要大量铀矿石，已不可能供给苏联铀矿石，于是又经两国政府商定，将双方在铀矿普查勘探方面的合作方式，由原来的两国合营改为苏联提供技术援助，中国自主经营，并于当年12月19日重新签订了由苏联给予中国在铀矿普查勘探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核物理科学研究方面，中苏两国政府于1955年4月27日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原子核物理研究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协定规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苏联援助的这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建成，使我国核科学研究的技术装备有了显著改善，促进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科研基地的早日建成。

　　对于建设自己的核工业，我国是早有考虑的。1955年9月，在薄一波主持下，起草了《关于我国制定原子能事业计划的一些意见》，同年12月，进一步修订成《关于1956年至1967年发展原子能事业计划大纲(草案)》。《大纲》提出的方针是：“在苏联大力援助下，积极地建设我们自己的原子能工业，使我国以最近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国防。”

　　《大纲》以建设一批生产和动力两用反应堆为中心，提出了创建我国核工业的设想。

　　恰在此时，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向我国科学界介绍不久前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的情况，并了解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规划。这个代表团在中国活动期间，向周恩来表示，苏联准备给中国核工业建设以全面援助。此后，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在1956年1月和2月，以书信方式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核工业问题交换了意见。3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援建问题开始进行谈判。随后于同年8月17日，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

　　中国发展核工业，当时的方针是首先用于军事目的。因此，当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之后，很自然地提出了下一步需要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争取苏联援助的问题。

　　1957年9月，中国派出了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同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10月15日，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当时，鉴于有些工业援助项目的建设规模以及向中国交付设计和设备的期限等在协定中都未作具体规定，因此，在莫斯科会谈中，中国政府代表团进一步提出了这个问题。苏方当时表示没有准备好，留待以后再商谈。直到1958年8月，苏联政府才派代表团来北京商谈，并于同年9月29日与中国签订了关于1956年8月17日协定的补充协定。协定对每个项目的规模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对项目设计完成期限和设备供应期限也都有大致的规定。

　　多数项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年和1960年。

　　对于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一开始就指示我国的科技工作者：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

　　根据这一指示，我国在创造原子能事业的初期，就非常注重自力更生，充分发挥我国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培养自己的设计和设备制造能力，自己动手制造有关的精密设备、元件。

　　应该说这一方针的确立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尤其是后来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以后，更显出了它的积极意义。

　　就在我国科技工作者信心十足地创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时，苏联却单方面撕毁合同，中止与中国在原子等方面的合作。这个分界点就是1958年。这个转折点的形成主要是由苏联搞老子党一手造成的。而这一转折开端于苏联撤销对中国的原子技术的援助。这其中赫鲁晓夫“功不可没”。

　　1958年以前，赫鲁晓夫自己也认为他的地位还不够稳固，而且又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需要争取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他本人也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58年以后，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比较巩固了，苏联又制造了洲际导弹，中国这个棋子在他的国际棋盘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此，他就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的“磨擦”。

　　1959年9月29日，也就是中国的大地上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跃进”之时，赫鲁晓夫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他是刚刚从美国访问回来，参加了和美国首脑的戴维营会谈。

　　赫鲁晓夫一行到达北京，当天晚上，就在人民大会堂国宴上发表的讲话中说：“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国宴后，双方便到颐年堂举行会谈。

　　这次参加会谈的人比较多。中方有政治局常委及外交部长陈毅;苏方参加的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葛罗米柯。

　　赫鲁晓夫介绍他访美的情况，他用带着发现新大陆的神情和语气说：“这次我到美国去亲眼看了，他们真富，确实富。”

　　毛泽东对他说的话很不以为然，从容地说：“去看一看我们还是赞成的，我们不反对。”

　　赫鲁晓夫兴致很高地介绍了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很明确地告诉他：“你们和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一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的么。”

　　赫鲁晓夫不能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还是按照他的思路往下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现实重新建立国际关系，因为在我们的世纪里，除了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无法成功地解决两个制度之间关系问题的。”

　　赫鲁晓夫在这次访华期间，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指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还提出了一些要求。

　　他首先提出的是放了两名美国飞行员的问题。这两名美国人，是当时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入侵中国领空被击落时抓获的。这叫人想到赫鲁晓夫是否和美国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来为美国人说情的。

　　向来强调独立自主的毛泽东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他一点都不含糊地说：“这是不能商量的。”一句话把赫鲁晓夫堵在了门外。

　　“这两个人是执行侵入我领空进行间谍侦察飞行任务的。”陈毅插话。赫鲁晓夫把目光转向陈毅。陈毅接着说：“至于俘虏的其他5名飞行员，我们早已放给他们了。”

　　赫鲁晓夫还用了很多的口舌，说中印边界问题。他认为尼赫鲁是中立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说中国应该和他搞好团结，不能和他打仗。“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陈毅马上顶了一句：“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对“迁就主义”的说法很恼火，脸孔涨红了，提高声音说：“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

　　“你们塔斯社5月9日的声明，就是证明。”陈毅无须提高嗓门，因为他声音本来就洪亮，“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

　　“我们是提醒你们注意团结尼赫鲁。”赫鲁晓夫做了个不值得的表情，“你们为了那么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搞冲突，那里有什么?那是很不值的!”赫鲁晓夫又讲了半天他在苏联与阿富汗边界纠纷中如何让步等等。

　　当时林彪插了一句话：“社会主义国家办事是有个原则的嘛，不讲原则就不好谈了。”

　　“8月份发生的郎久事件，是印度单方面越过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再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而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一些冲突。”陈毅愤怒地指出，“但你们由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偏袒印度，指责中国。”【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赫鲁晓夫竟说什么：“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中国却为西藏去同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陈毅指责问，“你是不是让中国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

　　赫鲁晓夫发觉自己说走了嘴，东拉西扯起一些遮掩的话题：“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走。你们，不应该让他跑掉……”

　　毛泽东接过话头：“这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用抱怨的口气说：“你们让他跑了，结果又闹了边境冲突，和中立的印度交了火。”

　　周恩来严肃而平静地问：“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怎能说放跑了他呢?”

　　赫鲁晓夫面向周恩来说：“你是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说：“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的进犯，能讲团结嘛?”

　　赫鲁晓夫自知理亏，一转话题，又说什么周恩来1957年1月到莫斯科去教训了他，等等。

　　周恩来反驳他，指出当时是他咒骂兄弟党的领导人，违反了兄弟国家共处的准则。

　　“没有!”赫鲁晓夫企图赖账。

　　当时作为翻译的李越然在场，他坐在毛泽东的身边，悄悄报告说：“主席，当时他的话都是我翻译的，我可以作证吗?”

　　“可以。”毛泽东点点头。

　　李越然站起来用俄语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是说过的，当时的翻译就是我。”他将当时的场景、参加人，以及每个讲话的内容说了一遍。

　　赫鲁晓夫喃喃道：“记不清了，记不清……”突然话又转了，说：“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准则吗?”

　　“我通知你们了。”陈毅当即驳斥，“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

　　葛罗米柯支支吾吾，实际上默认了。

　　赫鲁晓夫费尽力气而未能摆脱困境。

　　陈毅对赫鲁晓夫说：“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印边境，明明他们是侵略，你却在偏袒。炮击金门，难道你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几乎是咆哮了，冲着陈毅喊道：“怎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个中将，但我是苏共的第一书记!你对我不礼貌……”

　　“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说得对我可以听，说得不对我当然反驳。”

　　赫鲁晓夫望一眼毛泽东，双手一摊说：“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都在这里，你们几个人，我这才几个人?这种谈判是不对等的，是不公平的!”

　　始终沉默的毛泽东微微一笑，声音低沉缓慢：“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是不对的，又说我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

　　像这样的会谈实在是不多见的。

　　晚上，天安门有庆祝活动，赫鲁晓夫没有参加。

　　第二天国庆检阅，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

　　毛泽东从容道：“需要是需要，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三、面对苏联的背信弃义，毛泽东发出号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中国人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终于爆炸了自己的“596”

　　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次年8月，苏方撤走全部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建设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

　　面对苏联的背信弃义，有些外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断言中国“离开外国的帮助，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并幸灾乐祸地说，“就守着那堆废铜烂铁吧”。

　　然而，中国已经改朝换代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是有尊严和骨气的，没有外国人的帮助，我们照样能制造出原子弹。

　　在这紧要关头，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我国的核工业迅速实行了全面自力更生的重大转变。为了记住苏联撕毁协议的那个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代号定为“596”。

　　还是在1958年5月16日，毛泽东就在一个内部报告上，有预见地写下了一句话，他告诫人们：“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

　　京剧《法门寺》中的贾桂，一副奴颜婢膝相，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以往的旧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世界列强才敢欺侮中国，藐视中国人。

　　1959年，毛泽东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发出号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他充满自信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为了造出中国自己的原子弹，周恩来总理进行具体部署，动员全国支持发展原子能事业。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尖端科技界更加发愤努力地工作，发誓一定要造出自己的“争气弹”。

　　就在北面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妄图将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扼杀于摇篮之中的时候，西方的美国也来落井下石，要置中国核工业于死地。美国派U—2型王牌飞机，在中国武器打不到的高空，紧紧盯住内地和沿海各处打转儿。那些时间，每个月平均有三四次，他们特别不放过西北部的每个角落;转完了西北，再经西南上空折返桃园基地。

　　除了派U—2飞机高空侦察，美国还在我国周边地区布设了20多个监听站，30多个测向站。美国情报部门宣称：1000至2000吨级的核爆炸，距离在5000千米都可以收到反应，测向站可以很快测出爆炸地点。

　　美国这样做，当然不是只做简单记录，而是为防止中国拥有原子弹的战略服务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对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就说过：“原则上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有核国家，因为中国拥有核武器，将使美国面临空前的危险局面。”“在他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核国家之前……我们现在就要采取能够削弱这一危险前景的措施。”

　　苏联人撤走了，美国人发难了，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所以，中国国防尖端项目坚持进行下去的方针一经确定，从事核武器研究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从上到下都进入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工作状态。在北京的核武器研究所，在大漠深处的核武器试验基地，许多办公楼、图书馆、资料室里，灯光通宵达旦地亮着。科技人员在这里翻阅资料，讨论方案，苦心研究，精心设计，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作为研制中国核武器领军人的钱三强，此时一马当先，把自己研究所的力量做出全面调整。同时，在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全力支持下，调动院内20多个研究所的精锐力量，共同完成许多关键任务，如核武器研制及试验，获取核燃料，反应堆实验，用萃取法提取钚，核防护及放射性同位素制备，原子弹引爆技术，氘、锂、钚提纯技术，锂、硼同位素分离，高温抗辐射金属材料，核爆炸测试技术，地下核炸场的选择，等等。

　　在向核武器冲击的科研中，研究生产235浓缩铀这一技术遇到了一个大难题：“扩散分离膜”技术设备卡了脖子。这种尖端东西，只有美、苏、法三国能制造，被他们视为“安全的心脏”，绝对保密，不仅买不到、学不到，甚至见也见不到。而没有“扩散分离膜”，就生产不出浓缩铀;没有浓缩铀，原子弹就搞不成。

　　怎么办?

　　困难没有吓倒中国的科学家。钱三强把所里的理论和技术骨干找来一起研究，以最短时间拿出理论设计方案。尔后，他带着方案，跑北京、跑上海、跑沈阳，组织精兵强将联合攻关。一次一次试制，一次一次检验，一次一次失败，一次一次改进，终于研制成功并实现批量生产，为研制原子弹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在攻关中，一大批年青有为的科学家也脱颖而出，担当重任。原子弹点火中子源，是一项紧急任务。钱三强把这项任务交给年轻的化学工程师王方定。王方定以决不拖原子弹后腿的精神，日夜奋战在现场，经过无以数计的实验，赢来了成功。

　　成立核武器研究所，要有一位既是科学家，又能做组织工作的人来负责。宋任穷部长请钱三强考虑人选。钱三强举荐朱光亚。理由是：朱光亚在核物理方面有很好的基础，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又有从事科学组织工作的经历和能力，年龄只有三十岁出头。核武器理论研究所理论部，需要一位理论功底好、善于团结共事的科学家挑大梁。钱三强把自己所里理论组的邓稼先推荐过去。此后核武器研究所的科研力量还要大大加强，钱三强又把一批最优秀的科学家推荐过去担当重任，他们中有：王淦昌、彭桓武、王承书、于敏、吕敏、黄祖恰、陆祖荫、何祚庥、唐孝威等等。他们都成为我国“两弹”攻关的中坚力量。

　　就在中国的科学家发愤攻关之际，又一场全局性的困难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从1960年起，我国发生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60年代初，由于粮食短缺，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们竟然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坚持工作。许多科学家因营养不良出现浮肿和夜盲症。

　　正在导弹基地、核试验基地施工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也被迫疏散或撤走。

　　科学家和试验基地的官兵挨饿，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毛泽东不吃肉了，周恩来不吃肉了，中央领导都不吃肉了。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军委会议上，为科学家们调拨粮食和物品。负责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以自己的名义向各大军区和海军为科技工作者“募捐”。陈毅元帅表示，“为科学家募捐，我举双手赞成，也加上我的名字。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硬，也得靠这些人。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起码的生活。”

　　各大军区和海空军在自己很困难的情况下，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把粮食和副食品捐献出来。

　　“募捐”的东西搞来了，如何分配呢?聂荣臻对科委的领导说：这也是一项有力的政治工作。要把这些东西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全部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他特别说明，行政工作人员一律不分。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耐得清贫的，他们不会有超出一般人生活水平的非分要求，何况在国家面临这样困难的时候，连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领导都不吃肉了。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发下来的副食品，实在使知识分子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在各科研单位分发这些东西时，场面令人感动，许多人热泪盈眶，所有的人都表示，要为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拼出一腔热血。

　　正当国防尖端研制克服重重困难，力争加速进程的时候，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战线却出现了尖端武器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之争。其背景是1961年夏天，中央鉴于“大跃进”等“左”的思潮泛滥，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酝酿对国民经济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认为，研制尖端武器困难太大，主张“下马”。

　　毛泽东对原子弹研制一直极为热心，因而对这场争论也甚为关心。1961年7月，他让秘书从杭州打电话给聂荣臻说：不久前看到了一份材料，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日本现在还没有导弹、原子弹，但对此很重视。内部有争论，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还打招呼说，他要亲自找聂荣臻等人谈一次。

　　当时，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正在北戴河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防工业、国防科研方面的负责人方强、王诤，刘秉彦、刘西尧等。会上，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主张国防尖端武器研制“下马”的人，主要是强调苏联的援助没有了，当前的整个经济形势又不好，国防尖端武器研制困难太多太大花钱太多，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等等。他们主张只搞常规武器，不搞尖端，“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聂荣臻是力主继续研制尖端武器的，并且要以攻关的精神去突破。他听到这些发言，越听越感到不安。在困难面前，不少人对研制尖端武器的信心动摇了，问题的严重性显而易见。他多次找人座谈，冷静分析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尖端武器研制都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我们拥有一大批研究人员和一批先进的研究设备，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特别是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研制尖端武器的爱国科学家，这是个决定性因素。尖端武器的研制还带动了一系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于是，他在听汇报时的插话中，在会上的发言中，一再强调尖端武器要继续攻关。

　　对聂荣臻的意见，大多数人表示同意。8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详细陈述了“两弹”攻关的条件，困难和拟采取的措施等等。报告认为“经过前一时期的努力，在各有关方面的积极配合下，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工作都有了较大的进展，只要国家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更好地集中全国有关部门的力量进行技术攻关，安排好所需设备、仪器仪表和原材料的研制、生产，1964年炸响原子弹这一设想是可能实现的”。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后，很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表示同意。

　　对原子弹攻关，陈毅元帅用风趣的语言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他说：“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搞上去。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毛泽东、党中央作出尖端武器继续上马的决定后，1962年8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提出了争取1964年至迟196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规划。为落实这一规划，总参谋长罗瑞卿专门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报告，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以便从更高的层次加强对尖端科技事业的领导。11月2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核阅。”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都表示同意。

　　1962年11月17日，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央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专委)正式成立。主任是周恩来总理，成员由7位副总理、7位部长组成，他们是：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中央专委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主要职责是领导国家的核工业建设、核试验工作、核武器研制、核能的和平利用、核科学技术，等等。

　　中央专委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中央专委，详细听取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汇报。两周后，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中央专委，明确提出了国防尖端科技要“先抓原子弹”。会上，为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的力量，周恩来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选调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员500名，并调配1100多台仪器。12月4日，周恩来主持第三次中央专委，通过了刘杰提出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年规划”)。对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讲了四点即十六个字：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并在会上对二机部的工作提出了“三高”要求：“二机部的工作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中央专委成立后的半年时间内，我国原子能工业各条战线迅速形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1963年12月5日，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接近过关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七次中央专委会议，讨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工作安排。周恩来提出：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同时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会议据此做出了相应的决定。此后，我国核试验一直是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

　　经过科研、生产战线广大工作人员的齐心努力，到1964年9月，除气象、爆炸时间等问题外，核爆炸试验的技术问题已基本解决。

　　9月16日、17日、23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九次中央专委会议，详细询问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他综合大家意见提出：争取今年试验。为此，他于9月21日给毛泽东写信，报告核爆炸试验的有关问题，以便中央早作决定，信中提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20天。”同时，周恩来要求二机部、国防工办等单位要积极、充分地做好准备，并要严格保密制度。他反复对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工作者们提出并强调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后来被大家用精心挑选的彩色石块镶嵌在试验基地上，成为我国各项尖端科学试验长期遵循的座右铭。

　　9月23日，经中央常委同意后，中央专委决定在10月15日至20日期间进行首次核试验。10月10日，张爱萍等从位于新疆罗布泊的试验现场通过专机给周恩来等人送来报告，告知：一切准备就绪，将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时间。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刘少奇等人作了汇报，并决定：“防空方面请罗总告总参负责检查、联系和指挥，转移资料、设备、仪器和保密工作，由刘杰负责督促进行。”

　　10月14日，周恩来亲自下达了核装置就位的命令。随后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定在10月16日15时。

　　1964年10月16日，对中国人民、中国科技工作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这天，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上空万里无云，一座102米高的铁塔耸立在大漠上。塔顶有一个金属小屋，代号为“596”的原子弹像一个熟睡的婴儿，静静地躺在里面。

　　这天，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等人坐阵北京，亲自守候在连接试验现场的电话机旁，听着现场的指挥口令和倒计时的声音。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也各自在办公室密切地关注着这次试验。

　　14时59分50秒，随着指挥员点火指令的发出，仪器进入自动读秒程序：9、8、7、6、5……在试验现场、在北京指挥中心，人们屏住呼吸，等待最后时刻的降临。

　　当持续读秒到“零时”时，一道强烈的闪电划破长空，接着是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随即，橘红色的火球向空中升腾翻滚，变成一片巨大的蘑菇云接天连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聚集在试验场安全区观看爆炸的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官兵欢呼着，跳跃着，拥抱着，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们付出了多少辛劳和汗水!

　　试验结果证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结构设计，各种零部件、组件和引爆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制造，以及各种测试方法和设备，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在准备爆炸原子弹期间，周恩来总理已经起草好了我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和中央贺电并报给了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毛泽东一直等到外电发出我国进行了原子弹爆炸消息后才批准发出。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重大战略问题的非凡魄力和谨慎态度。

　　当天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连续几次播发了《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热烈祝贺首次核试验的巨大胜利》的贺电，《人民日报》为此发了号外。

　　中共中央贺电指出：“这次成功的试验，标志着我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对美帝国主义核垄断、核讹诈的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强调指出：“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实现，中国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选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不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随着我国第一片蘑菇云的升起，中华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人民莫不欢欣鼓舞，兴奋异常。

　　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祝贺和支持，普遍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有力地打击了少数大国垄断核武器的阴谋，从而使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了更有力的保障。

　　四、“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一颗氢弹，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预言首次核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核工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成就虽然巨大，但还只是突破了技术难关，打下了基础，解决了有无的问题，离原子弹武器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必须抓紧时机，确立新的目标，乘胜前进。

　　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曾两次谈到核武器发展问题，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在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后，也提出能否加快一些的问题。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二机部立即开始研究制订加速核武器发展的全面规划，并于1965年2月3日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快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提出要尽快突破氢弹技术，向战略核武器的高级阶段发展。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审议了这个报告，原则同意二机部的安排，要求力争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试验。

　　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更为复杂。国外对氢弹的技术一直是严加保密的，因而要突破它就更为困难，必须完全依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其实，早在1960年初，钱三强在原子弹设计研制过程中，就对开展氢弹理论探索有了想法。因为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其杀伤破坏因素与原子弹相同，但威力要大得多。原子弹的威力通常是几万到几百万吨梯恩梯当量，而氢弹则可大到几千万吨。

　　钱三强的想法得到二机部刘杰部长的支持。刘杰考虑到当时核武器研究所正忙于原子弹攻关，对氢弹的理论探索工作便安排原子能所先行一步。当年12月，原子能所即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钱三强主持，组织黄祖洽、于敏等理论研究人员，开始做些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基础研究。1964年底，在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后，二机部把两个所的科研人员集中到核武器研究所，对氢弹从原理、结构、材料等多方面广泛开展研究。

　　经过科研人员几个月的艰苦摸索，基本明确了攻关的技术路线。于是，二机部于1965年8月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的工作安排》，计划一方面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另一方面要进行若干次核试验，以求通过试验，检验理论是否正确，提高理论认识。

　　中央专委同意这一安排，并要求各有关部门给予积极支持，分别做好有关工作。

　　氢弹研究试验计划虽然初步定下来了，但在核材料问题上却遇到了难题。因为按照当时我国的科技水平，短时间内是生产不出氢弹所需的特殊核材料的。为了争取时间，核武器研究所决定绕过材料关，立足于已有的核材料进行氢弹的技术攻关，闯出一条研制氢弹的新路子。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摸索，终于找到了解决自持热核反应所需条件的关键，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这是氢弹研制中的最关键的突破。核武器研究所的专家们肯定了这种新的理论方案。1965年12月，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由吴际霖主持召开规划会议，讨论1966年至1967年氢弹科研、生产的两年规划。会议同意刘西尧提出的“突破氢弹，两手准备，以新的理论方案为主”的方针。即一手按新的理论方案，以研制由导弹运载的氢弹头作为主攻方向，为此需要相应增加一次新的“热”试验：另一手是继续进行原定的氢航弹方案的攻关。中央专委批准了这一规划，并决定新的“热”试验采用塔爆方式，利用首次核爆炸的备用铁塔进行。突破氢弹以新的理论方案为主的决策，把理论、实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的力量引向一个新的目标，各项研制试验工作都按规划卓有成效地展开。

　　就在科技人员按照新的目标全力以赴攻关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要夺权，并已发生了武斗，影响到核武器研制任务的进展。在此非常时期，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挤出时间做群众工作。他对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明确指出，夺权你们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权，业务工作的权归中央，你们不能夺。他还把两派的头头召到中央做工作，促进两派群众的团结。为保证氢弹研制任务不受或少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的提议发布了“特别公函”，明确指出研制氢弹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批准的重要任务，要群策群力，按时完成。聂荣臻还提出对国防工业部门实行军事管制的建议，经周总理同意并报毛泽东批准后实行。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文化大革命”对氢弹研制的影响和冲击。【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66年5月9日，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成功，热核反应过程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为氢弹设计取得了重要数据。

　　12月28日，进行了按新的理论方案设计的氢弹原理试验。结果表明，新的理论方案切实可行，先进简便。根据这次试验结果，中央专委决定中止氢航弹的研究试制，集中力量，按新理论方案进行设计，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

　　1967年5月，第一颗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与此同时，考虑到用飞机空投进行这样大当量的试验，安全工作极为重要，有关部门对引爆控制系统、投弹飞机的改装，投弹高度、降落伞的研制等，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在国防科委的组织领导下，核试验基地、航空部、人民解放军空军等单位都参加了有关安全工作的论证。5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十八次中央专委会，着重讨论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

　　会议认为，我国第一次全当量氢弹试验，不仅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而且在军事上将使我国的核武器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求6月20日以前做好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于6月1日至10日陆续提出六七月份试验场区和烟云经过地区的详细的气象资料，再决定试验日期。这次试验现场指挥工作，由试验基地党委负责，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二机部副部长李觉参加领导工作。

　　为了保证试验的成功和安全，正式试验前，进行了不带活性核装料的引爆控制系统综合预演。

　　6月16日，聂荣臻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亲自来到核试验场区主持试验，并将正式试验“零时”定在17日上午8时。

　　1967年6月17日上午，罗布泊核试验场区天气一片晴朗，是试验难得的好天。试验场上，一切准备就绪，人们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此刻，试验基地的军用机场，一架轰-6型飞机静静地停在停机坪上，机长、领航员和地面指挥人员，都在做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上午8时，担任空投任务的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轰-6型飞机从机场按时起飞，开始了氢弹空投试验。飞机到达靶标上空开始投弹时，由于驾驶员心情紧张，弹未能投下。机组人员请示再投一次，指挥员发出“要沉着，不要紧张”的口令，徐克江驾着飞机平稳地绕场一周。8时20分再次投弹，氢弹脱钩，降落伞按程序正常开伞，带着氢弹在预定高度爆炸。

　　碧蓝的天空立即出现强烈闪耀，随后形成爆炸火球;火球熄灭后，形成迅速上升并向四面扩展的草帽状放射性云团，徐徐与地面被吸起的尘柱相接，形成蘑菇云，试验成功了!

　　这是一次大当量的试验，在距爆点400多千米处都能听到爆炸声，在爆点以西250多千米还能看到闪光火球和清晰壮观的蘑菇云。当聂荣臻得知这次爆炸的准确当量时，非常高兴，连声说：“够了，够了。”

　　20天后，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幽默说道：“导弹、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预言。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而我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发展速度是最快的。我国首次氢弹爆炸试验，赶在了法国的前边，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公认中国核技术已进入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

　　五、“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毛泽东欣慰地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现在这不是搞出来了吗?”

　　有了原子弹、氢弹，还只是解决了核弹头问题，要使之成为核武器，还要解决投送工具问题，也就是要根据运载工具和战术技术要求，进行大量的武器系统的工程研究试验。这一过程也是武器化的过程。而进行导弹的研制试验和导弹与核弹结合的研制试验，是实现武器化的关键。

　　早在原子弹刚刚在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科学家头脑里孕育蓝图的时候，研制导弹的问题也紧接着提了出来。

　　1955年10月，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障碍，漂洋过海从美国回国。历史赋予了他领军研制我国导弹、卫星的庄严使命。

　　1955年12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会教授任新民等，向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

　　1956年元旦，叶剑英请陈赓，钱学森等到家里吃饭，席间又说起中国自行研制导弹的问题，叶剑英希望钱学森能主持这项事业。

　　发展祖国的尖端科学技术，这正是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夙愿，但他心中非常清楚，要在中国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建起如此尖端的技术大厦，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然而，为了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没有辜负国家领导人的殷切期望。

　　那天，陈庚提议，立即去找周总理拍板。于是，他们三人驱车直奔三座门。周恩来当时在三座门参加舞会，陈赓把周总理找出来，说明来意后，周总理很重视，向钱学森迎过去说：“欢迎你啊，你在美国的事，我早有耳闻。来，坐下谈。”说着，拉着钱学森的手一同坐在沙发上，又对钱学森说：“不要紧张，今天谈一下，你可以写一个总的设想吗?”“好的，这样最好。”钱学森回答说。

　　在回来的路上，钱学森叙说他见到总理的心情。他说：“我感到很奇怪。我也是个见过世面，头脑也还清楚的人。今天不知怎么了，见了周总理竟一时说不上话来。他真是一个伟人，站在他面前，我们都显得渺小了许多。”

　　按照周总理的嘱托，钱学森怀着激动的心情很快写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当时为保密起见，用航空工业代替火箭、导弹和航天技术。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份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实施方案。

　　这份意见书，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多次开会研究发展中国导弹事业问题。

　　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航委)，后经国务院任命，聂荣臻为航委主任，钱学森为委员。

　　1956年5月，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建议在航委下设导弹管理局，统一管理导弹的研制工作，由钱学森任总工程师;建立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五院)，由钱学森任院长。

　　中央军委于5月26日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这个报告，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参加。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并决定：一是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能等一切条件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二是研究导弹所需专家从各部门院校和军队中抽调;三是组建导弹管理局，钟夫翔任局长，成立五院，钱学森任院长;四是电子技术方面，先从培养人才开始。

　　会后，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在抽调专家方面，各部门、各院校和解放军各有关单位顾全大局，在自己单位人才极为紧缺的情况下，把最好的专家选送到航委。尤其是陈赓院长，将哈军工10余名顶尖教授和技术干部输送过来。当年，又接收了100多名大学生，从而组成了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1956年7月，导弹管理局正式成立。后来，鉴于该局性质和航委相同，经军委批准撤销，所属机构和人员合并到五院。10月8日，由聂荣臻主持，五院宣布成立。

　　在培养人才方面，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等院校组建导弹专业，在清华大学、交通大学、邮电大学、通信学院等高校设置有关导弹的专业。

　　当时成立的五院，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中，只有钱学森一人是这方面的专家，其余的包括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都没学习过导弹理论。这也难怪，当时我国的大专院校，根本没有导弹这个学科。发展我国的导弹火箭事业，攀登世界尖端科技高峰，就从导弹技术训练班开始。

　　钱学森为大家首先讲的课是《导弹概论》。过去，他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和喷气技术训练班授课。今天，他为能在自己的国家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授课，感到无比激动。而这批大学生也为自己能亲耳聆听这位世界知名科学家的讲课而感到十分庆幸。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的骨干。【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五院成立起来以后，钱学森的工作真可谓千头万绪。那年他才45岁，精力充沛。他一边讲课，一边结合具体工作，开展讨论，边学边干，逐步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控制系统、控制元件、无线电、计算机、技术物理等几个研究室逐步建立起来。

　　1957年9月，聂荣臻、钱学森等赴苏联访问，就新技术援助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经过谈判，中苏双方签订了新技术协定，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联将供应我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我国进行仿制并提供导弹研制、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增加接收我国火箭专业留学生的名额等。

　　应该说，苏联的援助对提高我国导弹技术发展的起点，缩短仿制周期，培养科研人员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访苏归来，五院的重点就转向仿制苏联提供的教学和科研弹P—1和P—2(即“东风1号”)。

　　与此同时，各军兵种、各院校、各科研单位，也都大力进行国防尖端技术和常规武器的研制工作，但也存在分工不明确和互相协作不够的问题。为统一领导，中央军委给周恩来并报党中央毛主席，建议“航委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

　　1958年10月16日，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了中央军委的报告，决定成立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副主任陈庚，委员万毅、刘亚楼、萧劲光、陈士榘、宋任穷、赵尔陆、许光达、张爱萍、张劲夫、黄克诚、钱学森等。此后，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又将国防部五部合并到国防科委，增加刘亚楼、张爱萍和原五部万毅为副主任。从此，国防科委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国防科技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有利于对科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实施统一领导，采取有力措施，从而加速了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

　　国防科委虽理顺了工作关系，但身负研究火箭导弹重任的钱学森却事务缠身。当时，不仅各个型号的工作他都要兼顾，划拨到五院的老航空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工作区、生活区等各项基本建设工作他也得过问，更有几千名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上万名大学生陆续走进五院的大门，大量的行政事务，使钱学森分身无术。周恩来、聂荣臻等很快注意到这种情况，他们果断决定，配备强有力的行政领导，把钱学森从这些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让他集中精力思考和研究重大技术问题。于是，1960年3月，国防部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任五院副院长，主持常务工作。后来，王秉璋又改任五院院长。从此，钱学森只任副职，由国防部五院副院长，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

　　1960年，正当我国“东风1号”导弹的研制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要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

　　为了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尽快造出中国自己的导弹，聂荣臻强调，凡科学技术上的事，只能由科技人员定，其他人不能干预。据此，钱学森这一时期在五院的技术工作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重大技术问题都由他决定。他每个星期天下午，把几位总师请到家里，讨论重大技术问题。他按照*集中制的原则，先请每位老总充分发表意见。对于意见一致的问题，他当即拍板决策;不一致的，如果不是急办的，留待下星期的会议继续讨论;如果是急办的，则由他根据讨论情况，提出解决办法，大家分头去办。在办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行不通的地方，下星期提出来重新讨论。如果办成了，功劳是大家的，失败了，责任由他承担。

　　正是有了像钱学森这样一批中华优秀儿女，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无数技术的和非技术的难关，解决了苏联人遗留下来的许多难题，终于在1960年仿制成功“东风1号”导弹。

　　1960年11月5日，是苏联专家撤走的第82天。在我国酒泉基地火箭飞行场上，一枚液体燃料推动的“东风1号”地对地导弹，像一把利剑矗立在发射架上，箭头直指大漠的蓝天。随着指挥员“点火”口令的下达，戈壁滩上顿时爆发出一声春雷，大地颤抖，火光冲天。

　　“东风1号”挟着狂风雷电，拔地而起，扶摇直上呼啸着向550千米以外的目标飞去。10分钟后溅落区传来报告，“东风1号”精确命中目标。

　　首次发射试验成功时，现场科技人员和部队官兵都禁不住热情欢呼，聂荣臻、张爱萍、钱学森等热烈握手，互致庆贺。聂荣臻在致辞中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早在“东风1号”即将仿制成功之际，我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已经把目光从仿制转向独立设计上来。聂荣臻指示五院，要突破从仿制到独立设计这一关，迅速发展提高，建立我们自己的高技术水平的导弹技术体系。钱学森立即调整技术力量，加强设计队伍，协助聂老总实施这一转变。

　　从仿制到自行设计，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一飞跃，对我国年轻的导弹研制队伍来说，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为突破难关，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只是“迈小步”，先搞中近程的，使之与仿制的“东风1号”具有较大的技术继承性。经过反复研究，民主讨论，总体设计思想和总体方案基本确定下来，即以“东风1号”为基础，设计上不作大的改动，只将发动机和弹体结构等各方面的尺寸加大一些，使其射程达到中近程(即1000千米左右)的要求。

　　总体方案一定，各系统便按此开始设计工作。到1962年3月初，仅用了大约一年多时间，就制成了“东风2号”导弹试验弹。人们期待着这颗导弹试验的成功，因为这是全院上下面对苏联背信弃义，“变气愤为发愤”而研制的“争气弹”。

　　然而，向科学高峰攀登的道路从来都是不平坦的。1962年3月21日，当“东风2号”

　　导弹在酒泉发射场的塔架上腾空而起的时候，欢腾的人们很快用肉眼就看到，弹身在晃动，接着导弹偏离了轨道，随着“轰”地一声巨响，导弹坠落在离发射塔不远的沙漠上，将戈壁滩炸出了一个大大的弹坑。第一次试验失败了。

　　失败是成功之母。第二天，钱学森赶赴基地，查看坠落现场，组织人员收集残骸，分析故障原因。经过反复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原因逐渐明析。鉴于“东风2号”第一次试验失败的教训，聂荣臻提出要加强预先研究。为此，五院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设若干专业组，各组按型号研制工作的需要，制订本专业的科研规划，安排预研课题。由此，预研工作得到加强，为进人型号研制储备了足够的技术，也为以后各型号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预先研究的基础上，从1962年到1964年，五院缩短了战线，进一步集中力量，突破“东风2号”的技术难关。围绕着试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重新审查、修改了总体方案，各分系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经过修改设计后研制出的导弹产品，先后通过了17项大型地面试验，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都已解决。

　　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2号”再次发射试验。这次试验获得了成功。它揭开了我国火箭、导弹发展史上新的一页。接着，7月至10月间，又先后多次进行了这个型号的发射试验，均获得成功。

　　“东风2号”的研制和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基本掌握了独立研制导弹的一套复杂技术，也标志着1957年制订的12年科学规划的提前完成。

　　此后，又相继研制成功“东风3号”、“东风4号”、“东风5号”等东风系列导弹。

　　就在“东风2号”导弹试飞成功后三个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与此同时，如何将原子弹送到远距离的目标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把核弹头和导弹结合起来的课题，摆在了中国导弹火箭研究人员的面前。钱学森等适时提出“两弹结合”的设想。

　　1964年9月1日，为论证钱学森提出的“两弹结合”问题，中央专委召开会议，会上决定，由钱三强所在的二机部和钱学森所在的五院共同组成“两弹结合”方案的论证小组，进行研究设计，并决定以五院为主抓这项课题。

　　“两弹”结合，是一个堪称当时世界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中的重大课题。美国早在1951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试验，并于1958年将战略导弹与氢弹首次配套组成导弹核武器装备军队。从此，导弹核武器成为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当时，苏联也是依靠这种战略武器与美国抗衡。

　　12月24日，钱学森领导的方案论证小组正式提出了“两弹结合”总体方案：第一，对导弹进行适应性改进;第二，对原子弹弹头进行适应性改进;第三，解决两弹结合的全面配套与协调。

　　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五院的建制，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王秉璋任部长，钱学森等任副部长。

　　这期间，周恩来总理在出国访问回国途中，专程到酒泉基地观看“东风2号”导弹的“搭载”发射试验，听取“两弹结合”情况汇报。

　　在本国国土上进行原子弹和导弹这“两弹”结合飞行爆炸试验，是史无前例的新事物，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对此，周总理极为关注，提出了一连串的“怎么办”：“核弹头万一掉下来怎么办?”“掉在某个国家边界怎么办?”“掉下来爆炸着火怎么办?”要求要确保核弹头在未解除保险时，即使发生各种异常状态，也不会发生核爆炸。为此，七机部和二机部合作，在国防科委的统一指挥下，组织进行了若干次以严格检验导弹及其核弹头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目标的飞行“冷”试验(不装核燃料);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再进行“热”试验(装核燃料)。并考虑了各种可能的意外情况及处置措施，提出在发生意外情况下自毁的几套方案。【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65年5月中旬，“两弹结合”的地面效应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只待飞行试验了。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高兴，特意派专机把钱学森等人从基地接到北京，听取汇报，共同庆贺。

　　5月15日，我国政府发布《新闻公报》称：“这是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方面的又一重大成就。”

　　此后，又经过科技人员的艰苦奋斗，到1966年9月，“东风2号”导弹与核弹头结合的产品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工作，已完全准备就绪。

　　在两弹运抵酒泉发射基地那天，聂荣臻和钱学森一起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

　　毛泽东听完了钱学森的汇报后高兴地说道：“谁说我们中国人不行，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现在这不是搞出来了吗?当然，还要进行飞行试验。”

　　说到这里，毛泽东对聂荣臻说：“你是常胜将军嘛!可是，这次飞行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哟!”

　　毛泽东的话，再次为我国研制导弹的科技工作者敲响了警钟。我国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与某些外国不同，只能在国内进行，如果发生意外，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将承受巨大损失，因此，绝不能失败，要确保万无一失。

　　10月20日，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再次听取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

　　尔后，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正式进行“两弹结合”的热试验。

　　1966年10月27日11时，在酒泉试验基地，“东风2号”载着核弹头呼啸升空，按着预定弹道向新疆罗布泊飞去。

　　很快，千里之外的核试验场传来喜讯，核弹头精确命中目标，准时实现核爆炸。

　　罗布泊的大漠中，再一次升起了蘑菇云。

　　“两弹结合”热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10月28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在一版头条位置用通栏标题发布了这一喜讯，称：这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力量，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正以更大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中国人民在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方面取得的又一个新的重大成就。

　　在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喜讯，像春雷一样响遍全国各地，举国为之欢腾。人们纷纷涌向大街、广场，敲锣打鼓，热烈庆祝。一向善于控制感情的周总理，此时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巨大喜悦，他特意把钱学森邀到办公室，与这位为共和国导弹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一起举杯祝贺。

　　“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也震惊了世界。不仅发展中国家纷纷来电表示祝贺，就是西方大国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核国家”。西方通讯社从华盛顿发出的消息称：中国宣布的消息，“使美国官员们大吃一惊”，“使华盛顿白宫官员目瞪口呆”。美国副总统汉弗莱28日匆匆同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议，讨论中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问题。

　　“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确立了我国是拥有战略核武器军事大国、军事强国的地位。

　　六、“东方红1号”卫星发射成功，毛泽东把手中的烟蒂摁到烟灰缸里，高兴地说：“好，太好了!恩来，准备庆贺!”

　　遨游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这种梦想在中国似乎特别多：“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孙悟空大闹天宫”。可惜，人类实现这一梦想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让苏联人拔了头筹。

　　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史上的新纪元。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从此，发展人造卫星开始摆上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科学家的议事日程，中国人揭开了遨游太空的序幕。

　　八届二次会议结束后不久，聂荣臻组织张劲夫、钱学森、王诤等人拟制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初步规划。此后，在聂荣臻主持起草的《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也提到：“发射人造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研究工作领域……是科学技术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实施的步骤，首选发射探空火箭，开展高空物理研究工作，解决遥控遥测和观察中的一系列问题，”再进而研制卫星及其运载工具。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和空间物理研究的机构。

　　1960年，中国发射首枚T-7型探空火箭并取得成功。但钱学森认为，这枚火箭射程太短，不能用来发射原子弹和氢弹，他提出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人造卫星发展。

　　毛泽东支持钱学森要搞人造卫星的想法。他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抛两万公斤的。

　　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样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毛泽东这里说的“鸡蛋大的”，是指美国的“探险者一号”卫星，只有18磅。

　　1961年6月，在钱学森、赵九章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开始举办了持续12次的星际航行座谈会，钱学森发表了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讲演。

　　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负责组织制订星际航行发展规划，安排预先研究课题。

　　1964年，“东风2号”导弹试验成功，同年，中国科学院与上海机电设计院合作成功发射高达70千米的探空火箭，为发展我国的人造卫星创造了条件。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等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人国家任务。聂荣臻很重视钱学森的建议，指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

　　此后，国防科委向中央专委报告了拟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重量为100公斤左右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设想。中央专委于5月和8月先后召开第13、第14次会议，原则批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要求争取在1970年左右发射。

　　由于钱学森等人的建议是1965年1月提出的，所以，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为“651工程”。

　　至此，中国人的科技航天事业，从1958年毛泽东发出号召，经过8年的创建时期和技术准备时期，进入了全面规划和开始研制时期。

　　根据“651工程”在总体上的分工：中国科学院搞卫星和地球表面跟踪测量系统;七机部搞运载火箭;国防科委的发射基地搞地面发射设备。但是，卫星工程上马不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中国科学院是地方单位，又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首当其冲受到破坏。为了保证卫星工程顺利进行，1966年12月，中央专委决定将卫星研制任务改由国防科委全面负责。1968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将科学院原来从事卫星工程的单位划归空间技术研究院，担负卫星研制任务，并任命钱学森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从事空间技术研究的科技人员，一律穿上军装，有了绿色“防护衣”，又装进了绿色“保险箱”，从此，这支队伍得到了安定的研制环境。【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发射人造卫星，需要有大推力的运载火箭，才能克服地球引力，进入预定空间轨道。

　　此前我国研制成功的火箭，都是单级火箭，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即每秒千米，不能克服地球引力，不能作为卫星的运载工具。

　　准备重新研制用来运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火箭被命名为“长征1号”。它是以“东风4号”为基础，在上面加一个固体的第三级火箭组成的。所以，“东风4号”和“长征1号”

　　实际上是同时开始研制的。

　　1968年的初，经过三个春秋的紧张攻关，“长征1号”火箭各系统的零部件从祖国四面八方运往战略火箭生产总厂准备试车。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一些领导干部和老专家被打倒，七机部派性斗争十分激烈，甚至渗入到技术工作之中，常常使研制工作无法进行。当时，两派为火箭试车问题顶牛，已经上了试车台的火箭迟迟不能点火。两派的派性之所以这样顽固，其根源出自陈伯达、江青是他们的总后台。陈伯达、江青为了拖垮周恩来总理，抛出了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周恩来针锋相对，他亲自点将：“请钱学森同志组织这次试验。”

　　试验场，钱学森把两派的科技人员召集在一起宣布：“我是奉周总理之命来组织点火的。”

　　看了一下大家的反应，他接着说：“‘651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这是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最大鼓励，也是最大的鞭策。我们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两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抢时间，保质、保量完成“东风4号”和“长征1号”任务。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闹派性，影响了卫星上天，那就是政治问题，是对毛主席的不忠。”接着他要求两派头头都要在会上表态，两派终于达成协议。

　　一个月以后，“长征1号”四次试车顺利结束，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1969年11月16日，“长征1号”第一枚两级火箭在酒泉发射中心点火升空试验，由于第二级火箭控制系统的程序配电器中途发生故障，发射遭到失败。科学家们没有被失败吓倒，他们擦干眼泪，继续艰苦奋战。又是一个月后，“长征1号”第二枚两级火箭试飞顺利实现高空点火和两级分离。至此，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基本解决。

　　就在火箭研制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卫星的研制也在紧张进行之中。

　　第一颗卫星被命名为“东方红1号”，卫星在太空运行时将播放《东方红》乐曲，因此，这颗卫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颗政治卫星，所以对从事卫星研制的科技人员来说，压力最大的莫过于“一次成功”的要求。要一次成功地将卫星送上天，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让世界人民看得见并听得到《东方红》乐曲。而要达到一次成功，做到万无一失，归结到一点，就是这一套复杂系统工程设计要正确，各个部分、各个环节，乃至每个元件、器件、零件等都要质量好，可靠性高。因此，如何确保质量，是从共和国总理到每一位科技人员都十分重视的问题。

　　在“东方红1号”卫星初样基本完成后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听取卫星研制生产的情况汇报，周总理对每一个环节的质量都问得很详细。当汇报快结束时，总理突然问年轻的火箭专家孙家栋，“卫星上总共有多少电缆?”孙家栋如数做了回答。总理又问：“有多少插头?”这可难住了孙家栋，他一时语塞，红着脸说：“总理，等我回去统计好再向你汇报。”周恩来笑了笑和蔼地说：“这些数字对我没有什么用处，对你们搞卫星的用处可就大了。你们应该像外科医生那样熟悉病人的每根血管、每条神经，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汇报中，钱学森谈到有的单位在仪器上刻上毛主席语录、镶上毛主席像章，影响整体设计，让他们感到很为难。总理严肃地说：“搞那些干什么，卫星一旦掉下来，还可能引起政治问题。有的人喊口号是一回事，真心尊敬毛主席又是一回事。你们回去把道理讲清楚，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要有科学态度。”总理的制止，在卫星上镶毛主席像章的事总算被刹住了。

　　在“东方红号”卫星研制过程中，林彪、江青等人频频插手，企图把人造卫星当做他们的一份政治筹码，成可邀功，败则诿罪，居心叵测。让“东方红号”卫星播放《东方红》全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强加给科技人员的。

　　让卫星在运行中播全曲，将会给整个卫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要避免这些灾难当时在技术上又无法解决。如果改为只播一部分，那“断章取义”的政治风险又有谁能承担得了。

　　这事难住了卫星研制人员，他们反映给钱学森。钱学森也难以定夺，交到国防科委。国防科委考虑再三仍然难以决定，只好报告给中央。周恩来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决定只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前八小节。这样，这一说是科学又不完全是科学，说是政治又不完全是政治的棘手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经过全体科技人员和各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东方红1号”卫星的检验星于1969年9月完成了全部环境模拟试验，星上各系统工作正常，尤其是《东方红》乐音的质量很好。1970年3月26日，经周恩来批准，“东方红1号”卫星和“长征1号”火箭正式出厂，运抵酒泉发射中心。

　　与此同时，由国防科委的基地承担的“651工程”地面发射和跟踪测量系统建设，也在紧张地进行之中。从1965年9月开始建发射场，在十几个省市和单位的支援下，到1969年底，各项建设基本完成，具备了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基本条件。

　　1970年4月2日晚7时，也就是在卫星和火箭抵达酒泉发射中心的第二天，周恩来召集各路航天专家来京，详细了解卫星发射的准备情况。

　　当钱学森等各路专家详细汇报完各方面的情况后，周总理十分关切地问：“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落点在什么地方?”对于火箭空壳的落点，周总理一直十分关心，因为若处理不好，或对国内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或对国外的某些地区带来破坏，造成不利影响。钱学森回答都已计算出准确落点，不会带来破坏，周恩来放心地点了点头。接着，周恩来又问卫星经过哪些城市，并伏下身去在铺在地毯的世界地图上逐一核对。总理说，对卫星经过各国首都的时间要进行预报，让全世界都能收听到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

　　4月15日，周恩来再次将各路航天专家召集到北京，听取卫星发射准备情况的汇报。

　　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等参加。汇报过程中，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万一”问题，钱学森等专家们一一做了肯定的回答。

　　汇报将要结束时，钱学森提出了“过载开关”问题。

　　原来在研制卫星时，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卫星不能进入预定轨道，《东方红》乐曲便不能响彻太空;假如卫星掉入大海，《东方红》乐曲依然在海底“高唱”，就会成为政治笑话，就会变成某些人的把柄。

　　这确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于是有人提出加装“过载开关”的办法。但在测试时也有人对这个“过载开关”提出质疑：假如其他都正常，而“过载开关”发生了故障，卫星该播《东方红》的时候不播，不该播的时候反而播了怎么办。

　　一个小小的“过载开关”，苦苦地困扰着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当然，这种困扰主要是当时无处不在的政治因素。

　　这个难题提到了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又上报中央。中央一直没有明确答复。可见这个问题非同小可。

　　钱学森提出后，周恩来没有马上表态，眉头紧锁在一起。沉思片刻，他抬起头来，问在座的各位航天专家：“你们说，我们的卫星、火箭到底可靠不可靠?”

　　火箭总设计师任新民果断地回答：“从几次测试的结果看，火箭的质量是可靠的。”

　　“卫星的质量也是可靠的。”卫星总设计师戚发轫也是果断地回答。

　　这时，周恩来以极其严肃的表情说：“既然你们认为卫星、火箭可靠，我个人认为，这个开关可以不要。”

　　一句话，掀掉了压在钱学森心头上的千斤巨石。

　　最后，周总理说：“你们把汇报的情况写一份正式报告给我，我尽快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至于卫星什么时候发射，等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批准后才能正式决定。”

　　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发出预先号令：“如果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做好，希望能在24日或25日发射。”

　　钱学森接到命令，组织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对卫星、火箭和其他系统进行了最后一次测试检查，认为可以实施发射，并将发射时间定在4月24日21时30分。钱学森在任务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24日15时30分，周恩来打电话给钱学森：“毛主席已经批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工作。要一次成功，为国争光。”各个岗位接到号令，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更加精心地进行最后几小时的准备。

　　然而，就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达不久，意外的情况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先是地面的一个跟踪雷达出现了不稳定状况，连续波测量也不太同步;继之，卫星上的应答机对地面发去的信号没有反映;稍后，湖南新化卫星观测站报告，电磁脉冲雷达的一个电子管坏了，请求给40分钟的调整时间。

　　真是一波三折，急死人了。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总理觉察到一线参试人员的心情是不是过于紧张了，于是，他向基地发出了发射前的最后一道指示：“不要慌忙，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关键是工作要准确，要把工作做好。延长十分八分是可以的。”

　　总理的指示，使大家的心情稳定下来，故障一个个顺利排除。

　　21时05分，指挥员下达了30分钟准备的命令，全体人员撤离现场。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发现发射场上空的云层突然神话般地裂开了一道长廊，火箭即将飞行的方向，星光闪烁，这简直是上帝为卫星飞向太空开辟的一条光明大道。人们欢呼着。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随着指挥员点火命令的下达，竖立在发射台上的“长征1号”火箭的四个发动机一齐喷射出橘黄色的火焰。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乳白色的“长征1号”火箭托举着“东方红1号”卫星，腾空而起，直向天空飞去，转瞬间，便在茫茫的夜空中消失。

　　十分钟后，从数千里外的观测站传来“星箭分离”、“卫星入轨”的报告。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

　　21时50分，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了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声音非常清晰洪亮，发射场地响起了科技工作者、解放军官兵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此刻的北京中南海灯火通明。

　　22时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总理接到了罗舜初将军的报喜电话：“总理，卫星与火箭分离正常，卫星已经入轨，而且已经收到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

　　一向善于控制感情的周恩来此时也喜形于色，连声说：“好，好，我马上向主席报告，准备庆祝!”说着，他抓起直通毛主席的电话机，高声说道：“主席，卫星发射成功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愿望实现了。”

　　毛主席忽地一下子站起来，把手中的烟蒂摁到烟灰缸里，高兴地说：“好，太好了!恩来，准备庆贺!”

　　4月25日，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特大喜讯时，正是“东方红1号”卫星高唱着《东方红》出现在北京上空之时，首都百万人民走上街头，争相观望，紧紧追随着卫星，边看边欢呼跳跃。

　　卫星发射后的第七天，迎来了20世纪70年代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一节晚上，卫星将再次飞经北京上空。为了欢度这个美好的节日，首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首都数十万军民涌向天安门广场，热切等待毛主席的到来，等待着卫星的飞临。

　　晚8时，毛主席在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陪同下，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顿时，天安门广场沸腾了，城楼上观礼的500余名代表整齐地站立在毛主席经过的通道两旁，纵情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摆动大手，亲切地向代表们额首示意。当毛泽东走到航天代表团身边时，周恩来特意向毛主席介绍说：“主席，他们就是放卫星的功臣们。”

　　毛主席立即停下脚步，面露笑容，朗声说道：“了不起啊!了不起啊!”然后伸出大手，同每一位代表热情握手。

　　突然，广场的高音喇叭传出了卫星就要飞临广场上空的通知。天安门广场一下子静了下来，百万双眼睛注视着夜空。接着高音喇叭又传出卫星播放《东方红》的乐曲声，一颗闪耀着橘红色光芒的明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的北方，缓缓向东南方向移动。这时，天安门广场再次沸腾了，人们指着天空高喊，“看到了，看到了”。

　　“东方红1号”卫星的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靠自己的研制并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国终于跨入了航天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