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说说鸦片战争

　　看了一部《鸦片战争演义》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拍得不错，比较符合历史地展现了近代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前的历史场景。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英国强加给清王朝的不对等战争，英国以保护鸦片贸易为名，强行打开清朝的鸦片市场。在电视剧的最后一集，英国侵华头子璞鼎查道出了发动战争的原因，他说：“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的人民，那么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中国。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英国政府会进行这该死的鸦片贸易?很简单，因为你们需要，即使我们不卖，你们也会从其他国家手中得到。大英帝国是决不会把这样的商业利益拱手出让的，因为使英国发达富强的主要原因，正是它自由的制度和它的商业贸易。假如中国人不能割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就应该将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样就可以制止走私，对下可以便利人们的需要，对上可以增加税收，岂不更好?”

　　这话说得何等“冠冕堂皇”而又“理由”充足。他道出了资本的贪婪罪恶的本性。在利益面前，资本是不讲道德的——“对下可以便利人们的需要”，反而会指责他人不具有道德。反思我们自己，他所说的中国人的吸食鸦片的恶习是不道德的，官吏不廉洁守法，却是事实。正是因为中国吸食鸦片造就了鸦片贸易的市场，加之官吏的贪腐走私，造就了一个鸦片贸易市场，从这个角度讲，首要责任的确是在中国人自己。如果没有中国人吸食鸦片，也就不会发生鸦片战争。但这里，璞鼎查完全是在为英国发动帝国主义掠夺的战争辩护，因为即使没有鸦片战争，一定也会有以别的名义发动战争，十九世纪中叶，各帝国主义正是疯狂掠夺世界殖民地的上升期，还没有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大清王朝，注定是难逃厄运的。

　　鸦片战争使中国五千年来第一次被卷进了国际世界，脱离了独立发展的轨道，开启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悲惨的近现代史。中国的独立发展，皇权的更迭与延续，历来的这块土地上自给自足自我的发展，主要的威胁，无非自古跨马南下的匈奴突厥蒙古鞑靼等骑马民族的扫掠践踏，西北民族与汉民族的分分合合，而东方和南方，以怀柔政策与周边小国建立了稳定的朝贡体系，直到大清王朝，北面和西面的威胁基本扫除干净了，长城纳入版图之中，不再是御敌防线。清王朝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的贡献不能否定，它固定下来了中国今天版图的基本范围，但又因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以极少人口统御人口和土地面积巨大的汉人国家，其首要顾虑便是时刻防范汉人的反清，所以有清一朝，清廷在禁锢汉人乃至整个社会方面是异常严厉的。

　　鸦片这种毒品，进到中国来，各种需求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民族问题造成的因素是不得不承认的重要起因。汉人在清廷严密统治之下，在各种反清复明斗争失败之后，汉民族士子们灰心颓废，自感没有前途，没有追求，厌世避世情绪蔓延，但内心又不甘心为奴，其中的苦闷无处倾泻。借着鸦片的进入，当时鸦片首先是被当做一种疗病的神物输入的，在使用鸦片治病的同时，鸦片对人精神上的麻痹也找到了一大片“沃土”——就是那些厌世避世的汉人。一些人沾染了吸食的恶习，鸦片的麻痹作用让他们想象在各种美好幻觉的虚无缥缈之中，好像达到了超脱现实的快感。对于贵族和官员，鸦片贸易由腐败的官员走私专卖，汉人必须从官员手中去购买鸦片，上瘾后的瘾君子们只是个瘾君子了，不得不完全屈从于统治者，这种场景，在鸦片没有泛滥，没有超过度的情况下，对于少数民族政权来说是乐见其成，不会去干涉的，走私腐败的官员也从中大饱私囊，由此恶性循环加剧，直到1840年之前，鸦片在中国泛滥不可收拾，“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集》)当危及到政权时，统治者就不得不做出反应了——林则徐虎门硝烟。

　　一百多年后来看鸦片和因鸦片引发的那场战争，很多人想当然地将失败归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的不对外开放，我想基于这种观点的流行，是十分迎合当下思想的，而没有历史地分析问题，也没有看到历史的进程有时往往是有其必然所在的。

　　最主要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环境不是说变就变的。中国皇权制度一直稳定地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无论朝代的分分合合，皇权至上的思想和在皇权制度下的中华文化在每个中国人心里已经坚如磐石。有人论及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跪拜问题，总会拿来作为中国不对外开放的头一个罪状。需要历史地看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中，会有放弃礼法的可能吗?我认为是不大可能的，当时的人也决不会以此能断定出后代所遇到的“大变局”，最后能让步到单膝下跪已是折中之举了。我不想去为中国的“顽固”辩护，实在是历史就是如此。

　　翻读近代中国史，如此认为中国的闭关锁国还有很多，比如所谓的排外，六十年以后出现的义和团运动，就被今天的精英们说成了是中国人的恶意排外招致了八国联军侵华，但是这里他们就单单不说发生这场运动的前因后果。今人蔑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迷信，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的中国人有那时的迷信思想，所谓不迷信的今人也有今人的迷信思想，越来越多的今人信仰了基督教上帝，这与义和团信仰关圣帝有何区别呢?今人嘲笑古人，不过是五十步笑九十步一样可笑罢了。正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的大无畏的勇于杀敌甘愿牺牲的抗敌精神，以血肉之躯抵挡飞射的子弹和炮弹，才让八国联军鬼子看到了蕴藏在中华民族身上的救国图存的伟大精神，如果以今人认为怕死是人的本性，就不会有义和团，只有投降，那么即使想做个半殖民恐怕也是不能，而只有亡国一途了。

　　中国是农业国家，没有工业品，在西方设置的贸易体系中，作为中国的统治者，是不得不考虑中国的独立性的，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如果不加限制地全面向西方开放的话，中国就是第二个没有篱笆的美洲印第安，西方产品只会向没有工业品的东方沙漠中倾泻，中国没有任何一种可以与他们对等交换的工业品去保持一种对等贸易上的制衡，只有用自己的真金白银去购买西方产品，中国的民族产业只能被消亡掉，那样西方产品将彻底垄断中国市场，而一旦真金白银花完，中国人只有给洋人打工出卖苦力的份儿，只能做奴隶。中国的统治者除非傻到底，不为这个国家这里的人民着想，也不为自己的江山社稷着想，是决不会允许这种场景出现的。可惜的是，为避免这种场景，近代中国人为独立而战，而今天的我们却主动地将市场让与了西方，中国二十几个产业中龙头企业都有外资背景，中国原有的企业不是被破产就是被兼并，中国工人只能给外资企业打工，名曰世界工厂，中国只能在贴了洋标签的产品中挣取可怜的一点点利润，利润的大头儿反被西方拿走了，而生产产品所消耗的宝贵的自然资源和污染的环境资源全部由中国背负，唯一能够如此做来而未陷入民族灾难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建国后建设时期的工业化成就，让我们手中比鸦片战争时多了可以能制衡西方企业的筹码。

　　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之所以半封建在前半殖民在后，是因为半封建体现的是中国政权还有其独立性，而半殖民，是在中国主权独立性之下被西方夺走的。没有这个半独立性，就只能是完全的殖民地了。在这个半殖民地中，西方列强在中国占用土地，不会像美国夺占印第安人土地一样，只能向中国租借(如除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外等)。租借的名义，就是西方列强承认中国主权的独立性，而不能完全占有。抽取关税和治外法权，除了是屈辱，还是一种不得不承认中国主权的存在和向中国主权低头。半殖民地，是近代中国人民抗击侵略，从可能沦为完全的殖民地的危险中挽救出来的一种社会状态，尽管这个结果并不是中国人民所想要的，但是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顽强抗击，这样的结果，西方侵略者也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给的。看看西方列强在全世界的殖民地情况，真的要知道，殖民地人们的命运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今天那些幻想中国近代该做三百年殖民地的家伙们，是我们民族的内部敌人。

　　鸦片战争必是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结束。这场战争完全不是一场对等的战争，这是一场中国农业社会与西方工业社会相较量的战争，表现在是以大刀长矛对抗冒火的枪炮间的悬殊上，虽然武器不是决胜的唯一，但是以农业社会的形态对抗工业社会时，武器就是决定胜败的重要关键。中国古往今来总不乏能征善战的武将，总不乏决胜千里的谋略，到鸦片战争时中国人在智勇上并没有退化，但是在对抗西方的枪炮时，从广州到定海，从定海到天津，再从天津到南京，一路上丢城失地，不胜一仗。清兵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中国周边原来的那些匈奴蒙古等骑兵马队了，“英夷不同于往夷”了。

　　战争无论打到何种地步，清廷将会永远以清兵对敌，是不可能主动动员全社会参与战争的，这不仅是中国历史惯性和传统，也是为少数民族政权所最忌讳的。清朝开国为了防范汉人反清，一概不允许民间私藏兵器，更不允许持兵器聚众。只持落后兵器的清兵，再没有社会民众的支援，只能失败再失败。

　　遗憾的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让清廷去认识世界，去看到世界已经发生新形势，没有主动去求变，去跟上资本主义工业化尾巴，如果那时的中国能如日本进行维新一样，历史就是另一种走向了。但是清朝谋求的自身私利太重了，难以冲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窠臼，只能在后续的一次次的被动挨打中将中华民族带进了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深渊。

　　在将写完这篇文章时，我恰在福州，位于三坊七巷的林则徐纪念馆该是必须要去拜访一下的。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是伟大的，它拯救了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林则徐的禁烟，中国将几十年的烟枪遍地，中华民族将彻底颓废掉。虽然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都失败了，但是鸦片在禁烟的影响下，清朝政府还是断断续续消除了鸦片之害，林则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虽然已是晚上，纪念馆早已关门，但还是不辞辛苦地找到纪念馆。当站在纪念馆大门前，向着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大人，献上了我敬仰的一躬。

　　2016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