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天：研究文艺史上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遵照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教导，正在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

　　历史上的儒法两家，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文艺领域当然也不例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文艺史上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从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是研究整个儒法斗争历史和阶级斗争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今天文艺领域中存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复杂现象，掌握斗争规律，以便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和工农兵的带动下，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正在开展。这对于促进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搞好批林批孔运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

一

　　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历来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历史上的儒法两家，都把文艺作为推行各自的政治路线的斗争武器。文艺为哪条政治路线服务的问题，也就成了文艺史上儒法斗争的根本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主张文艺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孔老二胡说什么“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极力利用文艺来宣传“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他“删诗”、“正乐”，狂热地鼓吹奴隶主贵族的文艺，都是为了适应他搞反革命复辟的需要。孟轲不仅提出“仁声”的口号，要求文艺为实行所谓“仁政”即复辟奴隶制服务，而且还亲手炮制了《揠苗助长》之类的寓言，用以诽谤法家，反对社会变革。　　先秦法家对儒家利用文艺搞反革命复辟的罪恶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与反对“礼治”、提倡“法治”的政治路线相一致，他们坚决排斥儒家那种复礼乱法的反动文艺。商鞅将儒家所提倡的礼乐诗书，称为败坏国家、有害于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虱”，明确提出“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先秦法家还以文艺为武器，批判儒家思想，宣传法家路线。荀况就利用了当时的通俗文艺形式，写了《成相篇》，来宣传他“法后王”和“天下为一”的政治主张。韩非的“守株待兔”等寓言，辛辣地嘲讽了儒家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顽固态度，宣传变法革新思想。

　　儒法两家把文艺作为斗争武器，不仅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如此，而且在儒法两条路线主要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封建社会里，也是如此。例如，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围绕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中，双方都使用了文艺这个舆论工具。王安石在《商鞅》诗中，明确宣布了自己的尊法立场：“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兼并》诗中，他揭露了“俗儒”维护大地主阶级特权的罪恶行径。他写了《元日》诗，讴歌变法的胜利，又写了《后元丰行》，描绘了新法实行后农业生产发展的生动景象。而大地主阶级顽固派却用绘画、诗歌等文艺形式攻击王安石变法。一个叫郑侠的顽固派，在熙宁七年（公元１０７４年）上书神宗，诬蔑王安石变法造成天灾人祸，胡说“去安石，天必雨”。他还献上一幅《流民图》，画面极力渲染饥民扶老携幼、流离失所的情景，借以攻击王安石变法。苏轼也写了《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诗歌诬蔑新法。王安石变法失败后，顽固派还心有余悸，诽谤不已。南宋道学家邵伯温写的臭名昭著的《辨奸论》以及宋人话本《拗相公》，就是顽固派采用散文和小说的形式攻击法家的黑标本。这些政治内容反动的文艺作品，直到二十世纪还被叛徒、卖国贼林彪用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

　　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文艺领域儒法斗争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无比正确。由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仅是由一个剥削制度代替另一个剥削制度；在封建社会里，法家的革新主张，仅是在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前提下实行改革，根本不要求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为法家政治路线服务的文艺，也都是属于剥削阶级的文艺。今天，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们进行的斗争，是为了在人类历史上最后消灭阶级和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伟大斗争，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必然要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仇恨进行垂死挣扎，以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也必然要利用文艺这个武器，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扑。毫无疑问，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努力创作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文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从而“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二

　　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还具体地表现为歌颂或暴露不同路线的代表人物，塑造两种不同的典型形象。

　　坚持法家路线的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法家和尊法反儒的进步文艺家的文艺作品中，有不少作品是通过塑造秦始皇的艺术形象来歌颂法家路线的胜利的。如李斯为秦始皇巡行天下而写作的那些富于文学意味的刻石纪功铭文，歌颂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唐代诗人李贺，在《秦王饮酒》一诗中写道：“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用浪漫主义的笔触，塑造了秦始皇的威武形象。儒家则极力美化、歌颂他们的祖师爷孔老二。反动理学家朱熹就把孔老二当作光明的化身，胡说什么“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另一个理学家邵雍写《思圣吟》，肉麻地吹捧孔老二。而对秦始皇，儒家则通过文艺作品，千方百计地进行歪曲、丑化，极力贬低他的历史作用。　　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一伙，也操着儒家的腔调，诬蔑秦始皇是“暴君”。他们还引用唐代儒生章碣的《焚书坑》一诗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在音乐史上，琵琶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是反映文艺领域儒法斗争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两首乐曲，同样是以秦末的“楚汉相争”为题材，描写了“垓下之战”的全过程，却鲜明地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倾向。《十面埋伏》塑造了军纪严整、斗志高昂的刘邦军队的音乐形象，热情讴歌了奉行法家路线的刘邦的胜利。《霸王卸甲》则以推行复辟、分裂的儒家路线的项羽为主角，竭力把他写成一个失败的“英雄”，为之惋惜和赞叹。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儒法两家，都利用文艺形式，通过塑造两种不同的艺术形象来为两种对立的政治路线服务。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儒家炮制了许多宣扬“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儒家思想的腐朽形象，来鼓吹孔孟之道。法家则利用文艺形式塑造法家路线代表人物的艺术形象，来批判孔孟之道，歌颂法家路线。有时他们还能以较好的态度描写劳动人民，创作了一些具有一定民主性精华的文艺作品。对于这些文艺作品，应给它以恰当的历史评价。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历史上的法家终究受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文艺作品不可能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不可能真正塑造出推动历史前进的劳动人民的艺术形象。因此，它们既不可能彻底批判儒家的反动思想，也不可能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法家的文艺作品，就其阶级实质来说，仍然是属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同一切旧的所有制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伟大革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文艺才有可能真正解决歌颂工农兵，表现工农兵的问题。但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文艺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仍然将围绕着为谁服务和塑造哪个阶级的英雄典型这个中心问题进行下去。因此，总结文艺领域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就更激励我们坚定地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努力让工农兵英雄形象牢固地占领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

三

　　在我国文艺史上，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也是儒法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儒家因循守旧，颂古非今；法家则厚今薄古，勇于革新。　　孔老二“信而好古”，狂热鼓吹商周奴隶社会的古乐，把它吹捧为“尽善尽美”；对春秋末期郑国等地出现的反映新兴地主阶级进步要求的新乐则深恶痛绝，加之以“淫邪”的罪名，叫嚷要“放郑声”，妄图用取缔禁绝的办法，进行打击和排斥。历代的孔孟之徒，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宋代的反动理学家朱熹认为虞夏以来诗歌一代不如一代，并胡说什么“以至今日……无复古人之风矣。”他的徒孙真德秀，编了一部《文章正宗》，它的宗旨是“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以后的儒家，论文以六经为最高标准，倡言法古复古的论调很多，什么“法式古人”，“作画贵有古意”等等，举不胜举。

　　先秦法家反对儒家鼓吹的奴隶制时代的诗书礼乐。东汉王充反对儒家“好画上代之人”，“不肯图今世之士”，“好高古而下今”的倾向，尖锐地批判了“俗儒”“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的论调。唐代的刘禹锡在诗中写道：“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鲜明地体现了法家厚今薄古的文艺观。明代的李贽提出了“今日新也，明日新也，后日又新也”的历史发展观，并大声疾呼：“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猛烈地抨击了儒家的经典，尖锐地批判了儒家的复古主义倾向。

　　儒法两家在文艺问题上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的对立，反映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儒家在文艺上的颂古复古，一方面通过颂扬古代文化艺术来颂扬反动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以文艺上的复古为政治上的复辟服务；另一方面，他们通过颂扬古代儒家诗书典籍，来颂扬孔孟之道，通过师法儒家诗书典藉，来接续儒家的反动思想。而法家否定商周奴隶主的诗乐，实际上就是否定儒家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法家反对崇尚儒家的诗书典籍，实际上就是反对文艺“原”儒家之“道”，“征”儒家之“圣”，“宗”儒家之“经”，就是反对孔孟之道。

　　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完全承袭了儒家的衣钵，在文艺上也大搞厚古薄今、颂古非今，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当毛主席尖锐地指出刘少奇一伙“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时，林彪这个叛徒、卖国贼，却叫嚷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解决了”，鼓吹文艺创作要向封、资、修文艺看齐，以迎合国际上帝、修、反的需要。林彪还吹捧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主文化是“两千年来世界思想的根源”，对宣扬孔孟之道的礼记、四书和古文诗词顶礼膜拜，起劲地摘录其中的词句，写成条幅，作为反革命的思想武器。林彪一伙对无产阶级文艺恨之入骨，拚命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

　　我们无产阶级是厚今薄古的。在文艺领域里，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推陈出新的方针。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四

　　批林批孔运动，也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因此，要把“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地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在文艺史上的表现。

　　研究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必须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与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为进一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现实的阶级斗争总是和历史的阶级斗争有着一定的联系的。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一条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路线。林彪一伙利用文艺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时所采取的策略和使用的手段，也往往袭用了历史上儒家之徒利用文艺搞反革命复辟的老谱。他们利用文学、音乐、美术、电影等各种文艺形式，歪曲历史，伪造历史，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歌功颂德，为他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文艺领域的斗争是否就休止了呢？不会的。如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长期的一样，文艺领域里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也将会长期地继续下去。我们必须正确地吸取文艺史上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文艺领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规律，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研究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历史上劳动人民创作的文学艺术，同剥削阶级的文艺有着本质的区别，是整个文艺发展史中的宝贵遗产，必须予以重视。研究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作具体的分析。对法家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作品，“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我们对法家的进步文艺思想和进步文艺作品作出必要的肯定，这是尊重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有深入联系历史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才能把握住各个历史时期文艺领域儒法斗争的本质和特点，才能作出历史的、科学的评价，并总结出于现实斗争可资借鉴的历史规律。

　　研究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在评价每一个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文艺作品、文艺论著时，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根据他们的全部作品、论著和其他有关史料，看他们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所采取的态度，分清主流和支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有些一时搞不清楚的，不要急于下结论，可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通过讨论逐步求得解决。但要防止钻牛角尖，搞烦琐哲学。研究整个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要注意总结基本特点和规律，还要注意总结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专门领域（文学、戏曲、音乐、美术等）中的特点和规律。研究工作，可以从儒法两家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入手，由点到面，点面结合。对于文艺史旧著和传统说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要盲目地因袭。

　　研究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必须充分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提倡专业理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同工农兵相结合。专业理论工作者只有和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紧密结合，并在斗争中自觉地为工农兵服务，才能“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随着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一支以工农兵为主力的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队伍正在斗争中迅速成长。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夺取批林批孔运动和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更大胜利！

　　＊选自《人民日报》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