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65年1月）

　　1月3日 晨，审阅周恩来一月二日报送的贺龙将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永远是我国国防建设的指针》。发言稿说：我们的国防是建立在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思想的基础上的。在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军事路线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打败任何敌人的进攻。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过，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进攻中国，就一定要大倒其霉。

　　同日 下午，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刘伯承等十八人为副委员长;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讲话，他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河北新城)，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一个新城县，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我看是人多了。搞人海战术不行。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总而言之，我们从前革命不是这样革的。我看，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干部贪污几十块的，百把块的，两百块的，只要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不依靠群众，几个月群众起不来，搞不开。我看方法要改。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在斗争中群众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面上，有灾的救灾，无灾的清工分。要注意分配，抓冬季生产，“四清”放在后面。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运动的方法，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的最厉害的。干部有的不要撤职，而是调职，还可以到别处革命去嘛!总而言之，第一依靠群众，不能依靠我们这些工作队。当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结果就是贫下中农占优势和建立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时，毛泽东说：这就行了。工厂里也是可靠的工人占了优势，就行了。

　　1月4日 下午，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决议提出：一九六五年的主要任务是，更加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比、学、赶、帮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新发展，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通过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人选。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发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英雄气概，为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月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十七条”怎么办?一个办法是在这里修改;一个办法是你们回去讲，做了以后再改。现在文件太多，太长，实在不得了。第二个十条(指1964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是1964年八九月间由刘少奇主持对规定草案修改补充形成的。)太长，再改时，要砍掉一半，留下要点，简明扼要。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在人代大会上讲得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得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上千元的只有四人。生产队长、支部书记，恐怕还是本地人好。公社以上干部回避本籍。地、县、社三级，不管好的、坏的，都来个调动。这对干部也是一个考验。我主张公社、县以上干部有些不干净的，可以到别地革命。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主要矛盾问题，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的表述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什么内外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月6日 中央工作会议继续举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十七条”)。

　　1月7日 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在今年二月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在薄一波谈到目前企业人多，今年要减一百五十万人，而且要有几种处理方法时，毛泽东说：减人措施很好，减下的人以不回农村为好，农村的劳动力现在也多嘛。我们还要办新的企业，而且减下来的人，多是技术工人，再回农村也不好。在薄一波说到调整任务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以后是不是不要再戴这个调整帽子了，这样步子可以放快一些时，毛泽东说：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就是说今后的任务基本上不再是调整了。不能简单地从数量上看，过去数字有浮夸，只吹数量是不对的。在薄一波说到三线工作计划制订了谁来抓?六二年到六三年上了八九万人，上去了不知道干什么又下来了，找不到负责的人时，毛泽东说：糊里糊涂上去，糊里糊涂下来。十五年来三条铁路(指湘黔、滇黔、川黔铁路。)一事无成。找不到负责人，这大概是一股空气吹来的。成立经委、建委是我提议的。去年我说过，吕正操报告讲到的通电问题，该谁办?同意了，你就办，要统就统，不能又搞独立王国又统不起来，又自以为是又办不了。在薄一波谈到要狠抓技术革命时，毛泽东详细询问各地各部门工业技术发展情况，问到机械、冶金、化工、邮电，也问到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旅大(旅大，今辽宁大连。)。对薄一波提出的技术革命要有个长期计划，打歼灭战，每个部、每个地方都要搞几条，抓起来就一抓到底的做法，毛泽东表示同意。在薄一波谈到要反对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作风时，毛泽东说：董老(指董必武。)那一天提“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这是尚书上的一句话，其实是汉朝人写的。干部任期长了不好，省、地、县三级应包括在内，中央的部也一样。在一个部、一个地方、一个企业搞得太久了，容易把它看成自己的，听不见反面的话了。

　　1月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斯诺(斯诺，即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乔冠华、龚澎在座。毛泽东就斯诺提出的核战争、中美关系、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国内问题等谈了意见。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关于是否说过如果发生核战争，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全部消灭，中国还留下几亿人口的话，毛泽东说：我记不起来了，可能我说过。我记得说的是，我们是不要打仗的，我们没有原子弹，如果别的国家要打，全世界可能遭殃。遭殃无非是要死人，死多少，谁也不知道，总要死一些。我不只是说中国。我就不相信原子弹能把全人类毁灭，什么都毁灭了，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了。这是同尼赫鲁在北京的一次谈话里谈到的。他说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知道原子武器的厉害，说如果发生核战争，任何东西都可以毁灭，那时将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了。我说可能不是如他所说，核战争后会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这个政府倒下去了，那个政府又会起来，总会有人起来的。我没有说过全世界都会毁灭。美国人说什么原子弹毁灭性严重，赫鲁晓夫也说得很神气，他们都超过我，我比他们落后了。根本不要打核战争，要打就用常规武器打。当斯诺问能不能说中国不想进入联合国?毛泽东说：不能。现在我们还不想进去，美国也不愿意我们进去。美国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提出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才能进入。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改善有没有希望时，毛泽东说：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中美两国是会接近起来的。关于南越的发展前途，毛泽东说：恐怕两种可能性都要讲。美国军队撤出前可以谈判，美国军队撤出以后也可以谈判;或者根本不谈判，南越把美军赶走。甚至谈判了美军还不走，像在朝鲜那样。谈到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不满意，这项工作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当斯诺说他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时，毛泽东说：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了。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了。在谈到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时，毛泽东说：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斯诺说：不久前他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会，会上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是不是真的在一九三七年写的?毛泽东说：是一九三七年写的。当时大家都走了，去打日本了。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我没有办法，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头。我讲课的时候，不准他们看书，也不准他们做笔记，我把讲义的大意讲了一下。斯诺问《矛盾论》是讲演的一部分吗?毛泽东说：就是。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斯诺问这两篇文章是同时写的吧?毛泽东说：先后不久。不是一九三八年写的，三八年忙起来了，是一九三七年。

　　1月11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上，邀程潜、章士钊、周世钊、王季范到中南海菊香书屋便餐小叙。谈到彭庆(彭庆，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友。)一生以教书为业，现退职，生活困难时，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恐怕要我来出面解决，我有稿费。

　　同日 阅田家英一月十日报送的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一月八日讨论第二个十条(这里的“第二个十条”和本条下文中的“第二个十条”，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书面意见。总的意见是大都倾向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因有的同“前十条”重复，有的有矛盾，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具体意见有：蹲点要坚持，方法要改，要写得活一些。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要结合起来写，不能机械地分先后。第二个十条的精神是先整干部，后整社员，是否改为在这次社教运动中，要对群众进行正面教育，不整社员，不搞斗争，也不搞退赔，社员自己的问题，由他们自己开会去解决。关于党组织和贫协的关系，要明确两点，一是贫协要受党的领导，一是贫协可以监督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第二个十条有一段讲右的偏向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了。应该是从头到尾实事求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多少反多少。关于怎样对待基层组织问题，一致意见认为，一开始就应区别对待，文件中的提法还是采取一律不信任的态度。不能说对所有干部都要在“四清”结束后才能团结。毛泽东阅后向刘少奇推荐：“此件可以看一下。”

　　1月12日 阅徐寅生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中国乒乓球女队的讲话纪要(徐寅生，当时是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运动员。1963年在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和队友一起为中国赢得男子团体世界冠军。他讲话的主要意思是：一、要懂得为谁打球的道理，要有责任心。平时抓紧训练，练出一套有效的技术，加上思想要过硬，就能比较顺利地获胜。比赛时，多想有利条件，少想不利条件;多从国家利益考虑，少想个人得失。二、要有雄心壮志。中国人可以打好球，也能打好球。要为国家荣誉去“搏”，万一输了一场也要顶得住。三、要树立信心。信心的基础是打外国人，明确这一目标，带着“敌情”观念练好技术，带着为祖国争取荣誉的心去打球。)和贺龙十月十日对徐寅生讲话纪要的批语(贺龙的批语说：徐寅生讲话中有几个问题我认为提得很好。首先是为谁打球的问题，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其次是怎样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灭“敌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第三，运动员也要像解放军那样，思想上经常有杆枪，时时事事联系到怎样打好球，临场要抛开个人的得失。总之，要胸怀雄心壮志，平时刻苦练球，比赛敢打敢拼。他还提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平时练球要和比赛特别是国际比赛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要敢于破旧创新，不搞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等。)，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同日 致信周世钊：“寄上三千元，请你酌处。他们两人或者不要送得太多，或者要送此数。如果不要送得太多，剩下来的即存你处，有人要，由你酌送。”

　　1月13日 阅马建猷(马建猷，农业科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一月三日来信。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四川省组织参观团取经，我在参观中看出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真实情况。回省后，我用私人信函给有关领导反映了真实情况。后来，泸州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建议我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信未写就遭到追查，问这位副专员要我向毛主席反映什么事。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主席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毛泽东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同志们。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1月14日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称“二十三条”)最后定稿。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并讲话。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现在的社教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指刘少奇1964年8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大会上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群众对我们有很多批评。看来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烦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马克思说从来的哲学家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这句话，讲了两个认识过程，改造过程。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自由了?没有实践证明嘛，必须在实践中证明。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1月15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一月十二日关于贯彻执行林彪对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通知，批示：“林彪同志：此件(指林彪1964年12月29日就当前部队工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和《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作的指示。林彪说：1965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我们的军队是以政治为特点，政治统率军事，军事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军事训练、生产等如果和政治思想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思想工作让路。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坚持四个第一，大抓活思想，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继续大抓四好落实。军事训练一定要搞好，使部队的训练正常化。)早已看过，完全同意，照此执行。执行中逐步总结经验，大约一年总结一次，至多两次也就够了。这是就军说的。中、下级单位，则要一年总结多次。”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等事项。

　　1月17日 阅薄一波送阅的《对外经援动态》刊载的《援外设备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一文。薄一波在附信中说：我国援外设备同国际水平比是很落后的，这是由于我国工业装备是很落后的，必须认识这一问题，必须坚决地采取措施，在今后设备更新和技术革命上狠下功夫。毛泽东批示：“送陈伯达同志阅。退薄一波同志。”

　　1月20日 阅彭真本日关于当前社教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请示信。晚上，就这些问题同彭真谈话。毛泽东提出，要把“二十三条”用大字印成布告贴出去，使大家有所遵循。

　　1月21日 阅李富春一月六日关于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和编制长期计划的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批示：“印发政治局(请彭真定名单，除反党分子外，都可发)、书记处各同志，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各同志以及余秋里小计委(小计委，是1965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成立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个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等。成员有余秋里、李人俊、林乎加、贾庭三、陈伯达。后来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由小计委正式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不再用小计委的名称。)(由秋里自选五、六、七人，不发老计委那些人)各同志。”报告说：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日上午，李富春和薄一波、李先念、余秋里邀集各中央局和直辖市市委的负责人座谈了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和编制长期计划的问题。李富春传达了主席、少奇同志最近对计划工作的批评，同时对计委过去工作的主要错误和思想作风进行了检查，并对计划如何革命的问题讲了一些意见。经过会议讨论，共同商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规划的重点，是准备战争，依靠第一、二线，努力建设第三线。农业，第一是靠大寨精神，抓见效快的，第二是抓三线的农业。计划工作的革命要走群众路线，鼓励大家创造经验。关于中央和地方在经济、计划工作上的分工，一般说来，中央只管投资、设备、材料的分配和规划方案的审批，各项计划的具体安排，由各中央局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

　　同日 阅中共卫生部党组一月二十日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和为培训农村卫生人员的报告，批示：“同意照办。”稍后，在审阅卫生部党组一月十九日关于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防病治病工作的报告时，在报告中“医疗队应该首先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县，配合运动，为贫下中农服务”一句的“贫下中农”四个字后，加上“及一切病人”五个字。

　　1月23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长期计划的一些设想。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对余秋里、谷牧说：以后国家的事情交给你们管，大事就靠你们了。我们这些人只能当当参谋、顾问，办事靠你们了。你们也不算小将，算中将了。看来还是青年人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当余秋里汇报到要敢想敢干时，毛泽东说：要敢想敢干，不要乱来，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学。在谈到“二十三条”时，毛泽东说：“二十三条”要出布告。对犯了错误改正了的也要团结使用，这样人们的积极性就更高了。干部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一个也没有。我就没有缺点、错误?别人不讲，我就知道。世界上圣人是没有的。错误性质有严重和不严重的。当余秋里汇报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时，毛泽东说：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要学徐寅生的文章。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当余秋里汇报到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时，毛泽东说：就是这样，不要搞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要搞那些花样。戚继光在他著的《兵事要略》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当余秋里汇报到许多规章制度都要改革时，毛泽东说：“工业七十条”没有改，一直没改过，没有人抓总。农业的改过多少次了，开始是“十二条”，以后是“六十条”，修正了的“六十条”。各行各业都要总结经验。当刘少奇提出工业恐怕有必要分行业搞，比如水运、公路、铁路就不一样时，毛泽东说：上半年搞出个初稿，分行业搞，各行各业都搞，下半年再定。当余秋里汇报到一九五八年那股干劲很可贵时，毛泽东说：干劲很足，浮夸不少!当余秋里汇报到今年钢可搞到一千一百万吨时，毛泽东说：不是有一个消息吗，英国人听说我们搞调整、巩固，就害怕了。你不搞冒进，搞质量，搞品种、规格，他就怕了。数量慢慢地上去，不要急。当余秋里汇报到三线建设时，毛泽东说：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和钢吗?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计划一下，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当余秋里汇报到三线建设与沿海关系时，毛泽东说：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当余秋里汇报到我们的技术要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时，毛泽东说：是的。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基地和铁路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来怎么办?我们就用常规武器跟他们打。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西南一定要搞个汽车厂。

　　1月24日 下午，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当余秋里汇报到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时，毛泽东说：不一定都正确，要有分析，要一分为二，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十五年来，正确的总是主要的，没有搞修正主义嘛!多快好省搞了多快，忘了好省，那也能说正确吗?哪能都怪计委?不能都怪计委。犯点错误也有好处，取得经验，有免疫性。高征购，瞎指挥，一千七百项，都是不正确的。多快好省，你们注意，不要闹五八年、五九年、六○年那样的盲目多快，结果也不多，也不快。当余秋里汇报到三线建设一定能搞好时，毛泽东说：也是两个可能，一个好，一个不好。困难要估计到，问题会出一些。当余秋里汇报到设计一定要采用新技术时，毛泽东说：设计要做比较，哪些花钱少、办事多，哪些花钱多、办事少。设计人员是在家里设计，还是到现场设计?我看了关于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文章，有些设计经过一次、二次，甚至几百次的失败。不经过失败，是不会成功的。当余秋里汇报到一九五八年技术革新搞出很多好东西时，毛泽东说：五八年的技术革命，搞出很多好东西，也搞出很多坏东西。当余秋里汇报到经济建设要配套时，毛泽东说：喊了多少年成龙配套，总是没有配套。是要抓成套，比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计委、军委、外交、公安、各口、各部也要成套。党政军民如果能成套地抓，就可节省投资，节省物力，节省劳动力。当余秋里汇报到工业建设上要注意综合利用时，毛泽东说：是啊!单打一总是不成。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就是不做。过去综合利用规划不好的，现在要治病，治病救人也好嘛!毛泽东说：现在打经济仗，大局抓住了，有些事形式上看是冒险，实际上是应当如此做。搞经济工作也要先搞战略。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各省的三线建设要注意搞。兵工厂搞起来，地方军搞起来，军队的同志就放心了。毛泽东还提出北京及各大城市要挖防空洞和地道的问题。对余秋里的汇报，毛泽东表示赞成。

　　1月29日 下午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下午三时，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谈古巴代表团来访问题，周恩来谈柯西金访越路过北京的问题。

　　1月30日 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出版的供内部参考用的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主编的《军事战略》一书上批示：“杨成武、雷英夫同志：请找一位有政治军事头脑的同志，将此书研究一下，然后写一篇评论，不要长，有一万字左右就可以了。写好后给我一看。又美国一些战略书也可用此办法。可与情报部合作。”二月四日，杨成武、雷英夫向毛泽东报告：已组成一个研究起草小组，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由于这件事工作量较大，缺乏经验，时间可能稍长一点，我们争取三个月左右将第一篇稿子送呈主席审阅。五日，毛泽东批示：“很好。如三个月完成觉得勉强，可以推迟时间，但不要超过六个月。”

　　1月31日 阅康生关于发表赵朴初写的散曲《某公三哭》(赵朴初，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他写的《某公三哭》，包括《哭西尼》(1963年11月)、《哭东尼》(1964年5月)、《哭自己》(1964年11月)，1965年2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某公”指赫鲁晓夫，“西尼”指肯尼迪，“东尼”指尼赫鲁。)的报告，批示：“很好。同意明天见报。”

　　1月下旬 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军委一月十二日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经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和军委第二二三次办公会议研究，并征求了各军区、军兵种、院校党委的意见，一致同意取消军衔制度。大将以下各级军衔一律取消，元帅军衔予以保留。

　　1月 阅李富春报送的国家计委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鄂西铁矿资源情况的简报。十二月三十一日，李富春在简报上批注意见：“从鄂西铁矿的情况看，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攀枝花铁矿和鄂西铁矿都要开发，但究竟以何者为先、为快，很值得研究。现已要冶金部积极地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做开发前的准备工作，再作全面比较。”罗瑞卿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日在简报上批注意见：“如果两者能同时并举固好，但如有困难，必须先搞攀枝花。同时并举如需要分次序，也应把攀枝花放在首位。这是大的战略问题，不能再变了，也不要再受别的影响推迟了。”一月七日，周恩来批示：“开发攀枝花的战略方针早定，错在推迟了战役部署。现在西南三线第一个战役已经开始，不应再有动摇。开发鄂西铁矿应与豫西铁矿和湘西以及武汉的工业连在一起，另组成一个战略单位或方面，进行勘察和部署，不要拿它与开发攀枝花作比较。”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总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