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参观我国第一枚火箭，充当讲解员的“柯老”是谁？

　　李克勤(jixuie)题记：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这主要指的是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怎么立才立得住?这包含一系列想法说法做法，并且要最终行得通，这靠什么?靠正确的路线，以及认真贯彻执行路线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党中央为上海配备的领导干部是十分得力的。除了陈毅市长外，还有一位毛主席尊称为“柯老”的柯庆施同志，不得不说一下。要不然新中国的新上海，在陈毅市长主持关闭了旧上海证券交易所之后不久奉调北京，上海这个旧社会被称为“远东冒险家乐园”是如何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工业城市?全国人民都喜欢的“上海牌”日用品为何能保质保量生产出来?这无疑与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有关。从1954年到1965年柯庆施同志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的道器变通有什么特点呢?

　　1960年5月28日，毛主席在上海观看探空火箭时饶有兴趣地问：

　　“火箭可飞多高?”

　　站在主席身旁的讲解员柯庆施同志答“能飞8公里”

　　毛主席说：

　　“8公里也了不起，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

　　01

　　需要更多了解柯庆施同志

　　柯庆施(1902年7月10日——1965年4月19日)同志是安徽歙县人。早年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现安徽省休宁中学)读中学，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后转学至南京;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团工作。

　　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和青年团组建外国语学社，柯庆施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都是第一批学员，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受组织委派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学习。1922年1月柯庆施奉命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见到了列宁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见过列宁的人。

　　同年夏，柯庆施同志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从1920年起直到1936年，柯庆施同志领导过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兵运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华北省委军委书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等职。

　　全面抗战爆发后到延安，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冀鲁豫边区任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

　　全国解放以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5年4月19日柯庆施同志因病逝世。

　　学者张云的文章《为什么不可以否定柯庆施?》，讲了三点看法值得一读：

　　02

　　柯老和周总理一起陪同毛主席观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

　　这幅照片应该是柯庆施同志和周总理一起陪同毛主席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总理和主席身后是杨勇上将，这是1964年10月6日拍下的

　　我们知道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道器变通之基来自1961年空政文工团集体创作并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宗旨是“努力促进音乐舞蹈革命化、民族化”，由3000人演出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更被《人民日报》誉为“充满着革命激情和具有伟大时代气魄的大型歌舞，以磅礴的气势反映了4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1964年7月13日晚，周恩来总理应 和陈毅副总理一起在上海考察观看了《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并连夜召集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副局长、大歌舞艺术指导许平，表示计划由北京与上海合作，在国庆前编创一部大型歌舞。由此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始了创作排演。

　　这里要注意的是，1964年陈毅元帅工作地点在北京，他主要是担任外交部长工作，这个工作无小事，一年到头，一天到晚是没有多少空闲时间的。

　　那上海那边的事情当然就是由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柯庆施同志负责了。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上海在新中国的文化事业里举足轻重的地位。

　　柯庆施领导的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在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等各方面是卓有成效的。

　　八个样板戏中的三部作品来自上海：京剧《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白毛女》、京剧《海港》。

　　03

　　“辨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正是在这部著作里，恩格斯指出了“辨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为此，不妨认真读一读，感悟一下。

　　“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这里定出两个方位，一个是真实意义，一个是革命性质。显然，性质与意义，是分开的。性质是针对过去而言，而意义则具有未来指向。

　　性质又与意义不可分离，性质决定了意义，意义来自于性质。

　　正因为有这样的性质，才有如此意义——“它永远结束了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

　　接着下面的阐释，是十分生动的：

　　【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

　　这是对教条主义的彻底警示。

　　如果结合《反杜林论》，以及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来读，会有更深的认识。

　　绝对，必定是针对相对而言的。

　　不谈绝对，也就无所谓相对。

　　相对，也是针对绝对而言的。

　　用中国话说，假如绝对为阴，那么相对则为阳。

　　一阴一阳之谓道。

　　【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辨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通常我们说，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吸收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在这里就是生动的一例。

　　04

　　坚持研究毛泽东文化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这里重温一下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一篇光辉著作：

　　《学习和时局》是毛主席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关于党的历史讨论时所作的讲演。毛主席的变易思维，充满辩证法，值得深悟。

　　“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毛主席指出：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

　　此前毛主席在《矛盾论》曾说：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思想在进一步发展中。

　　毛强调：

　　“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同时，“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毛主席提出了富有方法论意义的这段话：

　　“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学会“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1944年正值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时期，为了争取新的胜利，毛主席特别教导党的干部要去掉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学会“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放下包袱”，解除我们的精神负担。

　　“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

　　“开动机器”，善于用脑筋思考问题。“心之官则思”。

　　毛主席说，“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他把不善于思索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包袱的”，因为背上了包袱，所以不肯使用脑筋;另一种则是“没有包袱的”，因为不愿意多想问题，结果也一事无成。

　　毛主席深刻指出：

　　“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毛主席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都有突破。

　　李克勤后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是否该由我们自己对历史，对历史人物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而不只是人云亦云呢?我们自己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历史呢?是否该想想自己的责任，而不仅仅指责别人呢?我们是否该有来自自己的道器变通之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