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五湖四海”

　　五湖四海是中国古代意义上的五个湖泊以及围绕在世界周围的东南西北四个海，泛指全国各地或世界各地，引申为广泛的团结。

　　毛主席心里有个“五湖四海”。

　　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毛主席创办《湘江评论》，积极投身改造社会的时代洪流，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他连续发表文章，呼吁“民众的大联合”，他写道：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毛主席非常乐观地预见：

　　“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1920年12月1日，毛主席为同学蔡和森写信，商讨“新民学会”的方针，他倾向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世界主义”，他说：

　　“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毛主席选择了这样一个主义，终身不渝，他致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建立黄金的光华灿烂的世界。

　　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积极参与国民党的合作，以共产党人之身，联合国民党人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联合各个“山头”，克服“纯而粹”的左倾主义，建立起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实现了土地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毛主席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战线的主张，为建立这样一个全民族的阵线而奔走呼号，他还提出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

　　1936年8月25日，毛主席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致国民党书，呼吁“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表示一旦建立起“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则：

　　“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

　　1936年9月22日，毛主席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写信宣扬抗日救国主张，信中写道：

　　“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1936年10月26日，毛主席携朱德等众将领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希望国民党停止进攻红军，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为此，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信中写道：

　　“民族危机已到最后一刹那了。内战还是抗战，决定的关键是操在诸先生手里。全中国人民所希望于诸先生的是奋起抗战的民族英雄，不愿诸先生继续内战成为民族罪人。尤其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即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热诚地盼望诸先生给我们满意的回答。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1937年3月1日，毛主席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问题与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谈话，关于统一战线，他说：

　　“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中华民国光明灿烂的前途，实基于此。”

　　1938年2月21日，毛主席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

　　“中国今天是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全中国人有了一个空前伟大的团结，这也是过去中 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的全国大团结，现在已经有了基础，正在向着前途扩大。尽管暂时打了一些败仗，失了一些土地，但这样伟大的团结，是力量无比的，加上世界与日本人民的援助，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统一战线，在日本有广大人民群众不赞成他们政府侵略中国，正在组织反 侵略的统一战线。这三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1939年3月8日，毛主席在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要求妇女们团结起来，他说：

　　“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人也多了，有男女合起来的统一战线，有女子单独的统一战线，有娃娃的统一战线。总之，统一战线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团体一天一天地大起来，人心一天一天地齐起来，力量就一天一天地强起来。这样斗争下去，最后胜利是没有问题的。”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警备团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发表演讲，他说：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

　　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历史决议”，毛主席最后发表讲话，提出党的团结问题，他说：

　　“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陷入了内战的旋涡，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了反人民的全面内战。

　　1946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会议指出“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他说：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当然敌人也想孤立我们，但被孤立的只能是他们自己。统一战线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无论如何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只要我们不搞关门主义，蒋介石要孤立我们是不可能的。看看中美商约第二条，蒋介石怎么能不孤立呢?孤立了他，我们就胜利了。”

　　1948年1月15日，毛主席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全民族统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说：

　　“没有把全民族绝大多数人都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中，胜利就是不可能的。有人说全国胜利以后怎么办?那时还要不要统一战线?是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下一个命令不要统一战线了?不是的。那时的问题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能巩固。有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就有了胜利。我们的势力越大，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这是很硬的道理。 ”

　　1949年3月13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举列了党委会的各种工作方法，其中之一是：

　　“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1949年10月24日，毛主席接见绥远军区负责人，谈到与非党人士长期合作问题时说：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

　　1952年8月4日，毛主席出席全国政协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扩大会议，关于统一战线，他说：

　　“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解散?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党外一个部长他当得很好，有什么理由撤销?能不能当部长，不是以党籍来作保证，而是以工作和为人民服务的成绩大小而定，一个国家只能以此为标准。”

　　1953年12月9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民主人士安排等问题，他说：

　　“统战人士的安排问题，是一个策略方针问题。他们可以当全国、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担任政府职务。要正确认识统战组织成分不纯的问题。瑞金时代组织最纯洁，但有一个缺点，形式纯洁，却孤立了自己，政权不稳当，要搬家。搬到延安，组织不纯洁了，表现了灵活性。说共产党没有灵活性，我不相信。从延安起组织不纯，不纯，日子就好过了。到了北京组织又不纯了，许多人反对，特别是青年娃娃。要他们看《水浒传》，水浒寨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劳动人民，水浒寨是一个很好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同劳动人民的联盟，对这第一个联盟没有争论。第二个联盟，也就是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资产阶级问题。资产阶级是一个敌对阶级，但不同于别的敌对阶级，它同我们合作。不善于区别能合作和不能合作的敌对者，就会犯路线错误。”

　　1955年10月27日，毛主席同工商界代表谈话，谈到统一战线时说：

　　“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

　　1956年11月8日，毛主席邀集准备出席或列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说：

　　“我们身边要有几个右派，没有右派，统一战线就不完备。要和中派、右派多谈一点。民主人士要见我，我一定见，跟他们接触可以增加知识，跟资产阶级人士接触很有教育意义。听说你们不大和民主人士接近，人家说架子大。一个调查组从浙江回来，说乡代表中有三分之一党员就足够了，三分之二的是非党员。”

　　1958年5月16日，毛主席对二机部党组转报的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关于在总路线精神推动下和苏联专家由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经验报告，写题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批语，批语说：

　　“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1959年9月11日，毛主席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团结问题，他说：

　　“我们这个国家是个大国，是各部分组织形成的。军队有各部分的组织，这个区域，那个区域，地方党也是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形成我们这么一个大党，一个大军，都是五湖四海的人。那末用什么东西团结起来呢?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把我们团结起来。不管你是哪个山头，哪个地方，跟自己要好的，或者有点别扭的，总而言之，我们只要是理论基础和政治纲领一致，就能团结。”

　　1960年5月9日，毛主席会见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等国的访华代表团，指出人民是上帝，他说：

　　“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只能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了。人民中间最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主要的基本的是团结工人和农民，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意志。当然，还有别的人，我国就有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知识分子。要战胜帝国主义，需要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这是我们的经验。”

　　1964年1月12日，毛主席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对巴拿马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进行声援，他说：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

　　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保卫世界和平。”

　　1964年6月16日，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楼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谈到培养接班人问题，他提出了五条标准，其中一条是团结问题，他说：

　　“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二朝臣’。”

　　1964年7月7日，毛主席同来华访问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的代表谈话，对亚非拉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前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 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1965年8月3日，毛主席会见法同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讲到中国的经验，他说：

　　“在中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凡是不跟敌人跑的人。我们在一个时期里甚至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建立了统一战线。如果蒋介石不进攻我们，我们也不会进攻他。”

　　1967年5月20日，毛主席到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第十一分队看望战士，他指着几个战士说：

　　“你是山东的，你是河北的，你是河南的，我是湖南的，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啊!”

　　1970年9月6日，毛主席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人多一点嘛。党内党外都要团结比较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1971年8月中旬，毛主席在武汉与一些地方领导人谈话，他要求说：

　　“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心里有一个大的“五湖四海”，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豪迈地宣布了新中国的宏大任务“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没有“五湖四海”，做不成这样的大事。

　　要搞“五湖四海”，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就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毛主席胸藏万壑，广交天下朋友，他说“我们不怕朋友多，就怕朋友少”，他结交的朋友遍天下，他结交的最可靠的朋友在亚非拉。

　　1959年5月15日，毛主席会见智利政界人士，他表达了对亚非拉朋友的诚挚之心，他说:

　　“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友好的。我看到从拉丁美洲、非洲来的朋友就高兴，我们比有一些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还要友好。整个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见了这些国家的人，我就高兴，我感到平等。还有非洲人也是一样。黑非洲的人皮肤颜色同我们的不一样，是漆黑的，但我见到他们，仔细看他们，觉得他们很美，黑得出油，我们见到他们是兄弟一样。”

　　1971年10月25日，二十六届联大会议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和十七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当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电报传到北京，毛主席说了这样一句话：

　　“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毛主席的五湖四海，是改天换地的力量，让中国无数的山头汇聚为“大一统”，由分崩离析到“一统江湖”;在国际上，纵横穿插，所向披靡，突出了西方列强的重重围堵，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