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毛主席常与国民党作比较的深度意图：我们要把国民党作风统统打掉

　　读毛主席典籍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个现象，他常常提起国民党来，习惯跟国民党作对比，为共产党人提要求，定规矩，以国民党为戒，力避共产党人的思想与行为跟国民党沾上边。

　　1958年2月1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要改进共产党人的态度和作风，以普通劳动者的面目出现，他说：

　　“我们想出改进的办法，就是在北京做宫的人，一年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要下去，少一天也不行。这个办法我看会灵的，会使我们这个比较不切合实际的、不跟群众接触、比较空的脑筋好一些。我们要把国民党作风统统打掉。我们这个官还是官，可是是帮人民做事的，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地得到人民拥护。”

　　毛主席要求的“我们要把国民党作风统统打掉”，国民党是什么作风?毛主席再清楚不过了，他在国民党里任过职，跟国民党打了一辈子交道，深知国民党作风的要害和弊端，国民党之所以失去民心，被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驱逐出中国大陆，与国民党的恶劣作风密切相关，因此毛主席才会时常与国民党相比较，引以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毛主席对共产党人去国民党化的改造与建设，让共产党人成为一个迥异于国民党的政党，对于国共两党的差别，抗战时期美国《时代》杂志驻中国战地记者白修德曾经以第三人的视觉进行了描写：

　　“至今为止，共产党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共产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们脱离古老的苦难，这样获得了威权。访问过中共区的人士似乎是逃脱了国民党的压迫，进入到光明的地区。”

　　毛主席在声讨卖国贼汪精卫的民众大会上，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要取消共产党人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叫嚣，对国共两党也做了一番比较，他指出了陕甘宁边区的十个“没有”：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毛主席的十个“没有”，在“国统区”是样样俱全的，对于这些事实，国民党也是心知肚明，所以连“哼一声”也是底气不足。

　　国共两党这样的天壤之别，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毛主席长期与国民党进行切割的结果。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就着手对党、对红军进行改造，在军队中进行民主建设，“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种前无古人的变化，连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士兵也大开了眼界，感觉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参加红军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用毛主席的话说是：

　　“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1939年5月30日，毛主席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号召青年们要“永久奋斗”，不能学汪精卫那样，“奋斗来奋斗去，结果奋斗到日本天皇那里吃饭去了。”他在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问题时分析了国共两党的许多不同，他举了延安县两个县长的例子，还讲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传统：

　　“延安县有两个县长，一个是月饷二块钱，一个是月饷一百八十块钱，拿二块钱的是共产党员，拿一百八十块钱的是反共专家。”

　　“共产党有艰苦奋斗的作风，能够忍饥挨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从前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 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我们共产党员‘吃树皮’，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则‘刮地皮’。所以把共产党搞掉了，中国就不妙。大家要拥护共产党，全国老百姓也要拥护共产党。相反，那些反共的、发国难财的、吃磨擦饭的坏家伙，应该统统清除掉。”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要求在艰苦的情况下，也要坚持减轻人民负担，休养民力。他批评那种只知向人民索取的错误观点说：

　　“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

　　1943年8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谈到国共两党与人民的关系时，他说：

　　“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 喂牛做什么? 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

　　1943年10月14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切实执行十大政策”的要求，在讲到关于发展生产的政策问题时，他说：

　　“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部队中的负责同志要替士兵着想，机关、 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

　　1943年11月29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组织起来”，共产党员要坚持群众路线，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他说：

　　“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

　　1944年9月1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的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开展自我批评，“坚持为人民服务”，他说：

　　“这种自我批评只有在我们的部队里才有，在国民党军队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指出了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几个标志，其中之一是：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在“七大”的政治报告里，毛主席还对解放区和国统区进行了比较，他说：

　　“国民党区域经济危机极端严重，工业大部分破产了，连布匹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从美国运来。中国解放区却能用发展工业的方法，自己解决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

　　在国民党区域，工人、农民、店员、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达于极点。中国解放区的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毛主席在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同一天，还作了长篇的“口头政治报告”，即兴演讲，其中讲到对国民党要采取“洗脸政策”时，他说道：

　　“听说西安有一次开大会，三青团的人当主席，当时到了很多农民，散会的时候台上喊口号‘蒋委员长万岁!’农民就喊‘赶快完粮纳税!’什么原因呢?因为国民党要农民开会没有别的，就是要农民完粮纳税，他们脑子里装的就是完粮纳税，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们也就喊出来了。国民党那个脸上黑得很，如果说要给它洗脸，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里头恐怕就有四万万三四千万人是赞成的。我们提出要委员长洗脸，他不洗，我们并没有蚀本，而且赚了钱，这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了为什么要他洗脸。”

　　1945年10月25日，毛主席在抗大七分校为学员们发表讲话，讲到官兵关系时，他说：

　　“官长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态度，要像朋友、同志、兄弟一样地对待战士们。你们当了官长， 就要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要学国民党军队官长对弟兄们不好。因为我们都是站在一条线上为人民服务，都准备牺牲性命为全国人民谋利益，为什么要对战士不好呢?一定要好。今后，无论你们到哪一个部队，一定要把官兵关系搞好。你们对战士好，战士一定会以很好的态度对待你们， 这样的队伍，是什么敌人也打不散的。”

　　1946年7月20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提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对于能够取得胜利的理由，他说：

　　“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

　　1948年4月1日，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到实施的整党、整军和土地改革工作，他说：

　　“我们的敌人国民党是一样也不能实行的。在我们方面，是如此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把我们的全党全军团结得差不多像一个人一样，使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执行着我党中央所规定的一切政策和策略，胜利地进行着人民的解放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则一切相反。他们是那样腐化，那样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那样被人民唾弃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互相对比的全部形势。”

　　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克服国民党腐朽作风的基础上，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和生命力，赢得了人民最广泛的支持，最终以“加速度”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完成了“改朝换代”的第一个历史使命。然而在毛主席的远大构想中，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他要走的路还有更长、更远，国民党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还要继续发挥下去。

　　1949年10月24日，毛主席同绥远负责人谈话，主要是关于向绥远国民党起义部队派谴政治工作人员，作好政治思想工作，他要求政治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做好事，不做坏事，打消起义人员的思想顾虑，他说：

　　“我们派去的人，他们见了会精神紧张起来，比如怀疑共产党是不是讲理，看不看得起人， 是不是挤得人站不住，没处去，没饭吃，没法生活，没有工作岗位。你们要做好工作给人家看， 使他们政治上进步，生活上有保证，发展有前途，这样才感觉我们好，才能佩服我们。切不能采用国民党特务的那套办法。”

　　1952年12月25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指示通过山东省暴露和处理党政组织中危害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重要性，以期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指示指出：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 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 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 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

　　1953年3月16日，毛主席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的的指示稿，对指示稿进行了加写，他在加写部分指出：

　　“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

　　1953年10月18日，毛主席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并发表讲话，提出各民族之间要商量办事，他说：

　　“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国民党势力大就压迫人。他们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国民党是做坏事的。坏事是不应当做的。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批评。我们在西藏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们讲，你们不同意的和你们认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讲，便于我们纠正。有了缺点就马上纠正，这是我们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

　　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真理与谬误、美与丑、善与恶、香花与毒草等斗争关系时，他说：

　　“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

　　1957年2月16日，毛主席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提出不能用片面性、教条主义进行文艺批评，他说：

　　“我们讲过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思想上和工作上都要从帮助人出发。我们有些同志不从帮助人出发，而是一脚踢倒，这是国民党的作风。何事情都有两重属性。我们有些同志用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1957年3月12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进行讲话，关于整风中的批评问题，他说：

　　“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

　　1957年3月20日，毛主席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关于闹事问题，他说：

　　“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对人民闹事，很值得研究。”

　　1957年4月4日至6日，毛主席召开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提出要让人家批评，不要生气，他说：

　　“我们要靠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能靠压，也不能靠简单几篇文章。共产党对人民是讲民主的，国民党对人民才是搞专政的。”

　　1957年4月19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指示中说：

　　“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

　　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主席审阅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社论说：

　　“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不愿意深入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们说了不满意的话，就对他们采取打击办法。很明显，我们党

　　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1958年4月9日，毛主席在武汉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关于说服和压服的问题，他说：

　　“我们从红军时期开始，几十年来总是讲要说服，不要压服。为什么解放以来，忽然来了一阵风，只要压服，不要说服?国民党是压服，我们也压服，与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呢?蒋介石反共还讲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什么我们不讲政治?列宁曾多次尖锐地反对强迫命令。”

　　1961年1月29日，毛主席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谈到整风整社问题，他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昕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1961年5月23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要求彻底退赔在共产风中剥夺了老百姓的东西，他说：

　　“马克思主义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讲剥夺剥削者。我们党从来是对地主、官僚资本实行剥夺，对富农只征收其封建部分，对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实行赎买政策，对帝国主义只没收德、意、日交战国的财产。地主、国民党才剥夺农民。我们平调了农民二百亿元，我们不退赔，就要被打倒，这是简单的真理。我在广州就说过，人民公社不彻底退赔，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

　　1962年8月3日，毛主席同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谈到减轻人民负担问题，他说：

　　“农民最反对我们低标准、瓜菜代的口号。现在要从三部分砍:征购任务，地县市附加部分，社队机动粮，机动粮都要搞掉。要群众负担那么多，是国民党的办法，是土豪劣绅的办法。共产党嘛，要区别于国民党。”

　　1963年10月18日，毛主席会见古巴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人托雷斯，谈到干部参加劳动问题，他说：

　　“要提倡干部参加劳动，首先是基层干部，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队长，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否则，过了若干年，他们就不懂得群众了，和群众隔离了，做官了，群众就不喜欢他们。公社一级、县一级的干部，每年也要有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如果我们要同国民党有所区别的话，那就应当这样做。”

　　1966年1月5日，毛主席在南昌召集部分地方领导人谈话，谈到税负问题，他说：

　　“还有苛捐杂税，福建省的苛捐杂税就不少。苛捐杂税是国民党的作风。你们去做点调查研究，抓住几个县，调查研究一番，搞个办法，报告中央。”

　　1968年5月11日，毛主席召集一些中央领导人开会，批评了社会上斗争扩大化的现象，他指出：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毛主席在其革命生涯中，跟国民党比一比是一种常态，是他的重要领导方法，毕竟国民党的教训太深刻了，这个党也曾是个革命的党，先进的党，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无不体现了它的先进性，后来却走向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终被人民所抛弃，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这样的教训怎能不让人惊醒?这样生动的“教科书”当然会被毛主席所用，他是一个颇有建树的小学教员嘛。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就没有差别，就没有告别，毛主席正是在与国民党的比较中查寻不足，矫正不足，除旧布新，找准了一条正确的前进道路，摒弃了国民党的那一套，建立了共产党人的新一套，最终克服了千难万险，从危机四伏中不断过关夺隘，从胜利走上了胜利。

　　从毛主席频频与国民党的比较中，可以感受到他对于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党的良苦用心和一片苦心，他一心要把共产党跟国民党区别开来，把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先进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