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关于57年整风与反右的思考

　　1957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占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一年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整风、反右，这两件事对于之后中国事情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两件事间隔的时间很短，从正式发动整风到反右的开始，不过个把月的时间，有些文章就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把整风说成是为反右“引蛇出洞”的策略安排。然而，随着确切的史料不断被披露，人们发现，这种观点完全站不住脚;整风与反右是两个根本不同性质，不同方向的事情，整风是为了整顿中共党内的问题，而反右则是应对党外挑战中共政权的势力。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完全模糊了历史的真相。研究新中国的建国史，必须清理这段历史，扫清有意无意蒙在历史真相上的迷雾。

一，57年整风是毛泽东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蜕变的一次重大努力

　　1957年的春天，毛泽东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中，他认为自己找到了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蜕化变质的有效方法，这就是“开门整风”。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在回答黄炎培那个著名的“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就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到了1957年，他高兴地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他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会议上作了那个著名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进行开门整风的方针，随后就为实现开门整风而到处奔走，大声呐喊。他离开北京南下，一路在各省及军区的党员干部会议上演讲。那一年，毛泽东已经64岁了，可是从3月17日到20日四天中，他接连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作了四场整风的思想动员报告。很少乘飞机的他，在20日这一天，从南京飞到上海，在两地连续作了两场报告。所有这些讲话，其中心都是在讲开门整风的必要性，并针对党员干部的种种疑虑作深入细致的解释，今天再读他的这些讲话，仍然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极力想说服大家接受他开门整风思想的急迫心情，其言辞的恳切可以说到了苦口婆心的程度。可见毛泽东为了推动开门整风多么不遗余力，情绪又是多么高涨啊!

　　毛泽东为什么对开门整风怀有这么急迫的心情呢?

　　事实上，进行党内整风的想法在毛泽东心中由来已久，绝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一种随意安排，是他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重大决定。如果说，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熟知中国历史，读过无数农民起义军由兴变衰故事的毛泽东已经对这支基本上由穿上军装的农民所构成的队伍会不会出李自成有所担心，那么，他真正开始担心，是在一九五二年以后。他说：“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有些脱离群众了。”1956年前后，国内一些社会矛盾表现得尖锐起来，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原来带领群众共同战斗的共产党在自己执政以后却与群众发生了矛盾，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毛泽东认为这一类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党内不断滋长的官僚主义，执政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这个矛盾，共产党“不能靠威势吃饭”，“不能以力服人”，更不能“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群众说话，让群众来监督和批评执政党，帮助执政党克服缺点。

　　这些思想经过中共八大(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到八届二中全会(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期间的酝酿，形成了具体的方针和部署，沿袭中共的传统，提出了整风的任务。与历史上1942年的延安整风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整风，毛泽东主张采取开门整风的方针。

　　查阅《毛泽东年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关于发动开门整风的一个思想酝酿过程：

　　1956年 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话中提出要:“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 9月15日，在八大开幕式上致开幕词时，毛泽东重申了“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的成功经验，联系到现实存在的问题：“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1956年10月底发生了波匈事情，对中共震动很大，它说明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被外部敌对势力利用，可以危及共产党的政权。而在这个矛盾中，执政党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是内在因素。这个情况加重了毛泽东发动整风的紧迫感。在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党员干部搞官僚主义，欺压群众的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警惕党内出现贵族阶层的问题。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明确发出了全党整风的号令:“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经过理论上的思考，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其核心就是要解决执政党脱离群众的问题;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发动群众，参与对共产党整风，解决党群矛盾的有效方针。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整风的部署，宣布整风“准备今年开始”。在此之后，毛泽东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发动整风的动员。

　　然而，对于毛泽东“开门整风”的主张，党外反映强烈，情绪很高，而党内则充满不解和怀疑的情绪，抱有这种抵触情绪的人，按照毛泽东的估计，占“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时任部队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的陈其通，在1957年1月初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达了对“双百”方针的疑虑，认为它带来了负面结果。陈其通的文章反映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想法，以致在毛泽东批评该文后，大部分省市都没有把这个批评传达下去。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着急。他意识到，在党内普遍存在“打天下坐天下”思想的情况下，要靠党员自觉地进行整风是很困难的，必须有群众的参与和压力，必须坚持“开门整风”的方针。他说：“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不论什么都可以说。使我们这些在台上的同志有错误、缺点逼着改，不解决不行。”他在1957年3月13日召集科学工作者座谈会时强调：“将来党员整风，要有党外人士参加，一切问题要摆出来讨论，党内有问题不要关起门来搞。”

　　为了实现开门整风，必须营造一个鼓励党外群众讲话的言论环境。在1957年4月4日召开的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有人提出“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国策，能不能批评?”这样尖锐的问题，而毛泽东的回答是：“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六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为了打消党外群众怕被抓辫子的顾虑，毛泽东亲自抓了一些实际事例。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批评了对青年作家王蒙一篇有争议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粗暴压制行为。毛泽东说：“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毛泽东还尖锐地指出：“不从帮助人出发，而是一脚踢倒，这是国民党的作风。”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召集文艺界座谈会，特地对曾因演电影《武训传》受过批评的赵丹和孙瑜说：“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毛泽东对被人批判为黄色报纸的《新民晚报》及其编辑赵超构，也很宽容地说：“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党内掌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就在4月4日那个会议上，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质问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该会议后没几天的4月10日，毛泽东即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等人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批评，措辞十分严厉。毛泽东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针对党外群众鸣放情绪日益高涨而党内依然被动消极的情形，毛泽东为了抓住时机，加快了发动整风的步伐。1957年4月19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用十分急迫的口气催促“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将落实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即写成报告，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指示中要求各级组织进行自我检查并向中央汇报的事项具体到“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等等。指示中特别指出要通过整风改变“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严厉批评这种作风是“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毛泽东4月9日审阅《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时，草案原来安排整风运动的部署是“一九五七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一九五八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但是毛泽东决定在5月1日《人民日报》上就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直接开始整风。在这个指示中，整风的任务改变了原来提出的“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的顺序：，改为“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说明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官僚主义”视为危害共产党政权的头号危险。紧接着第二天，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全面清楚地阐明了整风的目的和任务，并把官僚主义和“不让群众说话”上纲到“国民党作风的残余”。文中说：“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不愿意深入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们说了不满意的话，就对他们采取打击办法。很明显，我们党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5月10日毛泽东读到报上多位中小学教师批评共产党干部的发言后，马上批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高层领导，批示：“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并且加上了尖锐的批语:“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毛泽东为什么不顾党内多数人的抵触情绪，坚持开门整风的方针呢?从他这段时期的多次讲话，可以感悟到这种执着源于他内心对于一个理想社会的追求。他希望由这次开门整风所开启的新风能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他说：“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这样，“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中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毛泽东后来总结道：“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些话生动地描绘出毛泽东心目中新中国的政治蓝图，它突破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样板的僵化的政治体制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生气勃勃，充满活力，能够不断自我完善、实现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事实完全证明，57年整风是毛泽东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蜕化变质的一次重大努力，也是他向着一个理想社会迈进的重要一步，跟后面的反右完全是两回事。毛泽东的开门整风是真诚的，甚至是迫切的。如果不是由于威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势力利用“鸣放”的机会兴风作浪，以致出现中国版“‘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转过身去对付外部的敌对势力，整风运动本来会按照毛泽东的愿望和方针进行下去，那么新中国后面历史很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二，右派势力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挑战使整风中途夭折

　　众所周知，毛泽东关于整风的设想与部署并没有得到实现。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甚至也在毛泽东本人的预料之外，整风开始不过一个月的时间，事情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现在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新中国如此强大的共产党政权在那个时候竟会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面临社会动荡的危险。然而当时的报刊和各种文件，都保留下详细的记录，严肃的学者只要花些功夫，就能从各种档案材料中看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大鸣大放后，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不仅数量猛然增加，范围迅速扩大，而且情绪日益激昂，言词愈加刺激，出现了“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直接挑战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言论。更为严重的是，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某些人的煽动性言论，引起了全国性的学运风潮，并且涌向社会，影响到工厂、农村和中小学，造成大量罢工、怠工、集会、贴标语、集体请愿等动乱局面，甚至有“打骂或恐吓杀人”的现象，已经构成了对共产党政权和社会安定的威胁。

　　有一种观点认为反右从根本上就搞错了，理由是没有人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人反对社会主义，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国共两党争夺政权的时候，就有人主张第三条道路，即美欧等西方国家的道路。共产党的胜利使得他们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但不等于放弃他们的政治主张。只要他们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国家的稳定，不抗拒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本来是对他们取宽容的态度，把世界观问题与政治态度区别处理。可是，其中立场强硬分子是不可能放弃其政治态度的，只要气候合适，他们必然要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上，就是现在，许多网上言论也表明反对中国搞社会主义的大有人在。有人就公开承认自己的右派立场，并以此自傲地说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中国真的发生苏联东欧那样的巨变，共产党下台，那些人肯定会立即撕掉鸣冤叫屈的平反申诉书，而以反共先锋的英雄角色重登政治舞台。

　　右派对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的敌对立场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们不仅自己发表攻击言论，而且还不许别人为共产党说话，完全不顾他们所标榜的“广开言路，言论自由”。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提醒民革会员“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竟然接连收到匿名恐吓信，说卢郁文“为虎作伥”，“无耻之尤”，并要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党外人士李仲公身上，甚至连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也收到了匿名信，要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这说明当时右派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袖，一个率领革命大军浴血奋斗几十年才从国民党手里夺取了政权的革命家和政治家，面对要共产党下台的挑战，毛泽东能够无动于衷吗?据史料，当时毛泽东心情沉重，十分忧虑。他对周围人说:“你看我们的政权能不能稳得住，会不会乱?”毛泽东发动开门整风，原本是为了把共产党整好，整成联系群众，为人民所拥护的执政党，而不是要把共产党整垮，现在却是面对着有人要共产党下台的挑战。在这关系到政权得失的关键时刻，除了坚决反击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把局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了。毛泽东确实认为局势很严重，他认为右派势力“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当时的情况，不仅是毛泽东，整个共产党上层都忧心忡忡，就连一些民主党派也认为共产党快要倒台了。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紧急邀集六位知名教授和其他一些人讨论时局问题(史称“六六六事件”)，他们一致认为由于学生闹事，大字报上街，共产党已经面临危局，“进退失措”，“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他们甚至准备向周恩来建议，让民主党派出来收拾局面，才能平息内乱。可见局势的严重绝非耸人听闻。如果不是及时有力的反击，局势接下去会怎么发展真的还很难说，刚发生不久的匈牙利事件就是前车之鉴。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中右派势力的愤怒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他们的背信弃义。在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双百方针时曾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他所听到的都是一片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声音。可是，鸣放才几天，毛泽东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派景象，说好是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却变成“请共产党下台”，“根本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意煽动;形势越是对共产党不利，那些曾经声称拥护共产党的人越是张狂地骂共产党。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相信他们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所以他为自己的“上当受骗”而感到愤怒是很自然的。毛泽东对秘书林克说：“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都是骗人的，一切都不要相信。他们违背了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意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肯定还记得历史上国共合作被国民党右派背信弃义的叛变所破坏并导致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的惨痛教训，他不能容忍再一次遭受右派的背信弃义。民革副主席何香凝批评鸣放中民主党派中“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也以历史上的国民党右派的背叛行为为借鉴，可见民主党派的左派人士也看到了问题的性质。

　　一些文章热衷讨论的“引蛇出洞“，即故意对右派言论不予回击，让右派面目充分暴露，然后等待时机成熟，聚而歼之的方针，是在右派发动进攻之后才提出来的一种斗争策略，与发动整风的初衷毫无关系。一些曾经信誓旦旦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人在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下举起了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旗帜，这种出乎毛泽东预料的情况打破了他原先对中国政局的乐观估计，并使他意识到中国社会中实际上还隐藏着企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力量，这是他认为要保证新中国长治久安所必须铲除的隐患。鉴于这些人在认为形势对他们不利的情况下通常隐藏自己的政治面目，所以要用这种策略来识别他们。既然局势已经发展为争夺政权之战，斗争双方已到了不是你倒就是我亡的敌我对抗关系，那么，该采取什么策略，只能以如何取得胜利来决定，这是理所当然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鸣放初期，尽管出现了许多批评共产党的过激言论，但尚未影响到社会稳定，毛泽东仍然坚持要把整风进行下去。5月16日，尽管已有不少右派言论出笼，但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时依然强调整风的必要性。他批示道:“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 直到6月8日已经拉开反右的序幕，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时，仍然设想“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可是，反右一旦开始，阵营一下子就非常分明。许多群众早就对右派的言论十分反感，他们对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深怀感激，而对党内正在滋长的“三风”的危害还没有多少认识。印刷厂工人拒绝为发表右派言论的学者印刷讲稿，他们说：“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 有的在报上发表右派言论的教授受到愤怒的工人的冲击，以致不得不要求公安的保护。当时广大群众和工农干部里有非常高的呼声，要求党中央尽快发起对那些“放屁”言论的反击。随着右派活动的更趋猖獗，这种呼声也更趋强烈。因此，当党中央反右派斗争号令一响，广大群众和那些工农干部就一马当先，全国立即出现批判右派的群众性的暴风骤雨。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要同时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不可能的。按照他抓主要矛盾的思想，粉碎外部的颠覆势力当然远比内部的自我整顿更为急迫。他只有以鲜明的态度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才能掌控整个局势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三，反右扩大化是党内保守势力抵制整风的恶果

　　毛泽东在展开对右派的反击时，对右派人数估计是：“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随着更多右派言行被汇集上去，他把估计数增加为“大约八千人。”毛泽东的工作风格历来是抓纲举旗，具体工作依靠各级党组织去贯彻。到8月中旬以后，毛泽东认为反右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把注意力转到农业生产方面，着手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酝酿一场经济建设的大发动。中央由书记处邓小平和彭真负责反右领导工作，毛泽东基本上不再具体过问反右的事。但右派人数继续在增加，到9月八届三中全会前全国右派总数达6万3千人;三中全会后，右派人数以惊人的速度继续增加。到58年夏，全国划定的右派达30万，58年12月又增至43万人，61年上升到45万之多。到79年“改正”时竟有55万，也就是说还多了10万的“黑右派”。反右的最后打击面竟超过毛泽东最初判断数的一百倍，如此离谱，绝不是一般理解的是由于政策掌握不当那么简单。

　　目前流行的观点所称的反右扩大化，主要是指把右派的范围不适当地扩大到右派边缘的人群，它只是从数量方面讨论问题而没有反映出事情的本质。实际上57年反右扩大化的真正错误，是把许多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人士打成右派，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这不是一个牵涉到的人数多少的问题，而是执政的共产党能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从而保持自己作为人民利益代表者的本色、避免蜕化变质的大问题。反右扩大化使得毛泽东发动开门整风运动以形成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愿望完全落空，使得毛泽东具有开创意义的扩大人民民主的努力和他所不懈推动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遭受严重的挫折与断裂。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党内反对毛泽东开门整风思想的保守势力。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双百方针，从一开始就不被共产党内多数党员干部所理解。《人民日报》发表陈其通的文章，把批评的矛头直指“双百方针”，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件。据毛泽东估计，党内赞同这篇文章的人占百分之九十。由中宣部直接控制的《人民日报》竟然迟迟不刊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双百方针的讲话;1月18日毛泽东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专门批评了陈其通的文章，可是参加会议的书记们回去后竟然大都没有把毛泽东对该文章的批评传达下去。这说明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双百”方针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毛泽东多次讲，在地师级以上的干部中，赞成“双百”方针的人，如果有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从中央一级的层次来说，对开门整风就有不同看法。据《北京党史》2007年第6期载文，刘少奇主张把整风运动限制在党内，认为开门整风风险很大，会使党成为矛头所向。刘少奇的这一主张也反映在他所掌管的宣传机构上。《人民日报》迟迟不刊登毛泽东有关双百方针与开门整风的讲话，却刊登质疑双百方针的文章并且不予批评，自然不是擅自所为。据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主要助手胡绩伟在毛泽东过世后写的回忆录所说:“在反右派斗争以前，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高深。可是邓拓同志的政治警觉比我高得多，他对当时几个重要会议的宣传，一再要我们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他坚持先请示，得到批准后再稳步行事。”“因为宣传计划送审后一直没有得到批示，他就顶着头皮按兵不动。” 《人民日报》这种“顶着头皮按兵不动”的态度正是毛泽东批评他们是“死人办报”、“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的原因;而他们的这种态度其实是经过请示得到高层批准的。

　　就党组织的整体情况看，对于毛泽东开门整风的抵触情绪主要来自“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据当时留下的档案材料，相当多的党员干部认为“这天下是老子打的，”凭什么“让党外给党内提意见”;有的拍着胸脯说:“老子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都不怕，你们搞大民主也把我整不垮!”更普遍的是满怀怨气，悲观消极，埋怨号召群众鸣放是“自己讨打”，把干部队伍“弄得乌天黑地，简直无脸见人”。许多党员干部对群众的批评十分反感，态度对立而且蛮横，有的破口怒骂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是乌龟王八蛋，有的暴跳如雷地撕掉群众批评的大字报。

　　反右开始，风向突变。那些本来就不满意毛泽东开门整风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在群众批评中憋着一肚子气的人，马上以百倍的热情向批评意见及批评者发动反击。反右运动的实际领导权落在具有这种思想状态和心理状态的人手里，其结果可想而知。

　　薄一波在回顾反右时说：“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四十万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这种明显的主观随意现象普遍发生，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他的“跟着群众运动走”的说法并不确切，实际情况是由各级党组织决定，更确切地说，是由各单位的第一把手决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为了保护科学家免受反右运动的冲击，直接去找毛泽东，要求对科技人员实行保护政策，结果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赞许。金属学专家葛庭燧本来要被地方党委定为右派，但由于所在单位是科学院直属单位，所以在张劲夫的保护下得以过关;但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钱伟长却未能逃脱，原因是钱伟长同时又是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不顾张劲夫的反对，坚持要划他右派，就未能保住。

　　另外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青年作家王蒙。他因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抨击机关官僚主义而受到一些“对号入座”者的责难。毛泽东在动员鸣放时多次亲自出面保护，使他在反右高潮的疾风暴雨中得以安然过关。可是在1957年11月后，他被所属单位—北京团市委召回，最后仍被打成右派。在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均反对的情况下，王蒙所属的团市委仍坚持给王蒙带帽。他们明知毛泽东的态度，故辩称“不是根据这篇小说划王蒙右派的”，而以王蒙自己(在他们的诱导下)作为向组织交心所谈的错误思想作为右派证据。

　　由此可以看到，“右派”的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具体单位的当权者手里。

　　毛泽东在面对要“共产党下台”的右派势力的挑战而不得不进行反击的情况下，仍然考虑到保护那些响应他开门整风的号召积极鸣放的人员。他多次强调要区分善意的批评与恶意的攻击。为此，他特意提出了北京大学傅鹰教授的例子，作为具体的标杆。他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在另一份党内指示中，他再一次提到傅鹰，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现在回过头去查阅一下当年傅鹰的言论，发现他的发言确实情绪激昂，口无遮拦。傅鹰的发言令当时派往北大蹲点的中宣部干部、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黎之听后都十分震动。黎之认为，如果严格按照毛泽东对待傅鹰的态度来处理，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右派，至少要少划百分之九十。黎之回忆说：“我当时想，如果能把(毛泽东对傅鹰的)这个发言公开印发，会少划好多右派。”然而，实际上的情况却是许多讲了与傅鹰类似意思的话的人，包括远不及其尖锐的，都被打成了右派。毛泽东给出的实例标杆根本就没有被认真采用。

　　毛泽东在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特别告诫各级党组织：“深人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可是，据许多回忆录所揭露，不少单位却出现了规定百分比抓右派，比例不够就硬凑等极其荒唐的做法。

　　对于右派的处理，毛泽东给出的基本方针是：即使是不肯转变的右派“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对于只有右派言论而无破坏性行动的人，“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反右中被毛泽东点名的第一号右派的章伯钧，当时按毛泽东的指示仍保留其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保留勤杂、秘书。这实际上给右派的处理给出了具体样板。毛泽东还特地批转了团中央有关处理右派分子的简报，该简报中说：“团中央机关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分别召开两次右派分子会议……向他们宣读了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说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出他们只要愿意悔改，党对他们采取宽大的政策，可以一不按反革命处理，二不剥夺公民权，三大部分不开除公职，给饭吃，给工作做，而且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可是，据许多当事者回忆录所揭露，相当多的基层右派因不当处理而备受苦难，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实际上被置之不理;而且，越是远离中央，越是边远地区，各种极端的“土政策”越是大行其道。

　　种种事实说明，毛泽东关于反右的方针政策在许多单位和基层组织都没有得到落实。薄一波所说的反右扩大化的“主观随意性”，确切地说，实际是某些党组织当权者的肆意妄为和对毛泽东指示的阳奉阴违。

　　那些当权者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然不能推咎于对领袖或党纪的服从，而是出于他们自己内心的主观愿望和强烈动力。他们的动力是什么呢?他们真的是在保卫党吗?

　　现在重新查阅一些当年所谓右派言论，可以发现其中许多其实只是重申或引用了毛泽东发动整风时批判党内“三风”种种恶劣表现的讲话。这说明某些在反右名义下挥舞整人大棒的人，他们真正保卫的是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权力，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三风”免受群众批评的权力，是他们继续高踞于群众之上，当官做老爷的权力。正因为如此，一批响应毛泽东整风号召，真心实意帮助共产党改进作风的人，遭到了残酷无情的打击，其中包括许多正直的有真知灼见的和富有才华的优秀知识分子和优秀共产党员。某些高喊反右口号的人，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批判“三风”的强硬抵制。有的甚至连这“三风”也不承认了。谁批评教条主义，谁就是攻击马克思主义;谁批评宗派主义，谁就是攻击党的领导等等，用一顶右派帽子把一切批评都挡了回去。

　　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陈其通反对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文章受到了一位署名“陈辽”的文章的批评，该文3月1日刊登于《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长时间对陈其通文章不表态后所刊登的第一篇批评文章。陈辽是一位参加革命早的解放军政治教员，他的文章热情讴歌双百方针，批评持怀疑态度的教条主义，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敢于向教条主义开火的人，在反右浪潮中竟然也大祸临头，他被处以党内察看处分，控制使用，转业地方，其罪名竟然是那篇受到毛泽东表扬的文章。

　　更有相当数量的“右派”实际是单位领导假公济私，打击报复，排除异己的受害者。这种单位当权者祭起“反某某就是反党”的大棒，用保卫党的名义来保卫他们不可告人的私心和违法乱纪的恶行。口号中这个“某某”可以是省委，部委，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基层单位的支部书记，这么一来，任何批评都可以挡在门外，任何批评者都逃不脱被压制的命运。这样就造就了一群不受群众监督，不受下级监督甚至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的地头蛇;同时也营造了一种溜须拍马、迎合上级、鼓吹“驯服工具”的政治气氛。

　　这样的事情竟然在毛泽东身边也发生了。中央办公厅的林克、戚本禹等八位年轻干部，因向领导提意见，竟被打成反党分子。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中南海，被毛主席得知了。毛主席愤怒地斥责这种压制批评的行为，他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八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林克、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这件事幸得发生在毛泽东眼皮底下，才得以公正解决。可以想见，在远离毛泽东的许多单位，在一些单位掌权者一手遮天的环境中，会有多少个仅仅因为向顶头上司提意见就被冤打错打的“反党分子”!

　　将57年跌宕起伏的政治风云连贯起来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反右扩大化实际上与毛泽东提出开门整风时受到的党内抵制是一脉相承的。反右扩大化，其中占很大一个比例，是党内坚持“三风”的保守势力对抗毛泽东关于发扬人民民主防止执政党蜕化变质的思想所造成的恶果;由于他们这种行径在“反右”的掩护下肆无忌惮，所以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恶劣而深远。

　　57年开门整风的中途夭折和反右扩大化的恶劣影响使得原先党内的一些倾向性的问题越发发展起来。毛泽东所批评的滥用职权，欺上瞒下，欺压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高人一等，盛气凌人，在用人方面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主义作风大有蔓延之势。如果说，在57年毛泽东就已经尖锐地认为“不整风党就会毁了”，那么后来的情况发展使他更加担心共产党有名存实亡的危险。他不断地发出指示和讲话揭露和抨击党内的阴暗面。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以一种十分郑重的语气向全党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如果不注意，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我们确实应该“好好想一想”。只有认真反思并准确理解这一段历史，才能更好地读懂毛泽东晚年的心路历程和他临终时总结自己一生时所说的为之奋斗的两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