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致信胡耀邦：取消高级干部的特权

 

　　王炳南（1908～1988），杰出的外交家，祖籍陕西乾县。父亲王宝珊与杨虎城是结拜兄弟，王炳南28岁即借助此关系策动西安事变，此后将外国记者团、美军观察团引入延安，作为毛泽东秘书参与重庆谈判，协助周恩来筹建外交部、参与日内瓦会议、主持中美大使级谈判引渡钱学森等，晚年创立中国友协并出任会长。

　　王炳南先生逝世时，将全部积蓄两万元用于在故乡筹建炳公学校，我在访问该校时发现一封书信的首页。后经找寻得知，此系1979年8月9日，王炳南写给胡耀邦的信，事关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及建议。原文未公开发表，根据书稿录入修订，经家属授权发布，以飨读者。

　　耀邦同志:

　　你在使节会议上讲，中央正在草拟一个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我现在写一点亲身经历和感受较深的问题，供你参考。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曾多次讲过，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群众的批判斗争呢？因为群众对他们有气，无非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也住多了，有了汽车，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严重脱离群众。平时没有机会讲，运动一来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

　　但是，现在有些干部，特别是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大搞特殊化，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有的高级领导干部已在人民中威信扫地，他们与群众之间已有一条鸿沟。这与今天全党团结搞“四化”的大好形势极不协调，这样发展下去，势必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应引起高度重视。

　　现在形势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如你所讲的，要恢复到延安时代那样一种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保证“四化”建设取得胜利的至关重要的一环。

　　有的同志担任政治局委员后，一不搬房子，二不要警卫班，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普遍赞扬。这种好作风应该大大提倡推广。

　　现将亲身经历和感受较深的几个问题，汇报如下:

　　高级领导人的住房问题

　　解放后，毛主席一直住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总理一直住在西华厅。他们住房面积都很有限，并且长期不让油漆粉刷，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给我们所有高级领导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苏联莫斯科建有一座高楼，斯大林当政时期，苏共政治局委员几乎都集中在那里，每人占一个单元，莫洛托夫在那里一直住到晚年。

 

　　一九五五年，我在波兰工作时，据有关同志介绍，波党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贝鲁特在解放初期曾住在豪华的前总统府，后来群众有意见，贝鲁特毅然决定搬出来，住到一个比较小的别墅里，将前总统府让出公用，作为政治局委员平时集体学习的地方以及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宾馆。波总理西伦凯维兹、副总理诺瓦克、外长拉帕斯基和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住在一个五层楼的公寓里，每人各占一个单元。因为这个公寓就在我们使馆对面，他们的出出进进，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门口没有警卫，也从未看到有个人警卫。总理经常自己开车上班，司机坐在旁边，没有警卫员。副总理诺瓦克经常一个人提着公事包步行上班。

　　一九五七年一月，周总理访问波兰时，当晚国宴后，周总理约哥穆尔卡单独谈话。我问哥穆尔卡，他表示欢迎，并指定在党中央大楼见面。总理考虑到所谈及的问题要有一个亲切的气氛，要求去他家里拜会。哥穆尔卡听后表示为难，说他的家里不便接待贵宾。

　　我解释说，我们总理非常朴素，从不计较这些。哥穆尔卡同意宴会后半小时在家里等候，总理按时到他家中。当时哥穆尔卡身为党的第一书记，住在工人住宅区的一栋楼的二层两个单元，每个单元三间，他同他的老婆住在一个单元里，一个书房，一个会客室，一个卧室。他的孩子住在对面的另一个单元里。他家一无警卫，二无服务人员，哥穆尔卡的老婆作为主妇，亲自煮咖啡招待客人。

　　谈话后，周总理建议他，为了安全和便于保卫，是否变动一下住地。哥穆尔卡笑着说，我住在工人区，周围都是朋友，我感到很安全。

　　另外，据说党中央曾给作为哥穆尔卡派过炊事员，他没有接受，说他的生活习惯老伴最清楚，她做出的饭菜最合他的胃口。人们经常看到哥穆尔卡的老婆提着篮子在市场买菜。当时，这在波兰人民中间传为美谈。总理回国后，在一次会议作报告时，对哥穆尔卡的简朴的生曾作了介绍和称赞。

　　最近，我访问奥地利时，拜会了奥中友协主席、前副总理皮德曼。引起我注意的是，他虽然年迈，眼睛看不见了，同他的女儿住在一个居民住宅区四楼的一个单元里，有四五间房子，陈设简朴。

　　我问，过去他当副总理时住在何处？陪同人员说，他几十年来一直住在这里。奥现任国防部长雷施，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请我到他家里喝咖啡，我的汽车到他住宅区时，迟到十分钟，到达时，这位国防部长少直站在马路旁等候。他亲自领我到他的家中，他住在二楼的一个单元，共两间半房子，一个会客室连着书房，另外还有一个小卧室，他夫妇二人住在这里，没有佣人，也没有警卫人员。

　　据奥地利朋友讲，这位国防部长经常不坐自己的专车，而是乘公共汽车或电车上班。

　　高级领导人乘座汽车问题

　　一九五五年，我初到波兰时，波兰党的领导人也按等级配给汽车，最高级坐吉斯，次者坐吉姆。一九五六年哥穆尔卡上台后，由于有反苏民族情绪，政治局作出决定，不坐苏联车，改坐从西德进口的奔驰车，打破过去坐车分等级的制度。

　　哥穆尔卡还规定，高干专车不许接送自己的子女和亲属。这些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访问朝鲜时，知道朝鲜政府有条规定，高级领导干部住在离办公室只有二十分钟步行路程的，平时一般不坐车。司局级干部住地离办公室只有半小时步行路程的，也不坐车，超过半小时的由公家派班车接送。

　　在一次宴会上，我曾问郑浚基副总理，他说这个规定很好，可以锻炼身体，接触群众。但我执行的不好，应该受到批评。

　　最近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合理使用燃料的法令，并决定罗共中央政治执委都不再使用西德奔驰车，改用国产的、耗油量较小的达契亚牌小汽车(比我上海牌小汽车略小一些)。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带头乘坐这种国产小汽车，并亲自乘坐到机场接待国宾。目前罗马尼亚全国使用的小汽车数目，比以前已减少了一半。

　　过去从报纸和照片上看到，前荷兰女王有时骑自行车在市场上买东西，有时也坐电车。这些都无损于女王的威信，反而受到群众的特别爱戴，称颂女王生活在人民中间。有时在报纸和杂志上，还可以常常看到美国总统在马路上或公园里走路和接触群众的报道或照片。

　　听说，英国已故前首相邱吉尔，有时也不坐汽车。英前首相艾德礼，有时与群众一起排队上公共汽车。英国有许多部长，是坐地下铁上班的。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周总理曾经讲过，说我们有些领导干部连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物都不如，还有浓厚的封建主义残余，讲排场，摆架子。这些封建主义特权作风以及照搬苏联的那一套的特权制度，都应该受到严厉批判。

　　高级领导人的保卫制度

　　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虽然进人国民党统治区的老巢，身入虎穴，但主席也只坐一部车。由于我当时担任主席的秘书，有些活动我也要随主席一起去，在安排行车方面，常常是主席坐在中间，总理和我分坐两旁，前面只有一个警卫员（龙飞虎或陈龙），从未考虑什么个人安危。

　　一九四九年三月，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开始中央机关都住在香山，为了筹备四月一日同国民党的会谈，总理让我同他一起进城。总理当时也只乘一部车，进城时，总理、林老和我坐在车的后面，前面坐一位警卫员。当时没有得到总理的批准，警卫部门又临时加派了一位警卫员挤在前面的坐位上。总理非常生气的说，一个够了，不要两个。

　　因为后上来的警卫同志是受命来的，一直未动，总理一生气就把这位警卫推下车。当时北平的情况很复杂，但总理并没有随便增加保卫人员。

 

　　解放后，保卫工作学习苏联那一套，毛主席参加什么活动，警卫局就在主席的车前车后加派警卫车。此事引起总理的非常不满。有一次，总理当着我的面批评汪东兴同志，说你们这样做法，完全把主席隔绝起来。为了安全，难道在左石再加派警卫车吗？还有空中，是否再派直升飞机？这件事说明，总理对这种保卫方式极不赞成。

　　在其他的一些国家里，除了军事部门有武装警卫守卫外，所有党、政机关均无武装警卫，他们采取便衣保卫的办法，内紧外松。而我们的党政机关都有武装警卫，门禁森严，对外影响不好，应设法改变。

　　当然，在今天还有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保卫制度还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分，不能借保卫工作搞特殊化。我们已建国三十年了，人民群众已有较高的觉悟，要相信群众，不要脱离群众。保卫工作如何适应当前的形势，改变老一套的做法，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高级干部特殊化问题

　　毛主席曾多次说过：“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周总理对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的特殊化，一直是坚决反对的。这一点，凡是同总理有过接触的人都有共同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总理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的衣食住行都是全党学习的榜样。总理过去有时去一些小饭馆吃饭，也去过东安市场，借以接触群众。至今，在他去过的地方，群众仍念念不忘。

　　总理的日常生活总是低标准的，同人民群众甘苦与共。总理提倡吃点窝窝头，他也常常吃窝窝头，总理在家里招待干部吃饭时，也总是有窝窝头或棒面饼。这反映总理时刻不忘广大劳动人民。

 

王炳南作为毛泽东秘书参加重庆谈判

　　我初到波兰时，波兰群众对专门为高级干部开设的特殊商店极为不满。那种商店挂着黄窗帘作标记，象征着专供高干购买物品的商店。哥穆尔卡上台后，下令撤消这类商店，也深得群众的拥护。

　　最近我经常听到群众在议论锡拉胡同的副食商店，据说这是专供某一级领导人开设的特殊商店。群众意见很大。当然，对一些年纪大的有病的高级领导同志，在生活上适当照顾是必要的，但作为特权制度应该取消。

　　另外，最近碰到一位老同志，住红霞公寓甲级单元。因年纪大，平时外出活动都是管理局临时派车。现在他被提升为政协副主席，机关马上通知他：一要他坐红旗轿车；二要派警卫员；三配专职秘书；四要搬房子。

　　他平时对红旗轿车的特权有反感，认为这是明显的特殊化。所以他只要求配一部普通专车就行了，而机关的同志说，非坐红旗轿车不可，不然就不符合现在的观定。但这位老同志一直坚持不要红旗车。

　　他对派警卫员也很有意见。说明特殊化是人为的，硬把一些领导干部从人民中间拉出去，送进保险箱禁锢起来。这是当前一个严重的问题。

　办公大楼问题

　　最近我路过南斯拉夫，南共领导人接见我时，我看到他们有党中央大楼和政府机关大楼。党中央各部和政府各部都集体办公。这样，最高领导和各部门的领导以及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办公，处理公文及时迅速，工作效率很高。

　　这两座大楼都建在大草坪上，环境优美，既无围墙，也无警卫，客人到达时，传达室给你一联系就行了，出入非常方便。南斯拉夫这样的办公大楼，在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有。

　　他们高级领导人和政府官员都在机关大楼上班，没有听说有谁在自己家中办公。而我们有一些领导同志已习惯于在家办公了，很少到办公室去，这样对保密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是非常不适应的。

　　以上意见妥否，请指示。

　　王炳南

　　一九七九年八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