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他们！那些并不知名的烈士

　　人民英雄纪念碑

　　刚从北京看病回来，临走前的晚上，求朋友开车带着我又走过一遍长安街。腿跛了不好走路，但我的心却一遍遍萦绕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喜欢晚上的天安门广场，千万盏灯光就像无数的英魂在守望着我们的宁静……

　　这些年来，我写了很多很多英烈，也拜托很多朋友去寻找他们的墓碑，代我献上一束鲜花。可我知道他们多数是基层革命者，牺牲仓促，时局未定，往往没有墓碑，所以每次都想在天安门广场，望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向他们致敬!

　　你们的英名无人知晓，你们的事迹万古长存。

　　革命成功万岁!

　　各种烈士牺牲的故事，我看得太多了，以至于都有些麻木了，直到看到刘仁堪烈士的事迹，因为那一刻我想到了一件清朝雍正年间的旧事。

　　河南学政俞鸿图因为贪污，被处腰斩，断为两截后，还没死透，蘸着自己的血，连写七个“惨”字。

　　司马迁《报任安书》里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同志在悼念张思德烈士的那篇《为人民服务》中，为这句话做了注解：

1944年9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对张思德追悼会的报道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同样是蘸着自己的血，写血书，如果说俞鸿图轻于鸿毛，刘仁堪烈士的牺牲则堪比泰山之重。

　　这位中医世家出身的革命者，如果在现在这个时代，他的人生轨迹，大概率是读中医药大学，然后在大医院当大夫，或者自己开诊所。但是在旧中国，父亲死后，身体孱弱的他，上不起大学，连当医生也不能生存，因为你没名气，不是老中医。只能到大城市当码头工人，扛大包。

　　直到大革命开始，改变了他的人生际遇，刘仁堪成为了共产党员，他认识到只有砸烂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亿万中国人民才有出头之日。

　　1929年5月19日，时任江西莲花县委地下党书记的刘仁堪，被捕后坚不吐口，敌人将他押出城门，准备杀害。

刘仁堪 烈士

　　刘仁堪见刑场有群众围观，便高声向群众喊话，揭露反动派的罪恶，宣传革命必定胜利的道理。敌人大怒，命刽子手割去刘仁堪的舌头。

　　刘仁堪不能说话了，就用脚趾蘸着自己流在地上的一泓鲜血，写下了“革命成功万岁”六个鲜红的血字。

　　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

　　1937年4月15日，中共哈尔滨特委被日寇破坏，特委书记韩守魁被捕。

　　此人随即叛变，竹筒倒豆子一样，彻底交代了整个东北地下党的全部机密。因为它是从我党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派来的，所以对我党和国际在东北的所有情况，可以说是完全掌握。

　　交通情况、秘密工作方法及各地党群组织情况等，一下子就被日本鬼子完全掌握了。敌人根据韩守魁的供词，经过几个月的秘密侦察后，照单抓人，对东北各地的地下组织同时进行了大搜捕，先后共捕去745人，其中被198人被杀害，这就是东北地下斗争中，惨烈而著名的“四·一五大逮捕”。

日寇在东北抓捕抗日爱国者

　　大家千万不要低估日本特务机关的智商，东北地下党的这场“大地震”，最初只是一场“小地震”。伪满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系统与哈尔滨宪兵队特高课合作，利用后者的特务密探，发现在“亚布洛尼(今亚布力)”森林警察队内部有我党的基层组织，开始实施逮捕。

　　抓捕了32名森林警察队员，审讯后，“扩大战果”，杀害了43名森警和附近群众中的抗日分子，由此打开突破口，扑向了我党的哈尔滨特委，最终导致了东北地下党的“大地震”。

　　在敌伪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鬼子对此案的总结报告，一份叫做《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关于“四·一五”事件的通报》的文件，相当得意洋洋：

　　“满共产党的首脑人物韩守魁被逮捕，不但弄清了哈尔滨特委的全貌，而且还掌握了全满共产党组织的概况，这对于将来思想对策是最大收获。”

　　读到这里，我的心仿佛被一把揪起来，有种扯心裂肺的痛!

杨子平 烈士

　　这许多烈士中，有位奉天特委的经济部长杨子平同志，身世非常传奇。

　　他家是山东牟平人，在朝鲜和东北，生意做得很大，又信基督教。杨子平烈士牺牲时，是英美奉天启东烟草公司的山东分公司总经理，此前还做过英美颐中烟草公司的奉天总代理，从出身、做派，怎么都不可能是个共产党。

　　甚至在杨子平烈士牺牲后，他的家人还一直以为他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干部，一次次为他打官司“正名”，从抗战胜利直搞到台湾小朝廷。

　　杨子平烈士这样的“买办资本家”，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呢?

　　日本侵略者最有发言权，它们给杨子平同志按上的“罪名”很明确：

　　“反‘满’抗日共产党!”

　　1936年8月20日，杨子平、王殿玉、韩晶石、许象九，四位我党奉天特委的干部，经伪满奉天地方法院检察厅判处死刑，由奉天日本本宪兵队送交伪满第一军管区军法处，予以杀害。

　　“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幸亏有鬼子的档案，我们才知道这四位烈士的基本情况：

　　杨子平，山东省牟平县养马岛东中原村人，奉天启东公司总经理，男，39岁;王殿玉，吉林省舒兰县石头嘴子人，奉天共荣中学校长，男，38岁;陈晶石，奉天省沈阳县第六区马三家子人，奉天共荣中学教师，男，28岁;许象久，山东省青州府益都柳镇人，奉天启东公司副段长，男，42岁。

　　请记住，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

　　一切都是为了党的需要

　　上海解放前夕，上海龙华监狱的一件囚室里，山东籍老革命秦鸿钧和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小革命富华，聊起了参加革命之前的经历。

　　老秦说，我没啥文化，参加革命前是卖油条!

　　小富笑了，心里以为这是秦鸿钧同志开的笑话，或者说地下工作者的谨慎。

父与子

　　可实际上，伟大的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觉醒起来，广泛参与，推翻国内外反动派的集体行动，卖油条的参加革命，有什么稀罕的呢?

　　抗战时期牺牲的，漳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刘忻烈士，就曾为革命，炸油条、卖油条。

　　刘烈士原名刘同方，化名杨化南，河南南乐县人(原属河北)，曾在河北省立大名第七师范学校读书，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早在大革命失败前不久，他就参加革命工作，入了党，以卖油条作掩护，开展地下宣传活动。

　　当然多数时候，刘忻同志还是以小学教师的角色出现。

　　抗战时期，他历任南官县战委会宣传部长、冀南文化界救国总会组织部长、垂杨县(在今属河北南宫)县长、漳河县(今属河北魏县)县长。

　　在此期间，刘忻同志曾经被日寇抓捕过，监狱斗争中，他的骨头非常硬，在敌人面前始终没有屈服过。有一次，鬼子问他：“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吗?”

　　刘忻同志愤然回答：“我是救国主义者，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鬼子瞪眼看看他，没有再往下问，准备继续感化他，毕竟这样的干部如果反水过来，意义非凡。

　　共产党员就这样被敌人困住吗?在南宫城内的监狱里，刘忻说服了一位有良心的伪军看守，给他一块碎玻璃，他就用这块玻璃往牢房的叶格子上划，划了几个月，终于划断了木格子，他脱衣试验木格大小。一试成功，到了春节除夕之夜，适逢大雪，敌人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他先把棉衣从笼中扔出，然后一跃出，越过敌人横躺竖卧的看守房间，穿好衣服，爬墙越狱，直奔城墙，从城墙飞跃而下，摔得晕死过去，躺卧雪地过了许久，才苏醒过来，终于脱险。

　　此后，组织上调刘忻去漳河当县长。

　　1943年12月，日本鬼子和伪“东亚同盟自治军”一万多人，对漳河县进行大“扫荡”。漳河军民在刘县长的领导下，与敌人巧妙周旋，不断打击敌人，并组织群众转移。

　　12月22日，刘县长和县政府跳出了敌人的封锁圈，转移到了封锁沟以北的夹河村，已经安全了。可他考虑到还有一部分群众仍在沟南，随时就有可能遭到敌人袭击，搞不好会有较大伤亡。

《南乐县文物志》关于烈士血衣的记载

　　为了不让群众吃亏，刘县长命令县政府和部队在沟北隐避，自己仅带了两个通讯员返回沟南。三人回到包围圈里，不断寻找逃难的群众，当他们走到南台头村北地时，突然遭到日寇骑兵的袭击，他们且战且退，终因寡不敌众，刘同方壮烈牺牲，年仅32岁。

　　刘忻烈士的血衣，在他牺牲后，被送到妹妹刘同环家。血衣有补丁数块，前襟右下部有3个弹洞，右肋部偏后有刺刀戳破口，血迹自腋下流至手。

　　我没有刘忻烈士的照片，但他的战友却有回忆：

　　“身材不高，冬天老穿着褪了颜色的蓝袍，蒙着不新的白手巾;脸盘不瘦不胖，闪着两只灼灼有光的眼睛;态度沉着，不好说闲话，说出话来，有力量，有趣味，是一个带有政治风味的文化人。”

　　两位牺牲在华北敌后的老红军

　　中国人讲“叶落归根”，然而很多时候做不到，比如那些抗战时期，牺牲在华北敌后长征过来的老红军。

　　《陈再道回忆录》里提到过几位：“还有几个营长，都是老红军战士，如陈芳祯、曾林山、杨永涛、吴炳先、杨生芝等同志。”

　　这几位同志，都是抗战时期牺牲在冀南的八路军烈士。

　　杨永涛烈士是江西籍老红军，杨生芝烈士是湖北籍老红军，他们具体是江西、湖北哪个县的?史料里没写。只说他们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经历过长征的同志。

　　杨永涛烈士生前在束鹿县大队当过大队长，部队升级为冀南军区独立团二营后，担任副营长。

　　战友们回忆说：“永涛同志对人很和气，生活上很艰苦，工作很实际，能与战士打成一片，党性很强，无论组织上调他做任何工作他决不讲价钱，愉快的去担任党所给予的工作任务。他作战很勇敢，每次战斗中，总是不怕敌人的火力射击，注视敌人的行动，指挥部队与敌周旋。不幸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于广宗郭庄战斗中，光荣殉国。”

　　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同志，不但作战英勇，而且党性原则很强。

　　杨生芝烈士，一看履历，就知道是员虎将，历任七七一团重机枪连长，军区特务营三连长，二十六团副营长，一分区独立团营长等职。

　　战友们回忆他：“生芝同志很有魄力，指挥能力很强，沉着勇敢是他的特色。善长机枪射击，每次战斗中，只要部队一摆开，他就掌握机枪，扫射敌人。

　　一九三九年在柏乡隆平一带活动时，有一次战斗，一百多鬼子向他这一连猛扑，他即刻从机枪射手手中接过苏式转盘机枪沉着的扫射敌人，压倒了敌人的凶焰，使部队未受损失，安全的转移了阵地。

　　他在服从组织听从指挥上也很好，一九四二年一分区司令部在大名以北活动时，郭桥敌人很疯狂，当时他在司令部里休息，分区即命他带警卫连去打埋伏，他毫不犹豫的带着部队去完成上级给予的这一任务，不幸就在这一战斗中壮烈殉国。”

　　四方面军出身的杨生芝烈士，也很有特色，显然不爱说话，但作为军事干部，技术好，作风扎实，关键时刻不含糊。

　　早先读革命史料，对这样的烈士只有敬佩，如今为人子亦为人父、为人夫，总在心里想到一个问题：

油画《送红军》

　　江西的杨永涛烈士，湖北的杨生芝烈士，他们的故乡也应当有一家子人，在望眼欲穿，等着他们回家。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革命老区，出外牺牲回不了家的才是常态，十人回一都是好的，有的村子，出去参加红军十几个、二十几个，一个也没回来……

　　这样的领导你见过吗?

　　辽宁庄河籍的吕明仁烈士是解放战争时期，辽宁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地方领导干部。

　　时任辽吉省一地委书记，牺牲时只有33岁，作为“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35年就入了党，抗战时期，就在山东做地委书记，可以说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干部。

　　这也是位革命意志非常坚强的好同志，在缺医少药的革命年代，他背上生疮，而且经常发烧，但仍咬紧牙关工作，使地委、政府机关及通辽、开鲁两县的干部安全转移。

　　没有药品，病情越来越严重，怎么办?

吕明仁 烈士

　　吕明仁同志强忍剧痛，让妻子在疮口上撒点白糖，加快疮口的溃烂，希望早一点能长出新肉来。同志们看他病成这个样子，劝他离队治疗，他婉言谢绝，生生是熬过来了!

　　省委书记陶铸同志为了给他补养身体，专门把缴获的美国罐头送去，吕明仁一口不吃，一个不留，全部送给其他伤病员，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入党时就发下的誓言，说出来的话，就不能改。

　　这么好的同志怎么牺牲的呢?

　　1947年4月12日凌晨，吕明仁带着警卫员、通讯员出发执行紧急任务，骑马行至开鲁与奈曼旗交界的西辽河渡口，军情紧急，冒险渡河。警卫员掉河里，他去抢救，结果疮口崩裂，被河水吞没。

　　可能有人会说，一个高级干部为了救警卫员而牺牲，不值得。

油画《罗盛教》

　　可说这话的朋友，我想问你们：

　　你们有没有想过抗美援朝战争中，为救朝鲜孩子崔莹牺牲的罗盛教?

　　有没有想过跳粪坑，救69岁掏粪老汉而牺牲的军医大学生，24岁的张华?

　　那个再也没回家的女孩儿

　　志愿军29师，作为15军的王牌部队，在第五次战役的角屹峰阻击战和后来的上甘岭战役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其实这支部队，原本不属于15军，而是由于15军临时接受抗美援朝任务，出川北上途中，临时抽调进来的，这其中就有一批天南海北的学生和老师。

英勇冲锋的志愿军战士

　　比如遵义解放当天，在遵义参军的河南流亡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这其中有个叫马蕾的女孩儿。可惜我手头没有什么资料，没能找到她是我们河南哪里人?是河南哪所学校的学生?也不知道河南的亲人是否知道她牺牲的消息?

　　我只知道她牺牲在朝鲜，是这批遵义参军的外地人中，第一个牺牲在朝鲜的烈士。

　　1952年2月，部队开展“三反运动”，师直部队集合听动员报告。文工队的马蕾同志因病请假，突然敌机来袭，轰炸了文工队驻地，她被炸弹碎片击中腰部，内出血抢救无效牺牲。关于她的年纪，遵义当地的史料说“年约22岁”，这么看来很可能是河南大学的前辈师姐了。

志愿军女战士

　　马蕾烈士牺牲后，被安葬在文工团驻地附近的一棵板栗树下，一起参加的周树心同志为她刻了一方小小的石碑，上写“马蕾之墓”。

　　马蕾烈士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她只是那批热血从军的中国青年中的一个，为了新生的共和国和人民的好日子，永远牺牲在了朝鲜。仅仅为了这个，我愿意把她短短的人生痕迹记录下来，告诉给所有路过的朋友：

　　曾经有个叫马蕾的女孩儿，再也没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