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毛主席时代的“模范”与新中国价值体系的构建

　　最早对于“模范”一词的印象是来自歌曲《南泥湾》的唱词：三五九旅是模范。小时候不明了“模范”是什么，但总知道就是很厉害的样子，是要人们学习的榜样，要人们照着他们的样子去做。

　　过去的“模范”多，“模范”辈出。我们一直都在学“模范”，学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白求恩是榜样，张思德是榜样，黄继光是榜样，罗盛教是榜样，邱少云是榜样，杨根思是榜样，王杰是榜样，王进喜是榜样，陈永贵是榜样，张秉贵是榜样，邢燕子是榜样，钱学森是榜样……数不胜数。

　　毛主席时代出模范，毛主席时代敬模范。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了一个故事，他说：

　　“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

　　毛主席是希望军队成为艰苦奋斗的模范，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毛主席在其一生革命生涯里，无时不注重模范对于革命的引领。

　　1934年1月27日，毛主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报告要求“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在会上讲了两个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模范乡的故事，江西的长冈乡和福建的才溪乡，不得扩军扩得好，而且公债也销得好，其他工作也很有成绩，为什么呢?他说：

　　“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

　　毛主席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因为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1937年1月30日，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六十岁生日，毛主席为他写了贺信，高度赞扬了这位革命老人，把他称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他说：

　　“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 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 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

　　1938年5月，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毛主席写下了《论持久战》，因为抗战面临着许多困难，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腐败现象和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团结、不巩固等等，因此，毛主席要求共产党员要起到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他说：

　　“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

　　1938年3月12日，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对抗战八个月来英勇牺牲的将领及每一个战士进行真诚地追悼，称他们是全中国人“崇高伟大的模范”，他说：

　　“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

　　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讲演，他称赞延安青年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因为延安青年是团结的，而且还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他说：

　　“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1939年5月30日，毛主席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寄语青年们要永久奋斗，奋斗到死，要在永久奋斗上面做模范，他说：

　　“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所以，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 我们对道德是这样的看法。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 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1939年11月，加拿大来华援助中国人民抗战的共产党员白求恩因病逝世，12月21日，毛主席写下纪念文章以悼念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号召人们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学习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学习他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毛主席对这种精神非常重视，他说：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944年3月5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认为英雄和模范大会是个比较好的工作方法，他说：

　　“有什么好的工作方法呢?我看最近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内战时期有些脱离群众的强迫的办法是不好的。 现在的英雄模范大会有新的内容，真正做到了群众化、具体化。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是群众中的模范，开这样的大会，就使首长、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同群众联系起来了。过去是首长同群众相隔离，没有去团结积极分子使群众同首长结合起来。”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讲演，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他说：

　　“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1950年9月25日，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致祝词，祝词说：

　　“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同时号召你们，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志们，继续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行各业的先进、英模不断涌现出来。毛主席也在不断地发现和挖掘他们的事迹，并使之发扬广大。

　　1955年9月、12月，毛主席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为该书收入的一百七十六份材料中的一百零四份写了按语，例如他从一篇介绍王国藩领导的“穷棒子社”的材料中看到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他在按语中说：

　　“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到一些勤俭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传开去，让大家照着做。应当奖励那些勤俭的、产量最高的、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 应当批评那些浪费的、 产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

　　1957年9月22日，毛主席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他在会上说：

　　“我最喜欢听典型，各地委要多讲典型。”

　　1958年3月17日，毛主席主持成都会议，谈到教育问题，他说：

　　“学制、课程要由各省、市去研究改变，有了典型，教育部门才能改过来。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及的。”

　　1963年2月22日，毛主席应《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求，为学习雷锋专辑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后，他跟秘书林克说：

　　“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全国掀起了“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的热潮，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

　　1965年6月16日，毛主席在杭州听取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及三线建设的汇报，当余秋里汇报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要发展农业，大体上解决吃穿用时，毛主席说：

　　“农业要搞大寨精神。农业靠学大寨，工业靠学大庆。”

　　什么是大寨精神?1970年4月13日，毛主席同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谈到农业学大寨时说：

　　“大寨是个七十户人家的一个大队，实际上是个生产队，他们能够以大队为经济核算单位，重要一条就是自力更生。”

　　什么是大庆精神?就是艰苦创业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1960年在那样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石油大会战，改变中国贫油的落后面貌。被称为“铁人”的王进喜喊出了“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都要抖三抖!”的创业誓言。

　　毛主席喜欢听典型，毛主席喜欢树典型，他认为“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及的。”他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改造中国，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通过典型的作用而普及，在中国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

　　毛主席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说过：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过：

　　“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毛主席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的宣言中说过：

　　“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而为实现和达到这一目标，必然面临着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构建的重任，不破不立，不涤荡旧时代留下的污泥浊水，砸烂一个旧世界，就无以建立一个新世界。新中国建立后曾有一个“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指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四新”，即是新中国所要建立的新的价值体系，就是无数的先烈流血牺牲所追求的价值体系。毛主席通过树立模范、典型的方式和途径，由点及面，一步步完成了新中国价值体系的构建大业。

　　1971年11月1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全体会议五十七个国家代表热情洋溢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智利代表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说了一段话：

　　“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桥这个巨大技术成就的那些人，结束了贪污、鸦片、堕落、放荡等现象，实行健康和俭朴的生活方式。”

　　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恩桑泽·特伦斯也说过一段话：

　　“经过二十二年之后，中国的精神——它倡导了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换句话说，人类的新生活法则。”

　　从他们的话里，看到了中国的新价值体系对于世界的冲击和影响，看到了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所预言的“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的实现。

　　新中国价值体系在哪里?它就在毛主席树立的一个个“模范”里，它在长冈乡那里，它在白求恩那里，它在张思德那里，它在黄继光那里，它在焦裕禄那 里，它在钱学森那里，它在大寨那里，它在大庆那里，它在雷锋那里，它在解放军的“酸菜”那里……